預算軟約束

2024年3月8日發(作者：黃金節)

預算軟約束" 在學術文獻中的解釋

1、預算軟約束是指,向企業提供資金的機構(政府或銀行)未能堅持原先的商業約定,使企業的資金運用超過了它的當期收益的范圍

2、廣義的預算軟約束是指當一個預算約束體的支出超過了它所能獲得的收益時,預算約束體沒有被清算而破產,而是被支持體救助得以繼續存活下去

3、長期以來,在傳統經濟體制環境下,國有企業處于一種所有者缺位的狀態,國有企業經營者的利益與其所有者的利益處于一個不十分一致的狀態,其受到約束相對較少,學術界稱為“預算軟約束”

4、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國有企業一旦發生虧損,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資、增加貸款、減少稅收,并提供財政補貼,這種現象被亞諾什·科爾奈(Kornai,1986)稱為“預算軟約束”

5、這種現象被亞諾什·科爾奈（Kornai,1986）稱為“預算軟約束”.科爾奈把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許多問題都歸因于預算軟約束的存在.為了取得國有企業改革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成功,消除預算軟約束刻不容緩

科爾奈版本的預算軟約束非常簡單，說一個家里，有老子有兒子，老子自然是非常喜歡這個兒子，用他的原話就是“父愛主義”。老子希望兒子不要成為紈绔子弟，花錢不要大手大腳。但是呢，這個老子又偏偏是如此溺愛這個孩子。所以，每次這個兒子找老子要錢，老子都照給不誤。科爾奈就說，有了這么一個老子，養十個兒子估計九個都會變成紈绔子弟。這個老子就是政府，兒子就是國有企業，要錢就給這件事情就是預算軟約束。

科爾奈最初的著作，盡管在理論上并談不上優美，但是他揭示了一個及其重要的現象，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父愛主義”，使得這些企業永遠不用擔心自己的生產是不是有效率，自己的產品是不是有銷路，或者自己是不是虧損。因為企業最后總是可以伸手向政府要錢。后來有很多人為“父愛主義”提供理論基礎，就是這種“父愛”是從哪里來的。我對文獻已經忘得差不多了，Eric Maskin的理論是認為，如果一個非常集中的金融體系，那么銀行很可能被一個壞企業給套住。為什么？先不小心貸出去1000萬，企業花了，沒錢還。企業說再貸500萬吧，我們就能生產還錢了，銀行于是想想看，為了那1000萬，就再貸500萬吧，于是就這么陷進去了。更多的人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解釋的，比如說我們早就聽慣的，為了社會穩定和解決失業問題，政府會不斷往不盈利的企業里注入資金。林毅夫認為，中國的國企不僅擔負著前面這些社會性負擔，還擔負著趕超這樣的戰略性負擔，于是預算軟約束就更嚴重。還有的人從政治家的腐敗等角度來分析。

不管什么原因導致的預算軟約束，其帶來的結果是非常嚴重的。其實很多國家存在預算軟約束的情況，細究起來韓國和日本大概都存在，盡管我不是很確定，因為我不太了解。中國有多嚴重吧？說一個我聽來的數字，是某位銀行高管親口說的。他說，在東北，把一個國企的職工全部請回家，工資一分不少照發和貸款讓這個廠繼續生產來自己養活這些人，兩者的費用比是1：4。在一個國有體系下，哪里開個口，就會有無數的錢從那里漏走。改制賣了點國有資產算什么？比起這樣一點一滴動態的流失，差遠了。更重要的是，預算軟約束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你不能下令銀行不給國企貸款，因為預算軟約束是那種體制下的必然產物，是不可能通過行政命令來解決的。

政府預算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立法機關通過控制政府支出從而約束政府及其部門行為的重要手段。作者綜合分析了最近幾年審計機關的審計結果，發現我國政府預算軟約束現象比較普遍。作者指出政府預算軟約束的后果很嚴重，不僅不能發揮約束政府行為的功能，還可能影響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甚至引發社會腐敗。作者呼吁完善我國的政府預算制度及相關配套制度，硬化政府預算制度。

作者在在文中對我國政府預算軟約束的表現形式給予了描述：第一，政府預算先執行后審批；第二，預留政府預算資金，部分預算資金不落實到具體的部門和項目；第三，隨意調劑使用或者截留、擠占、挪用預算資金，政府預算不能約束有關政府部門的行為；第四，大量財政性資金不納入政府預算，政府預算無法約束各級政府及其部門預算之外的行政行為；第五，任意突破政府預算約束，增加支出項目，擴大預算支出。進而作者分析了政府預算軟約束的危害是嚴重的：一是，削弱了預算制度約束政府行為的功能，其結果是，該管的沒有足夠的財政資金支出，不能管的政府缺去管了，政府“缺位”與“越位”并存。二是，影響國家宏觀調控的效果，“國家的預算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里面反映著整個國家的政策，因為他規定政府活動的范圍和方向。（毛澤東）”最后，預算軟約束是腐敗的重要源頭，政府官員可以隨意分配和使用國家財政資金，而不需要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因而預算軟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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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析了我國政府預算制度的制度缺陷是造成預算軟約束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現有二：一是政府預算制度本身存在嚴重的制度缺陷；二是配套的制度不匹配，導致政府間財權與事權嚴重失衡。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府預算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沒有法律約束力；第二，政府預算沒有涵蓋絕大多數財政性資金，形不成約束力；第三，部分預算制度脫離實際，削弱了政府預算的約束力；第四，政府預算粗放，起不到約束政府行為的作用；第五，違反政府預算規定的行為得不到制止，政府預算缺乏約束力。其核心問題是配套制度供給不足，政府的事權與財權嚴重失衡

最后，作者得出如下結論：政府預算軟約束表現形式很多，但其核心是政府預算無法對政府行為形成強有力的約束。政府預算軟約束的危害很大，不僅限制政府預算管理職能的發揮，影響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而且是腐敗的重要源頭。政府預算具有約束力的前提條件有二：一是政府預算可信可行，具有操作性，各級政府及其預算單位能夠從正式的預算安排中取得足夠的預算收入，以滿足必要的預算支出；二是預算規范、合理、有效。

預算軟約束綜合癥與全球金融危機

—來自東歐經濟學家的警告

預算約束的軟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主要成因之一。正是預算約束的不斷軟化促使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政府在過去10-20年里不斷出手援助企業。隨著未來預算約束軟化的趨勢逐漸加強，企業管理者的期望值也會水漲船高，他們越來越相信，一旦企業陷入困境，政府會毫不遲疑地出手相助。不過，預算約束軟化的大踏步前進并不意味著從來未曾經歷過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開始向社會主義轉型。

雖然在眼下的金融危機中，政府援助企業已成世界性的趨勢，然而迄今為止，支持或反對政府援助的經濟學家觀點都有失客觀性：支持者對其不利影響絕口不提；反對者的憂慮則屢屢被放大，從而忽略了一旦金融機構倒閉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從預算約束的角度看，筆者認為，政府援助計劃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即均未充分應用歸責原則—那些給企業和金融機構帶來巨大麻煩的罪魁禍首們并未因此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如果預算約束無法硬化，如果“勝存劣汰”的規則不再適用，那么最起碼需要人為地制造出“勝存劣汰”的局面，讓銀行或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兇們不應該再繼續坐享高薪，以確保企業決策者的成敗與其經濟成就密切掛鉤。這當然不會杜絕預算約束的軟化，卻能有效降低其副作用的傷害性。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政府的大規模干預行為是否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注入了些許社會主義思想是近來頗受關注的一個問題。作為一名生長于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又長年致力于研究社會主義體制的經濟學家，筆者想就此發表一些看法。資本主義制度下預算約束軟化的趨勢不斷加強

1968年，筆者的故鄉匈牙利開始了一場改革，嘗試將“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納入當時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國有企業的管理者被要求努力改善企業的盈利狀況，而一旦企業盈利，管理者也能從中分享一定的利潤。然而另一方面，管理者卻不用擔心企業虧損甚至負債累累，因為一旦企業陷入困境，政府斷然不會坐視不理，相反會從預算中撥出緊急援助款項，或是由國有銀行提供沒有希望償還的貸款，以類似的措施來挽救企業。虧損或是負債盡管不是件令人愉悅的事，但在當時的背景下卻并不關乎企業的生死存亡。由于政府對陷入困境的企業頻頻施以援手，企業管理者就此判斷企業最終不會關門大吉。盡管改革表面上讓企業管理者承受了巨大的盈利壓力，但實際上，其激勵作用微乎其微。既然企業不會破產，企業管理者也就沒有必要壓縮成本或是積極創新。財務狀況并未對企業的支出、貸款或是擴張形成真正的約束力，這也就是國家層面的“預算軟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綜合癥。

如果政府出手援助陷入困境的企業只是偶發性事件，那么并不足以導致預算約束的軟化。只有當政府頻頻出手，而管理層也開始寄希望于政府援助時，“預算軟約束”的癥狀才會逐漸顯現。實際上，這是一個由心理因素引發的現象，企業決策者的預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行為。而根據企業決策者對獲得援助的預期高低的主 觀判斷，預算約束可以分為強、一般弱、弱、非常弱等不同的等級。

“預算軟約束”在某種程度上與保險業中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含義類似，只不過前者所包含的內容更為豐富，描述的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以及相對復雜的經濟機制。保險用語中的道德風險指的是投保人基于獲得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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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期而采取消極行為，放棄一些原本可減少損失的必要措施，而“預算軟約束”則包含對一整套體系的觀察分析，對企業、政府、金融機構以及政治家的動機、行為進行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并觀察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預算軟約束”有助于滋長不負責任的行為以及對風險的孰視無睹，反過來會導致金融困境頻發、援助需求旺盛，換句話說，也就是使預算約束不斷軟化，形成一個不斷自我激勵、自我加強的過程。

對比社會主義企業的“預算軟約束”與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的“預算硬約束”，資本主義企業的決策者通常只能“聽天由命”，一旦企業持續虧損，或不斷積累外債，他們無法期待政府伸出援手，最終企業只得關門收場。盡管“預算軟約束”的癥狀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更為普遍，也扎根更深，但它同樣會出現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在筆者提出“預算軟約束”的理論之后，這一概念被許多研究者廣泛地應用于研究各種不同的經濟體系中。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還不起貸款的人很可能面臨著牢獄之災，而生意失敗不僅僅意味著經濟損失，經營業者的道德名聲也會嚴重受損。可見彼時的預算約束毫無疑問是相當硬化的。企業虧損和負債可能引發的嚴重后果迫使企業家不得不小心行事。

然而，所有權關系以及信用體系的不斷進步逐漸帶來了一些實質性的轉變。隨著“有限責任”的合法化，以此為基礎的合伙制也開始出現。與此同時，原本存在于決策者與所經營企業財務狀況之間的道德與物質的緊密紐帶也日漸式微。

隨著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企業決策者的命運、收入和名聲與企業實際經營狀況之間的聯系也愈加松散，而且，后續的破產法規為背負一連串貸款的企業提供了保護。在大環境和各方面條件的促成之下，預算約束不斷軟化。盡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預算約束軟化的程度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的預算軟約束不可同日而語，但其仍是數個世紀以來一個不容忽視的發展趨勢。企業管理層的報酬與日俱增，而他們所獲得的相應懲罰卻日益減輕。這一不協調的發展導致企業提高效率的動機不振，同時適應能力也逐漸滑坡。總而言之，預算約束的軟化鼓勵了不負責任的借貸、投資與擴張行為。

在分析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機時，這是一個必須時刻銘記于心的觀點。“預算軟約束”綜合癥的散布與蔓延似乎在一夜之間既成了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也成為其副產品。當然，“預算軟約束”并不是金融危機的唯一誘因，一系列復雜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導致了金融危機今天的局面。但毫無疑問，預算約束的軟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主要成因之一。正是預算約束的不斷軟化促使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在過去10-20年里不斷出現政府出手援助企業的情況（附表）。包括許成鋼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在過去幾年中均指出，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與此前的政府救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然而，偶發的提醒之聲并未引起外界足夠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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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無法判斷未來政府援助的頻率和規模，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世界范圍內的政府援助行為肯定會比之前更為頻繁且規模更大。因此，不管喜歡與否，預算約束軟化的趨勢仍將持續，實際上，它還在不斷加強中。而企業管理者的期望值也隨之水漲船高，他們越來越相信，一旦企業陷入困境，政府會毫不遲疑地出手相助。銀行和金融機構更是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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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確信自己的生存有政府承保。對那些經濟地位舉足輕重或是與政治家關系良好的非金融機構而言，一旦出現資不抵債或是破產的情形，政府同樣不會袖手旁觀。事實上，大多數情況下，對銀行的援助同時也意味著解救那些無力償還貸款的企業。

預算約束軟化并不意味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轉型

然而，預算約束軟化的大踏步前進并不意味著從來未曾經歷過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開始向社會主義轉型。這實際上并不是一個能簡單地用“是”或“不是”來回答的問題。

資本主義以內生增長的方式逐步脫胎于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隨著資本主義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商業對政治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與之相反，社會主義卻并非以漸進的方式向沙皇俄國和二戰后的中國滲透。與資本主義不同，社會主義體系的形成過程是以政治而非經濟為源頭的。

不管政府援助行為有多頻繁，也不管預算約束究竟有多軟化，可以肯定、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主義在很多國家不會出現。在美國、西歐以及其他發達國家，民主根基深厚，談論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型的可能性根本毫無意義。可能某些時候，公眾的不滿情緒較繁榮平和期有所增長，并廣泛存在，但只有極少數革命分子會相信這種不安能夠動搖社會體制的根基。

在拉丁美洲或是其他國家，民眾大規模的不滿情緒有可能引發暴動，甚至直接導致社會主義派別接手政權。在這些國家，要安撫民眾，經濟決策者與商業運作者需要緊密配合，甚至不惜以犧牲未來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成功為代價，更不能輕易嘗試激進的預算約束硬化。

而對發達國家來說，大可不必害怕引入社會主義體制中的某些元素，因為暴力推翻現有政治體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社會主義體制的某些主要特質有可能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萌芽并不斷強化。后一種情況只有可能發生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也只有在這一前提下，預算約束的軟化才能被視為典型的社會主義特征，或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型的征兆。

然而，不惜任何代價、簡單地停止援助或是硬化預算約束的做法并不可取。奧巴馬首席經濟顧問、哈佛大學前校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曾在一篇文章中明確提出反對“道德風險的原教旨主義”。筆者對他的觀點頗為認同，本文的目的并不是為原教旨主義布道，事實上，筆者的觀點與眼下鼓吹任由陷入困境的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倒閉的觀點大相徑庭。同樣，筆者也并不想在此討論政府究竟應該在何種情況下對哪些機構或企業施以援手。

筆者認為，公眾有關此次金融危機的爭辯將會囿于“急病是否需要急藥醫”的僵局。這幾乎無可避免，并將成為日后關注的焦點。無論如何，最起碼它或許能有利于大眾思考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并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切。

制造“勝存劣汰”結局，降低“預算軟約束”綜合癥的副作用

筆者并非政治決策者，作為一名研究與分析人士，職責其實與醫療顧問無異，首先是診斷出病因，然后開出可行的藥方。“預算軟約束”綜合癥更像是無法完全治愈的頑疾，病人需要持續的癥療和用藥。這種疾病不會致命，但恰當的療法會減輕其病狀。作為醫生，則有責任客觀地向病人介紹各種療法的效果，并著重強調副作用。而在眼下的金融危機中，某些經濟學家對政府的援助和其他經濟干預行為給出了片面的解釋，刻意規避了闡明副作用的責任。

就好比醫生向沒有希望治愈的病人夸下痊愈的海口一樣，看似普遍的經濟觀點有時卻容易將人引入歧途。如今，這種超乎現實的期望又開始轉向了政策規則。事實上，盡管規則的放寬是造成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卻并不是唯一的問題所在。即使嚴加管制也無法阻擋預算約束軟化的步伐，無法避免對信貸的過分饑渴，以及不負責任的冒險和快速擴張。社會主義、尤其是其后期復雜的歷史經驗證明，再完善的規則也不能取代適當的或正面或負面、或獎勵性或懲罰性的動機。不管規則制定得有多巧妙，人們總有辦法規避，生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人們對這一點了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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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是匈牙利一國就“出產”大量具有繞開規則行事天資的人才。很顯然，要治愈眼下的金融頑癥，更健全的政策規章是一劑藥方，但不能對其寄予厚望。

筆者認為，迄今為止，支持或反對政府援助的觀點都有失客觀性。支持政府援助者理所當然地僅僅關注政府援助的必需性和有效性，卻對本文所提到的不利影響絕口不提。醫生在對患有急性炎癥的病患施以類固醇治療時，有責任明確指出這一療法的副作用，并且其副作用還會隨著治療時間的推移而更加嚴重。經濟學家也應當承擔起類似的責任。另一方面，爭論的另一方—反對政府援助者也未免偏頗。他們的擔心并非杞人憂天，但這種憂慮卻屢屢被放大了，從而導致忽略了一旦金融機構或企業倒閉無法避免時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在政府是否該施以援手的問題上，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不同立場打造了觀點對立的抗辯雙方：左派或右派、保守或自由、共和或民主—對許多人而言，這一基本立場其實已經事先決定了他們會對哪一方的觀點振臂呼應，又對哪一方的觀點充耳不聞。

盡管筆者無法詳盡地得知每一項政府援助計劃的細節，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即均未充分應用歸責原則—那些給企業和金融機構帶來巨大麻煩的罪魁禍首們并未因此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如果預算約束無法硬化，如果“勝存劣汰”的規則不再適用，那么最起碼需要人為地制造出“勝存劣汰”的局面，讓銀行或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兇們不應該再繼續坐享高薪，當他們在名聲并未嚴重貶毀的情況下卸任或是重新找到薪水依舊豐厚的工作時，不應該得到眾多人的握手致敬。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體制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負責經濟的精英們,其職業生涯與其業績無關，而與他們的關系網和政治權益息息相關。我們不應當坐視這一顯而易見的缺陷在市場經濟中進一步蔓延。法律訴訟、立法以及政府官員個人和國家調控機構的干預行為都應該確保企業決策者的成敗與其經濟成就密切掛鉤。對商界人士、專業群體以及影響大眾觀點的媒體都應該施以更為嚴格的行為標準，這當然不會杜絕預算約束的軟化，卻能有效降低其副作用的傷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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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雅諾什·科爾奈

作為匈牙利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創建者、改革者及批判者，全世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先驅，在經濟思想史中獨樹一幟的理論家，科爾奈是唯一在新古典、新制度，在計劃、改革、轉軌等方面同時做出過開創性貢獻的經濟學家。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教授 許成鋼

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是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終身研究員，1972-1977年擔任聯合國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席，1986-2002年擔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目前，他還擔任國際經濟計量學會、國際經濟學會等重要國際學術機構的主席等職務。

從上世紀50年代起，科爾奈就致力于對社會主義傳統管理體制下的經濟問題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研究，他從經濟改革、體制轉軌、制度變遷的過程及規律等方面深刻揭示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科爾奈曾多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提名，他不僅是“預算軟約束”理論的創始人、蘇聯和東歐計劃經濟研究的代表人，更是世界經濟學界大師級的人物。

科爾奈著述頗豐，尤以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論著而聞名于世，先后出版的著作包括《經濟管理中的過度集中》（1956年）、《反均衡論》（1971年）、《短缺經濟學》（1980年）、《增長、短缺和效率》（1982年）、《主路與輔路：社會主義改革和后社會主義轉軌研究》（1995）、《掙扎與希望：一個后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和穩定化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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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以及《論醫療保障改革》（1998）等。過去20多年，科爾奈的許多主要著作，如《短缺經濟學》、《主路與輔路：社會主義改革和后社會主義轉軌研究》和《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等書都先后在中國出版，科爾奈也成為國內經濟學界非常熟悉的、對中國改革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他有關中央計劃經濟的諸多理論和著述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經濟學者。

現年81歲的科爾奈出身于匈牙利布達佩斯，青年時期曾在布達佩斯大學攻讀歷史和哲學。從1948年開始，科爾奈在匈牙利一家發行量最大的報社從事了長達6年的經濟編輯工作，這使他有機會以“圈內人”的身份研究社會主義經濟。1955年，科爾奈加入了當時剛剛成立的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是匈牙利經濟改革最早的倡導者。1956年，他的博士論文《經濟管理中的過度集中》出版，對中央集權經濟體制的運行機制進行了系統的實證性剖析，成為首本由生活在體制內人士撰寫的此類書籍。

上世紀50年代晚期，科爾奈是運用數學模型解讀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先鋒人物之一。在親身體驗了計劃經濟的局限性之后，他轉而從事對社會主義理論基礎的研究，并于1971年出版了《反均衡論》，這本書也成為他后來進一步探索社會主義體制本質的基石。

此后，慢性短缺、強制性增長、預算軟約束、官僚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原則與效率之間的沖突成為科爾奈的主要研究方向，1980年，他推出了著名的代表作《短缺經濟學》。他以社會主義經濟中普遍和長期存在的短缺現象為主線，以企業行為分析為重點，從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各方面剖析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說明短缺是社會主義常見的系統現象，其根源在于國家與企業存在“父子”關系。也正是在此書中，科爾奈首次提出“預算約束軟化”這一概念，用以描述匈牙利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國有企業的經濟行為及其績效。他在書中指出：“由于總是受到財政補貼或政府追加投資、減稅等其他形式的救助，長期虧損的國有企業并不會被市場所淘汰，國企的經營者通常情況下也預期會得到國家的財政支持，這會嚴重削弱市場機制，造成對整個市場肌體的腐蝕。”《短缺經濟學》一書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僅在中國就發行超過10萬冊。

從1988年開始，科爾奈耗時4年推出了全面總結自己社會主義體制研究成果的《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書，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解剖社會主義體制。這本探討社會主義體制穩定性、自由化和私有化的開創性讀物在東西方社會都造成了極大的轟動，被翻譯成17種語言。

隨著東西方格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科爾奈逐漸轉向東歐后社會主義經濟轉型中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研究。近年來，科爾奈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后社會主義轉型中國家職能的重新定義，尤其是重點關注從社會政策方面改革國家的經濟活動。目前，他正在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主持一個有關后社會主義轉型時期誠實與信任的專題研究。

2010年，新的一年，國資委對央企財務預算的要求還是去年那4個字：“現金為王”。從現金為王回溯至預算軟約束，演繹了央企財務預算理念逐步完善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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