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透明度、財政垂直失衡對預決算偏離的影響

2024年3月8日發(fā)(作者：我和妹妹)

經濟研究財政透明度、財政垂直失衡對預決算偏離的影響白天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摘要】 政府預決算偏離意味著政府預決算編制與預算執(zhí)行之間出現(xiàn)了偏差。我國政府預決算偏離度長期處于較高的狀態(tài)，反映了政府在預決算管理實踐中缺乏科學性，預算存在軟約束問題。本文從我國30個省預決算偏離的情況切入，利用2008~2016年省級面板數(shù)據(jù)，試圖探析財政透明度、財政垂直失衡與預決算偏離的關系，研究發(fā)現(xiàn)財政透明度與預決算偏離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財政垂直失衡加大了預決算偏離的程度，最后本文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關鍵詞】 財政透明度；財政垂直失衡；預決算偏離一、問題的提出缺失等非經濟因素對地方非稅收入預決算偏離度預決算偏離度是指在經立法機關審查批準的的影響；馮輝等（2015）[5]研究了晉升激勵與稅收任政府預算收支同作為其實際執(zhí)行結果的政府決算務對地方財政收入預決算偏離的影響。

收支之間出現(xiàn)了差異（高培勇，2008）[1]，我國政府綜上，已有的研究幾乎沒有從財政透明度和預決算偏離度長期處于高位，并隨著宏觀經濟的財政垂直失衡的角度對政府預決算偏離進行定量變化而波動，同時在全國和省級層面呈現(xiàn)結構性分析，基于此，本文試圖從預決算偏離的層面切的特征：在全國層面，“超收”和“超支”并存，而在入，探討財政透明程度與財政垂直失衡對預決算全省層面，“超收”和“少支”并存。過高的政府預決偏離的影響。算偏離度帶來了三重不利影響：一是政府行為不二、理論假設受限制和約束，不利于構建透明、法治、科學的治財政透明度反映了在公共財政領域，政府對公理秩序；二是“超收”不僅加重了企業(yè)主體負擔，抑眾公開政府結構和職能、財政政策意圖、公共部門制了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而且一定程度上影響賬戶和財政預測情況的程度，其兼具程序合規(guī)和內了“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進，不利于建設服務型容真實的雙重屬性，是構建責任制政府、實現(xiàn)多向政府和創(chuàng)建良好的營商環(huán)境；三是“超支”降低了度政府權力運作的必備要素。財政透明度對預決算宏觀經濟效率，長期大量的政府投資支出會對民收入偏離的影響機制主要體現(xiàn)為以下兩點：一是財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政透明度的提高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代理成本，使不少學者對我國預決算偏離的特征和原因進得公眾更方便地了解和監(jiān)督政府履行職責，抑制了行了分析和探討，孫玉棟等（2012）[2]闡釋了預算執(zhí)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和隱匿財政信息的動力，從而行中“超收”和“超支”的形成機制，認為地方政府支使預決算收入偏離度降低。二是財政透明度的提高出需求的剛性和對資金自由裁量權的追求形成了可以降低政府權力尋租的可能性，改善政府運行效對“超收”的“倒逼機制”；馬蔡琛等（2015）[3]從行為率和財政績效，相應的預算執(zhí)行效率也會得到提經濟學的角度刻畫了預算執(zhí)行偏差的行為響應機高，從而降低預決算收入偏離度。制；馬海濤等（2016）[4]考察了政治激勵和地方財力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一個假設是：財政透明程度白天然（1995—），男，碩士在讀，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方向：財政理論與政策。11【作者簡介】

農場經濟管理 （2019/11）越高，預決算收入偏離程度越小。1994年我國實行了分稅制改革，改變了以往“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基本確定了政府間財政分Farm Economic Management數(shù)來衡量，各省的對外開放度用進出口總額/地區(qū)生產總值來衡量。“政治錦標賽”下地方政府之間的標尺競爭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為了突出政地方政府官員往往人為低估預計的GDP增長權的格局。然而在實際運行過程中，財權層層集中，績，事權層層下移，導致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呈現(xiàn)非對稱性的特征，財政垂直失衡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財政垂直失衡在“中央點菜，地方買單”的制度背景下促使地方政府突破預算約束的限制，采取多種手段來緩解財政收入壓力，如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利用土地財政資源進行彈性創(chuàng)收，以及扭曲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結構使得經濟建設性支出占據(jù)重要地位，這都使得預決算的偏離程度居高不下。此外，官員政績、聲譽及對自由裁量權的追逐需要在超預算收入的基礎上實現(xiàn)，財政垂直失衡無疑加劇了這個過程。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二個假設是：財政垂直失衡程度越高，地方政府預決算偏離程度越大。三、實證分析（一）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預決算收入偏離度。預決算收入偏離度體現(xiàn)了地方政府預算收入和決算收入的偏差程度，衡量指標為：預決算收入偏離度=（決算收入-預算收入）/預算收入。財政透明度指數(shù)。上海財經大學評估了2009~2018年各省財政透明度指數(shù)，由于該財政透明度指數(shù)的評估依據(jù)是前兩年各省的財政基本信息，因此其所對應的年份為2007~2016年，本文選取2010~2018年的財政透明度指數(shù)作為變量。財政垂直失衡系數(shù)。考慮到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對財政垂直失衡的影響，本文采取江慶（2007）[8]的研究方法，將財政垂直失衡系數(shù)度量為：財政垂直失衡系數(shù)越高，意味著財政垂直失衡程度越低。其他控制變量的選取。通貨膨脹程度用CPI指12率，由于長期以來我國預算編制以預計GDP增長率為參考依據(jù)，因此隨著實際GDP增長率和預計GDP增長率的偏離，預決算收入也相應的發(fā)生偏離，故地方政府競爭會加大預決算收入偏離的程度。本文采用龐偉等（2018）[10]的研究結果，將地方政府競爭量化為：為了檢驗財政透明度與地方政府競爭對預決算收入偏離度的影響，本文選取2008~2016年30個省（不包括西藏）的面板數(shù)據(jù)構建以下模型：其中，表示第t年第i個省的預決算收入偏離度，表示第t年第i個省的財政透明度，表示第t年第i個省的財政垂直失衡程度，表示控制變量，包括地方政府競爭（governcomp）、通貨膨脹率（cpi）、開放度（open），表示隨機擾動項（如表1所示）。表1 變量的統(tǒng)計性描述變量名稱平均值標準誤最小值最大值觀測值indev0.052850.06899-0.262070.31562270fiscal35.0890715.273411477.7270vfi0.530760.178060.062250.85174270cpi2.842332.04739-2.3510.09270open0.298180.354200.03211.6976270governcomp0.022610.017380.000390.08191270本文的數(shù)據(jù)來源為：《中國財政年鑒》、國家統(tǒng)計局官網、CEIC數(shù)據(jù)庫、《2018中國財政透明度報告》（二）實證檢驗先對上述面板數(shù)據(jù)分別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然后進行豪斯曼檢驗發(fā)現(xiàn)固定效應模型更優(yōu)。同時為了保證結果的穩(wěn)健性，通過依次添加變量來觀測不同指標的顯著性：首先對財政透明度、財政垂直失衡與預決算收入偏離三者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然后分別加入各個控制變量，得出最終的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歸結果(1)(2)(3)(4)vfi-0.313***-0.239***-0.240***-0.243***(0.094)(0.090)(0.089)(0.088)fiscal-0.002***-0.002***-0.002***-0.002***(0.000)(0.000)(0.000)(0.000)cpi0.010***0.011***0.011***(0.002)(0.002)(0.002)open-0.096**-0.105**(0.042)(0.042)governcomp0.890*(0.480)Constant0.282***0.207***0.237***0.219***(0.045)(0.045)(0.046)(0.047)Obrvations27R-squared0.2940.3780.3910.400Number of

province230303030F49.5548.0237.9531.36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 p<0.01, ** p<0.05, * p<0.1結果表明在不同模型下，主要解釋變量財政透明度與財政垂直失衡都通過了1%的顯著水平檢驗。財政透明度與預決算收入偏離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財政透明度指數(shù)每提高一個單位，預決算收入偏離程度會下降0.2%；財政垂直失衡對預決算收入偏離存在促進作用，財政垂直失衡程度每提高1%，預決算收入偏離程度會上升0.24%；地方政府競爭加大了預決算收入的偏離程度，地方政府競爭水平每提高1%，預決算收入偏離會提高0.89%。綜上，實證研究結果驗證了本文提出假設的正確性。四、政策建議本文通過對2008~2016年30個省的面板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得出預決算偏離與財政透明度、財政垂直失衡的關系，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一是政府要不斷提高財政透明度。首先要完善預算編制管理，預決算信息的披露、預算執(zhí)行情況應該更加細化和具體化。其次要不斷硬化預算約束，出臺與《預算法》相配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細則以及懲處機制，同時不斷完善預算監(jiān)督管理，延長預算審批的時間長度，擴大人大審查權限并充分保障公眾監(jiān)督的權利。二是完善中央、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逐步實現(xiàn)事權上移，并為事權與支出責任的合經濟研究理劃分提供法律上的依據(jù)，從而緩解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特別是要改變省以下政府財政分成制的局面，強化省級政府的轄區(qū)財政責任制，并不斷擴大均衡性轉移支付的規(guī)模。三是改進官員政治激勵機制。基于政績考核下的政府競爭惡化了預決算收支偏離程度，因此需要弱化GDP的考核指標，設計更加多元化的指標體系，綜合考慮環(huán)境保護、經濟發(fā)展、勞動就業(yè)、債務化解、政府透明度與預算執(zhí)行情況等因素。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進行預算收支預測時要加入一些政策變量，合理確定財政收支的增減幅度。參考文獻：[1]高培勇.關注預決算偏離度[J].涉外稅務，2008(01):5-6.[2]孫玉棟，吳哲方.我國預算執(zhí)行中超收超支的形成機制及治理[J].南京審計學院學報，2012，9(04):1-12.[3]馬蔡琛，張鐵玲，孫利媛.政府預算執(zhí)行偏差的行為經濟學分析[J].財經論叢，2015(03):17-23.[4]馬海濤，白彥鋒，曠星星.政治激勵、財力缺失與地方非稅收入預決算偏離度——基于省際面板數(shù)據(jù)的分析[J].地方財政研究，2017(01):21-29.[5]馮輝，沈肇章.地方財政收入預決算偏離:晉升激勵與稅收任務[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5，30(05):58-68.[6]江慶.分稅制與中國縱向財政不平衡度:基于Hunter方法的測量[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7(01):13-16+26.[7]龐偉，孫玉棟.財政分權、地方政府競爭對財政支出效率的空間效應[J].現(xiàn)代經濟探討，2018(10):42-49.（責任編輯：馬金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