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公主”葉向真

2024年3月12日發(作者：小班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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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公主”葉向真

作者：周海濱

來源：《同舟共進》2013年第03期

凌子原名葉向真，葉劍英的二女兒。1941年生于延安。1960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

系，后轉入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1966年畢業。曾導演電影《原野》等4部故事片。任全國

政協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普及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等職。

家里的葉帥

在葉劍英的幾個孩子中，只有1941年出生的二女兒凌子自小跟隨在父親身邊。

筆者第一次見到凌子是2009年12月4日，在當年的葉帥府，一扇緊閉的高大鐵門后面的

一棟兩層小樓。小樓位于北京西山軍事科學院的一個宅院里。甫時，葉劍英的夫人吳博和二女

兒凌子平靜地生活著，遠離喧囂都市，寧靜而幽雅。

冬日朦朧，在掛滿葉帥照片的客廳里，凌子迎面走來，高挑、干練，高雅、清新，完全不

似一個年屆七旬的老人。凌子為我們每人準備了一個熟透了的柿子，她說是葉帥住時種的，以

前這里有很多的果樹，我們的談話也就從軍事科學院的果樹開始。

凌子出生在延安“嬰兒潮”時期。父親給她起名葉向真，意為面向和向往真理。然而，懷揣

“向真”夢想的葉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驚心動魄的歲月；“文革”后，她因執導《原野》和

《風吹嗩吶聲》而聞名影壇；如今的她致力于儒學的普及教育，成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一位布道

者。

凌子說，看著客廳里懸掛的那張父親與她的合影，總是會回憶起1963年11月一個深秋的

清晨。那天，凌子陪父親在院落里散步。父親撿起一片紅葉觀賞了一下，隨手交給凌子，凌子

回屋就把紅葉夾進父親的厚書里。沒想到隔了一天，父親寫了一首五言詩：“翠柏圍深院，紅

楓傍小樓；書中藏醉葉，留下一年秋。”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楓葉飄落的深秋，葉劍英在

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當時我找出了一片存在書中的楓葉，兄弟姐妹們都在上面簽了

名字，以作為對父親的懷念”。

葉劍英生前的不少工作人員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但是“大家見面，仍然叫著老首長當

年送的綽號”。葉帥在家里常愛逗孫子和年輕的工作人員玩，還給他們起了不少綽號：什么

“old王”、“馬頭”、“老和尚”“teacher蛐蛐”。“父親十分關心身邊工作人員的工作和學習，他常

說，在這里工作的年輕人，為了黨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時光貢獻出來了，要給他們學習的機

會，只要愿意都要想辦法送他們到學校去學習”。幾十年里，葉劍英送身邊的工作人員到護

校、軍醫大、 國防大學等學習的有20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狀說葉帥喜歡走后門，送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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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門上學，一時傳得沸沸揚揚。為此，葉劍英向毛主席寫了“檢討”說明情況。沒想到，此事卻

引出毛主席一個批示：“前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壞人。”

在外圍站崗的警衛戰士，葉劍英都叫得出名字，他散步時會走過去問他們家鄉是哪里，家

里經濟情況怎么樣，有沒有困難。有一次，一名警衛戰士告假回家探親，葉劍英知道他家里經

濟情況不太好，立刻讓秘書拿100元交給他。“要知道，那個時候大學畢業生每個月工資才40

元，我們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親的400元錢啊”。

凌子經常會想起童年和父親在一起的歲月。1947年2月28日，蔣介石在南京召見胡宗

南，部署大舉進攻延安。中共中央得到了這方面的情報，3月初決定緊急疏散，撤離延安。由

于擔心白天飛機空襲，都是集中時間晚上行軍， 5歲的小向真也跟著部隊撤退。一天，大卡車

壞了，葉劍英背著女兒徒步行軍，在漆黑的路上深一腳淺一腳地爬著坡，“我緊緊地摟著爸爸

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沒有摔下來，還伏在爸爸的背上，但兩只手卻伸到了

水坑里，碰巧撿回了爸爸掉落的眼鏡…… ”

“文革”中“”彭真，與周總理“談判”

“文革”大潮中，葉向真是中戲“造反派”組織的紅衛兵首腦，也是首都藝術院校的“造反派”

領袖。此時的葉劍英主要負責北京的治安，主持日常工作。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十分謹

慎，目睹“造反派”種種破壞活動，無力制止，只能大力穩住軍隊，強調軍隊與地方不同，不能

隨便揪斗、處分干部。

葉向真回憶：“當時的想法很單純，不管是哪個派系，都是永遠忠于毛主席，這個宗旨不

變。派系間互相看不順眼，我對你有看法，你對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舉毛澤東

思想紅旗’、‘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口號，還成立了毛澤東思

想戰斗團。”

1966年，毛澤東先后8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當時首都治安由父親管，有一次他

一回來就說‘糟了’。紅衛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門廣場發現了很多金條。紅衛兵抄家，把人家的

家底兒都搶了來，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結果一高興，一擠，金條從兜里掉出去了。父親非

常感慨地說了一句：‘如果這樣下去，年輕人不知道會學成什么樣？！’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

號召‘一定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組就到各個學校講話，講彭真、羅

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些人都是反黨的……”。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兩輛載滿紅衛兵的汽車停在位于臺基廠７號的彭真住地，他們

把一封信交給了門衛。趁門衛進屋看信之機，紅衛兵強行沖進了大門，把彭真從被窩里搶走，

并擺脫了隨后追來的警衛人員。

當年策劃“”彭真的為什么是葉向真等人？43年后，向真說：“學生都這樣，指哪打

哪，中央文革小組把紅衛兵召去開會，說應該做這件事。在這種號召之下，我們就做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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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很會利用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當時有一種單純的革命熱情，或者說是一種信念，帶有一種色

彩。我們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這樣了。”江青為此還把葉向真請到釣魚臺一起吃

飯，說：怎么能讓這些反革命在家養尊處優，要讓他們見群眾嘛！在葉向真的組織下，抓了

彭、羅、陸3個人，“楊沒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兒”。

此事馬上驚動了周恩來總理。他打電話問戚本禹，是誰搶的人。戚本禹說，“可能是葉向

真，我們打聽打聽”。不到5分鐘，他確認是葉向真。

向真回憶：“周總理千方百計找到我，跟我要人。我們就和總理談判……周總理看著我

笑，他看著我長大的。他問‘你們怎么回事啊，把他們藏在哪里了？’我們不說，只說把他們藏

在安全的地方了。總理就笑，說我們保證，幫你們開群眾大會…… 周總理一生經歷大小談判

無數，他說：你們看不住，他們的安全誰負責，如果有壞人搗亂，你們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

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么，開會的時候我保證把四個人都送過來。”葉向真說到這，哈哈大

笑：“周總理何等人，對付我們這些小毛孩子太簡單了，他還覺得我們挺可笑的，也挺幼稚

的。周總理什么場合沒經歷過，跟我們談判和小孩玩似的，他還笑嘻嘻的。”“我們當然聽總理

的話，他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我們就老實交代，藏在中央樂團的音樂大廳。”言語之中，

葉向真非常佩服周總理，“就藏了一個晚上就帶走了。后來真的開會的時候，他們四個人都到

了”。然后，公開批斗彭、羅、陸、楊等人的萬人群眾大會舉行，這是全國首次公開揪斗中央

一級的“黑幫”，轟動一時。

1966年底，包括葉劍英在內的幾位元帥以及各總部的負責人開始遭到“造反派”的圍

攻，性格直爽的陳毅首當其沖，葉劍英也被迫在軍校師生大會上作檢討。其后，“造反派”數次

醞釀揪斗陳、葉，被周恩來出面制止。只是保了元帥，保不住將軍。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軍

事將領，葉劍英在軍事科學院內的二號樓成了老干部的庇護所。

1967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全部癱瘓了。2月，在中南海懷仁堂周恩來總理召開

的一個會議上，葉劍英責問中央文革小組一伙：“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

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干什么……”

在京西賓館一次軍事會議上，一向溫和儒雅的葉劍英突然發火，猛擊桌子，小拇指被拍斷

了，后來這被稱為“二月逆流”。 此后，葉劍英因“二月逆流”問題，不再擔任軍隊重要職務。

四年監獄，葉帥擔心女兒“會傻掉”

“在父親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執行，突然把我們家6個子

女和保姆都抓起來關進了監獄，為的是從子女口中弄出整父親的材料”。1967年，葉向真和丈

夫劉詩昆被逮捕。葉劍英的長子葉選平、次子葉選寧、長女葉楚梅、長婿鄒家華連同一個帶毛

毛（葉向真和劉詩昆的兒子）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監獄分別關押。“說起抓我哥哥姐姐的

事，到現在我都覺得內疚，要不是我在‘文革’中太過折騰，江青也不會那么盯著我。四人幫要

想把父親這塊石頭搬掉，但是找不到有問題的證據，就從親屬身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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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向真被關押在9平米的單人牢房里，與外界隔絕。她不知道其他親人已經被抓了起來。

“開始的時候覺得沒什么，想著不管怎么著，過幾天還不得把我放了啊。結果越關越不對勁

兒……后來，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關了快兩年了，看樣子也出不去了，活著沒意思。當時還

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點”。

在牢里，葉向真鉆研起了中醫，試驗針灸。她趁提審時，在桌子上撿了根大頭針，又從掃

帚上截下一小段鐵絲，在水泥地上磨成針，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來，獄醫給犯人看病，

無意間遺落下兩支針。她從此用這兩支正牌武器練習針灸，為出獄后當醫生埋下了伏筆。

葉帥在“文革”中為什么沒倒？向真說：“葉帥沒倒是因為主席要用他，很多事情，沒有他

的時候，主席都覺得不安全，別人信不過。”

“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葉劍英在大節上顯出做人的宗旨， “絕對沒有野

心，不謀自己的利益，對自己的職務升降都沒有意見，能官能民”。

后來，周恩來向毛澤東說：“葉帥的一個女兒還在監獄里關著，就是延安出生的那個……”

毛澤東說：“一個孩子關她做什么！”由于這個提醒，1970年葉向真終于重獲自由。然而，出獄

后的葉向真讓父親震驚了，女兒幾乎連話都不會講了，人也變得十分遲鈍。“父親看見我時非

常激動”。

“我就這么稀里糊涂地被放出來了。所以后來江青來看我時，弄得我們上下特別緊張。 她

實際上是來跟我爸爸解釋，突然打電話來，說要來看我們，我們全家就跟要逃難一樣，把我兒

子都關在樓上禁閉起來，所有閑雜人等不得露面。江青來了以后，一見我爸爸，‘哎呀，老帥

呀，這個女兒受苦了，林彪他們這些人真壞呀，他不僅整你的黑材料，也成立我的專案組，也

在整我的材料啊。’當時我們聽聽眨眨眼，不知道說什么好。然后她就問，你在監獄里沒怎么

樣吧……你的孩子怎么樣了……我們趕快把孩子從樓上弄下來，那時才七歲多，讓他趕快叫奶

奶，江奶奶。‘叫奶奶干什么，不要搞這些，叫我江青就行了。’當時我們很尷尬，怎么敢

讓孩子叫江青呀……結果后來，從一些批示材料里頭才知道，抓我，抓我們，都是江青親

自批的。”

葉向真被關了近4年的單人牢房，“出來后我怕聽到聲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著”。每

當這時，父親就想和葉向真說說話，比如“身體狀況如何”，而葉向真卻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

來說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話：“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聽了女兒的話，葉劍英眼

圈發紅，說：“不是！是爸爸連累了你們。”

葉帥擔心自己這個女兒會傻掉。“父親對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們幾個做兒女的遭

遇種種磨難，完全是因為江青要整他。他真擔心我的身體恢復不了”。幸運的是，一年以后，

葉向真的身體基本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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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葉向真改名江峰進入北京醫學院改行學醫，兩年后在解放軍301醫院實習。實

習結束后，她留在了這家醫院，開始了7年的外科醫生生涯。

1976年初，79歲高齡的葉劍英主管著軍隊的主要工作。9月，毛澤東逝世后，“四人幫”迫

不及待地要篡奪最高領導權。葉向真回憶說，葉劍英分頭與華國鋒、汪東興談話，3個人經過

多次精心縝密的策劃安排，商定了如何實施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具體計劃。“抓四人幫，他們

三人每個人心里都有想法，在毛主席去世守靈的時候，互相試探、交談，看對方的反應。最后

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葉帥身經百戰，對秘密工作有豐富經驗，處理應急性事件絕對謹慎小心。“主席去世，很

多人給江青寫效忠信。說不定身邊很信任的人已經投靠‘四人幫’了。他們三個人沒有在一起待

過，更不會大張旗鼓開會，父親都是晚上開車到中南海，到汪東興家里談部署和安排”。“汪東

興不能出來，他是管8341部隊的，所有警衛都歸他管，他站在哪邊，哪邊就會90％的贏，他

的行動是‘四人幫’嚴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動不動，得讓江青等人摸不著汪的動向，這就是葉帥

的部署”。

“華國鋒當時集黨、政、軍三權于一身，也不能走來走去。汪東興告訴我：你父親要

我和華國鋒不要動，他在我們中間來回穿插……”“老爺子走動，他的車從中南海西門進，

在汪家討論后，出北門又去了華家。抓‘四人幫’前，他們三人根本沒一起碰過面”。坐鎮全局的

葉劍英做得天衣無縫。

葉向真后來問汪東興與華國鋒，他們證實了這些細節。“讓四人幫來開會，按照之前的計

劃三個人一組負責抓一人，每組警衛只知道自己的任務，一個一個地抓”。沒響一槍，沒流一

滴血，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此后的一件事，沒人會想到與葉向真有關。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

預備會議，葉劍英提出召開，會期36天。會議召開前，胡耀邦安排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起草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講話稿出爐后葉劍英不太滿意，就讓女兒執筆寫作，自己口

述，劉詩昆協助。從11月25日到12月12日，葉帥修改審定的葉劍英講話稿最終完成。

葉向真說，在講話中，葉帥特別親筆加上這樣的話：“大家敢于說出過去想講而不敢講的

意見，暢所欲言，充分討論，解決了不少全黨和全國人民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了正確認真的

批評”，“這是我們黨多年以來沒有過的好事情，是我們事業大有希望的標志”，“在中央工作會

議上實行這樣充分的民主，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我們一定要堅持、發揚，推廣到全黨、全

國。”

《原野》的禁演與曹禺的夸獎、廖承志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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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1978年，葉向真改筆名為凌子，回到了文藝界，當了電影導演，在中國新聞社電

影部拍攝紀錄片。“我這個名字已經夠響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國很多大字報上都有我的名

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讓這名字到處出現。”凌子說。

而父親對凌子的期許，是希望女兒做個中國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蘇聯著名的植物育種

家。凌子小時候對植物栽培有天賦，父親認為女兒學習植物學會很有前途。但是，凌子沒和父

親商量就報考了藝術學院。1960年，葉劍英得知女兒考上的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后很不高

興。凌子說：“父親一個星期沒跟我說一句話。”

在葉劍英看來，“你要選擇的職業，應該很直接地對國家有用，學電影導演不能很直接地

對國家作貢獻”。同時代的開國元勛的孩子們，要么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要么去蘇聯留

學，都是學習通訊、導彈、潛艇之類的國家急需專業。20年后，凌子拍完電影《原野》，請

父親看這部片子。父親看完才說了一句話：“現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原野》是凌子改編自曹禺1937年創作的同名話劇。曹禺曾擔任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

凌子在中戲讀書時擔任學生會主席，與曹禺有過接觸。劇本改編完成后，凌子將劇本交予曹禺

指點。“可是人家不回話，根本不理我們。這個話劇好多年沒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戲拍小品的

時候才拿出來演。”凌子說。

凌子找到自己單位中國新聞社電影部的上級領導、中國新聞社副社長兼南海影業公司董事

長吳江。當時，中國新聞社只拍紀錄片，不拍故事片，“我提出拍攝故事片《原野》，吳江將

我軍，說給你20萬夠不夠”。而當時，拍攝一部故事片至少需要80萬元。

凌子沒有馬上答應，而是回去和著名攝影師、錢壯飛的外孫羅丹商量，羅丹說：“答應。”

羅丹給凌子出了個主意：去采景拍一組漂亮的鏡頭，讓他們眼前一亮，就會給我們追加資金。

“我們第一批就去東北大森林里拍，羅丹那時拍出一組漂亮的鏡頭，拍白樺樹等秋景，也就是

《原野》開頭的那個場景，拍好了之后經審查吳江滿意了，就說，行！你接著拍吧”。

這是凌子第一次拍電影，請了著名演員劉曉慶、楊在葆。中新社主創人員只有凌子等幾個

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長影的人，“各單位湊出一部《原野》”。

影片拍攝完成后，凌子再去找曹禺看片。盛情難卻，曹禺到北影廠觀看了尚未音畫合成的

樣片。“看完之后曹禺非常高興。他把能請的朋友都請去看，在北影廠連續看了7遍”。后來，

曹禺還在家中宴請《原野》劇組，解釋為何不對劇本回話：“當時我不知道你這個葉大小姐要

干什么。我這個《原野》已經給批了一遍了，已經壓箱底不敢吭氣了。你又要拿出來演一演，

回頭給我抖落出來又要批判一遍。所以我不敢問這個事情，也沒法阻止你們。”

凌子問曹禺：“那您看了之后，覺得有沒有失掉原意？”曹禺夸獎說：“更凝練了，比原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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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野》的拍攝過程中，凌子還收獲了愛情，與羅丹完婚。時至今日，凌子還對丈夫贊

不絕口。同時，凌子與劉詩昆保持著一份真摯的友誼。（1967年，劉詩昆被江青定為“反革

命”，為了保住向真和葉帥，劉詩昆與向真離了婚。）

令吳江沒想到的是，《原野》前期拍攝真的23萬就下來了。正片完成之后，吳江請中新

社主管領導、時任國務院僑辦主任廖承志前來看片。廖承志當場指示，這個片子要拿到國外去

參加電影節。“當時廖公說，香港人對洋人的評價特別在乎，如果在外頭任何一個電影節有一

點響動，再回到香港就大不一樣了”。

1980年，香港電影界人士榮念增看到這部影片的拷貝，并向威尼斯電影節亞洲選片人馬

克·穆勒作了推薦。1981年，40歲的凌子一人前往威尼斯參加電影節，因為這部片子在某個領

導看來是“男盜女娼”，電影局禁止演職人員前往參賽。（凌子的工作單位是中新社，電影局無

權干涉，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電影節上，我一進餐廳，演奏人員就彈起日本歌曲。他

們都以為我是日本人” 。馬克·穆勒將《原野》選入參賽片，最終獲得那一屆威尼斯電影節世界

最優秀影片推薦榮譽獎。“這是我們國家第一部入圍威尼斯電影節的電影。當時入圍的都是黑

澤明的，華人這是第一部”。

獲獎的《原野》并沒有就此進入公眾視線，雖然香港票房大獲好評，把當時臺灣電影金馬

獎壓得沒了版面，沒了聲音，但是被審查定性為“只能外銷，禁止內銷”。“當時有關部門請工

會、共青團、婦聯開了個座談會，結論是男女主人公亂搞男女關系，教唆犯罪，宣揚有婦之夫

通奸和暴力復仇。為了爭取能在國內上映，廖承志打電話給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司徒慧敏，兩

人在電話里都吵起來了，但結果仍是只能外銷，不能內銷。” 凌子說，此后《原野》的陰影一

直籠罩著她。

1982年，凌子根據韓少功小說改編的電影《風吹嗩吶聲》入選夏威夷電影節、意大利電

影節、法國的蓬皮杜藝術中心。夏威夷電影節發函電影局請求寄發拷貝，但電影局未予回應。

與《原野》完全相反，凌子第二部作品得到的待遇是“只準內銷，禁止外銷”。“這個電影的本

子，電影局審了8遍。”凌子說，最后在金雞獎和百花獎開獎前一周允許上映，“時間這么短，

顯然不能參加評獎了。”

時隔7年后， 《原野》解禁，大量的公眾才一睹禁片真面目。其實，從1981年開始，

《原野》已經在內部渠道播放，作為國產內參片在休會期間播放錄像帶。1987年12月15日，

中新社提交了《原野》的送審報告單，再次要求在國內公映這部影片。而導演署名不是凌子，

而是江峰——葉向真從醫時的曾用名。

1988年，《原野》榮獲第十一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影片女主角劉曉慶

在頒獎會上感慨：抗戰8年，《原野》是7年后才允許上映啊！此時，在電影事業中幾度受挫

的凌子在北影退休，從此揮別影壇，隱居香港。

勸父親：“任何偉人也不可能把兒孫的事做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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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深秋，葉帥因病逝世。讓凌子遺憾的是，父親沒能看到自己事業上的這次“平反”。

凌子談起父親時說，他嚴厲起來，很有震懾力。“我小時候還不懂這是為什么，長大后才

明白，這是一種‘訓導’，為的是讓我們永遠記住做人的標準、要求和準則。例如對來客一定要

有禮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來人，不管是司令政委還是一般客人，告別時，葉劍英都要

親自送到門口，哪怕身體不好也堅持拄著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們也要這樣做。”

上世紀60年代凌子結婚時，來了很多客人。這一天非常熱鬧，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

已是晚上過9時了。“我筋疲力盡地走回屋，還沒坐下，父親突然問我，給沒給工作人員送糖

果？我說，還沒有，已經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親的臉立刻沉下來了，‘大家都湊了錢

給你買了禮物，鏡子、暖壺……你怎么可以這樣沒有禮貌！’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盤，裝了糖

果挨家挨戶去送”。

古語說：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葉劍英就是這樣，要葉家的人懂得一個

“禮”，要尊重別人。這也讓凌子想起父親經常講的一句話：“挺著腰桿走路，夾著尾巴做人”。

上世紀80年代，80多歲的葉劍英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的帕金森氏癥明顯加

重，行動不便。看著老人家這樣子，凌子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看著父親刷牙蹣跚的樣子，凌

子在旁邊小聲地說：“爸，全國人民永遠會記得你們這一代為他們所做的一切，但是誰也違背

不了自然規律，任何偉人也不可能把兒孫的事做完啊，走完了輝煌的高潮，總是要落幕啊！爸

您是不是也考慮一下呢……”父親認真聽凌子說完后沒有回話，又繼續刷他的牙。可是沒多久

葉劍英就向中央寫了請辭報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終如愿了”。

跟著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幾年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宣傳和普及的凌子認為：

“儒家的傳統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記得有一份法國的報紙登了這樣一篇文章，大概

說：‘我們認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它所能夠傳承下來的只有他們國家的文化，其他的都是

一種輔助手段………所以一個國家能留給后人和世界的唯有這個國家的文化，除此之外，沒有

別的。’說得這樣堅決。中國人很注重經濟的發展，而對自己本國的文化，反而不放在重要位

置。法國人覺得很不理解。經濟的發展，物質的滿足，這是生活指數好壞的問題，但是文化的

缺失是一個民族存亡的大事，所以我就轉向文化研究了。”

相比于“文革”時期的文藝戰線紅衛兵領袖，凌子已從一名社會秩序的破壞者成長為中國傳

統文化的修復者，其中變遷，令人感慨。談起自己的“文革”經歷，她說：“我不后悔，我也是

受害者。現在回想當年當然不對，真幼稚。但歷史就是這樣的。一切都是歷史的產物。”

“文革”和電影已是過眼云煙，如今的凌子在傳統文化的重新發掘中非常平靜。

（作者系文史學者）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3年第3期，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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