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婚俗文化

2024年3月14日發(作者：五年四班)

中國婚俗文化

中國的傳統婚俗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

一套完整系統的體系。這個體系涉及中國人婚姻的方方面面，同時也反映了中華

民族深層的文化心理。但中國的婚俗文化也有一個發展完備的過程，經歷了從原

始初民的粗獷、童真式的“開放”，到封建社會中晚期的成熟、系統的封閉。本文

就中國婚俗文化的幾個方面進行探討論述，希望能對中國幾千年的婚俗文化有一

個大體的把握。

“婚姻”一詞在古代漢語里指男女雙方的父親。《禮記·昏義》上又說“婚姻者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可見在古代人眼里，婚姻僅僅是兩個家

庭之間的一種社會性的締約，婚姻的目的也是傳宗接代和祭祀祖先，唯獨與男女

當事人沒有關系。而且在古代人眼里，婚姻的實質也并不是夫妻雙方的美滿幸福，

而是崇上與接下。所以，在今天人看來，中國古代對于婚姻的觀念是重形式大于

重內容，重社會性大于重夫婦的個體性。從上述對于婚姻的這種定義看，基本上

沒有夫妻雙方的影子，在這種婚姻里，夫妻既不是主角，也不是主要參與者，甚

至連配角都不是。他們就象道具、擺設、木偶，任人擺布。無論是對于婚姻儀式

的舉辦，還是對于婚姻的目的和實質的看法上，他們都沒有發言權。孟子更進一

步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句話使上述古人對于婚姻的定義的兩方面內容

結合了起來。并突出了祭祀祖先的優先地位，就是說，傳宗接代是為了祭祀祖先。

這種思想一直貫穿了中國二千年的封建社會，并一直在從上到皇親國戚、下至尋

常百姓家占據著統治地位。甚至，在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后很長一段

時間內，甚至直到今天，此種思想仍然死而不僵，并有著相當的市場。不過，今

天大多數人對于婚姻的理解畢竟已經大大不同于古代。至少在追求夫妻個體幸福

方面，現代人已經將之放到了婚姻的第一位。而且現代人對于婚姻的形式與內容

的關系問題的認識上，也與古人有了根本的區別。古人是重形式大于重內容，今

人則正好相反，是重內容大于重形式。現在社會上出現的大量的未婚同居，試婚，

“丁克家庭”等現象就是對于傳統婚姻觀念的一種稍顯激進的“矯枉過正”式的反

動。不過，正常的生兒育女、道義上的夫妻雙方的相互忠誠、尊老愛幼等等，畢

竟是對社會的一種負責。在這些問題上的激進，至少在現在看來是一種逃避義務

的自私行為。因此，回顧中國幾千年來的婚姻發展的歷史，找出其具有永恒價值

的一面，批判其封建糟粕的一面，對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仍不無借鑒意義。

一、先秦“淫奔”之風

先秦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哲學和文化的軸心時代。其時，民風樸厚無文，社

會處于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的大情境之中。而儒家的學說思想還沒有占據統治

地位，因此，人們在男女關系方面基本上是“情之所至”“率性而為”。許多在后代

人看來傷風敗俗、驚世駭俗，甚至大逆不道、十惡不赦的行為在當時則并不被人

認為有什么不正常。史籍中，此類思想和事件屢屢出現，證明先秦時代人們的性

觀念還是十分“開放”的。

《易經》系辭下傳里有這樣幾句話：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白虎通德論》解釋這句話：“男女之交，人倫之始，莫若夫婦。”完全肯定

了男女交合的人倫意義。而《易經》將“男女構精”看作是“萬物化生”的本源，從

思想上承認男女關系對于萬事萬物的重要意義。思想是實際的反映，《易經》對

男女關系給與如此之高的評價，至少說明，在先秦知識階層――其實也是社會的

主流階層，因為當時受教育的權力還掌握在少數統治者手中，《易經》之作者必

屬于社會主流階層――眼里，“男女構精”具有重要的本源意義。他們對于男女性

關系的看法還沒有后世的不潔感。而且，即使從唯物主義角度來說，《易經》的

這種“萬物起源說”也并非全無道理，從這一點來看，又可以說明，先秦時代人們

對于性不僅沒有不潔感，而且沒有神秘感。

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在男女關系上似乎是非常隨便的。后世的廉恥

觀念幾乎是不存在的。這樣的記載史不絕書。比如：“文姜如齊，齊侯通焉。”

（《左傳·桓公十八年》）文姜是魯桓公夫人，齊侯是齊襄公，他們是同父異母的

兄妹。再比如：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左

傳·宣公九年》）君臣三人與一個女人私通，還都穿著這個女人送給他們的衣服在

朝堂之上互相炫耀、開玩笑。這在后世人們眼中簡直是無恥之尤。再比如：“公

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左傳·文公十六年》）襄夫人是公子鮑

的祖母；祖母要與孫子私通，真是駭人聽聞。

《詩經》中涉及到這樣的淫亂的例子也不少。上面提到到文姜與齊侯齊襄公

的通奸就在齊風的《載驅》和《蔽笱》里有所表現。鄘風中的《墻有茨》、《君子

偕老》，邶風中的《新臺》寫的是衛宣公強占為兒子娶來的齊女宣姜。陳風《株

林》就是寫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的丑行的。另外，象一見鐘情、野外

幽會、大膽私奔等情況，《詩經》里都有描寫。

除了這些，先秦時期還有一種“轉房制”。所謂“轉房制”，就是子弟在父兄死后，

娶庶母及兄嫂為妻的婚制。例如，嫁給晉文公的懷贏，就曾先嫁晉懷公，懷公死

后，秦穆公就把懷贏納于文公。文公是懷公的叔父，這是叔姪間的轉房。而象兄

弟間及父子間的轉房亦有記載。

除了轉房制外，先秦時還有一種“劫奪婚”。即通過強行劫奪的方式達到成婚目的

的一種婚娶方式。每當部落或氏族間發生戰爭，婦女便成為掠奪的對象。除了殺

掉外，則“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如《易·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

寇婚媾。”又，《易·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

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無尤也。”將娶親的人誤認作寇，可見當時搶婚之風

之盛。

性開放的觀念不僅表現在行動上，還表現在平常生活和交往中毫無顧忌地談

論此事，而并不以為丑，而將之當作習用而常見的事情。如《戰國策·韓策》中，

秦國宣太后對韓國的使臣的一段話：“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

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公開地對外國的使臣談論自己的

房事，而竟能如此從容坦然，也足見當時人們對于男女關系的不在乎的程度。

許嘉璐先生在《先秦婚姻說略》中說：“先秦，確切地說是春秋戰國時代，婚姻

問題正處在以整易?亂?、由寬到嚴的過渡階段，既有前代的遺蹤，又有后代封建

囚籠的雛形。”

信然。

二、古代婚姻的聘禮與媒人

中國乃禮義之邦，是講“禮”的國家。中國古代尤其如此。這在婚姻上也不例

外。在古代婚娶中，聘禮與媒人占據極為重要之地位。幾乎無媒不成婚。傳統所

謂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聘禮當然就是指一定的禮品。這種作為婚姻聘禮的禮品的種類、數量、貴重

程度，不同民族、不同時代、不同的社會地位都有所區別。比如，《東漢會要·禮

四》里記載，桓帝娶大將軍梁冀的妹妹為皇后，“聘黃金二萬金，納采雁璧乘馬

束帛，一如舊典。”這樣貴重的聘禮一般家庭的人是難以想像的。但聘禮無論貴

賤多少，作為傳遞情意的媒介的作用卻是一致的。在社會生產力尚不十分發達的

先民時代，一枝花、一顆果、一件粗糙的手飾都可以用來當作聘禮。如《詩經》

邶風《靜女》一詩說：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

彤管有煒，悅懌汝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

匪汝之為美，美人之貽。”

這首詩里的“彤管”和“荑”就是聘禮。再比如《詩經》衛風《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詩里的“木瓜、木桃、木李”和“瓊琚、瓊瑤、瓊玖”也是傳情達意的聘禮。此種投

桃報李式的交往基本上是自愿的。只要一方停止送禮和拒絕收禮都意味著雙方關

系的終結。進入階級社會后，聘禮變得貴重起來。往往金銀、布帛、牛馬等都被

用來作為聘禮。

媒人是在一夫一妻制形成之后才出現的。媒人既為男女雙方的婚事奔走，也在雙

方出現糾紛時從中調停。但在封建社會，媒人是雙方家長意志的代理人。《詩經》

豳風《伐柯》里說：“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說明媒人在

婚姻締結中的地位非同小可。

由于媒人是雙方家長意志的代理人

/

，因此，他的意見左右甚

至決定了婚姻的成敗。媒人在雙方家庭之間前后周旋，上下其手，其作用別人無

法替代。比如取材于《聊齋志異》的電影《花為媒》，里面兩個媒人角色阮媽和

二大娘，居然可以偷梁換柱，連新郎和新娘都可以使人來假冒。《世說新語》曾

記王羲之坦腹東床的故事，在這個故事里，郄家女和王羲之都處于絕對被動的地

位，在這場相親事件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那個代表郄家去相親的媒人。

媒人在古代又可分為官媒和私媒兩種。《周禮·地官·媒氏》說的“掌萬民之判”的“媒

氏”，與《管子·入國篇》中的“凡國都皆有掌媒，”主管“合獨”的媒妁都是官媒。

而《戰國策·燕策》說的“周地賤媒”的媒人，當屬私媒。而且據史料記載，宋代

已經有了媒人的行會組織。元代媒人更是由鄉社推選出來后注冊于官，政府給他

們頒發相當于《婚姻法》的《至元新格》，使他們有法可依。

媒人似乎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種文化特產，它反映了中國農業社會人與人，特別

是男女之間相互隔絕的一種文化情境。但中國的媒人傳統雖長，卻沒能發展出屬

于自己的行業特色和行業資源。其輻射性和擴展力也一直局限在“專業媒婆”這一

狹窄身份上，并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走向衰亡。

三、古代婚姻的禁忌

古代婚姻的禁忌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同姓不婚，一是姻親間禁婚，一

是禁娶親屬妻妾。

同姓不婚在中國是一個很久的傳統禁忌，從周朝起就是這樣。姓的起源原來

是血統的一種標志，最初，同姓的都有血統關系。所以在同姓之間禁止發生性關

系。《禮記》所謂：“合二姓之好”就是這個意思。《禮記·曲禮》說：“娶妻不娶同

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我國古代所以規定同姓不婚，除了出于倫常的理由，

還有一定的科學道理。人們認為同姓的結合對于子孫后代是有害處的，這樣的結

合后代不會繁殖。同姓不婚的禁忌，在法律上一直保持到封建社會的末期清朝。

實際上隨著人口的增殖，同姓已經和同宗不同，大量同姓的人未必有血緣關系。

但在法律上，仍然禁止同姓結婚。唐朝對同姓結婚的人處徒刑二年。同姓又同宗

的加重處分，以奸論罪。（《唐律疏議》）明清時代法律規定，同姓為婚的各杖六

十，離婚。對于同宗的，分別有服親和無服親處分輕重不同（《明律例》、《清律

例》）。法律上雖然規定同姓不婚，但是法律規定與社會實際生活是有距離的。自

從姓氏失去原來的意義，同姓并不一定是同血統的標志時，同姓不婚的禁忌也就

失去了原來的意義。盡管法律上仍舊保留這種規定，實際已經與社會脫節，成了

一紙空文。

姻親間禁婚。中國古代，外親之中，有些親屬之間也是不許結婚的。較近的

親屬又有尊卑輩份不同，如舅與甥女、姨與甥男當然在禁止之列。即或親屬關系

較遠而尊卑輩份不同的，如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堂姨、母之姑、堂姑以及小于

自己的輩分的堂外甥女、子媳、孫媳之姊妹等都不許通婚。姑表、舅表、姨表兄

弟姊妹的婚姻，在唐、宋兩朝是不禁止的。但明、清兩朝則禁止姑舅、兩姨兄弟

姊妹結婚。但在實際生活中，中國人是特別講究“親上加親”的，因此，姑舅、兩

姨兄弟姊妹結婚是非常普遍之現象。電影《花為媒》中的王俊卿和李月娥就是一

對表姐弟。歷史上實有其事的姑舅、兩姨兄弟姊妹結婚就更多。如宋朝大文學家

蘇洵的女兒就嫁給舅父程浚的兒子為妻，大詩人陸游娶的就是他的表妹唐婉。衣

冠之家如此，流風所及，一般百姓家可想而知。明、清兩朝雖然明文規定不許中

表結婚，但廢止此禁的也是這兩朝。原因就是民間相習為俗，法律欲禁也禁不了。

只好聽之任之不作處理采取一種“民不反，官不究”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

清朝則以判例廢止了原來的法律。

禁娶親屬妻妾。中國古代極端重視倫常，親屬的妻妾與其夫家親屬之間發生

性的關系是絕對不容許的。在她的丈夫活著的時候有犯奸行為固然要嚴加治罪。

即或丈夫已經死了，也只能改嫁外姓，而不能與夫家的親屬結婚。否則不但要治

罪，還要強制離婚。至于與近親屬配偶為婚更被看作滅絕人倫。明、清律規定，

“收伯叔母，各斬立決；收兄弟妻者絞決。若為親屬之妾則各減妻罪二等。”對于

已經離了婚的或者改了嫁的親屬的配偶，則被認為原來的夫妻之情已絕，不同于

從一而終的婦女，可以從輕發落。所謂娶親屬妻妾的禁忌，原來只限于同宗親屬。

但外婚之中如舅甥雖不同姓而親屬關系較近的，也列入禁忌之列。

這些禁忌只是封建社會中晚期才逐漸為封建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在先秦時

代，如我們上述所談到的，那些在今天看來亂倫、聚YOU、群奸、獸奸等不恥

于人倫的事情屢見不鮮，而且幾乎被當時的人們視為正常。那是中國文化發展的

童年時期，體現的是一種“天真的無恥。”當文明逐漸向前推進，人們漸漸“知恥”

了，先秦時代的那一股天真之氣也失去了。文明的進步本身就是一種悖論。

本文只是對中國古代婚姻的某些方面進行了一些簡單論述，且述多論少。中

國古代的婚姻是一個大課題，如果將這個課題說清楚，那將是幾本專著的容量。

不是本文所能容納得了的。研究歷史是為了服務于今天，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上的

婚姻制度也好，婚姻禮儀也罷，歸根結底還是為了給我們今天的生活提供鑒借。

中國雖然走過了封建社會，但我們中間的一些人的婚姻觀念卻并不比古人進步多

少，比如重男輕女，比如男尊女卑，比如大索婚資等等，都是封建思想的流毒。

對此我們應該大力批判。希望本文能為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一點有用的東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