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課程性質的歷史論爭及當代啟示

2024年3月14日發(作者：大塊朵頤)

語文課程性質的歷史論爭及當代啟示

1904年，“中國文學”科目在奏定學堂章程中出現，標志著現代語文課程的獨立。一

百多年以來，涉及語文課程性質的論爭從未停止。在這一探索過程中，概括來看，有三輪

辯論值得我們提要回顧，反思認識。

一、20世紀前期：文與道

第一輪辯論發生在20世紀前期，論題是“文與道”。

中國古代語文教學一直主張“文與道”統一。近代，融入生產勞動、社會生活、一般

教育中的語文教學發生了“裂變”，出現了修身、讀經、辭章、中國文字、中國文學等課程。

其教學活動雖都是選讀文章，卻開始有了“文”或“道”的不同側重，“文與道”的學習有

了一定程度的分離。例如，修身、讀經的學習重在學習選文內容，重在精神思想教育，專

注于“道”的傳輸與浸潤；而辭章、中國文字、中國文學等的學習，卻開始注意學習選文

形式，注意學習文章及詩詞歌賦的相關知識和寫作方法，“文”的學習受到關注。1909年，

早期著名語文教育專家、教科書編輯沈頤在《論小學校之教授國文》中提出，“宜以實用為

歸而不必蹈辭章之習”，“授以布帛粟菽之文字而不必語以清廟明堂，則真國民教育之旨也”

[1]。即偏重實用性的“文”的學習，這可以看作是語文課程“工具論”的濫觴。

然而，語文教學有著久遠的歷史，與民族深層意識融為一體，在塑造民族精神、增強

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強大的教化作用，國家常常會要求語文教學實現其教化功能。1912

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中學校令施行規則》，規定中小學一律開設“國文”課，清朝

末年“裂變”而出的多門語文課程“聚變”為一，語文課程的學習又重新強調“文與道”

的并行。1916年臨時政府頒布《中學校令施行細則》第三條說：“國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語

言文字，能自由發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養文學之興趣，兼以啟發其智德。”[2]

20世紀前期，面臨異國覬覦和民族危機，為使中國走上獨立、富強的振興之路，有識

之士倡導并踐行教育救國。1920年，當國語教育興起時，蔡元培《在國語講習所演說詞》

中又一次強調語文的意識形態意義對于國家和社會的作用：“為什么要有國語？一是對于國

外的防御，一是求國內的統一。”[3]語文教學更加偏重于“道”，并引發對于語文教學中“重

文輕道”傾向的批評。1922年，葉圣陶就在《小學國文教授的諸問題》中指出：“不明白

國文教授之真作用，徒視為形式的教科……由第二種謬誤觀念，便輕視文字的內容和表出的

方法；仿佛學習國文的目的，至能讀、能識、能講、能寫為止……所學的又不過是一個形式……

兒童對于國文科決不感有興味，便是謬誤的目的，也絕對不能達到。”[4]

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勃興，語文教學對于“道”的偏重又有兩類：銳意革新者要求

語文教學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穩重繼承者要求語文教學弘揚傳統思想、傳統文化。顯然，

二者有相同之處――都重“道”，又有不同之點――所承載的內容，即“道”是不同的。二者展

開了語文教學應該偏重于怎樣的“道”的辯論。在辯論中，“道”被漸漸提升到不適當的高

位，“文與道”的矛盾凸顯出來。

對于語文教學中“文與道”的關系，已經不僅僅是停留在簡單地評說“文與道”的孰

輕孰重上，而是在積極努力地建設“文與道”的配合關系。1920年，現代教育家陳啟天在

《中學國文的問題》一文中提出“中學國文的要旨”應有“正”“副”之別。“正目的”為：

（1）要能說普通言語；（2）要能看現代應用文和略解粗淺美術文；（3）要能做現代應用

文。“副目的”為：（1）啟發思想，鍛煉心力；（2）要了解和應付人生和自然。[5]1925年，

現代著名文學家、語文教育家朱自清在《中等學校國文教學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做了更明

確的界定：“我以為中學國文教學的目的只須這樣說明：（1）養成讀書思想和表現的習慣或

能力；（2）‘發展思想，涵育情感’。這兩個目的之中，后者是與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