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論爭與實踐——以華南研究為例

2024年3月14日發(fā)(作者：世博會上海)

①

2006

年

5

月內蒙古社會科學

(

漢文版

)

INNERMONGOLIASOCIALSCIENCES

May2006

Vol.27

　№

.3

第

27

卷　第

3

期

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論爭與實踐

———以華南研究為例

周建新

(

贛南師范學院　客家研究中心

,

　江西　贛州　

341000

)

[

摘要

]

華南研究可以從地域和概念兩個層面去理解

,

但方法論是華南研究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涉范圍

,

即強調結合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地方文獻及檔案運用與解讀的方法。在這種學術旨趣的指引下

,

國內外一批

地方社會文化學者在華南區(qū)域著手進行了歷史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嘗試

,

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

2001

年

,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和運作

,

使華南研究的影響越來越大

,

“華南學派”的名稱亦逐

漸為國內外學術界所熟識。而隨著歷史人類學在我國的影響越來越大

,

華南學派已經(jīng)不滿足于將目光停留在

華南一隅。“超越華南”或“告別華南研究”之所以提出

,

即在于“希望走出華南

,

到中國其他地區(qū)去

,

延續(xù)他們

的問題關懷與方法實驗。

[

關鍵詞

]

歷史人類學

;

華南研究

;

宗族

[

中圖分類號

]C91

2

06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1003

2

5281

(

2006

)

03

2

0083

2

04

　　這或許正是歷史人類學的魅力所在

,

讓為數(shù)眾多的

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專業(yè)學者投身于此

,

積

極實踐。

歷史人類學的上述兩大問題或困惑

,

其實是二

位一體的

,

說到底就是歷史人類學是一門學科還僅

僅是一個研究范式

?

目前

,

學術界視歷史人類學為

一種研究方法和視角的觀點漸占上風

,

越來越多的

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都承認歷史人類學只是一個

研究范式

,

例如

,

清華大學張小軍博士主張應以開

闊的視野和開放的心態(tài)來看待歷史人類學

,

而不是

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中

,

他認為“歷史人類學”之所

以得名

,

大概在于被歷史學搶先注冊的緣故

,

因為

從事此類研究的學者

,

無論是以前還是現(xiàn)在

,

大都

具有歷史學的學科背景

,

相比而言

,

人類學者對歷

史人類學的參與無論是熱情還是成果似乎都略遜

一籌

[1]

一、論爭

:

歷史人類學的定性與正名

大約近一二十年來

,

“歷史人類學”一詞突然

火爆起來

,

歷史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亦引起了人類

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之間相當熱烈的討論和爭

論。概而言之

,

這些討論和爭論集中在以下兩個方

面

:

第一

,

作為學科性質的歷史人類學究竟存不存

在

?

也就是說在現(xiàn)代學科體系中

,

歷史人類學有沒

有它的一席之地

,

是否有其獨立的學術地位和價

值

?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

那么它是屬于歷史學還是

人類學或者是一門獨立的學科

;

是“歷史學”作為

“人類學”的定語

,

還是“人類學”是“歷史學”的修

飾詞

,

學術界曾經(jīng)對此各執(zhí)一端。如果答案是否定

的

,

那歷史人類學又是什么

?

第二

,

歷史人類學的

理論、方法和研究對象是什么

,

有什么特點

?

這兩

個問題一直像個幽靈一般糾纏著古老而又年輕的

歷史人類學

,

它是一個謎

,

引人入勝

,

發(fā)人深思

,

又

讓人迷茫困惑

,

百思不得其解。從某種意義上說

,

。當然

,

張小軍無意評價歷史學者和人類

學者在歷史人類學研究中的貢獻孰大孰小

,

否則他

也同樣會掉入這個泥潭而不得脫身。張小軍的觀

點得到了不少學者同仁的認可

,

臺灣中央研究院的

①

本文獲

2005

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招標項目基金資助。

[

收稿日期

]2006

2

01

2

16

[

作者簡介

]

周建新

,

男

,

贛南師范學院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

,

博士

,

副教授。

83

莊英章先生對張小軍的看法深表認可

,

認為只有透

過跨學科的整合、跨區(qū)域的比較

,

避免一些“身難

由己”的因素才能更好掌握漢人社會文化的基本

特質

[2]

受到研究香港地域社會和文化兩項研究計劃的催

發(fā)而興起

,

一是時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的科大衛(wèi)教

授為首的口述史和香港地方文獻、碑銘收集計劃

,

二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華德英、蔡志祥、張兆

和等人主持或參與的高流灣計劃

,

組織了華南研究

會。

90

年代

,

在美國耶魯大學蕭鳳霞教授等人的

推動下

,

召集包括國內廣東、福建和安徽的年輕學

者

,

開始進行華南地域社會和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比較

研究

,

華南研究進入了一個發(fā)展期。先后舉辦了一

系列的研討會、田野工作坊和講座

,

并出版《華南

研究資料中心通訊》、成立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

中心

,

使華南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基地和發(fā)表園

[4]

地。

正如蔡志祥所言

,

華南研究可以從地域和概念

兩個層面去理解

,

但方法論是華南研究一個重要的

參考指涉范圍

,

即強調結合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地

方文獻及檔案運用與解讀的方法。在這種學術旨

趣的指引下

,

國內外一批地方社會文化學者在華南

區(qū)域著手進行了歷史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嘗

試

,

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

2001

年

,

中山大學

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和運作

,

使華南研究的

影響越來越大

,

“華南學派”的名稱亦逐漸為國內

外學術界所熟識。而隨著歷史人類學在我國的影

響越來越大

,

華南學派已經(jīng)不滿足于將目光停留在

華南一隅。

20

世紀末

,

陳春聲和劉志偉就曾提出

“超越嶺南”的看法。蕭鳳霞則一貫主張“‘華南’

研究只是一種途徑或取向

,

而并非最終目的。我們

只不過以‘華南’這塊地方為試驗場

,

為區(qū)域研究

建立跨學科的分析框架”。科大衛(wèi)則以自己的實

際行動實踐了他提出的“告別華南”的思想

,

他已

先后到山西和貴州從事研究。“超越華南”或“告

別華南研究”之所以提出

,

即在于“希望走出華南

,

到中國其他地區(qū)去

,

延續(xù)他們的問題關懷與方法實

驗。他們相信

,

只有超越華南

,

華南研究才不會淪

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地方歷史

,

才能不斷地刺激和啟發(fā)

[5]

我們重建關于中國歷史和社會的理解”。蔡志

祥和程美寶的見解可謂是一針見血。

筆者認為

,

從區(qū)域上分

,

華南研究目前大致可

劃分為四個板塊。有意思的是

,

這四個研究板塊除

了各有相對固定的地域單元和研究群體以外

,

它們

在研究對象和內容上也各有側重。一是香港地域

社會和族群文化

,

以科大衛(wèi)、蔡志祥、張兆和、廖迪

生等為代表

,

以族群和宗教活動為研究重點

;

二是

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廣府族群

,

以科大衛(wèi)、蕭鳳霞和

。在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與香港科技

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的多次學術活動中

,

陳春

聲、劉志偉等人亦以此立場回應一些師生的提問。

其實

,

類似的觀點早在

1978

年

,

法國社會史與歷史

人類學學者安德烈?比爾吉埃爾就曾明確闡釋過

,

他在《歷史人類學》一文中指出

:

“歷史人類學并不

具有特殊的領域

,

它相當于一種研究方式

,

這就是

始終將作為考察對象的演進和對這種演進的反應

聯(lián)系起來

,

和由這種演進產(chǎn)生或改變的人類行為聯(lián)

系起來。”在他看來

,

歷史人類學研究的意義

,

不

是發(fā)現(xiàn)一個研究領域

,

而是強調一種研究方法。

受此影響

,

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歷史人類學理論

方法和研究對象也采取較為開明的立場。目前較

為一致的看法是

:

歷史人類學就是“歷史學的人類

學化”和“人類學的歷史學化”

,

或者說“歷史學研

究的人類學取向”和“人類學研究的歷史學取向”。

也就是說

,

歷史人類學是試圖調和歷史學宏大的理

論關懷的建構

(

諸如年鑒學派的中長段理論、沃勒

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

)

和人類學那種“小地方大問

題”、“小社區(qū)大社會”的微觀研究旨趣

,

借鑒歷史

學對文獻的收集與解讀和人類學的“參與觀察”、

“深厚描寫”的田野調查方法。有些學者為簡化起

見

,

干脆將歷史人類學視為歷史學家向人類學家借

用田野調查方法

,

而人類學家則向歷史學家學習處

理文獻資料的方法。這顯然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

處理方式

,

然而與其陷入無休止、毫無結果甚至是

相互吵鬧的論爭中

,

這種簡潔、可操作性強的觀點

反而不失為一個行之有效、簡單明了的標簽式識

別。

依此邏輯推而言之

,

現(xiàn)在學術界的不少新興學

科或概念

,

諸如建筑人類學、旅游人類學、民族社會

學等亦可向歷史人類學學習

,

不妨也持守上述立

場。道理很顯在

,

無謂的口舌之辯和空談清議不如

實實在在的學術實踐。近年來

,

以堅持歷史人類學

研究取向、走進歷史田野而取得豐碩成果、名聲大

噪的華南研究就是最為有力的證明。

[3]

二、磨合

:

華南研究的歷史人類學探索

20

世紀

70

年代

,

“華南研究”或“華南學派”

84

劉志偉等為代表

,

以宗族社會和國家觀念為研究重

點

;

三是粵東北的客家族群

,

以勞格文、謝劍、房學

嘉等為代表

,

以宗族、民間信仰、墟市等為研究對

象

,

企圖探討客家傳統(tǒng)社會的結構與原動力

;

四是

韓江三角洲和福建的閩南語系族群

,

以丁荷生、陳

春聲、鄭振滿、黃挺等為代表

,

以民間信仰與地域社

會為重點。在此四個相對明確的區(qū)域研究群體之

外

,

黃淑娉和周大鳴等人則倡導華南或廣東這一大

的地理單元的族群和區(qū)域文化的整合研究。此外

,

包括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和山西大學等一些社會

史學者亦開始接受歷史人類學的理論方法

,

先后參

加了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

學華南研究中心等組織的歷史人類學高級研討班、

研究生研討班等活動

,

成為歷史人類學華南學派的

新生力量。下文擬以宗族研究為例

,

試對歷史人類

學在華南地域社會的學術實踐予以簡要評述。

制度

,

從宗族制度的功能分析轉向結構的探討

,

既

強調宗族的總體把握

,

又注重區(qū)域研究和個案研

究

;

既考慮到宗族的政治性、社會性功能

,

又顧及了

宗族與商品經(jīng)濟、地方社會的關系

,

極大地豐富了

[6]

宗族社會史研究。

早期宗族研究

,

主要集中于它的結構及功能

,

把作為宗族建立基礎的血緣和系譜視為社會事實

,

而未加深究。科大衛(wèi)、蕭鳳霞和劉志偉等人開始跳

出此思維框架

,

從微觀的區(qū)域社會探尋新的歷史。

唐立宗將這種研究傳統(tǒng)追溯至社會經(jīng)濟史學派

,

認

為傅衣凌提倡的華南鄉(xiāng)族研究

,

采取社會史與經(jīng)濟

史結合的研究方法

,

探討民間基層社會的實體性

,

傅氏及其弟子的研究

,

除了重視傳統(tǒng)的史籍文書

,

并強調地方志、族譜、契約等地方文獻的搜集與分

析

,

甚至是人類學方法的涉獵。因此

20

世紀

80

年

[7]

以降

,

華南研究范式已水到渠成。

科大衛(wèi)曾回憶說

,

華南研究的興起在理論上深

[8]

受人類學家弗里德曼和華德英的影響。因此

,

他對華南地區(qū)的宗族研究可謂是對弗里德曼構建

的“宗族范式”的質疑和修正。科大衛(wèi)和劉志偉將

宗族視為一種特定時間的文化創(chuàng)造

,

甚至是一種過

程

,

以揭示親屬關系只是社會建構的一種表現(xiàn)或表

述形式。他們通過族譜等民間文書和實地考察發(fā)

現(xiàn)

,

珠三角地區(qū)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歷史往往屬于

虛構

,

甚至出于附會和傳說

,

他們認為

,

明清以后在

華南地區(qū)發(fā)展起來的所謂“宗族”

,

不是中國歷史

上從來就有的制度

,

也不是一般人類學家所謂的

“血緣群體”

,

而是明代以后國家政治變化和經(jīng)濟

發(fā)展的一種表現(xiàn)

,

是國家禮儀改變并向地方社會滲

透過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擴展。在

16

世紀

,

嶺南

庶民及土著的造族活動已經(jīng)開始。其時士大夫所

建構的家族已成為地方族群用以提高其身分地位

的文化資源

,

作為血緣紐帶的家族制成了建構地緣

社會文化認同和正統(tǒng)合法性的根基這個觀點在隨

后的研究中被不斷地貫徹并深化

①

。

客家宗族是歷史人類學理論方法在華南地域

①

如科大衛(wèi)的《國家與禮儀

:

宋至清中葉珠江三角洲地方社會的

三、實踐

:

歷史人類學取向下的宗族研究

宗族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群體或社會組織

,

很

早就出現(xiàn)并活躍在中國歷史長河中

,

在不同的歷史

階段具有不同的發(fā)展形態(tài)和社會特征

,

如先秦的宗

法制宗族、魏晉南北朝的門閥世家制宗族、宋明以

后的庶民化宗族。中外學術界所認為的通常意義

上的宗族

,

是特指宋明以后以“敬宗收族”為目的

的宗族。雖然學術界關于宗族的定義可謂是眾說

紛紜

,

但一般都認同宗族是基于繼嗣關系而形成的

父系群體或組織。

宋代以降

,

隨著旨在“敬宗收族”的理學思想

在民間的實踐

,

宗法倫理日漸庶民化

,

使得平民化

宗族得以形成和發(fā)展

,

尤其是明清以來的宗族更成

為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自從

20

世紀初林耀華

接受人類學功能學派的觀點

,

倡導并實踐“從人類

學觀點考察中國宗族鄉(xiāng)村”以來

,

葛學蒲、弗里德

曼等接連對華南鄉(xiāng)村社會和宗族制度進行考察

,

取

得了驕人成績。然而解放后直至

20

世紀

80

年代

以前

,

國內學者絕大多數(shù)是采用階級分析的視角

,

立足于政治史論

,

討論宗族制度的主要內容如祠

堂、族長、族田、族譜

,

注重研究宗族、族權的封建性

和落后性

,

更多地站在否定宗族的立場上。

20

世

紀

80

年代中后期以來

,

無論是宗族研究的立場、領

域

,

還是理論方法、技術手段

,

都有了突飛猛進的飛

躍和突破

,

歷史人類學者強調把宗族視為一種社會

國家認同》

,

《中山大學學報》

1999

年第

5

期

;

葉漢明《明代中

后期嶺南的地方社會與家族文化》

,

《歷史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

科大衛(wèi)、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時

期華南地區(qū)宗族發(fā)展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

,

《歷史研究》

2000

年

第

4

期

;

劉志偉《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

研究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

,

《歷史研究》

2003

年第

1

期。蕭

鳳霞提出宗族的文化手段性

,

認為宗族成為地方士大夫的權

力工具和文化認同的標記。

85

社會付諸實踐的另一成果。歷史人類學理論與方

法真正較大規(guī)模地被引入和運用到大陸客家研究

,

有幾位學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如香港中文大學人

類學系的謝劍教授、法國遠東學院的勞格文博士。

謝劍是一個深受英美文化人類學影響的人類學家。

早在

20

世紀

70

年代

,

他在新加坡的田野研究中就

對客家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

80

年代便到粵東地區(qū)與

嘉應大學的房學嘉合作進行人類學田野研究

,

《圍

不住的圍龍屋———記一個客家宗族的復蘇》一書

就是他倆合作的突出成果。

1992

年

,

謝劍來到號

稱為“世界客都”的粵東梅州市

,

他與房學嘉一同

對粵東梅縣的溫氏宗族經(jīng)過長達數(shù)年的田野調查

,

以客家傳統(tǒng)宗族圍龍屋的居住模式作為解釋宗族

復蘇的重大原因之一

,

并以客家人從傳統(tǒng)居住模式

圍龍屋的“突圍”

,

象征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正如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孔邁隆教授為該書寫的序論中

所說

,

仁厚溫公祠的個案研究并不是中國社區(qū)研究

的先行者

,

但該書的獨特和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圍龍

屋這種典型的客家建筑空間與文化、社會組織之間

的內在關聯(lián)

,

闡釋了宗族、宗教和血緣應對時代的

[9]

(

PP

1

5

～

6

)

反應與變遷。

1994

年起

,

勞格文主持策劃了“中國農(nóng)業(yè)傳統(tǒng)

社會結構研究”課題

,

研究區(qū)域包括閩西、粵東、粵

北、贛南等地。這個多地區(qū)、多學科、多部門參與的

大型課題主要倡導采取實地調查方式

,

深入客家鄉(xiāng)

村進行訪查。其參與者既有大學教師、科研人員

,

也有政府文化官員和地方文化工作者等。“每個

工作者

,

不是去抄別人的文字的資料

,

而是真的走

出家門訪問鄉(xiāng)村中的老人

,

以了解過去的一些事情

是如何做的

,

事情是如何發(fā)生的。因此

,

他們帶回

來的每一個事實是不可替代的

,

也是極為寶貴

[10]

的。”這項時間長、成效大的研究以《客家傳統(tǒng)社

會叢書》的面目問世

,

至

2005

年共出版

26

卷

,

對包

括粵東北、粵北、贛南和閩西等主要客家地區(qū)的宗

族社會、神明崇拜、墟市貿易、民間習俗等研究提供

了豐富而翔實的第一手資料。除此之外

,

何國強的

《圍屋里的宗族社會

:

廣東客家族群生計模式研

(

廣西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

、究》劉曉春的《儀式

與象征的秩序———一個客家村落的歷史、權力與記

(

商務印書館

,2003

年

)

等論著

,

拓寬加深了客憶》

家研究的領域。

黃淑娉主持的“廣東族群和區(qū)域文化研究”課

題

,

整合了人類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語言學以及醫(yī)

86

學等學科的研究者

,

對廣東境內的族群文化進行全

面而深入的探討

,

出版了《廣東族群和區(qū)域文化研

究》和《廣東族群和區(qū)域文化研究報告集》兩部著

作

(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

。周大鳴則主

持了“漢的重新思考”課題

,

其成果最后結集為《中

國的族群和族群關系》

(

廣西教育出版社

,2002

(

黑龍江人民出版年

)

、《當代華南的宗族與社會》

社

,2003

年

)

。《當代華南的宗族與社會》一書以人

類學田野調查報告為基礎

,

立足于廣東及華南地

區(qū)

,

關注宗族結構與鄉(xiāng)村政治、宗族與鄉(xiāng)村經(jīng)濟、宗

族與村落文化、宗族與民間信仰、宗族與族群關系、

宗族與社會變遷等問題

,

進而對當代華南宗族的社

會地位及對社會發(fā)展的影響作出了深刻反思和嚴

肅審視。該書包括緒論、當代華南的宗教與社會發(fā)

展、宗族復興與鄉(xiāng)村治理的重建、宗族結構與村落

政治等內容

,

在地域上以客家地區(qū)為主

,

并涉及江

西和福建等省

,

是目前華南宗族社會研究的第一部

專門著作

,

亦是歷史人類學理論視野和研究方法較

好的實踐運用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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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薩其榮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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