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意思

2024年3月17日發(作者：師德師風培訓心得)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意思

2019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

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時強調：“‘文章

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所謂為時為事者，就是要發

時代之先聲，在時代發展中有所作為。”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寫給

好友元稹的《與元九書》。晚唐張為著有《詩人主客圖》，將

中晚唐詩人按作品的內容與風格分為六類，其中白居易被列為

第一類詩人之首，號為“廣大教化主”。他對白居易的這一評

判無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白氏獲得這樣的稱號，一個最重要的

原因，就是他堅持“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創

作原則。這一原則回應了當時文藝創作遇到的挑戰，因其注重

發揮文藝的基本功能，符合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而獲得后世

廣泛的共鳴，在文學史和文化史上，都有極為深遠的意義。

我國在魏晉時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對文體、內容、

語言等的反省與研究使文藝漸漸開拓出新的天地，為進一步走

向繁榮奠定了基礎。但過猶不及，片面重視形式、忽視內容的

傾向一直存在，如六朝以來駢文講求對偶、聲律、用典、藻飾

的特點，使其脫離生活，喪失了實用功能；詩歌在中唐出現了

以“大歷十才子”為代表的創作傾向，他們追求麗辭、精于雕

琢，反映的生活較為狹隘，“竊占青山、白云、春風、芳草等

以為己有”。而唐代自安史之亂后，已進入藩鎮割據、朝局動

蕩、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階段，罔顧現實而空玩文字，自是

背離了士人的責任，也扭曲了文藝的主要功用。于是中唐時期

韓愈、柳宗元等發起“古文運動”，務求恢復文章質樸自由、

言之有物的傳統；白居易、元稹等發起“新樂府運動”，倡導

詩歌承續《詩經》和漢魏樂府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功能。白

居易論詩文的理論觀點，集中體現在他的《與元九書》中，除

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還以自身創作實

踐為依據，提出了一些與之相關的主張，如認為詩歌應“經之

以六義”“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詩人應“志在兼濟、行在

獨善”。

“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

白居易的詩文創作忠實地踐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論是他在入

仕初期為盩厔尉時，還是他在朝為左拾遺、左贊善大夫，在地

方為江州司馬、杭州刺史、蘇州刺史時，甚至是在為母喪丁憂

期間，都有許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會現實、同情人民的疾苦，

如其《新制布裘》詩中言：“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

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夏旱》

中言：“太陰不離畢，太歲仍在午。旱日與炎風，枯焦我田

畝。金石欲銷鑠，況茲禾與黍。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

悲憫情懷與杜甫一脈相承，所以清代葉舒璐《讀杜白二集》

言：“子美千間廈，香山萬里裘。”白居易的《諷諭詩》一百

五十首是他現實主義精神的杰出代表，其中《觀刈麥》《賣炭

翁》《采地黃者》等，都是廣為人知的名篇。而其諷諭之作中

卻絕無怨毒，只是“愿得天子知”，以達到輔助君王革新天下

的目的。當然，白居易也寫有不少反映個人生活情趣的感傷詩

和閑適詩，如《琵琶行》《錢塘湖春行》《問劉十九》等，情

意真摯，充滿著靈動的生活氣息。與“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

合為事而作”的原則相關，他在詩歌創作中擅長以賦法鋪陳，

力避艱澀、怪險，而追求平易，以此形成了樸素的美學風格、

獲得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自有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

傳之廣者”。對現實的強烈關注、語言的平易并不意味著藝術

性的減弱，以詩歌為例，白居易認為“詩者，根情、苗言、華

聲、實義”，“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所以他非常重

視以優美的意象興發情感，注重以和諧的韻律連綴詩章，《琵

琶行》《長恨歌》等作品皆為平易而美的佳作。

清代翁方綱在《石洲詩話》中評價說：“白公之為廣大教

化主，實其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他家所不能

奄有也。”回顧中國古代文學史，那些獲得崇高聲譽的文學藝

術家，如屈原、庾信、杜甫、陸游、辛棄疾、鄭板橋等，也多

是和白居易一樣，為時而著、為事而作，“茍利國家生死以，

豈因禍福避趨之”。即如陶淵明、孟浩然、李白等人，也是在

發自深心的自由吟唱中表露高潔的情操，其作品同樣是對特定

階段時與事的真切反映。文學史上也有遠離社會生活、表現輕

靈空寂個人情趣的一途，但究竟不是主流。事實上，中國文學

自《詩經》、楚辭起，就形成了抒寫人生、關注現實的傳統，

后經歷代詩教的強化，遂成為民族的審美文化精神。這樣的美

學傳統，使文學藝術總能反映人民的悲歡、時代的風云，成為

裨補時闕、塑造民族靈魂的豐厚滋養。歷史一再證明，如若脫

離現實、遠離人民，終將使創作走入死胡同，如明代前后七子

中的一些作家，“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執迷于泥古，過

于重視法度格調，雕章鏤句，終難有大的文學成就，也說不上

有多少歷史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

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于解決現

實問題、回答現實課題。”這樣的創作觀念，正是對傳統文藝

精神的繼承和提升。當前適逢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的新時

代，國家空前強盛，人民生活豐富多彩，中國精神、中國價值

和中國力量為文學藝術家施展才華提供了無盡的可能，“文章

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精神，自應被發揚

光大，并被賦予與新時代相應的新內涵。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