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初期中共臺灣地下黨的成立

2024年3月21日發(作者：文言文三峽)

光復初期中共臺灣地下黨的成立

作者：宋幫強

來源：《檔案與建設》2022年第07期

摘 要：抗日戰爭勝利后，臺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中共中央馬上把對臺工作列入工作議

程，并進行了相應的部署。光復初期，由于以謝雪紅為首的舊臺共長期與大陸的中共黨組織失

去聯系，無法知曉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只能嘗試性摸索著做一些地方黨組織建立

的準備工作。1946年7月，蔡孝乾返回臺灣，正式成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隨后中共臺

灣地下黨積極開展各項秘密革命工作，為解放臺灣做準備。

關鍵詞：光復初期；蔡孝乾；謝雪紅；人民協會；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中共中央馬上把對臺工作列入工作議程，并進行

了相應部署。1946年7月，中共地下黨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正式成

立，并積極開展工作，為解放臺灣做準備。關于中共臺灣地下黨成立，據筆者視野所及，學界

僅有何池、徐康等個別學者對中共臺灣地下黨成立做過一般史實性描述，[1]但由于他們對臺

共的一手史料掌握較少，故研究不夠深入和全面。本文擬運用《蔡孝乾檔》等新挖掘的臺灣檔

案史料和當事人的回憶錄，對中共臺灣地下黨的成立做系統闡述。

一、 中共中央決定在臺建立中共地下黨組織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國民黨軍隊由美軍運送到臺灣開始全面接收工作。面對此一重

大轉折，中共中央立即向臺灣派遣了大批領導干部，決定成立中共臺灣地下黨，以便領導臺灣

同胞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臺灣人民。當時，在延安革命隊伍中，蔡孝乾是唯一經過長征

考驗的臺籍領導干部。1945年8月，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在延安向蔡孝乾下達了由蔡負責籌建

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的指示。臺灣地區的檔案機構保存的《蔡孝乾檔》清楚記錄了這一史實，

現摘錄如下：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決定派蔡到臺灣建立工作，由周恩來召去談話。因當時缺乏干部，

指示到華中局調遣一批干部入臺，具體工作也由華中局指示。對于建立組織原則，還是依照精

干隱蔽的政策，深入調查研究，與群眾取得聯系，以取得自己的立足。[2]

1945年9月，蔡孝乾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從延安出發，12月初到達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所在

地江蘇淮安，與華中分局常委、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以及常委劉曉等見面，

并請調臺籍、閩粵籍干部赴臺工作。[3]在華中分局積極幫助和協調下，蔡孝乾先后征調了張

志忠、林英杰、林昆、洪幼樵和許敏蘭夫婦、莊五洲、崔志信等人作為省工委建黨骨干，準備

赴臺從事革命工作。據當事人洪幼樵自述：“1946年2月中旬，……曾山要我到臺灣工作，并

介紹我和老蔡（即蔡孝乾）見面，老蔡告訴我：他負責組織臺灣省工委，省委除我外，尚有蘇

中地委介紹的張某（張系蘇北新四軍某團政委，后未來臺），尚有老蔡自北方帶來的老張（即

張志忠）及林英杰（原鹽阜地委工作團團員）等干部。”[4] 同年2月下旬，蔡孝乾等人分批自

淮安出發赴滬。[5]在省工委籌建階段，上海的黨組織安排上海臺灣同鄉會會長、中共臺籍黨

員李偉光秘密接洽即將返臺負責籌建地下黨組織的張志忠、蔡孝乾等人。[6]據李偉光回憶：

“張志忠帶蔡乾（蔡孝乾的簡稱）的密函到四明里醫院來看我，從此以后我和臺灣地下黨

建立關系。隨后蔡乾也到（上海），又介紹張執一和我聯系，以后都由張執一領

導。”[7]1947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后，李偉光便在以張執一為書記的上海局文化工商統戰委

員會領導下開展臺灣工作，上海臺灣同鄉會成為中共中央上海局與省工委秘密聯絡站。

1946年4月，蔡孝乾命令省工委第一批赴臺干部張志忠、洪幼樵、許敏蘭和林英杰等人

先行返臺。他們從上海搭船進入基隆后，首先是尋找合法職業作為掩護，謀取立足處所，隨后

在臺灣各地開展革命活動。張志忠不僅聯絡曾是臺灣義勇隊里的中共黨員張英和王正南等人，

[8]而且還積極暗訪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的舊臺共、文協、農組革命，為建立省工委地

下黨組織做準備。當時蔡孝乾因奉上級命令等候參加“國大”，所以暫緩來臺。[9]1946年2月1

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等單位發出了《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認為和平建國有希

望，要求他們為“召開立憲國民大會”而奮斗。[10]2月2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國大代表

選舉問題的指示》，要求加緊選舉“國大”代表工作以趕上“五五”國大召開時間。[11]然而，

1946年6月底，國民黨軍向中共領導下的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國共內戰全面爆發。這時中

共中央不再對召開“國大”抱有任何幻想，因此，蔡孝乾在上級的指示下，于7月離滬赴臺從事

革命工作。

二、 舊臺共干部為中共在臺建立地方黨組織做準備工作

臺灣光復之前，被捕的臺共成員除了堅決不“轉向”的翁澤生、洪朝宗、趙港、張茂良、劉

纘周等人已被日本人折磨致死外，其他人都陸續或是“刑期”已滿獲釋，或是患重病保外就醫。

1945年抗戰勝利后，以謝雪紅為首的舊臺共成員在光復后仍積極開展革命活動。由于長期與

在大陸的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系，他們已無法知曉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只能嘗試性

摸索著做一些開展革命的準備工作。

（一）成立“臺灣人民協會”

1945年臺灣光復后，一般臺灣民眾陷入盲目樂觀之中。為了更好地迎接國民黨接收、建

設臺灣，“有些人即開始學國語、漢文了，以為這對將來有好處，能找到工作，為國家效

勞……”[12]在此氛圍里，謝雪紅卻對即將到來的國民黨政府保持高度警惕。1945年8月25

日，她與謝富、林兌、李喬松等人秘密集會，不僅商討臺灣革命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還發

表了《告臺灣青年書》，鄭重聲明：臺灣光復后，如果臺灣同胞得不到政治上的民主，他們將

還要同國民黨進行斗爭。[13]同年9月初，謝雪紅召集林良才、廖瑞發、楊克煌、謝富、楊來

傳等舊臺共干部在臺中開會，商量如何開展群眾運動。大家一致認為：“中國共產黨還未到臺

灣來，我們不了解黨的群眾方針和建黨方針，但我們要把群眾組織起來，繼續爭取群眾，以便

今后開展斗爭……開始醞釀組織一個群眾團體。”[14]經過一個多月的精心籌備，10月5日，

謝雪紅等舊臺共干部在臺中正式成立“臺灣人民協會”，以團結臺灣各階層人民，爭取實現民主

政治。[15]人民協會不僅發行該會機關報《人民公報》，對一般群眾進行政治啟蒙，而且還從

事救濟日據時期被日本以間諜罪逮捕的外省人，調解一般人民的糾紛。由于該協會為大家排憂

解難，因而廣受歡迎，迅速發展成為全省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

人民協會鮮明的社會主義政治立場，受到了國民黨臺灣地方政府的注意。1945年11月，

陳儀（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頒布《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勒令戰后成立的所有民間團體

必須解散或按照國民黨的一套辦法進行“重新登記”。雖然“臺灣人民協會”也向國民黨當局申請

重新登記，但國民黨認為人民協會不利于它的統治，因此，1946年1月10日，人民協會被國

民黨當局強迫解散。然而，謝雪紅仍然秘密地維持這個組織的活動，在臺中市擴大其政治影響

力。后來原人民協會干部楊克煌、王天強、林兌、謝富、李喬松等人均成為中共臺灣地下黨的

骨干。

（二）籌錢接辦“建國職業中學”

建國職業中學原本是一所日本人經營的私立學校，該校教學生加工一些漆器等小家具，是

一種三年制的學徒式學校，每一學級只有一個班級。日本投降時，日本人把該校的設備、家具

全送給沙鹿火車站站長蘇天乞。然而，蘇天乞不愿意接辦該校，把學校的設備陸續出賣，準備

關閉學校。剩下的兩個班的學生因擔心學業半途而廢，教員則擔心失業找不到工作，因而反對

學校關閉。[16]謝雪紅得知這個情況后，立即找到林西陸等人籌錢向蘇天乞買下學校的設備，

并成立經營基金，繼續把學校辦下去。謝雪紅接辦建國職業中學后，不僅成立學校董事會，選

林西陸為董事長，而且親任該校校長，楊克煌任教務主任。建國職業中學實際由楊克煌負責管

理。他不僅教學生職業技能，而且還對學生進行革命教育。[17]事后謝雪紅對周明說：“辦學校

無利可圖，目的在于培養自己所需人才，即使虧損亦在所不惜。”[18]后來因謝雪紅領導的“二

七部隊”（以紀念2月27日緝煙血案而命名的革命隊伍）重要干部均任職于該校，該校被國民

黨當局認定為共產黨的大本營，終遭封鎖廢校。

（三）成立“中共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

人民協會被解散后，舊臺共仍未放棄革命工作。1946年1月，謝雪紅、楊克煌、王天

強、廖瑞發、林良才、謝富等人在原人民協會的地址秘密開會。會上大家討論后決定：由于我

們對中共中央在臺灣的建黨方針及組織形式均不了解，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籌

備會”（以下簡稱“籌備會”）；全體出席者分別去吸收籌備會成員；籌備會的任務是為中國共

產黨在臺灣的建黨打下一個基礎；不成立領導機構，指定謝雪紅與中共中央方面和各成員聯

系；如有必要，可加入國民黨以作掩護。[19]“籌備會”實際為在臺建立地方黨組織打下了基

礎。

三、 省工委在臺灣正式成立

1946年4月，張志忠返臺后不久，即與謝雪紅取得聯系。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6月17

日，省工委和“籌備會”在臺北舉行聯席會議。出席者中代表省工委的僅張志忠一人，代表籌備

會的有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四人，謝雪紅因目標大而不便出席。經省工委提議，

大會決定：籌備會實時解散，其組織和成員均接受臺工委的領導；籌備會成員今后不再發生組

織上的聯系，但在移交期為了移交工作暫可以聯系；籌備會成員基本上均接受為中共黨員，由

臺工委分別接受之。[20]聯席會議后，張志忠先后吸收楊克煌、王天強、廖瑞發、林良才等人

入黨。[21]此后，舊臺共各項政治活動就在張志忠領導下開展。

1946年7月，蔡孝乾返回臺灣，正式成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并擔任書記；張志忠

擔任委員兼武裝工作部部長，負責領導新竹、海山、桃園等地區的工作（后交由陳福星領

導）；洪幼樵擔任委員兼宣傳部長，負責領導南投、臺中等地區的工作（后交由張伯哲領

導）。1948年香港會議結束后，上級組織又派陳澤民赴臺，擔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負責領

導高雄、屏東、臺南等地區的工作。[22]林英杰為中共臺工委機關報《光明報》主編。[23]

四、 省工委在臺采取的基本策略和主要任務

（一）中共中央對臺灣革命形勢的分析

中共中央認為臺灣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亦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環，但另一

方面認為臺灣經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與祖國大陸隔絕，使其客觀情況不同于祖國大陸。因

此，中共中央強調：為在臺灣開展革命工作，必須認清“臺灣革命與中國革命的一致性與區別

性”，要“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考慮臺灣革命問題”，又要“從臺灣實際出發考慮臺灣具體斗爭

問題”，使“臺灣革命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經中共中央分析，臺灣的客觀情況具有如下特點：

臺灣人民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唯與祖國大陸隔絕有50年之久，日本殖民統治臺灣雖然

沒有將臺灣同胞同化，但或多或少形成與祖國大陸同胞不同的特性；不過從經濟、地理、言

語、意識形態而言，它與中華民族仍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性。

臺灣社會與祖國大陸社會一樣，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理由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

“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光復后“美帝”取代“日帝”的地位，但“它不是直接統治”；臺灣工業雖有

相當規模，但系殖民地工業，而并非獨立的；臺灣的土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大部分集中于日

本殖民者手中，光復后則由“官僚資本”控制，農民缺乏土地，封建剝削仍然嚴重，其經營方式

是分散的、落后的。

臺灣城鄉關系密切，與祖國大陸的城鄉關系不同。例如，臺灣的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有密

切關系，使得臺灣的城鄉關系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密切關系。臺灣鄉村人民生活不能完全自給，

要依靠城市；交通發達，城鄉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已打成一片等。

臺灣各階層人民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矛盾尖銳，主要表現為：國民黨統治臺灣“以勝利者姿

態出現”，“對臺灣人民的榨取，不但侵犯了普通群眾的利益而且也侵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不

但使臺灣人民生活日益困苦，也使地主資本家生活水平下降”，造成了臺灣各階層人民與國民

黨政府的對立；認為國民黨政府“貪污腐化，加以無能，使臺灣人民不滿現實”。[24]

由于日本的殖民統治，臺灣的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府基本沒有關系；經濟上雖然較祖國大

陸發達，但政治上卻落后；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雖然出現了此起彼伏的抗日民族斗爭，但臺

灣人民的階級意識模糊，中共在臺灣毫無基礎，臺灣人民又由于守法意識濃厚，不易發動；各

階層人民強烈要求民主自治等。[25]

人民協會鮮明的社會主義政治立場，受到了國民黨臺灣地方政府的注意。1945年11月，

陳儀（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頒布《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勒令戰后成立的所有民間團體

必須解散或按照國民黨的一套辦法進行“重新登記”。雖然“臺灣人民協會”也向國民黨當局申請

重新登記，但國民黨認為人民協會不利于它的統治，因此，1946年1月10日，人民協會被國

民黨當局強迫解散。然而，謝雪紅仍然秘密地維持這個組織的活動，在臺中市擴大其政治影響

力。后來原人民協會干部楊克煌、王天強、林兌、謝富、李喬松等人均成為中共臺灣地下黨的

骨干。

（二）籌錢接辦“建國職業中學”

建國職業中學原本是一所日本人經營的私立學校，該校教學生加工一些漆器等小家具，是

一種三年制的學徒式學校，每一學級只有一個班級。日本投降時，日本人把該校的設備、家具

全送給沙鹿火車站站長蘇天乞。然而，蘇天乞不愿意接辦該校，把學校的設備陸續出賣，準備

關閉學校。剩下的兩個班的學生因擔心學業半途而廢，教員則擔心失業找不到工作，因而反對

學校關閉。[16]謝雪紅得知這個情況后，立即找到林西陸等人籌錢向蘇天乞買下學校的設備，

并成立經營基金，繼續把學校辦下去。謝雪紅接辦建國職業中學后，不僅成立學校董事會，選

林西陸為董事長，而且親任該校校長，楊克煌任教務主任。建國職業中學實際由楊克煌負責管

理。他不僅教學生職業技能，而且還對學生進行革命教育。[17]事后謝雪紅對周明說：“辦學校

無利可圖，目的在于培養自己所需人才，即使虧損亦在所不惜。”[18]后來因謝雪紅領導的“二

七部隊”（以紀念2月27日緝煙血案而命名的革命隊伍）重要干部均任職于該校，該校被國民

黨當局認定為共產黨的大本營，終遭封鎖廢校。

（三）成立“中共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

人民協會被解散后，舊臺共仍未放棄革命工作。1946年1月，謝雪紅、楊克煌、王天

強、廖瑞發、林良才、謝富等人在原人民協會的地址秘密開會。會上大家討論后決定：由于我

們對中共中央在臺灣的建黨方針及組織形式均不了解，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籌

備會”（以下簡稱“籌備會”）；全體出席者分別去吸收籌備會成員；籌備會的任務是為中國共

產黨在臺灣的建黨打下一個基礎；不成立領導機構，指定謝雪紅與中共中央方面和各成員聯

系；如有必要，可加入國民黨以作掩護。[19]“籌備會”實際為在臺建立地方黨組織打下了基

礎。

三、 省工委在臺灣正式成立

1946年4月，張志忠返臺后不久，即與謝雪紅取得聯系。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6月17

日，省工委和“籌備會”在臺北舉行聯席會議。出席者中代表省工委的僅張志忠一人，代表籌備

會的有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四人，謝雪紅因目標大而不便出席。經省工委提議，

大會決定：籌備會實時解散，其組織和成員均接受臺工委的領導；籌備會成員今后不再發生組

織上的聯系，但在移交期為了移交工作暫可以聯系；籌備會成員基本上均接受為中共黨員，由

臺工委分別接受之。[20]聯席會議后，張志忠先后吸收楊克煌、王天強、廖瑞發、林良才等人

入黨。[21]此后，舊臺共各項政治活動就在張志忠領導下開展。

1946年7月，蔡孝乾返回臺灣，正式成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并擔任書記；張志忠

擔任委員兼武裝工作部部長，負責領導新竹、海山、桃園等地區的工作（后交由陳福星領

導）；洪幼樵擔任委員兼宣傳部長，負責領導南投、臺中等地區的工作（后交由張伯哲領

導）。1948年香港會議結束后，上級組織又派陳澤民赴臺，擔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負責領

導高雄、屏東、臺南等地區的工作。[22]林英杰為中共臺工委機關報《光明報》主編。[23]

四、 省工委在臺采取的基本策略和主要任務

（一）中共中央對臺灣革命形勢的分析

中共中央認為臺灣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亦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環，但另一

方面認為臺灣經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與祖國大陸隔絕，使其客觀情況不同于祖國大陸。因

此，中共中央強調：為在臺灣開展革命工作，必須認清“臺灣革命與中國革命的一致性與區別

性”，要“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考慮臺灣革命問題”，又要“從臺灣實際出發考慮臺灣具體斗爭

問題”，使“臺灣革命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經中共中央分析，臺灣的客觀情況具有如下特點：

臺灣人民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唯與祖國大陸隔絕有50年之久，日本殖民統治臺灣雖然

沒有將臺灣同胞同化，但或多或少形成與祖國大陸同胞不同的特性；不過從經濟、地理、言

語、意識形態而言，它與中華民族仍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性。

臺灣社會與祖國大陸社會一樣，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理由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

“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光復后“美帝”取代“日帝”的地位，但“它不是直接統治”；臺灣工業雖有

相當規模，但系殖民地工業，而并非獨立的；臺灣的土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大部分集中于日

本殖民者手中，光復后則由“官僚資本”控制，農民缺乏土地，封建剝削仍然嚴重，其經營方式

是分散的、落后的。

臺灣城鄉關系密切，與祖國大陸的城鄉關系不同。例如，臺灣的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有密

切關系，使得臺灣的城鄉關系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密切關系。臺灣鄉村人民生活不能完全自給，

要依靠城市；交通發達，城鄉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已打成一片等。

臺灣各階層人民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矛盾尖銳，主要表現為：國民黨統治臺灣“以勝利者姿

態出現”，“對臺灣人民的榨取，不但侵犯了普通群眾的利益而且也侵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不

但使臺灣人民生活日益困苦，也使地主資本家生活水平下降”，造成了臺灣各階層人民與國民

黨政府的對立；認為國民黨政府“貪污腐化，加以無能，使臺灣人民不滿現實”。[24]

由于日本的殖民統治，臺灣的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府基本沒有關系；經濟上雖然較祖國大

陸發達，但政治上卻落后；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雖然出現了此起彼伏的抗日民族斗爭，但臺

灣人民的階級意識模糊，中共在臺灣毫無基礎，臺灣人民又由于守法意識濃厚，不易發動；各

階層人民強烈要求民主自治等。[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