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制度
（公元220年—581年）
重點、難點：
一、《新律》、《泰始律》、《北齊律》等各個時期的重要立法成就；
二、法律形式、法典體例及刑罰制度的發展完善；
三、法律內容進一步儒家化的主要表現；
四、官僚貴族特權法的進一步發展。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各個割據政權長期分裂、對峙、戰亂的時期，也是各個民族之間相互斗爭、相互學習、最終走向民族大融合的時期。為了在動亂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各個政權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紛紛進行改革，其法律制度也多有創新，為隋唐時期法制的成熟完備創造了條件。而自西漢中期開始的法律儒家化，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深入發展，從而直接影響著后世的法制發展。
一、立法概況
（一）法制指導思想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制指導思想，總的發展趨勢是沿著漢朝確立的“德主刑輔”思想繼續推進法律的儒家化，進一步引禮人律。
東漢末年，曹魏政權的奠基者曹操明確提出：“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主張兼采法家與儒家治國策略而禮刑并用，根據社會形勢的治亂變化而有所側重。
兩晉時期，由于門閥士族統治的發展，儒家“禮有等差”的思想更適合他們的政治需要，積極地引禮入律，促進了法律的進一步儒家化，
南北朝時期，南朝法律思想一遵西晉，宣揚禮教，建樹不大；北朝雖多為少數民族建國，但入主中原后，很快接受儒家思想，深受漢晉法律文化的影響，很快確立了以德禮為主的法制指導思想，法制建設取得了較大成就。
（二）主要立法活動
1、三國時期的立法
三國時期，魏、蜀、吳政權均各自立法，其中最有影響、最具代表性的律是《魏律》。由于它是對漢律的改革，故當時稱為《新律》；為了同北朝的魏律相區別，通常稱作《曹魏律》。
法律繁多龐雜是秦漢早期法律的突出特點之一。魏明帝曹睿即位后，于太和三年（229年）下詔改定刑制，作《新律》18篇。其篇名分別是：刑名、盜律、劫略、賊律、詐律、毀亡、告劾、系訊、斷獄、請賕、興擅、乏留、驚事、償贓、戶律、捕律、雜律、免坐。
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以漢朝正統繼承者自居，因而基本是恢復和沿用漢律。不過，在諸葛亮的主持下，也制定了《蜀科》，作為國家的基本法律。此外，還制訂有《法檢》、《科令》、《軍令》等法規，但未傳下來。《三國志》作者陳壽稱贊諸葛亮治蜀，“立法施度，整理
戎旅”，“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并評論他“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見諸葛亮以法治蜀成就顯然。
東吳政權也是以沿用漢律為主。它曾兩次修訂法律：一是黃武五年（226年），陸遜認為法律過重，“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孫權采納了部分建議，“令有司盡寫科條”，進行“損益”；二是嘉禾三年（234年），孫權鑒于“年谷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御，甚得止奸之要”。可見這次修律主要是加強對“盜賊”的鎮壓。關于這兩次修律的具體內容，史書沒有記載。但東吳政權的刑法嚴峻，刑罰殘酷，是其基本特點。
2、兩晉時期的立法
晉武帝泰始四年（268年），下詔頒行《晉律》，又稱《泰始律》。《晉律》對漢魏法律進行改革，進一步精簡法律條文，形成了20篇620條的內容結構。其篇名是：刑名、法例、盜律、賊律、詐偽、請賕、告劾、捕律、系訊、斷獄、雜律、戶律、興律、毀亡、衛宮、水火、廄牧、關市、違制、諸侯。
由于《晉律》言辭簡約，實施中難免產生歧義，當時的著名律學家張斐和杜預分別為律作注，“兼采漢世律家諸說之長，期于折衷至當”，總結了歷代刑法理論與刑事立法的經驗。經晉武帝批準，下詔頒行天下，與《晉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經張杜二人注解后的《晉律》，也被徑稱為“張杜律”。
東晉一代，繼續沿用“張杜律”，未進行新的立法活動。
3、南北朝時期的立法
（1）南朝的立法
南朝宋、齊、梁、陳四代，基本仍以“張杜律”為立法的藍本，并未進行實質性改革。
宋孝武帝大明四年（460年），曾“改定制令”。三年后又下詔，“詳省律令，思存利民”。但“改定”、“詳省”的具體內容不詳。
齊武帝永明年間，曾制定一部《永明律》。但它僅僅是將張斐、杜預二人的注釋“集為一書”，而且并未真正付諸施行。近代學者程樹德評論道：“宋齊均沿用晉律，南齊武帝嘗欲令王植刪正張杜舊律，事未施行。《唐志》有宗躬《齊永明律》八卷，蓋亦不過考證舊注，實未定律也。”《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注文也說：“宋及南齊，律之篇目及刑名之制略同晉氏，唯贖罪絹兼用之。”
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年），命蔡法度等人制定了《梁律》20篇，即刑名、法例、盜劫、賊叛、詐偽、受賕、告劾、討捕、系訊、斷獄、雜律、戶律、擅興、毀亡、衛宮、水火、倉庫、廄律、關市、違制。但它完全是參照《永明律》修訂的，內容仍與《晉律》大體相同。
陳武帝即位后，又命尚書刪定郎范泉等制定《陳律》30卷，但它“采酌前代，條流冗雜，綱目雖多，博而非要。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可見《陳律》并無多大建樹。
（2）北朝的立法
南朝各代統治者因循守舊，缺乏改革進取精神，而北朝各代掌權者多為北方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他們為求生存而銳意革新，汲取比較先進的中原漢族文化思想與各種規章制度，從而造就了南北法律制度的分歧與差異。程樹德曾十分中肯地評論道：“自晉氏失馭，海內分裂，江左以清談相尚，不崇名法。故其時中原律學，衰于南而盛于北。北朝自魏而齊而隋而唐，尋流溯源，自成一系，而南朝則與陳氏之亡而俱斬。竊嘗推求其故，而知南朝諸律，實遠遜北朝，其泯焉澌滅，蓋有非偶然者。”并斷言：
“南北朝諸律，北優于南。”
公元386年，鮮卑族首領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政權。“魏初，禮俗純樸，刑禁疏簡”，“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拓跋珪“患前代刑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
之酷切于民者，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拉開了北魏立法修律的序幕。此后，歷經一個多世紀的頻繁修律活動，至孝文帝在位（471年—499年）期間，終于產生了《北魏律》，又稱《后魏律》。它上承漢魏法律，“綜合比較，取精用宏”，在中國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人程樹德評曰：“唐宋以來相沿之律，皆屬北系，而尋流溯源，又當以元魏之律為北系諸律之嚆矢。”《北魏律》共20篇，唐朝即已失傳。根據《魏書》、《通典》、《唐律疏議》等記載，其可考篇目僅有15篇：刑名、法例、宮衛、違制、戶律、廄牧、擅興、賊律、盜律、斗律、系訊、詐偽、雜律、捕亡、斷獄。
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與西魏兩個政權。東魏孝靜帝天平年間（534—537年），下詔“群臣于麟趾閣議定新制”，興和三年（541年）頒布實施，史稱《麟趾格》。西魏大統元年（535年），也著手制定新律。至大統十年，以三十六條新制“為中興永式，乃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為五卷，班于天下”，是為《大統式》。
天保元年（550年），東魏為北齊所取代。北齊政權認為《麟趾格》不夠完善，又歷時十余年制定《齊律》，于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完成，史稱《北齊律》。它共有12篇949條，其篇目為：名例
、禁衛、婚戶、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北齊律》是當時具有最高水準的封建法典，在中國古代法典發展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對隋唐立法具有重大影響。程樹德也認為：“南北朝諸律，北優于南，而北朝尤以齊律為最。”
公元557年，西魏為北周所取代。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年），“初頒新律”，即《大律》。它共有25篇1 537條，各篇篇名為：刑名、法例、祀享、朝會、婚姻、戶禁、水火、興繕、衛宮、市廛、斗兢、劫盜、賊叛、毀亡、違制、關津、諸侯、廄牧、雜犯、詐偽、請求、告言、逃亡、系訊、斷獄。由于北周統治者企圖恢復西周古制，機械地模仿《周禮》，使得這部《大律》條目繁多，同《北齊律》相比，“煩而不要”。程樹德也批評它“陷于矯枉過正之失”，“削足適履，左支右絀”；“今古雜糅，禮律凌亂，無足道者”。因此，隋文帝制定隋律時，“獨采北齊而不襲周制”，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法律形式的發展
漢朝法律表現形式主要是律、令、科、比，但對律與令等法律形式的關系尚無明確界定。所以，當時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的說法。令既是律的補充，也是修訂舊律或制定新律的淵源。有一些律也可以稱為令，如《除錢律》、《除挾書律》，也稱為《除錢令》、《除挾書令》。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表現形式多樣化，以律為主，輔之以令、科、比、格、式等。東漢后期以來，私人注律蜂起，推動律學發展，也對各種法律形式的內涵予以初步劃分。至西晉時，律與令的概
念有了嚴格的區分。杜預《律序》說：“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違令有罪則入律”。可見，律是相對穩定的刑事性成文法典，主要作用是懲罰犯罪，維持統治階級所需要的社會秩序；令的含義則不同于漢朝，不再是指皇帝的詔令，而是國家關于禮儀典章教化方面的臨時規定，僅僅是對律的補充。
科亦是對律的補充。三國時代前期，魏、蜀、吳都曾沿襲漢律，但又感到漢律已不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多制科以補其不足。南朝梁、陳科制繁雜，多達三十多卷。北魏則以格代科，東魏亦有《麟趾格》。但這里的格同科一樣，具有刑事單行法規性質，不同于隋唐時期作為行政法規的格，因而逐漸失去獨立存在的價值。至隋唐時期，科的內容為律所吸收，不再通行。
比即漢朝的決事比，在司法實踐中也逐步完善，為唐律“諸斷罪而無正條”規定，“舉重以明輕”或“舉輕以明重”原則的產生積累了經驗。
式首見于漢朝的品式章程。西魏的《大統式》首創式的編纂先例。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上承漢朝的律、令、科、比，又增加格、式，為隋唐時期律、令、格、式法律形式的定型開了先河。
二、法律內容的發展變化
（一）魏晉北朝的律學成就
1、法典編纂技術的成熟完善
中國古代成文法典的編纂，奠定于戰國李悝的《法經》，秦漢兩代又有很大發展。但當時法律形式繁多，法律條文冗雜，或有所重復，或有所缺漏，法典體例也不盡科學完善。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近四個世紀里，各個割據政權為在群雄競爭的環境下求得生存與發展，不斷總結調整統治策略與統治手段，其中也包括對法律的改革，從而使法律制度出現很多突破性的進展。
曹魏《新律》在繼承漢律的基礎上，對法律內容和法典體例進行了較大的改革：第一是刪繁就簡，“改漢舊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使法律內容大為精簡。與此同時，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新篇目。如漢《九章律》中的《盜律》有劫略、恐嚇等內容，并非屬于盜罪行為，《新律》將其分出，增加了一篇《劫略律》；《九章律》中的《賊律》有欺謾、矯制、詐偽等內容，《囚律》有詐偽生死的規定，《令丙》中也有詐自復免等內容，其重復設置繁而不當，《新律》將其統一起來，增加了《詐偽律》一篇。經過這一改革，克服了舊律“篇少而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的問題。第二，調整法典體例結構，將《九章律》中的《具律》改為《刑名》，置于法典首篇，突出其以總則性質統帥全律的地位。這一變動得到西晉、北魏等立法的肯定，為《北齊律》中《名例律》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第三，將“八議”制度正式列入法典，使儒家“禮有等差”的思想變成法律原則。通過這些改革，使中國古代法典的制定增加了系統性和科學性。
《晉律》與《魏律》相比，首先在《刑名》篇后增加了《法例》篇，共同構成法典的總則部分，豐富了總則的內容。其次是對分則部分也進行了重新編排。特別是出于調整日益頻繁的貿易活動、規范交通往來、封邦建國及預防水火災害的需要，《晉律》增設了《關市》、《水火》、《諸侯》三篇新的內容。其三是精簡了律令辭章。漢末法律繁雜，“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余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晉律》則精簡為126 000字，故其以“刑寬禁簡”而著稱。此外，《晉律》還將武帝批準的張斐、杜預的晉律注附于律文之后，形成法律注釋附律的新體例，便于人們對法律的理解和司法官員的使用。
《北齊律》將篇章結構壓縮為12篇，體例內容更為精練；將《刑名》、《法例》兩篇合為《名例》一篇，進一步突出了其總則性質和作用。《名例律》的創立，亦為后世歷代立法所繼承。即使《大明律》將法典結構更改為七篇，也仍然保留了《名例律》居于全律首篇的總則地位。
2、法律注釋成就突出
早在春秋時期，人們就對一些法律術語作出過自己的解釋。例如：針對《左傳》昭公十四年引《夏書》收錄的“昏、墨、賊，殺，皋陶之刑”的規定，晉國的叔向即作出解釋：“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戰國李悝制定的《法經》貫穿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的原則，而針對“盜賊”罪的含義，荀子也作出過“竊貨曰盜，害良曰賊”的解釋。這些解釋對于人們理解和執行法律都起到
了良好的作用。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一些經學家紛紛以儒家經典和儒學思想說經解律，但都是私家以個人之見解律，彼此差異甚大，不利于法的統一，更不利于司法機關的執法。司法實踐要求對法律有統一的、權威的解釋。于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陸續涌現出一大批律學家。如曹魏時期的劉劭、陳群、鐘繇、王郎，西晉的張斐、杜預，南齊的王植之，南陳的王沖、殷不害，北魏的羊祉，北齊的封述，
北周的徐招等。其中以張斐、杜預對晉律的注釋成就最為突出。
杜預（222年—284年）“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上奏于朝廷。他首先解釋了立法應遵循的原則：“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于刑厝。”基于這一認識，他對《晉律》進行了全面解釋：“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在他看來，只有通過對律的注釋，了解法的精神，明確律文的真正含義，才能準確地適用法律和依法斷案。
張斐以廷尉明法掾的身份為《晉律》作注，首先詳細闡明了具有總則性質的“刑名”篇的作用：“‘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接著，又通過注釋揭示了《晉律》各篇的含義，彌補了條目的疏漏，并對一些法律概念作出解釋，使之明確化、
嚴密化。《隋書·經籍志二》記載有張斐《漢晉律序注》1卷、《雜律解》21卷，但皆已失傳。不過，《晉書·刑法志》摘引了張斐所上“進律表”的部分內容，其中對立法原則、律文適用等作了說明，并對故、失、謾、詐、不敬、斗、戲、賊、過失、不道、惡逆、戕、造意、謀、率、強、略、群、盜、贓等20個法律術語作出了解釋，其中不少解釋是非常準確、精辟的。如“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二人對議謂之謀”，“取非其物謂之盜”等。顯然，注釋者注意到，在具體案件中，行為人行為的主觀動機的狀態是有區別的。對其作出準確的界定，對于區分罪與非罪以及此罪與彼罪都很有現實意義，對于中國古代注釋法學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后來長孫無忌等人對唐律的疏議，更是從中受到啟發。
（二）刑罰制度的重大變化
1、刑罰體系的改革
在漢朝刑制改革的基礎上，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刑罰制度又有了進一步的改革，總的趨勢是刑罰漸輕。
漢末曹魏以來，曾對是否恢復肉刑開展了激烈的爭論。早在曹操在世時，就曾商議是否恢復肉刑，御史中丞陳群認為：漢朝“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奸矣”，主張恢復肉刑。但大司農郎中令王修“以為未可行”，得到曹操的采納。明帝修訂《新律》時力排眾議，仍然拒絕恢復肉
刑，最終設立死、髡、完、作、贖、罰金與雜抵罪七種刑名三十七等。據程樹德考證，曹魏政權死刑分為三等，即梟首、腰斬、棄市；髡刑與徒刑結合使用，從五年至二年分為四等；完刑分為三等；作為勞役刑的作刑也分為三等；贖刑分為十一等，“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罰金分為六等；雜抵罪分為七等。但完、作、贖刑的等級具體如何劃分，以及雜抵罪具體內容，已“不可考”。實際上，作刑與徒刑沒有什么區別，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徒刑犯人也是要服勞役的，而服作刑的犯人首先必須限制其人身自由。
晉律簡化曹魏的刑罰種類，取消完、作兩種刑名，采用死、髡、贖、罰金、雜抵罪五種。其中死刑分為梟首、斬、棄市三等，髡刑仍為四等，贖刑與罰金各為五等，雜抵罪所分等級不詳。
南朝宋齊兩代沿用晉律。但自劉宋政權起，廣泛使用“流徙”刑，即將罪犯流放到邊遠地區。如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前樂山縣侯蕭正則有罪流徙”。梁律將死刑分為梟首、棄市二等，并使用鞭杖刑，分為二百、一百、五十、三十、二十、一十等六個等級。陳律基本沿用梁律的刑罰制度。
北朝初步確定封建“五刑”制度。北魏采用死、流、徒、鞭、杖等五刑；北齊基本沿襲，只是將徒刑稱為“刑罪”；北周則改為由輕至重排列，即杖、鞭、徒、流、死，相對較為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