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語》看孔子的語言倫理思想
言”與“德”是孔子思想體系的一對重要范疇，孔子認為語言與倫理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聯系。
孔子語言倫理道德標準有：1.“言”要“得體”；2.“言”要合“禮”；3.“言”要合“仁”。孔子還就語言倫理道德規范問題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孔子認為言語道德的理想境界是“行君子之言”，符合“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標準。言”與“德”是孔子思想體系的一對重要范疇，孔子認為語言與倫理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聯系。
從體裁上看，儒家經典著作《論語》屬典型的語錄體散文，重點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很多學者從中總結了孔子的政治、倫理、道德、教育、文藝等思想。但很少有人總結他的語言思想。其實孔子是非常重視語言研究的，在《論語》一書中，孔子對語言的態度、語言的功能、語言的使用、語言的內容、語言的規范等都有具體、全面而透徹的理解，事實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語言思想體系。但其語言思想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伴隨著孔子“仁德”的核心思想產生并為其服務的。孔子認為語言與倫理道德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聯系。
一、“言”與“德”的關系
“言”與“德”是孔子思想體系的一對重要范疇，“言”在《論語》話語體系中一共出現128次，“德”一共出現39次，孔子認為作為道德標準的“仁”一共出現105次，而“言”與“德”“仁”在一個句子或一個章節中同時都出現的情況也不少見。可見，孔子是非常重視“言”與“德”及其關系的，對“言”與“德”及其關系的闡釋是孔子語言倫理思想的核心內容。
“德”是道德、品德，馬克思主義認為，道德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殊現象。人們生活在社會上，進行著各種活動，形成了各種復雜的社會關系，產生各種不同的矛盾和利害沖突。為了保障社會生活的正常進行，就要求對人們之間的利害關系進行必要的調整，對個人的行為加以必要的約束。因此“道德”是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行為準則和規范的總和。
“言”是言語，言語是個人運用語言（包括說和寫）的行為和結果。這種行為和結果是否“真、善、美”？反映了言語者對“真、善、美”的態度和選擇，反映了言語者的道德價值取向，因此言語行為作為人們一種特殊的最基本的社會行為，它必須遵循一定的社會道德規范。
“言為心聲”，言語是道德心靈的外化，道德是言語的基礎和出發點；“言”離不開“德”，“德”也離不開“言”，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然而“德”與“言”也有不一致的情況，“好德”一定有“好言”，但“好言”不一定有“好德”。因此從重要性來看，“德”是立身之本，為人之基，一切“言”都必須以“德”作為基礎和出發點。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意思是有道德的人一定有美好的言語留下來，有美好的言語不一定有美好的道德。可見，在“言”與“德”的關系上，孔子重視“言”，但更看重“德”。孔子說：“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言廢人。”（論語·衛靈公）這句話包含了孔子的政治倫理思想，在國家提拔用人的機制上，孔子主張“以德為先”“不以言廢人”。孔子辦教育，有著名的“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孔子把“德行”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言語。這也說明孔子看重“德”，必然認為一個人的言語行為首先要合乎道德規范，否則“無以立”。
二、“言”的倫理道德標準
在儒家倫理道德思想體系中，有兩個重要支柱：一是中庸，一是孝德。《論語·雍也》篇
中，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民鮮也久。”這句話明確指明：中庸是人們倫理道德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儒家倫理道德的最高標準。“中庸”是不偏不倚，“中庸之道”的終極目標是“致中和，天地位矣，萬物育焉。”（中庸章句）朱熹對此注釋：“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那么，作為人們基本行為的言語交際，它也必須符合“中庸之道”。
因此，“言”要遵循倫理道德，“言”的倫理道德標準也就是“中庸”。具體來講，孔子認為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言”要“得體”
“得體”就是“（言語、行動等）得當、恰當、恰如其分”。語言要得體，包括言語內容和言語形式兩個方面。孔子對語言的得體性做了很多方面的論述，把言語內容和言語形式兩個方面的得體具體細分為言語內容、言語方式、言語態度、言語風格、言語環境等方面的得體。“言”要“得體”，實際上就是“言”的各個方面要合乎日常的道德行為規范。孔子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
語·公冶長）孔子主張“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他“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孔子把語言運用的是否得體同國家存亡之命運聯系在一起，他認為“一言可以興國，一言可以喪邦”，（論語·子路）這是《論語》對言語道德能夠產生巨大社會作用的深刻理解。
（二）“言”要合“禮”
中華民族素有“禮儀之邦”之稱，有著五千多年燦爛的文明，“禮”是中華文化的總特征，是中華文化的總根源。孔子認為人們日常交際的言語行為應“約之以禮”（論語·雍也）。《論語·顏淵》中有一章記錄了孔子關于顏淵問仁的回答。“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蔡尚思認為：“仁”的準繩和目標是“禮”，而“孔學”主要也是“禮學”。孔子是禮的集大成者，又是禮學的開山祖師。因此，孔子的核心思想“仁”是為“禮”服務的，因此孔子一言一行莫不遵守“禮”的最高規范。孔子曾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思，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論語·泰伯）“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孔子后來編修的《禮記》
里面也有這樣一段話更強調了“禮”的重要性，“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可以說，孔子強調“非禮勿言”，言語行為只有合乎“禮”，人際關系才和諧，才符合社會倫理道德的最高標準“中庸之道”。
（三）“言”要合“仁”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愛人。”（論語·顏淵）一個“仁”字貫穿《論語》始終，不同的弟子請教什么是“仁”時，孔子因材施教，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孔子針對“多言而躁、夸夸其談”的司馬牛，告誡他要做一個“仁者”，必須“其言也讱”，并且又說“為之難，言之得無讱乎？”（論語·顏淵）“讱”是謹慎、話難說出口的意思，說話慎而又慎，唯恐出錯，是尊重別人、愛護別人的一種表現；反之花言巧語，討好賣乖，道聽途說，圓滑世故，是缺德少仁的一種表現。
孔子鮮明地指出“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陽貨）“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論語·衛靈公）在孔子看來，“巧”與“訥”與“讱”是對立的，“巧”是機巧、投機取巧，“訥”和“讱”是語言謹慎遲鈍，孔子反“巧”而倡“訥”，他認為 “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很明顯，孔子認為“言”的一個重要倫理道德標準就是
“言”要合“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