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梁鴻的閱讀札記

名家三棱鏡·梁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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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三棱鏡·梁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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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梁鴻的閱讀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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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

一

梁鴻熟悉而陌生：文學批評家、教授，非虛構作家和長篇小說《梁光正的光》。梁鴻跨越了文類的邊界，文本

小說家。許多年前，我曾經說我很想像上個世紀三四十的體積也在增大。無疑，在不同領域，以不同的文體形式

年代的一些學院知識分子那樣，教書、研究和寫作，寫論寫作并不始于梁鴻，梁鴻和許多有才華的寫作者一樣顯

文、寫散文、寫小說。這個理想中，當然也包含著以專業示了她多方面的才華和可能。梁鴻角色轉換的意義是什

的方式介入現實的念頭。我一直以為，魯迅那一代知識么？梁鴻的獨特意義是什么？我回想起那次聚會，意識

分子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著述，還在于他們是歷史進到當時的梁鴻身在北京，已心在“梁莊”。

程中的一個環節。這是今天的知識分子或作家的羞愧之當我把梁鴻的文學批評、非虛構文本、小說文本等

處。一個人文學者，如果失去對現實的人關懷，不僅會失不同類型的書一起堆放在案頭時，我想到的問題是：有

去人文學者之于現實的價值，也有可能失去歷史的意無可能基于這些文本討論作為“整體”的“梁鴻”？

義。我無法預測梁鴻能夠走多遠，但我對她的努力和成

就懷有敬意。

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次小范圍聚會上，說到我的拙著

《一個人的八十年代》，梁鴻說她在寫非虛構作品。我沒《中國在梁莊》發表之后的這些年，梁鴻本人有不少

有在意她這一句話，還鼓勵她集中精力做好關于九十年關于自己寫作理念和文本意義的闡釋。當她在面對讀者

代文學的研究，我認為梁鴻的理性、歷史感、問題意識在面對自己的作品時，她顯示了作為批評家的獨到之處，

他們這一代批評家中是突出的。我們是在一間工廠車間她對理念、技術的解釋游刃有余，這些都可以視為“副文

改造的餐廳里午餐和聊天的。在有點昏暗的燈光下，我本”。但在閱讀梁鴻時，我更在意她寫作《中國在梁莊》之

看到這間餐廳殘存了許多特定時代的痕跡。據說這是北前的文學批評中對許多現在看來與她的創作相關的一

京的一種“時尚”。不久讀到梁鴻的《中國在梁莊》 《出梁

莊記》；然后是《神圣家族》；接下來是我們現在讀到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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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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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問題的理解。這里的差別是：之前關于“他者”的解釋，步靠近了“梁莊”周邊的田野，在這片田野上，梁鴻已經

可能更讓我們了解梁鴻的“初心”和非虛構、虛構文本生踏出一條泥濘的小道。“現實”是“宏大”的，梁鴻要“介

成的“心理機制”；之后關于“自我”的闡釋，則是基于文入”的“現實”是什么，關注的中心是什么？在下面這段

本產生的已經選擇和修飾過的表達。如果我們把梁鴻的略長的文字中，梁鴻的“梁莊”已經呼之欲出：

寫作視為“整體”，她的創作和文學批評之間的關聯，則

是我們首先要關注的。

在梁鴻的文學批評中，《“重返現實主義思潮”與當

代文學理論的轉向》，或許是我們進入“梁莊”最重要的

通道之一。我未必完全贊同“重返現實主義”就意味著當

代文學理論轉向的判斷，當代文學轉向中“現實主義”并

未離開，變化的是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和運用。但是，梁

鴻在對“重返現實主義”現象和相關作家作品的研究中，

闡釋了她對文學與現實關系的理解，而這些理解正是她

進入“梁莊”的理論準備和“初心”。

梁鴻的基本判斷是，當代作家和批評家對文學的

與“現實性”始終沒有相對科學和理性的認識，“文學性”

忽略了兩者之間的“互文性”“：在批評、文學和中國社

會變革的合謀下，技巧、形式、語言、審美等文學的形式

本質被作為‘文學性’確立下來，而文學的物質內容，即

它的歷史屬性，卻從‘文學性’中被完全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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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反思“純文學”思潮時很多批評家和學者持有的基

本觀點。梁鴻認為，這一“確立”和“清除”導致的問題是：

把文學的審美屬性和歷史屬性對立起來，在此意“第一，

義上，把文學的宏大敘事與個人敘事對立起來，并且形

成隱性的等級秩序，這使得文學較少對社會重大問題進

行現在進行時的跟進和思考；第二，把中國當代資本改當我讀梁鴻這段文字時，我甚至認為梁鴻作為“梁

革所產生的現代和后現代心理當作文學的本質內容，因莊”之子的身份遠遠大于梁鴻作為批評家的角色。她的

此，對知識、制度、深沉、嚴肅等的解構主義成為文學最可以視為她的精神“自序”。她關注的是《艱難的重返》

深刻的意義，這直接產生了對歷史、道德、社會和文化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鄉村所經歷的嬗變、痛苦與生

虛無主義，以此種方式‘介入’社會現實，只有頹廢的傷存狀態如何進入文學，文學以什么樣的想象方式呈現能

感，很難產生理性的建構。”在這樣的表述中，梁鴻清夠擊中“現實”的“內核”。在這里，梁鴻心儀“公共知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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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地呈現了她的理論主張和文學介入現實的方式與重子”這一角色，《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所引發的巨

點：不是對立的，而是在相互關系中理解“文學性”與“現大反省，也表明梁鴻的寫作觸及了公共領域的問題，而

實性”；文學需要對社會重大問題進行現在進行時的跟很多讀者和學者也肯定了梁鴻在這個角色中所具有的

進和研究，不是以“頹廢的傷感”，而是以理性建構歷史、公共關懷、人道主義精神、社會責任心等品格。但就梁鴻

道德、社會和文化的意義。與文本的關系而言，我更傾向于把梁鴻視為人文知識分

回溯梁鴻文學批評中的這些理論主張，讓我們進一子，這個身份的內在構成是“梁莊之子”。梁鴻寫了“梁

“可以說，作家對當代社會生活的‘現在時’集體失

語是當代文學最大的癥候之一。以筆者長期關注的鄉土

小說家來說，無論是賈平凹、莫言，還是李佩甫、閻連科，

都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成名初期對鄉村改革和鄉村現

實的關注熱情，轉而進入了對鄉村歷史和發展史的抽

象敘述。對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鄉村所經歷的嬗

變、痛苦與生存狀態，這些作家幾乎沒有書寫，這無疑是

一種極大的缺失，也為讀者和批評家所詬病。這是其一；

還有一點，即使作家對鄉村現實的想象，也顯得非常虛

假、蒼白，沒有擊中現實的內核。2002年《中國農民調

查》所引起的熱烈反響可以說是對作家鄉村想象的最大

打擊，雖然它的成功并非在于文學意義，但是，它告訴作

家一件事，鄉村現實所蘊含的殘酷和苦難遠遠大于作家

廉價的虛構和坐在書桌旁的空乏幻想！其次，作家逐漸

成為一個與思想無關的專業技術人員，而不在是一位公

共知識分子。公共關懷、人道主義精神、社會責任心等，

對于作家來說，并非必須的品格。這是20世紀90年代

后作家對自己的基本定位，這種定位有它的道理，它表

明作家對文學的審美屬性已經有了深刻的認識，與此同

時，卻也把作家與文學排除到人類精神之外，而后者曾

經是文學最根本的屬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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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的諸多人物，在那些人物的身上和內心，我看到了梁敘事時，梁鴻批評了這樣的“虛構”“：反觀當代文學會

鴻自我痛苦和矛盾的折射。如果說“梁莊”有一個輪廓，發現，即使作家對歷史和人民的困難進行正面敘事，當

我覺得那就是梁鴻的臉龐。在重新進入歷史場景是，作家也只是在一些常識性的歷

梁鴻對鄉村敘事的失望和問題的確認，讓我感受到史基礎上進行苦難展示，這一常識性的歷史基礎在文中

梁鴻批評、非虛構、虛構文本中的疼痛感。在創作《中國充當的只是一個靜態的、有固定結論的背景，其中的批

在梁莊》等作品之前，作為批評家的梁鴻和作為“梁莊”判也是一個普通中國人就有的情感和情緒，沒有更深層

之子的梁鴻是“互文性”的，在創作《中國在梁莊》等作品次的‘發現’。這可以說是另外的歷史虛無主義，也是讀

之后，作為作家的梁鴻和作為“梁莊”之子的梁鴻是“互者厭倦虛構文學的原因之一。”梁鴻是在這個意義上

文性”的。或許梁鴻是無意識的，但這些論述無疑是建立以“非虛構”糾正“虛構”的偏差的。梁鴻因此說：“批評家

在“梁莊”這個具象而非抽象、現實而非虛構的基礎之上并沒有批評作家的虛構本身，而是批評作家這一虛構背

的，梁鴻關于“梁莊”們的經驗滲透其中。當然，無論是賈后的觀念化和虛假性。”

平凹、莫言，還是李佩甫、閻連科等，他們持續不斷的創事實上，梁鴻并沒有將重返現實主義視為進入歷史

作表明他們的鄉村敘事已經很難以“歷史”和“現實”來和現實的唯一方法，她充分意識到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

區分。是歷史中的現實，現實中的歷史，抑或是歷史與現在對待歷史和現實時的差異，而她自己選擇現實主義則

實，也許不是重要的問題。梁鴻《中國在梁莊》 《出梁莊》與她的理論主張、個人經驗、文化心理相關。這不是排他

之后的《神圣家族》 《梁光正的光》，也已經不是簡單的性的選擇。梁鴻這樣理解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關于“現

的鄉村了。所以，我在閱讀梁鴻時，感覺不能完實”的差異：“兩者的‘現實’究竟有什么差別呢？這就涉“現在時”

全以梁鴻自己理解的“現實主義”的“要義”來解讀梁鴻，及現實主義的另一核心概念：歷史感。現實主義強調作

否則會縮小作為整體的梁鴻的意義。家必須進入歷史，必須在歷史中塑造人物和環境，這一

三

梁鴻對鄉村敘事中的“廉價的虛構”和“空乏幻想”必須進入歷史進程當中并提煉出歷史、場景或人的獨特

表達了失望。我在意的不是梁鴻對“虛構”所涉問題的的意義與啟示。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實主義的‘現實’與現

判斷，而是認為正是她如此理解了一些“虛構”現象，才代主義的‘現實’最大的差別在于：前者強調‘現實’的歷

有了她后來的“非虛構”；如果糾纏于“非虛構”是對“虛史存在和典型意義，后者則側重于‘現實’的抽象體驗和

構”的反撥，就不能理解梁鴻近幾年轉向“虛構”的寫作，哲學上的普遍意義；前者強調人與社會沖突的悲劇存

以及“虛構”和“非虛構”在梁鴻的文本中其實也沒有明在，后者則側重于人的自我沖突與存在本身之悲劇。”如

晰邊界這一特征。即便是《中國在梁莊》 《出梁莊》，也無果以這樣區分，我們當然可以在《中國在梁莊》《、出梁

法做到百分百的“非虛構”的驗證。至少在我看來，《神圣莊記》和《梁光正的光》中側重讀到“歷史存在和典型意

家族》是在“非虛構”與“虛構”之間。如果將“非虛構”夸義”“、 人與社會沖突的悲劇”，但同樣可以在《梁光

大到是現實主義的最佳文體，那么其荒謬性便是顯而易正的光》中讀到“人的自我沖突與存在本身之悲劇”。因

見的。當我把梁鴻的非虛構和虛構文本作為整體來閱讀此，創作方法的差異在具體的文本中不是對立的，有時

和研究時，我以為一些研究對梁鴻“非虛構”文本的理解是交融的。

存在誤區。這里的核心問題是：梁鴻不贊成什么樣的“虛事實上，梁鴻的文學批評也在不斷深化或轉向。她

構”，并由此轉向“非虛構”。的《回到語文學：文學批評的人文主義態度》是和《“重返

在談到作家如何對歷史和人民的困難進行“正面”現實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轉向》同樣重要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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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感并非對歷史的全部分析或即時反應，也不是所謂

的還原歷史，而是體現在作家‘生活在其中’的意識，要

有時間感和歷史洪流匯集于此的左標感。這意味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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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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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她認同薩義德《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中提出的“回釋，也許我們需要關注作為“方法”的“鄉愁”在梁鴻那里

到語文學”的重要性，言詞不是被動的標記和符號，相意味著什么，又如何與她的重返現實主義、回到語文學

反，它們是構成現實本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梁鴻感興相關聯。

趣的是薩義德對文學批評通向“人文主義”的獨特界定：梁鴻有一本專門研究閻連科的《受活》與“中國想

語言和自我身份。梁鴻的理解是，重回語言和言詞，意味象”的著作《作為方法的“鄉愁”》。梁鴻對閻連科《受活》

著重新進入語言所產生的民族的歷史與時間之中，在對文本的分析是獨到的，而她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也值

語言的探索中尋找歷史；探討語言的生成過程和使用方得我們注意，即把“鄉愁”作為文學批評的一種方法。當

式，也即創新回到歷史源頭，去尋找遮蔽在時間深處的我視線從閻連科轉向梁鴻時，我發現，在梁鴻那里，“鄉

真相。這篇文章的核心表述是：“一種真正的人文主義態愁”既是一種文學批評的方法，也是一種文學創作的方

度是從自身——‘民族’和‘自我’的雙重身份——的經法。無論是《中國在梁莊》 《出梁莊記》，還是《神圣家族》

驗、體驗和倫理感出發，從內部的歷史和原點出發，去發，都顯示了“鄉愁”作為一種方法對梁鴻的《梁光正的光》

現其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如此，語言和歷史不再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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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分割的。這樣一個認識，避免了她在《“重返現實主就像梁鴻意識到的那樣，“鄉愁”這一詞語包含著

義”與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轉向》中可能出現的偏頗。過多感性的成分，傷感、追憶、美化、憐憫等，把“鄉愁”

在這樣的相互關系中，語言、形式、文體和現實、歷作為一種方法，意味著在思維方式上背向現代性發展

史、意義就有了“整體性”，而不是以一種片面代替另一的方向，這一“背向”會帶來單向度思維的可能性，會形

種片面。但我注意到，在梁鴻的順序中，現實、歷史和意成二元對立的態勢。事實上，在現代化進程中許多書寫

義是第一位的，語言、形式和文體是第二位的。她所認同的文本在以“回退”平衡“進步”、修復“進步”的“鄉愁”

的“人文主義態度”首先是一種世界觀，然后是文本的方的同時，也顯示了其消極的意義。梁鴻試圖讓這“疾病”

法論。因為“生活在其中”“，自我”的經驗、體驗和倫理感種“消極”變為“積極”。梁鴻以歷史的、理性的姿態重新

變得十分重要，梁鴻不只是貼近，而是“生活”在“梁莊”處理了“鄉愁”“：在這里，‘鄉愁’不只是一種超越于時

中，語言、文體、形式是從“梁莊”內部的歷史和原點出發空的情感存在，同時也是現代性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產生

去發現其與外部世界關系、揭示真相的一種形式，當這物。所謂的‘鄉愁’是在現代發展觀照下的‘鄉愁’，只有

種形式和歷史屬性相融合時，“非虛構”這一文體的意義在現代性的視野下，才能考察它所代表的時間維度和

就呈現出來了。所以，在我看來，梁鴻“非虛構”的意義首心靈指向的深層原因，‘鄉愁’才有作為方法論的可能

先不是文體特征，而是對待生活的態度。有什么樣的世性。”正是這一現代性的維度，讓梁鴻的《中國在梁莊》

界觀，就有什么樣的文體。和《出梁莊記》不是對一種生存方式和一種感情的回溯，

概而言之，梁鴻創造了象征當代中國的“梁莊”，改而是出現了“鄉土中國”和“現代性”的復雜關系。

寫了“非虛構”文體，也塑造了作為“梁莊之子”的“自我如果仔細理解梁鴻作為“方法”的鄉愁，我們就會發

身份”。現，其要點與她“重返現實主義”和“回到語文學”的主張

四

我在前面曾經提到梁鴻精神世界和文本世界的“疼生活的獨特意義，思考“鄉”的內部生活樣態，挽留住鄉

痛感”，正是這種疼痛感讓梁鴻有了與別人不一樣的“鄉村政治經濟學之外的另一半：文化、道德和家；與此相

愁”，并且在遍地彌漫的“鄉愁”書寫中脫穎而出。我想，關，以“同情之心”回到民族生活的內部，與人的情感、道

關于梁鴻“非虛構”文本中的“鄉愁”已經有了很多的闡德和生命感受相聯系，成為觀察世界的起點和終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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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邏輯上是一致的。在梁鴻看來：把“鄉愁”作為方法意

味著以此出發，把自己置身于民族生活之流中，去感受

民族生活的種種；重返“鄉愁”，是重新思考“鄉”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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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過程中，以“鄉愁”為起點，要求作者和批評者關注粹的存在。“這是一種將全部的靈魂奉獻給與自己相關”

自我的身份及自我身份的歷史之規定。的大地、山川及故鄉的一切時的沖動，痛苦與甜蜜的糾

在這個意義上，梁鴻的《中國在梁莊》 《出梁莊記》纏，闊大與細膩的重合，愛與恨的交織，民族與人類的呼

和《梁光正的光》是“鄉愁”作為方法，同時又作為問題的應。”

產物。這當然是痛苦的思考和艱難的恢復。在這樣持續的

思考和恢復中，梁鴻會不時產生新的痛苦、困境與可能

五?

梁鴻是有著遠大抱負的，她的抱負正漸次展開。是“梁莊”在“再生”中告別“梁莊”。

在作家與時代的關系中，梁鴻思考的大問題是：當

代中國社會生活是否已經失去了“總體生活”的歷史性

與象征性，是否失去了“中國生活”的史詩性和隱喻性？

在這一思考中，梁鴻尋找那些在中國社會生活多層次分我這篇札記最后想說的一句話是：梁鴻依然在“梁

化后，尚未浮出歷史地表的那些“人”和群體及生活場莊”，但梁鴻已經出“梁莊”。

景。由此，梁鴻試圖以人文主義精神去承擔并體會這些

“人”的內在精神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現這些“人”的位

置，并在文本中呈現出來。因此有了《中國在梁莊》 《出

梁莊記》和《梁光正的光》。后者和前者的區別只是形式

上的差異，在“歷史屬性”上是一致的。

梁鴻也試圖在這樣的思考和寫作中重新處理主體

與歷史的關系，重塑自己，以“鄉土中國”重寫“中國”。梁

鴻曾經以詩性的語言抒懷：“我們應該在文學中恢復這

樣一種廣闊的激情，恢復愛的能力，恢復對‘中國’這一

名詞的愛，拋開現實政治、世俗性對它的干擾，尋找到純

性。而新的可能性或許是參照“梁莊”而又告別“梁莊”。

梁鴻近作《梁光正的光》與其說是“梁莊”的延續，毋寧說

六

【注釋】

《“重返現實主義思潮”與當代文學理論的轉向》，《靈梁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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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消逝》，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頁、5-6頁、7-8頁、18頁、15

頁、12頁。

《回到語文學：文學批評的人文主義態度》，《回到語文學》，山梁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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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7頁。

《緒論》，《作為方法的“鄉愁”》，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參見梁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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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