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豐縣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歷史文化價值研究

2024年1月9日發(作者：美麗的小金魚)

江西省南豐縣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歷史文化價值研究

馬凱; 朱玉榮; 張歡

【期刊名稱】《《建筑與文化》》

【年(卷),期】2019(000)005

【總頁數】3頁(P216-218)

【關鍵詞】盱江西路街區; 里坊格局; 街巷肌理; 建筑風貌; 非物質文化遺產

【作 者】馬凱; 朱玉榮; 張歡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建筑工程學院

【正文語種】中 文

前言

南豐縣位于江西省東南部，歷史悠久，人文璀璨，是宋代散文學家曾鞏的故里。自三國吳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建縣以來，迄今1700余年。南豐縣2018年公布為江西省級歷史文化名城，同年盱江西路街區公布為江西省歷史文化街區。街區位于南豐縣歷史城區設防范圍的西南側，為南豐縣4處歷史文化街區之一。

近年來，南豐縣的傳統城市肌理一直遭到吞噬和破壞，市民的生活質量顯著改善的同時，微妙的建筑結構和空間不斷丟失。尤其是近十幾年來，城市的現代化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之間的沖突日益顯著。2017年，南豐縣啟動棚戶區改造工作，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的西側位列其中，街區結構肌理的完整性、空間形態的多樣性、文化傳承的持續性都受到城市發展的無情考量。

1 街區概況

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位于南豐縣古城西南角，瀕臨盱江，與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望仙橋歷史文化街區、西門外風貌區毗鄰。街區北至勝利路，東至轉角巷，南至南門城下，西至解放路。規劃區域面積16.20公頃。

街區東側的解放路直通南門，北側的勝利路直通西門，整體呈廣圓形，乃為“琴城”的“琴座”部分。自唐代開成二年（837年），南豐縣治從嘉禾驛遷到西里坊，一直到民國，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是南豐縣歷代以來的行政中心和教育中心，街區內有始建于唐代的壽昌寺，有建于明代的南豐城墻、水關及城門，有明清時期的城市重要公建——縣衙、便民倉、文廟、武廟、儒學等。

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范圍約相當于清代的西里坊和文明坊。西里坊在街區東側，呈南北走向，縱向跨越盱江西路，東依解放路，西靠三忠祠巷，從勝利路往南直至南部城墻的長方形范圍內。其在宋代稱西理坊，原在學宮后。因是學宮所在，民多循理，故名。元代仍稱西理坊，明代改稱西里坊，清代沿襲明代舊稱。文明坊在街區西側，東為三忠祠巷，西至轉角巷，北鄰勝利路，南為古城墻。整體呈一個扇形形狀。宋元時期并無文明坊，嘉靖元年，邑侯曹公弘以學宮瀕水，而通濟門擋住了學宮的宮墻，在通濟門的基礎上擴建，完工時正逢皇帝入嗣大統，詔天下，縣令曹宏大喜曰：天下文明，其自豐始也。遂改通濟門為文明門，“文明”之名始得也，坊名亦稱“文明”。清代延續明代舊稱。

街區為宋代四隅格局中的其中一隅，西側解放路和北側的勝利路直通南門和東門。東側的解放路往南即為古城南門，“豐邑南門外故有浮橋，當閩粵朝貢孔道，三鄉軌轍輻輳於斯，為邑要津”，是古時通往南城、黎川，乃至閩、粵等省之要沖，最早為舟渡，唐時建浮橋；北宋改為石橋；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年）改廊橋，名通濟橋；南宋嘉定年間又改為浮橋，名寶慶橋，后又改名臥龍橋、濟川橋、沙合橋；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復建石橋，橋上屋中建觀音堂，橋更名文明橋；直至

1986年建“盱江索橋”，過盱江索橋，可通往城南讀書巖、南臺山、寶巖塔等風景名勝。明萬歷乙酉年，邑侯鄭瀚在南門與上水關之間設有南津渡（又名鄭侯渡），方便城內居民渡河。

街區南側直至西門段，保留有較為完整的磚石砌筑的城墻基礎，明朝中葉在中段位置有“上水關”，用于居民取水、洗滌和防洪水進城。上水關以及相對應的盱江東路歷史文化街區的下水關，加上街區內的陰溝暗渠，共同構成南豐古城的防汛系統。漲水時，關門閉上，抵擋洪水。這些城防體系可以作為研究明代南豐城的重要實體依據。

2 街區街巷格局

圖1 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航拍圖 （圖片來源：馬凱拍攝）

圖2 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文物古跡及歷史環境要素分布圖 （圖片來源：馬凱繪制）

街區內街巷格局始于唐，形成于明清，是明清時期南豐城內具有代表性的居住區和文化區。街區北側的勝利路唐末分段稱衙背、濠口街、白塔前、西門上，宋以后統稱西門街，1937年改稱中華西路。街區東側的解放路唐時分段稱館前街、暗街，1937年改稱文定路。街區西側的轉角巷，南北走向。宋代置，巷中段彎如直角，故名。街區內還有14條傳統街巷，包括唐代置的盱江西路、火巷、河梁門、直鐘巷、橫鐘巷，明代置的府官巷、楊家巷、上水關巷、三忠祠巷，清代置的高家巷、擺布巷、萬家巷、魯家巷，以及民國時置的人民會場路。

內部街巷現均主要以居住和微小商業為主要功能，由于均為歷史形成的街巷，道路狹窄，通行能力差，不能滿足現代交通要求。14條內部街巷的平均寬度僅為2.54米，人民會場最寬，平均寬度亦僅有6.74米。高家巷最窄，平均寬度僅有1.47米，最窄處僅有1.02米。街區內交通混亂，無任何交通管制措施，機動車、非機動車和行人混行，雖流量較小，仍經常造成局部堵塞。盱江西路、三忠祠巷、直鐘巷、

河梁門巷與人民會場為主要內部交通巷道，加上層出不窮的路邊機動車和非機動車停車，交通條件極差。同時，在河梁門巷的實驗小學會在上下學時段造成擁堵。

3 街區建筑特征

街區內既有唐宋時的遺存，如衙署、學宮；也有大量明清至民國時期的建筑遺存，如府官巷張家大夫第、直鐘巷彭家大屋、直鐘巷黃家大屋、轉角巷吳宗慈故居，還有包氏宗祠、饒氏宗祠、揭家宗祠等家族祠堂。街區內有8處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處南豐縣級文物保護單位，50處已登記不可移動文物，21處南豐縣歷史建筑，109處傳統風貌建筑。

街區內建筑特征有如下特點：

（1）建筑布局形式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傳統的天井式布局住宅、傳統中式和受西方影響中西合璧的沿街商業店鋪、完全受西方影響的集中式布局建筑均大量存在。其中傳統木結構建筑入口多有院落，進入方向與住宅朝向呈90°，大型宅院還帶有偏房、花廳、跨院等，平面布局多為一進或二進，開間多為三開間，也有做成“明三暗五”的格局。直鐘巷彭家大屋為三進兩天井的大型天井式建筑；府官巷大夫第、分轉第、二銘軒、太守第、選青別墅組成的建筑群，選青別墅的天井里有一口方井，形成獨特的“井中井”格局。解放路33、67、號建筑為沿街店鋪，立面加入了西式的壁柱、線腳、拱券等，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形式。勝利路62號等店鋪共三層，下面兩層為傳統店鋪，第三層為騎樓。

（2）建筑結構形式亦具有多樣化的面貌：傳統抬梁式、插梁式、穿斗式木結構及山墻承檁磚木結構大量應用，沿街商鋪以及一些集中式住宅受到西式影響多用磚混結構。傳統木構建筑正貼梁架一般為擴大室內空間，采用插梁式木結構，次貼和邊貼梁架采用穿斗式木結構，尤其是邊貼梁架由于緊鄰外墻，或是稍間被封護形成暗間，所以通常用材較小，制作不如正貼梁架考究。有的小型住宅為擴大明間空間，采用減柱造。橫鐘巷13號趙世嘉宅結構為正貼為抬梁式，邊貼為穿斗式，屋頂有

舉折。勝利路80、84號等建筑采用下部為青磚承重，上部為木結構承重的結構形式。

（3）墻體做法非常豐富：建筑入口兩側和轉角墻體處用紅石或青石砌筑，底層有紅石豎砌，入口大門墻體兩側有用做成包鑲墻壁。橫鐘巷16號趙醒儂宅正門入口處的外墻采用45°方磚斜砌。外墻其它部位用青磚或紅磚砌筑成清水空斗墻，少數有現代清水眠砌墻，此外水泥砂漿抹灰、石灰砂漿抹灰、磚墻外掛木板、磚砌花格、傳統和西式板壁等都有出現，內墻做法包括傳統板壁、木骨泥墻、磚墻抹灰等。勝利路及解放路的沿街店鋪立面二層多采用竹織壁或木織壁抹灰的形式。山墻面的馬頭墻也頗有特色，有人字形、貓拱背、跌落型等。橫鐘巷11號郭蘭英宅、24號萬孟儀宅的山墻采用貓拱背，建筑形式更為豐富、生動。

（4）重點部位裝飾頗多：建筑普遍較為質樸，但在重點部位著重裝飾。入口有門廊式、槽門式、門斗式、門罩式、門樓式等，大戶多用八字形，有突出的墀頭。門正對處有影壁墻，墻裙紅石砌筑，有雕刻，墻上鋪瓦。前檐下采用軒頂裝飾，穿枋做成拱形，上置雙檁，雙檁間用羅鍋椽，屋面多用雙層椽，穿出檐柱的穿枋端部雕刻成鰲魚狀支撐挑檐檁。直鐘巷41號付家大屋的堂屋門頭采用紅磚砌筑，三滴水門罩形式。魯家巷4號付一清宅、盱江西路72號揭家大屋等建筑的正門采用拱券結構。府官巷9號大夫第的正門石雕圖案精美生動，寓意豐富。

（5）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歷史悠久，在進入近代以后仍保留大量明清時期的傳統建筑，同時東側的解放路、北側的勝利路作為重要的商業街道，在持續的建設中形成主要以民國建筑構成的歷史遺存。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后，生活并未停滯，而仍在繼續發展。使得街區內多種建筑風貌混搭。傳統風貌、近代風貌和現代風貌同時出現在街區之中，是本街區總體而言最顯著的風貌特征。例如解放路73、77號的沿街店鋪，立面加入了西式的壁柱、線腳、拱券等，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形式。

4 街區非物質文化遺產

南豐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眾多，街區內目前仍有1項撫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南豐豆腐皮制作技藝；4項南豐縣非物質文化遺產：南豐水粉制作技藝、南豐魚丸制作技藝、南豐水酒制作技藝、南豐灌心糖制作技藝。其中南豐豆腐皮為南豐特產之一，與南豐蜜桔、泥爐齊名。據傳，它起源于明代，為一名叫江志亮的商販研制而成，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歷史，是省內外有名的土特產品。南豐的水粉、魚丸、水酒、灌心糖也都是地方特色，享譽全省。

此外還有1項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五柳居昆曲。街區內原有劉姓大宅，有叔（“琴銘”）侄（“同銘”）兩人高中后，任翰林院候補。在京無事時，與同鄉進士魯琪光，學唱昆曲。后劉、魯相繼告老還家，回到南豐后，在劉宅后院，建起一所小書房，名“五柳居”，與邑人吳宗慈、劉文江、劉千里等南豐名士一起研討昆曲，后有舉人趙壇峰，秀才周樂山等人慕名參加，于是“昆腔會”從此成立。加上后來的堯蘭孫、謝志堅、謝昆南、李幼云、魯漱華，揭元庚、吳賚令、周樂山、江蘭田、趙麗喧等人接替，改名為“九成社”，又集資在望仙橋購買民房數間，以作會址，定每年農歷六月廿四日老郎祖師（唐明皇，梨園鼻祖）誕辰為會期，主要彈唱曲目有《雙、單火爆》、《大上下場》、《十景造臺》、《鬧元宵》、《鳳蝶穿花》等曲牌，夾打昆曲《快戰》、《跳戰》及小曲、間奏，當時稱為“昆曲銅器”。昆腔會前后延續百余年，為發南豐民間吹打，推動群眾性文化娛樂活動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5 街區歷史文化價值

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的價值主要體現在：衙署文化、家族文化及完整古代縣城格局的見證。

（1）衙署文化

自唐代開成二年（837)，南豐縣治從嘉禾驛遷到西里坊，一直到民國，盱江西路街區就成為歷代以來的南豐行政中心和教育中心，主要的行政機構都在此街區內，

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是古南豐城衙署文化的核心。

南豐縣署位置大概在現在的人民廣場處，紹興十九年縣令吳謙在此初建譙樓，此后歷代均有修葺或重修。民國十八年（1929）縣署被焚毀，衙址今為人民廣場，俗稱老衙前。此外，還有上諭亭、倉庫、養濟院、育嬰堂、儒學等重要公共建筑都在街區內，有關這些建筑的文學作品、歷史傳說也廣為流傳。這些公共建筑深刻的影響了南豐的城市格局，比如盱江西路曾經分段各名為照壁背（孔廟照墻）、老衙前和武廟（關羽廟），以上集中體現了街區深厚的衙署文化。

清代南豐縣治中的古縣衙建筑布局從樵樓進入先是儀門，儀門面闊三間。接著為縣衙廣場，兩邊為廂房，廂房面闊六間，進深一間，主要為小吏辦公。大堂面闊五間，進深三間，重檐歇山頂，上掛金匾“正己仁民”，大堂左右兩側為議事廳。后堂面闊三間，為縣太爺休息、起居之用，兩邊為廂房。最后為正衙，面闊三間。儀門東側為囚牢，關押犯人。后堂西側為射圃，供官吏練習騎射。

（2）家族文化

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是南豐古城古代民居保有量最多的區域，至今保存有許多世家大族所建的祠堂、宅邸，如府館巷張家大夫第、直鐘巷彭家大屋 、直鐘巷黃家大屋 、轉角巷吳宗慈故居，還有包氏宗祠、饒氏宗祠、揭家宗祠、曾氏秋雨堂等家族祠堂，是南豐家族文化的集中體現、家風傳承的集中載體，也是明清時期南豐城內具有代表性的居民區，基本保持了宋代以來街道的走向和寬度。

以曾氏家族為代表的各大家族深刻地影響了南豐歷史軌跡和南豐城的格局。位于上水關的“秋雨名家”祠堂，正是南豐曾氏家族輝煌歷史的見證，史載：“宋太宗聞江南旱語曾致堯，以內幣所藏貫朽莫校，致堯曰：未若江南一夜秋雨之富。后人因以名堂”，此后包括曾志堯在內的曾氏子孫“名儒巨公，彬彬輩出”，兩宋時期，南豐曾氏中進士者53人，在朝為官者過百人，成為江右望族，開創了南豐歷史的一個新時代，“秋雨名家”之風，影響了一座城。

至今上水關的“秋雨名家”祠堂和石刻牌匾都得到完整的保存，成為南豐曾氏家族文化的歷史載體，對于進一步研究曾氏家族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建筑為曾氏家族祠堂，宋神宗賜“秋雨名家”的金匾獎賞曾鞏心系百姓。位于盱江西路府官巷的張氏宅院，又稱大夫第、翰林宅院。宅院主人是清代名宦張希京。在官期間，張希京分三次建造這座宅院建筑群，包括“大夫第”（含花園二銘軒）、“太守第”、“分轉第”（含書院選青別墅）。分東西兩片占據了整個巷道。形成了獨特的府官家族文化。直鐘巷彭家大屋的主人原為清末的鹽商，建筑格局為三進兩天井，是古代大家族財富與地位的象征。

（3）完整古代縣城格局的見證

南豐縣城是江西省內難得保存完整、結構清晰、各種要素都具備的城市，而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歷史見證。街區傳統坊巷關系依然存在，街區內的13條歷史巷道加之四維的道路共17條，從唐至清都有明確的記載，除外圍因為民國時道路擴建外，其余的巷道空間關系和尺度基本保存完好。街區內多達189棟的各位不可移動文物、歷史建筑、傳統風貌建筑，占到整個街區建筑的約43%，它們坐北朝南，整齊劃一，構成里坊式居住組團。街區內原有古縣衙遺址、上水關關隘、儒學遺址（南豐縣實驗小學）等建筑，它們都是古代縣城格局的見證，以及留存的彭家大屋、張家大夫第、太守第、選青別墅、揭氏祠堂、饒氏祠堂、秋雨名家等，都是街區重要古跡遺存。

6 結語

盱江西路歷史文化街區所蘊含的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特征、民風民俗，是南豐古城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古縣治，到古城墻，到眾多的家族祠堂，以及理學、仕宦、名醫世家大宅，街區歷史上曾承載著政治、軍事、教育、祭祀、交際、商業及居民生活等各種不同的空間作用。它是南豐古城眾多歷史文化價值依存地，是南豐古城清民交際空間形態的見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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