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順亨汽車配件貿易有限公司等走私普通貨物案

2024年1月9日發(作者：老師們)

廣州順亨汽車配件貿易有限公司等走私普通貨物案［第873號］

1——在刑事案件中如何審查電子數據的證據資格

以及如何認定走私共同犯罪中主、從犯

一、基本案情

被告單位廣州順亨汽車配件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州順亨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少偉。

被告單位深圳市創競達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圳創競達公司），法定代表人詹素娟。

被告單位深圳市天芝柏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圳天芝柏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毓義。

被告單位廣州瀚盛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州瀚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蘇杰。

被告單位廣州鴻桂源物資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州鴻桂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韶華。

被告單位廣州順泰昌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州順泰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許適棠。

被告單位廣州市宏璟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州宏璟公司），法定代表人盧傳喜。

被告人李木欽，系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總經理。

被告人張樹鴻，系香港鴻益貿易公司負責人。

被告人黃秋文，系廣東新聯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東新聯公司）負責人之一。

被告人蘇杰，系被告單位廣州瀚盛公司總經理。

被告人施偉權，系被告單位廣州鴻桂源公司總經理。

被告人陳海濤，系被告單位深圳創競達公司實際負責人。

被告人莊楚鎮，系被告單位廣州順泰昌公司負責人。

被告人許德才，系被告單位廣州宏璟公司總經理。

被告人黃兆祥，非本案被告單位負責人和員工。

被告人李增堅，系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業務員。

被告人勞英時，系珠海市新盈基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珠海新盈基公司）財務主管。

被告人陳兩宜，系被告單位深圳創競達公司職員。

被告人李海祥，系被告單位深圳創競達公司職員。

被告人陳澤波，系被告單位深圳天芝柏公司職員。

被告人唐麗平，系珠海新盈基公司職員。

被告人周澤鑫，系珠海新盈基公司職員。

被告人王龍，系珠海新盈基公司職員。

被告人許適棠，系廣州市廣園致友汽配城分場鴻星汽配經營部（以下簡稱廣州鴻星汽配經營部）負責人。

（上述被告人其他基本情況略）

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深圳創競達公司等，被告人李木欽、張樹鴻、黃秋文、蘇杰、施偉權、陳海濤、莊楚鎮、許德才、黃兆祥、李增堅、勞英時、陳兩宜、李海祥、陳澤波、唐麗平、周澤鑫、王龍、許適棠等犯走私普通貨物罪，向

1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一至五庭：《刑事審判參考》（第93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頁。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深圳創競達公司等，被告人李木欽、陳海濤等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和罪名不持異議。

部分被告單位、被告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數額、海關計稅方法提出異議，并提出本案據以認定犯罪數額的電子證據證明力弱等意見。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07年至2009年3月間，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為謀取不法利益，經總經理被告人李木欽決定，指使該公司職員被告人李增堅具體操作和聯將被告單位廣州順泰昌公司、廣州宏璟公司以及香港鴻益貿易公司、廣州鴻星汽配經營部委托該公司包稅進口的汽車配件和其自購的進口汽車配件，以明顯低于正常報關進口應繳稅款的價格，轉委托被告單位深圳創競達公司、深圳天芝柏公司、廣州瀚盛公司及廣東新聯公司等公司包稅進口，從中賺取包稅差價。經海關關稅部門核定，廣州順亨公司（李木欽、李增堅）走私進口汽車配件277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人民幣（以下幣種同）108 094 245. 41元。

被告單位廣州順泰昌公司、廣州宏璟公司及香港鴻益貿易公司、廣州鴻星汽配經營部為降低進口汽車配件成本，少繳進口關稅，在明知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伙同其他單位采用低報價格、偽報品名和藏匿等手段走私進口汽車配件的情況下，經各自的負責人被告人莊楚鎮、許德才、張樹鴻、許適棠決定，將其單位或者個人自購或其他客戶委托其進口的汽車配件，以明顯低于正常報關進口應繳稅款的價格委托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包稅進口。香港鴻益貿易公司為減少中間環節，經張樹鴻決定和經手，還將部分進口汽車配件以明顯低于正常報關進口應繳稅款的價格直接委托被告單位深圳創競達公司、深圳天芝柏公司等單位包稅進口。香港鴻益貿易公司還利用其在香港的鴻益貨場，為廣州順亨公司、廣州順泰昌公司等單位或者個人從美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購買和運輸至香港或者在香港直接購買的進口汽車配件進行集裝箱拼裝、壓縮、再包裝、藏匿等，為將上述貨物從香港走私入境提供便利。經海關關稅部門核定，張樹鴻（香港鴻益貿易公司）參與走私進口汽車配件167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62 198 632. 32元；廣州順泰昌公司（莊楚鎮）走私進口汽車配件61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17 231 714. 75元；廣州宏璟公司（許德才）走私進口汽車配件19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5 681 951. 26元；許適棠（廣州市鴻星汽配經營部）走私進口汽車配件10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1 899 900. 35元。

被告單位深圳創競達公司、深圳天芝柏公司及廣東新聯公司（另案處理）為獲得非法利益，由其各自的負責人被告人陳海濤、陳浩儒（另案處理）、黃秋文決定，深圳天芝柏公司利用深圳市佳立維電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合德貿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鼎江投資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渝江投資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名義，深圳創競達公司利用深圳市明智創業貿易有限公司、深圳市永德金工貿有限公司、廣州海函機電設備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名義，由職員被告人李海祥、陳兩宜、陳澤波等人具體操作，修改進口貨物的真實價格、數量和品名等，制作虛假的報關資料，委托報關公司采用低報價格、偽報品名和藏匿等手段，將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香港鴻益貿易公司等單位委托其包稅進口的汽車配件走私進境。經海關關稅部門核定，深圳創競達公司（陳海濤）走私進口汽車配件170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67 742 309. 98元，其中李海祥參與走私進口汽車配件103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42 314 922. 95元，陳兩宜參與走私進口汽車配件15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6 108 170.

53元；深圳天芝柏公司走私進口汽車配件116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46 842 717. 47元，其中陳澤波參與走私進口汽車配件100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40 763 473. 06元；廣東新聯公司（黃秋文）走私進口汽車配件31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11 515 840. 05元。

被告單位廣州瀚盛公司、廣州鴻桂源公司為謀取不法利益，分別由被告人蘇杰、施偉權決定和操作，以明顯低于正常報關進口應繳稅款的價格，將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及杭

州新德通公司、杭州紅馬公司、杭州鑫亞新公司、廣州鉅安公司、廣州運德公司、廣州市越秀區立德汽配商行、楊宇公司、黎仕能等客戶委托其包稅進口的汽車配件，轉委托珠海新盈基公司包稅進口，從中賺取包稅差價。經海關關稅部門核定，廣州瀚盛公司（蘇杰）走私進口汽車配件95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21 019 877. 85元；廣州鴻桂源公司（施偉權）走私進口汽車配件65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19 008 236. 17元。

珠海新盈基公司為獲得非法利益，由其負責人的黃俊鏗+（另案處理）決定，指使公司財務人員被告人勞英時、業務員被告人唐麗平、周澤鑫、王龍修改進口貨物的真實價格、數量和品名等，制作虛假的報關資料，收取包稅費用等，委托報關公司采用低報價格、偽報品名和夾藏等手段，將被告單位廣州瀚盛公司、廣州鴻桂源公司、被告人黃兆祥委托其包稅進口的汽車配件走私進境。經海關關稅部門核定，珠海新盈基公司（勞英時、唐麗平、周澤鑫、王龍）走私進口汽車配件179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45 831 362. 37元；黃兆祥走私進口汽車配件18個貨柜，偷逃應繳稅額人民幣3 296 828.91元。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深圳創競達公司、深圳天芝柏公司、廣州瀚盛公司、廣州鴻桂源公司、廣州順泰昌公司、廣州宏璟公司，被告人張樹鴻、黃兆祥、許適棠違反國家法律，逃避海關監管，走私普通貨物進境，偷逃應繳稅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被告人李木欽、陳海濤、黃秋文、蘇杰、施偉權、莊楚鎮、許德才是犯罪單位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勞英時、李增堅、陳兩宜、李海祥、陳澤波、唐麗平、周澤鑫、王龍是犯罪單位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其行為均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且犯罪情節特別嚴重。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深圳創競達公司、深圳天芝柏公司，被告人李木欽、張樹鴻、陳海濤、黃秋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被告單位廣州瀚盛公司、廣州鴻桂源公司、廣州順泰昌公司、廣州宏璟公司，被告人蘇杰、施偉權、莊楚鎮、許德才、黃兆祥、許適棠、李增堅、勞英時、陳兩宜、李海祥、陳澤波、唐麗平、周澤鑫、王龍在共同犯罪中所處地位和作用次要，是從犯，依法減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八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1．被告單位廣州順亨汽車配件貿易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一億一千萬元。

（其他被告單位判罰情況略）

2．被告人李木欽犯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

3．被告人張樹鴻犯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三百萬元。

（其他被告人判罰情況略）

4．查封和扣押的本案各被告單位和被告人的違法所得、作案工具，均依 法予以沒收，上繳國庫；繼續追繳本案各被告單位和被告人的違法所得，依法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一審宣判后，被告單位廣州鴻桂源公司，被告人李木欽、張樹鴻、黃秋文、蘇杰、施偉權、陳海濤、莊楚鎮、黃兆祥、勞英時不服，均提起上訴。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遂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

1．如何審查認定刑事案件中電子數據的證據資格？

2．如何準確認定走私共同犯罪中的主、從犯？

三、裁判理由

（一）關于刑事案件中電子數據證據資格的認定

本案中，證據方面最具爭議的是對關于電子數據的證據資格認定問題。本案各被告單位、被告人走私的貨物為汽車零配件，包括冷卻器、濾芯、大燈、排氣門等，根據證據材料反映，一票實際到貨清單少則幾百項，多則上千項，包括廠商、名稱、車型、集裝箱號、代碼等多項內容。真實的上貨清單既是估算“包稅價”的依據，也是保證“交易”雙方信守契約的重要憑證。本案非法交易涉及多個包稅人，且系層層轉包，各被告人為確保各類數據在傳送過程不遺漏、不受損，沒有采用傳統的電話、傳真等傳輸手段，而是選擇網絡傳輸途徑。因此，本案的被告單位和被告人，從老板到經辦文員，從簽訂合同、單證往來，到付匯、收款等，均用電子郵件、MSN、QQ等進行。對于這些電子書證、物證，如何運用證據裁判原則審查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將直接影響案件事實的認定。

根據上述規定，結合實際情況，我們認為，判斷本案電子郵件、QQ聊天記錄、電子賬單和報關材料等電子數據是否具備證據能力，主要從證據的“三性”人手。“三性”審查是對《解釋》規定的邏輯歸納，包含了《解釋》關于電子證據審查的全部內容。

一是真實性，即電子數據所表達的內容或者證據事實是真實的，不是想象、臆測或者虛構的。如同視聽資料一樣，電子數據作為信息技術的產物，容易存在拼湊、篡改、增刪等偽造、變造的情形。因此應當首先審查電子數據內容的真實性，包括電子數據的來源，即電子數據形成的時間、地點、對象、制作人、制作過程及設備情況；電子數據的收集、傳送和保存方法。必要時，還可通過鑒定的方式確認電子數據的真實性。

本案中，偵查機關現場固定電子數據時采用了“封存一扣押”模式：召集見證人一切斷電源及接口一封存介質一拍照、錄像固定一制作搜查筆錄和扣押清單一送有資質部門鑒定。對于計算機中未被刪除的數據，在其他證據足以佐證的前提下，采用了“打印一確認”模式。最終固定、提取涉案電腦100多臺，一批U盤、移動硬盤、手機卡等存儲介質。偵查機關在獲得上述電子數據材料后即提交給電子數據鑒定機關進行鑒定，鑒定意見均在法庭審理時予以出示并進行質證。同時，偵查機關對扣押的100多臺電腦進行分析，在不破壞數據的情況下，對現有數據提取、分析，對已刪除數據恢復后提取，并使用60部只讀設備和電子數據專業分析軟件，解決對已刪除數據的固定、分析難題。所有提取、固定的電子證據材料，在偵查和起訴階段均打印成文字件，交由相關的被告人及證人進行簽認。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中偵查機關在網絡取證中還進行了向第三方取證。向第三方取證，就是向中立第三方調取電子數據，它是計算機取證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方包括網絡服務提供商、電子數據交換機構、電子證據鑒定機構、案外第三人等。在我國，向第三方取證作為計算機取證的成熟手段之一，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如《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均明確規定了網絡服務商具有提供電子證據的協助義務。本案中，偵查機關通過電子郵件所屬服務商確定網絡服務商的地址，向服務商調取了30個涉案郵箱中的20萬封電子郵件，經過篩選后將其中與本案有關聯的部分作為電子數據材料提交法庭。同時，向第三方取證的數據材料均由第三方單位存儲在只能讀不能寫的光盤里面，閱讀者無法對這些數據進行修改，從而保證了電子數據材料的真實性。

二是合法性，即電子數據的收集主體、方法和程序應當符合法律規定。電子數據的合法性審查應當包括審查電子證據的收集主體和程序是否合法。程序審查是實體審查的前提基礎，而主體資格的審查又是程序審查的首要步驟。本案中，偵查機關在對案件關鍵場所

進行搜查時，邀請了廣州市網警支隊協助開展現場勘查；同時，為了更科學地對電子數據進行系統提取、固定，偵查機關還專門成立了“106專案”電子數據分析小組。另外，偵查機關在提取、固定電子數據過程中嚴格執行公安部制發的《計算機犯罪現場勘驗與電子證物檢查規則》、《公安機關電子數據鑒定規則》等規章制度，制作《電子證物檢查筆錄》，詳細說明了電子數據調取、封存、打印、鑒定等全面情況。而且，偵查機關在向第三方取證時，向第三方出示了《調取證據通知書》、《介紹信》調取證據，取證程序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

三是關聯性，即電子數據與待證案件事實有關，具有證明案件待證事實的屬性。以本案中數量最多的電子數據——電子郵件為例。被告人之間來往的電子郵件中包含大量的真實上貨清單，這些清單在境外供應商、國內貨主、攬貨人、多層包稅人、洗單操作員、香港拼柜公司等多個環節流轉，是證明存在走私犯罪的共同故意和共同行為的重要證據，也是計算被告人參與走私犯罪數額的重要依據。事實上，合議庭正是通過反復核實電子郵件中上貨清單的真實交易內容與虛假報關資料內容的不同，計算出每一被告人的犯罪數額。

綜上所述，合議庭認定案件中的電子證據材料真實、合法，且與本案具有關聯性，達到了證據的認定標準，可以作為定案證據使用。

（二）關于走私共同犯罪中主、從犯的認定

本案走私犯罪的環節較多，涉及7個被告單位、18名被告人，各被告單位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各異，因此，如何準確界定共同走私犯罪中主、從犯，也是本案爭議較為集中的問題。

我們認為，可以從兩個層面對本案的主、從犯認定問題予以辨析：一是被告單位之間主、從犯的認定；二是單位內部責任人員主、從犯的熱認定，

1．被告單位之間主、從犯的認定

本案中，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深圳創競達公司、深圳天芝柏公司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被告單位廣州瀚盛公司、廣州鴻桂源公司、廣州順泰昌公司、廣州宏璟公司，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從犯，依法減輕處罰。

2．單位主要負責人、單位內部一般員工主、從犯的認定

第一，單位主要負責人主、從犯的認定。本案中，作為主犯單位被告單位廣州順亨公司、深圳創競達公司的主要負責人李木欽、陳海濤依法應當追究主犯責任；張樹鴻、黃秋文雖然所在單位不是主犯，但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依法可以認定為主犯；蘇杰、施偉權、許德才、許適棠系從犯單位負責人，且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不大，故依法可以認定為從犯。

第二，單位內部一般員工主、從犯的認定。本案中，莊楚鎮、黃兆祥、李增堅、勞英時、陳兩宜、李海祥、陳澤波、唐麗平、周澤鑫、王龍系走私單位的普通員工，在共同犯罪中所處地位和作用次要，應當認定為從犯，故法院依法予以減輕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