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3日發(作者:傳承中華美德)

近三十年對王爾德作品研究的文獻綜述
班級:英語一班 學號:2012212504 姓名:孫楚雯
內容摘要:奧斯卡?王爾德是著名的作家,詩人,戲劇家,藝術家,也是英國唯美主義藝術運動的倡導者。王爾德的文學創作和獨特的美學觀點在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將從以搜尋到的國內期刊出發,綜述的第一部分從其唯美主義觀念出發進行客觀的分析,第二部分研究其唯一的小說《道連格雷的畫像》,第三部分研究國內對其作品的翻譯。
關鍵詞:奧斯卡?王爾德;唯美主義;《道連格雷的畫像》;翻譯譯本研究
引言: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是英國十九世紀后半葉唯美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一生撰寫了許多作品,包括神話故事、散文、長篇小說和劇本等。他的作品體現了王爾德的唯美主義藝術觀—“為藝術而藝術”。一般認為,長篇小說《道連·葛雷的畫像》是表達作者唯美主義藝術觀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從1981年以來,我國對奧斯卡?王爾德作品研究的相關文獻約有664篇,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其唯美主義觀,《道連格雷的畫像》,以及相關翻譯譯本的研究。因此,本文將從這三方面對其文學作品的研究做一個相關總結。
一.王爾德及其唯美主義
從1981年以來,對其唯美主義研究的作品有336篇,其中第一篇研究王爾德唯美主義的作品出現在1985年,即《王爾德<誠實的重要>思想探微》,文章中明顯提出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文藝思想主要認為在生活中以及看不到任何出路和希望。王爾德作為十九世紀唯美主義的杰出代表,他的童話的唯美主義特征一直是研究的熱點。王爾德的唯美主義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從人物形象、意象象征、詩意語言、結局、主題等方面著手。王爾德唯美主義文學觀,在他的童話主要表現為:多種敘事手法的運用,意象的巧妙運用,語言的形式主義。悲劇苦難角度是唯美主義角度的對立面,由于王爾德童話大多有二元對立的特點,所以,以悲劇苦難角度為研究方向的人不在少數。在這一角度下,主要探究的是王爾德童話的悲劇美和死亡意識。其中,研究悲劇美的作品數量有47篇,而且對悲劇美研究的方向主要體現在人物性格和殘酷社會背景的矛盾之中。而死亡意識則蘊含了作者對人生價值的深層思考。例如馬春蕾在《王爾德童話中的死亡觀之闡釋》中對王爾德的悲劇美進行了深刻的闡述。“當人們再次閱讀王爾德的童話時,除了對其唯美文字的感慨以及對其死亡結局的傷懷之外,可以領會到王爾德童話通過死亡結局傳達的對社會現實的嘲諷,但更多體會到的可能是王爾德[2]對“純美”的追求以及他非教條式的“勸人向善”的良苦用心。”
許多人批判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他的創作和理念是脫離實際的,唯美得不像真實存在的東西。但還是很多人對王爾德的唯美主義表示理解的:“由于藝術家文藝思想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所以,藝術家的理念與創作實踐之間有分歧是正常的。理論[3]雖來源于實踐,但是真正的理論是高于實踐的。”
與唯美主義相輔相成的就是王爾德的矛盾性,藝術與現實的矛盾似乎一直就是人們論的重點。藝術與現實、藝術與道德、藝術與生活的矛盾與沖突中,王爾德以絕然的姿態站在藝術的立場上,宣揚“為藝術而藝術”、“生活模仿藝術”、“藝術與道德無關”。然而,他所建立的美的象牙塔卻掩飾不了他對塵世的關注。但無論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是否有其局限[1]
性,正如《流言的腐朽》中所說“面對資本主義社會藝術商品化和極端功利化的現象,拒斥[4]藝術的墮落,捍衛藝術的純潔性和獨立性”因此,這未嘗不是一次在藝術上的新的探索。
二.小說《道連·格雷的畫像》
這是一部頗受爭議的小說,也是王爾德唯一的長篇小說。各學者對這篇小說的研究方向主要體現在王爾德的唯美主義,《道連·格雷的畫像》中的悖論與統一,以及主人公的同性戀傾向。
《道連·格雷的畫像》也是表現王爾德唯美主義的代表之作,他在出中說過:“在這動蕩和紛亂的時代,在這紛爭和絕望的可怕時刻,只有美的無憂殿堂,可以使人忘卻、使人歡樂,[5]我們不去往美的殿堂還能去往何方呢?”美的殿堂無非就是他和唯美主義的又一個理想之[6]國。小說的情節及意象也在表達著王爾德對唯美主義的藝術深思。
正如矛盾是唯美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悖論與統一也是《道連·格雷的畫像》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故事中理想主義和物質主義、科學和神秘、美和丑等多重元素相互交織,組成了對立和統一的整體。這些對立與統一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構成了小說的完整性和藝術[7]性。王爾德的美學悖論最突出也是最根本的表現集中于其對“靈魂”的塑造。 從小說的人物設置來看,作品中道連·格雷的兩位朋友畫家貝澤爾·霍爾沃德與亨利勛爵形成了鮮明[8]的對比,貝澤爾代表了理想主義者,而亨利勛爵則是物質主義的忠實追隨者。
王爾德對這個作品的評價是:“一部作品無所謂道德不道德,只有寫得好壞之分。”然后當文章中的主人公出現同性戀傾向而且因為道德淪喪而一步步走向悲劇時,這個作品所體現出來的道德問題又成為了人人關注的焦點。從2003年以來,許多作品也將王爾德個人的同性戀傾向和書中作品中的主人公進行研究。《道連·格雷的畫像》表明了王爾德不再勉力撰寫單一的性別身份認同,因為這難以解讀其自身生命體驗的困惑,人類應該躍出非此即彼的兩性思維模式,整合內心離散朦朧的生命涌動,接受人類本性的多元特征,剖析人類特有的多[9]元的生命內涵。
三.國內王爾德作品翻譯研究
早在1915年我國就開始了對王爾德喜劇的翻譯,迄今為止,王爾德的所有喜劇皆有一個或幾個中譯本。在我國,王爾德喜劇的譯介始于1915年,并且至今為止經歷了兩次高潮。從1915年10月起,薛琪瑛翻譯的《意中人》(即《理想丈夫》)以英漢對照形式在《新青年》(第1卷時名為《青年雜志》)第1卷第2、3、4、6號和第2卷第2號連載。該劇后來又有徐培[10][11]仁譯本《一個理想的丈夫》和林超真譯本《理想良人》而王爾德在二三十年比較受關注的作品是《莎樂美》,田漢則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田漢版《莎樂美》風行于世,為大眾所接受和喜愛,除了說明田漢是一位很出色的翻譯家外,更說明田漢與王爾德的息息相通,或者說他領略了《莎樂美》的精髓。也有人認為以王爾德為代表的西方唯美派對田漢早期創作的影響很大,在田漢早期劇作中,無論人物塑造、故事情節還是華美語言都可以看到[12]《莎樂美》的影子。經過調查發現,在中國二三十年代,王爾德的每部作品幾乎都有譯本,然后對各譯本的深入研究卻少之又少。
此后,從四十年代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對王爾德作品的翻譯處于休眠狀態,而其中翻譯低潮狀態的主要原因是當時社會背景和翻譯的指導方針,即現實主義文學是當時文學的主[13]要思潮。第二個高潮期出現在80年代,代表作有錢之徳譯出《溫徳米爾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以及臺灣詩人余光中翻譯的《理想丈夫》和《不可兒戲》(即《認真的重要》)。自80年代以來,王爾德喜劇在我國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據粗略統計,各種報刊上發表的專論王爾德喜劇的文章有40余篇。這些論文對王爾德喜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王爾德喜劇作品進行具體、客觀地分析,以此探討王爾德喜劇的藝術特征與思想內涵,
這類研究占據了王爾德戲劇研究成果的絕大部分。根據近10年以來王爾德翻譯作品的研究,余光中《不可兒戲》以及巴金《快樂王子》譯本的研究情況較完整,研究其譯本的視角也相[14]對更多元化。例如,從目的論出發研究余光中的《不可兒戲》,或以《不可兒戲》為例來[15]研究余光中翻譯的語言特色。由此可以看出,王爾德作品在我國經歷的兩次高潮中,一次屬于翻譯潮,而另一次屬于評論潮。
四.總結
王爾德的文學作品都是值得我們去看的,小說、童話、戲劇都是有其獨特的魅力。王爾德作為十九世紀唯美主義的杰出代表,他的唯美主義特征一直是研究的熱點。王爾德的唯美主義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從人物形象、意象象征、詩意語言、結局、主題等方面著手。悲劇苦難角度是唯美主義角度的對立面,由于王爾德童話大多有二元對立的特點,所以,以悲劇苦難角度為研究方向的人不在少數。在這一角度下,主要探究的是王爾德童話的悲劇美和死亡意識。然而不足之處有以下幾點:
1. 研究者過多的關注王爾德作品的唯美主義特征,忽略了其作品其他方面的研究。
2. 盡管國內王爾德喜劇研究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令人遺憾的是,由于長期以來,人們將王爾德及其唯美主義作為關注的焦點,對王爾德喜劇的研究仍是一個薄弱環節。迄今為止,缺乏對王爾德喜劇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有關王爾德喜劇的諸多問題仍是眾說紛紜,影響了我們對王爾德喜劇藝術的評價與借鑒。
鑒于以上論述,筆者認為,今后對王爾德作品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
1. 應多從多元化或創意的角度來研究其作品。應增加比較文學的研究。例如:王爾德作品中所體現出的女性主義思想和宗教思想等。
2. 比較文學在王爾德研究中是比較少的,但是卻是不可缺少的。通過作家與作家之間的比較,有助于形成一個更加系統的研究,王爾德的創作特性以及文藝觀也會更加清晰。
[1] 肖錫強;陳戈,王爾德《誠實的重要》思想探微,廣西大學學報,1985年01期
[2] 馬春蕾,王爾德童話中的死亡觀之闡釋,河南科技大學,2011
[3] 王小立,只為美而已—論王爾德的矛盾性,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9.8
[4]楊恒達,譯,奧斯卡·王爾德 流言的衰朽, 徐京安.唯美主義.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5] ,奧斯卡·王爾德,《道連·格雷的畫像》
[6] 楊芳,《道連·格雷的畫像》中的唯美主義藝術,江蘇,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1期,2007.2
[7] 薛玉秀,靈與肉的悖論與統一,山花,22期,2010
[8] 韓晴,論《道連·格雷的畫像》中的對立與統一,湖南工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4卷第3期,2014.6
[9] 何昌邑,唯美主義與同性戀視野中的王爾德,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6期,2007.6.
[10] 徐培仁,譯,《一個理想的丈夫》,金屋書店,1928.10
[11] 林超真,譯,《理想良人》,神州國光社,1932.6
[12] 李仲夏,論域外戲劇對田漢早期創作的影響,河北大學,2008.5
[13] 侯靖靖,17年間(1949—1966)王爾德戲劇在中國譯界的“缺席”研究,英美文學研究論叢,01期,2009
[14] 陳菲菲,目的論與余光中《不可兒戲》的翻譯策略,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9卷第4期,2011.12
[15] 陰燕如,語用學視角下余光中戲劇翻譯研究,太原理工大學,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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