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一次蘊含必然性的偶然事件

2024年3月6日發(作者：直線距離公式)

辛亥武昌起義_——一次蘊含必然性的偶然事件

摘 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一聲槍響，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也敲響了封建王朝的喪鐘。開創了中國的民主共和之路。百年之前的這場起義，為什么能發生在辛亥年，為什么會發生在革命氣氛不強，清朝統治相對安全的武漢？各方人士為此大惑不解，倍感意外。本文從歷史資料中尋找到了答案。

關鍵詞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事物都是聯系發展的，辛亥革命的發生非常典型地驗證了哲學上偶然和必然的辯證關系。從形式上看，辛亥革命的發生確實有其偶然性，但從深層次來看，這次革命卻是革命黨人長期推動和政治社會結構演變的結果。

一、武昌起義確實有其偶然性和突發性

從事件表面而言，武昌起義確實有其偶然性和突發性。有人甚至提出了武昌起義是“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 [1]，是一次民眾自發的偶然事件，這一點，當時社會各階層均感意外和突然。

（一）革命領袖孫中山的意外。

首先孫中山在起義前從未部署在湖北的革命起義。武昌起義不是以孫中山為總理的同盟會直接領導。事發后，孫中山說：“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之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2]在武昌起義之前，孫中山畢生領導的十三次武裝起義均告失敗。而這次起義又不是孫中山為總理的同盟會的名義直接領導的，最后卻成功了，而且領導這次起義的組織者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下級軍官，有的甚至只是受到革命影響還未參加任何革命團體的小人物，革命領袖孫中山當然覺得意外。

（二）革命黨人感到意外

一些革命黨人不僅沒有把湖北作為革命斗爭的重要區域，相反對湖北的革命形勢未抱希望。1911年9月29日反清志士雷鐵崖，就撰文抨擊“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批評湖北人在保路運動中的表現既遠遜于“拼死以爭”的川人，又落后于“亦尚有罷課開會之舉”的湘粵兩省，“聲息俱無，群仰清政府鼻而噓而沫”。③把湖北看成是清朝政府堡壘地區。但他怎么也未想到正是被革命黨人高層不看好的湖北卻打響了推翻清朝封建統治的起義槍聲。

（三）武昌起義內部也感到起義這么快成功實屬意外

由于武漢地處“九省通衢”，是水陸交通要沖，是重要的農業地區性和洋務運動核心地區，所以武昌起義既存在容易成功的可能性，又存在容易遭到鎮壓的危險。加之武漢地區兩大革命組織共進會，文學社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甚至到起義前夕仍未做好協調組織工作。而共進會，文學社在同盟會領導下只是影響力不大的分支機構，其作用，名氣都不能堪當領導起義的重任。所以他們一直在尋找適當的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最佳人選落在黃興身上，但湖北的革命黨人對黃興只注重兩廣和云南地區而忽視武漢的做法很不滿，而且黃興領導的武裝起義都未成功，湖北的革命黨人認為是“常敗將軍”，加之黃興此時在海外并明確表示不看好湖北的革命形勢，甚至要求推遲起義，可以說武昌起義群龍無首，倉促上陣，以至起義成功后找不到合適的領物，只好在革命黨人強逼下找到黎元洪充當重任。

（四）頑固派人士感到意外

頑固派人士感到意外，當時武漢是清朝新軍重點布陣的地方，設一鎮一協統，新數在全國是較多的，實力也是很雄厚的。但起義爆發后，在革命黨人強逼之下，黎元洪作為清朝軍事將領被迫出任湖北軍政府總督，武漢軍政各界都感到意外，皆曰“想不到黎協統也是革命黨”。殘敵更心驚膽裂，易裝潛逃者，不可勝算。這在一定程度上給當時絕對優勢的頑固派以學生的心理打擊，導致總督瑞澂逃跑，鎮協張彪沒有傾力鎮壓起義，在客觀上有利于起義的成功。

二、武昌起義發生的必然性

（一）清末政治社會矛盾加劇，客觀上促成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辛亥革命之前，晚清政權統治下的各種矛盾已經積累到爆發的臨界點。首先，從太平天國之后，漢族地主開始在政治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一大群以軍功起家的漢族士大夫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封疆大吏。他們和以前的督撫不同之處，不僅自己手里有只聽自己指揮的軍隊，而且通過在戰爭中形成的厘金制度，擴大了手中的財政權[3]。于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中央與地方控制與反控制的較量一再上演。滿清貴族的勢力實際上遭到巨大削弱。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面對地方上日益滋長的反清浪潮，滿清當局其實已經沒有能力再進行大規模鎮壓了。其次，自1840年以來的一系列對外失敗對政治系統施加了巨大壓力。對外戰爭的失敗打破了長期存在于傳統士大夫心中的文化自尊，天朝上國的迷夢一旦被打破，就有部分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開始將檢討的目光轉向政治制度自身。這種局面對清政府的合法性是極大的沖擊，特別是領土的割讓，更使普通民眾和部分精英階層對清政府失去了信心。19世紀末的自強和救亡圖存運動固然反映了部分政治精英企圖在體制內進行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同時反映了滿清政府合法性日益削減的現實。再次，甲午戰爭以后，中國社會的反清風潮越來越烈，已經形成了不可遏制之勢，甚至許多軍隊都受到了革命宣傳的影響，倒向了革命陣營。辛亥革命前夕“以相當多的留日士官生為軍官的‘新軍’各派都拒絕給中央提供支持”[4]。到了20世紀初，清政府對地方社會的控制進一步遭到削弱，農民的抗捐斗爭、各階層人民的收回利權運動，以及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所領導的武裝暴動，已經形成了遍地烽火的局面，使統治者感到“防剿俱窮”，到了辛亥革命爆發前夕，清政府已危如累卵了。

辛亥革命的爆發說明，在舊的政治體制內以舊勢力為代表的政治力量進行的小修小補已經難挽大廈之將傾。當時的中國，由政治領導改進社會之希望已斷絕，不得不轉由社會領導來改進政治，前者犧牲較少，進趨較易，后者則犧牲大而進趨難[5]。

（二）清末新政的客觀使然

由于清末政治體制抱缺守殘，國力衰退，任人宰割。一些有識之士積極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乃至文化，而武漢就是這一實踐的受益者。特別是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期間，廣泛致力于以“求富”為目標的“振興實業”，先后興辦了湖北槍炮廠、湖北煉鐵廠、絲麻四局，修建京漢鐵路，修筑堤防，引進農業科技，興辦教育，推行新學制。尤其是派遣留學生到歐美、日本學習。僅1904年湖北派往各國的留學生在全國列第三位，德國25人、法國10人、英國23人、美國11人、比利時24人、日本5000余人[7]。雖然張之洞主管愿望是借助清末推行的新政維護清朝政治統治。但客觀上在海外接受了資本主義思想影響的留學生們，成了辛亥革命的啟蒙者和實踐者，成了推翻舊體制最強有力的掘墓者。

清末新政還包括編練新軍。張之洞在督鄂期間把編練湖北新軍視為重要工作。他主觀目的是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式武器和建制、訓練方法，建立一支近代化軍隊，以強化垂危的清王朝，同時也形成張之洞的個人軍事力量，到武昌起義前，湖北新軍有一鎮（相當于一個師）一混成協（相當于加強旅）總計兩萬多人，在全國新軍中力量是較強的。尤其重要的是張之洞在湖北編練新軍鐘，不僅注重硬件建設，更注重軟件建設，大力推進士兵文化提高，辦有各類軍事學堂，指揮官多由軍事學堂出身者擔任。招募新兵有文化者優先錄用。如1905年在黃陂招募新兵96人中，就有12個廩生、24個秀才。有知識的青年占有如此高的比例，是以往舊式軍隊所沒有的。這就為接受新思潮提供了條件。事實上，張之洞苦心經營湖北新軍也走到了他的主管愿望的對立面。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分子成了武昌起義的發動者，士兵的大多數在武昌起義爆發后站到革命黨一邊。而且，由湖北新軍派往各省指揮新軍訓練的人員，許多都成為該省響應武昌起義的重要人物。如新疆、山西、陜西、湖南等省就有湖北新軍訓練骨干成為當地的重要人物。

（三）革命黨人的長期宣傳

在武漢社會矛盾激化，革命時機趨于成熟的過程中，武漢革命力量也蹶而復起，發展壯大。自日知會被破壞后，武漢地區革命運動經歷了短暫的沉寂。在反動當局的防范和高壓下之下，公開的、大規模的活動雖不可能進行，但分散的、小團體的革命活動卻在各種縫隙中迅速發展。

從1907年開始，武漢地區各種革命小團體競相破土而出。諸如同興俱樂部、集賢學社、軍隊同盟會、種族研究會、中華鐵血軍、群治學社、自治團、軍隊同盟、將校研究團、武德自治社、蘭友社、鐘祥學社、忠漢團鋪仁會、蘄春學社、振武學社、德育會、數學研究會、群英會、黃漢光復黨、競存社、神州學社、義譜社、振武尊心社、柳營詩社、益智社、文學研究社、自新文學研究會等[8]。

這些小團體，少則幾人，多則百十人，并采取了有保護色的名稱，活動也很機密。如此眾多的小團體的出現，反映了武漢地區深藏的革命潛力。武漢地區近代知識分子群不斷擴大，其中不少人參加新軍、或在社會上進行革命宣傳，而廣大工農又越來越對清政府增長不滿情緒，在當時不可能進行公開政黨活動和革命活動的環境下，聲氣相投、自由組合的這些小團體就成為革命力量集結的一種形式。但這些小團體也帶來了門戶之見和宗派習氣，經過分化、組合、終于演變為武漢地區兩個分途并進的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

文學社正式形成較晚，但組織則源遠流長。文學社的前身，可上溯到湖北軍隊同盟會。后演變為群治學社、振武學社。再演變為文學社。由蔣翔武任社長。社員多分布在新軍中，人數達5000人之多。

與文學社相伯仲，武漢地區還有另一重要革命組織——湖北共進會，主要負責人為孫武等。共進會于1907年發端于日本東京。成立后仍擁戴孫中山為領袖，并自稱為同盟會支派。湖北地區共進會在辛亥革命前曾秘密聯絡長江會黨，謀舉事，遭失敗。因會黨舉事未成，亦轉謀新軍。7月23日，譚人鳳受黃興之托，攜款800元到漢口和孫武、居正密謀建立機關，運動起事。居正和譚人鳳來鄂，使湖北共進會與同盟會發生了聯系。當時，黃興正謀劃廣州黃花崗起義，孫武等大力加強共進會在新軍中的工作，以至共進會和文學社常常發生爭奪社員的現象。為了聯絡軍中，鄧玉麟在武昌黃土坡開設同興酒樓，吸引了許多人入共進會。一個月后，同興酒樓遷蛇山后巡道嶺九號，改名同興學社。4月，楊玉如等于武昌胭脂巷11號設立分機關。劉公亦自襄陽到武昌，居雄楚樓10號楊玉如家中，擔任進進會入會主盟人。當湖北共進會加緊準備，以響應廣州黃花崗起義時，廣州起義已敗于倏忽之間。孫武等人并沒有后退，他們決心變“響應”為“首義”，以進擊的姿態在武漢發難。

（四）四川保路運動處置不當，加速了武昌起義的步伐。

1911年夏季，四川爆發了保路運動，清政府處置處當，將保路會的領導人投入監獄，引發了1911年9月7日的群眾示威。抗議和起義隨即遍及全省，一批縣城宣布獨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不到一個星期，四川一片混亂，當局也處于不知所措的狀態之中。朝廷答應給鐵路投資以全部賠償，但為時已晚，示威活動仍在繼續。北京從湖北調軍隊歸欽差大臣端方指揮，命令他必要時以武力恢復秩序[9]。清政府調兵入川導致湖北的兵力空虛，革命黨人聯合起來組成了起義指揮機構，制訂了起義的具體計劃。但是由于泄密，起義指揮機構遭到破壞，幾個主要領導人或死或傷或逃出武昌，清政府則按照繳獲的名冊搜捕，逼使革命黨人不得不提前發動起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武昌起義和革命黨人以前策劃的起義，如鎮南關起義、黃花崗起義并沒有太大的不同，就是孫中山自己，也沒有想到起義會在突然之間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武昌起義所以有“首義”之稱，主要在于它推拿了滿清政府倒臺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武昌起義之后，各省紛紛宣布獨立，苦命黨人士氣大振，集中力量迅速攻占了南京。1912年元旦，民國政府建立，意味著新的政治紀元開始。所以說，辛亥革命的爆發其實既有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也有當時政治情勢變化的偶然性，可以稱之為水到渠成的偶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