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6日發(作者:銀行工作證明)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
為了系統地總結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明確新時期革命的性質和任務,自黨的“八七”會議之后,經過將近一年的醞釀和準備,中國共產黨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由于當時嚴重的白色恐怖,在國內召開這樣的大會是有困難的。因此,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大會的會址安排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塞列布若耶鄉間別墅。
開會前,斯大林召集大會主要負責人瞿秋白、向忠發、蘇兆征、周恩來、李立三等談話。他著重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革命的性質,一個是革命的高潮與低潮。他指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是“不斷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并以俄國的二月革命為例加以說明。指出,中國革命是處于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低潮。
這次大會完全是秘密的。出席大會的代表,由國內秘密的分批到達莫斯科。中央在發出召開六大的通知中特別強調要選派工農分子。出席這次大會的正式代表84人,以五屆中央委員委員身份出席大會者4人,指定與約請參加的代表54人,共計142人。84名代表的成分是:工人44人,占52%;農民6人,占7%;知識分子34人,占40%。代表共產黨員是4萬多人。
正式代表名單:廣東省(19人,內包括4名非正式代表)楊殷、王灼、唐球、黎國瓊、鄺璧清、李立三、蘇兆征、黃平、袁炳輝、甘卓棠、彭公祖、成文、梁億才、葉發青、周秀珠、阮嘯仙、江慧芳、曹更生、王備。廣西省(1人)胡福田。江蘇省(12人)徐錫根、郭純志、王若飛、項英、姜永和、陳治平、朱松壽、溫裕成、蔣云、溫少泉、蔡暢、嚴樸。浙江省(5人)夏曦、錢志康、章松壽、來耀先、余駕先。福建省(3人)羅明、孟堅、許奎璧。江西省(3人)王鳳飛、曾文甫、張世熙。湖南省(8人)羅章龍、陳海清、何資琛、毛簡青、丁繼盛、成中青、劉義、胡德榮。湖北省(7人)向忠發、祁松亭、葉開寅、法榮廷、任旭、余茂懷、霍錕鏞。安徽省(1人)龔德元。河南省(2人)李鳴、徐蘭芝。順直省(9人)張昆弟、王子清、蔡和森、李占泉、林玉衍、王仲一、楊宗義、劉振德、王藻文。山東省(3人)丁君羊、郭金祥、黃文。滿洲(東北三省)省(5人)唐宏經、張任光、于冶勛、朱秀春、王福全。內蒙古(1人)白海峰。陜西省(1人)張金刃。四川省(2人)劉堅予、徐活榮。云南省(1人)王懋廷。團中央(5人)關向應、華少峰、李子芬、胡均鶴、湯正清。
非正式代表名單:中央委員(4人)鄧中夏、瞿秋白、周恩來、楊之華。特約代表(1人)張國燾。
指定參加及旁聽代表(49人)龔飲冰、鄧穎超、莊東曉、潘家辰、劉伯承、王培五、錢乃治、曾鐘圣、陳學熙、瞿景白、郭壽華、邱宏毅、吳介藩、杜卓強、朱自純、孟慶樹、柳圃青、陳紹禹、沈澤民、秦曼云、鄭子瑜、李培芝、胡建三、胡秉瓊、胡大才、涂作潮、蔡樹藩、梁鵬萬、胡錫奎、饒君強、蘇美一、瞿星五、高衡、潘文育、王翹、方維夏、李哲時、卜士畸、于佩貞、王蘭英、譚國輔、何叔衡、劉伯堅、汪澤楷、徐特立、武兆鎬、朱寶山、何秀明、華連生。
大會由向忠發主持并致詞,他說:“我們大會對于過去死難的和其他的烈士,英勇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應當表示熱忱的哀悼,我們應當全體起來默哀三分鐘。”接著,瞿秋白以第五屆中央名義向大會致開會詞,他說: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使中國革命“轉變到一個很嚴重的危急時期”,“可是中國共產黨,始終是領導中國工農群眾,團結于自己的周圍。與國際帝國主義及一切的反革命作堅決的斗爭。這一點含有很偉大的歷史意義的。”他要求大會追認“八七”會議,并“希望大會全體能充分地發表意見,使黨得以糾正一切錯誤。”隨后,共產國際代表、意大利共產黨代表、蘇聯共產黨代表、少共國際代表、中國少共中央代表關向應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分別向大會祝詞。
大會主席團有21人:曾文甫、項英、徐錫根、余茂杯、關向應、向忠發、王鳳飛、李立三、王灼、蔡和森、楊殷、鄧中夏、胡福田、周秀珠、毛簡青、王藻文、蘇兆征、周恩來、瞿秋白、斯大林、布哈林。大會秘書長:周恩來。副秘書長:黃平、羅章龍。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7人:蘇兆征、周恩來、王仲一、楊殷、徐錫根、李子芬、毛簡青,主席蘇兆征。
大會還成立了政治委員會(附蘇維埃委員會),組織委員會(附章程委員會)、職工委員會、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宣傳委員會、財政審查委員會以及各代表團書記聯席會議。各委員會的召集人是:瞿秋白(政治)、周恩來(組織)、向忠發(職工運動)、蘇兆征(蘇維埃運動)、蔡和森(宣傳)、關向應(青年)、周秀珠(婦女)、項英(財
政審查)、周恩來(軍事)、李立三(農民土地問題)、向忠發(湖南問題)、向忠發(湖北問題)、余茂懷(南昌暴動)、蘇兆征(廣州暴動)等。
6月19日,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向大會作報告,闡述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形勢等問題。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報告系統地總結了1925年至1927年中國革命運動的經驗教訓,提出了黨今后的任務。
政治報告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而以徹底的土地革命為其社會內容,有確定的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趨勢”,“中國革命發生于俄國十月革命以后,所以一開始便是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任務是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推翻豪紳地主階級軍閥的統治,肅清一切封建余孽,掃除帝國主義對華統治的支柱。政治報告指出,直到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甚至直到八七緊急會議,中央對于黨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是沒有正確的認識的,因此對于革命的一些主要問題都種下了機會主義的種子。這種機會主義,是使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政治報告指出,“中國現狀是在南北新軍閥激烈的互斗混亂之中,同時也在工農革命勢力與買辦豪紳資產階級的長期激戰之中,全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總危機更加蔓延擴大,這是因為中國社會根本上陷于極大的極復雜的種種矛盾之中……如是革命便有無間斷的進展的前途。”
政治報告根據對革命形勢仍在“不斷高漲”的分析認為,黨的策略和任務是奪取中心城市武裝暴動的勝利,奪取一省以至數省政權的斗爭更加緊迫起來。
會議期間,周恩來作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報告;劉伯承作軍事問題的補充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土地問題報告;鄧中夏作黨的章程草案報告;蘇兆征作蘇維埃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蔡和森作宣傳問題報告;周秀珠作婦女運動報告;關向應作青年運動報告,等等。
大會對上述報告進行了分組討論。在討論中,代表們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形勢的看法有分歧,爭論得很激烈。如關于革命性質問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社
會主義革命?關于革命任務問題,資產階級革命是否已經完成?要不要搞合法斗爭、議會斗爭?關于革命形勢問題,革命處于高潮還是低潮?許多代表在發言中嚴肅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也批評了瞿秋白主持臨時中央時所犯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瞿秋白誠懇接受了大會的批評,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蔡和森在發言中,表示贊同關于中國革命形勢處于兩個高潮之間的分析,并指出當前的主要危險是盲動主義,不應該放松同這種傾向作斗爭。
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農民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組織決議案提綱》、《宣傳工作決議案》、《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共青團工作決議案》、《婦女運動決議案》、《關于民族問題的決議》等。大會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
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明確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認為中國革命目前階段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錯誤的。同樣,認為中國現時革命為“不斷革命”,也是不對的。因為中國并沒有從帝國主義鐵蹄之下解放出來,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并沒有推翻,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仍然是革命的中心任務。為此,提出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十大政治綱領:1.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2.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3.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4.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府;5.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5.實行八個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7.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耕地歸農;8.改善士兵生活,分給士兵土地;9.取消一切軍閥政府的稅捐,實行統一的累進稅;10.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政治決議案》明確了革命高潮還沒有到來,黨的任務是爭取群眾。決議案指出:現在,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因為歷次失敗而過去了,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反革命的勢力還超過工農,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要用一切力量去團結和組織無產階級群眾,做極巨大的組織工作,以鞏固革命工會、農民協會,盡可能地領導日常經濟政治斗爭,以發展工農群眾組織。認為武裝起義從全國范圍的意義上講,暫時只是宣傳口號,不是直接行動口號。
《政治決議案》批判了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的錯誤。決議案指出: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它們都是使黨脫離群眾的。
大會通過的其他各項決議案,特別是《農民運動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軍事問題決議案》分別總結了黨在這些工作方面的經濟教訓,并且圍繞著中國革命性質,形勢和任務,規定了今后的具體任務和政策。
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選舉正式中央委員23人:楊福濤、顧順章、向忠發、彭湃、徐錫根、盧福坦、李滌生、張金保(女)、蘇兆征、關向應、羅登賢、毛澤東、楊殷、周恩來、李源、蔡和森、項英、任弼時、余茂懷、王藻文、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候補中央委員13人:徐蘭芝、王鳳飛、王灼、唐宏經、劉堅予、夏文法、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女)、甘卓棠、鄧中夏、羅章龍、王仲一。
大會同時還選舉了中央審查委員會,正式委員3人:孫津川、劉少奇、阮嘯仙。候補委員2人:葉開寅、張昆弟。書記劉少奇。
7月11日,大會舉行了閉幕式。向忠發致閉幕詞,蘇兆征、周恩來發表了講話。大會號召全黨對外戰勝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地主豪紳等一切反動勢力;對內打倒過去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一切不好的傾向。高舉列寧的旗幟,完成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任務。
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因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政治綱領。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革命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革命發展不平衡,黨的政治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武裝起義,而是爭取群眾。特別是指出了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是六大的主要功績,對以后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不足之處是,對于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于大革命失敗后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于農村革命
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這些缺點和錯誤被后來的“左”傾思想片面發展和極端擴大,使革命遭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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