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1936年“兩個口號”論爭

2024年3月14日發(作者：天蝎女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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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與1936年“兩個口號”論爭

作者：樊憲雷

來源：《百年潮》2019年第01期

“兩個口號”論爭，指的是1936年上海左翼文藝界關于“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

文學”這兩個口號的論爭。“國防文學”是由周揚等人為響應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而

提出的文學口號，目的是團結各階層、各派別的愛國作家致力于抗日救國的文學創作;“民族革

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由魯迅、馮雪峰等人基于無產階級在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

權而提出的口號。應該說，論爭雙方在文藝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上是沒有異議的，

分歧在于如何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對此，參與論爭的徐懋庸曾回憶過毛澤東1938年的論

述，毛澤東講道：“我認為，首先應當肯定，這次爭論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

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這個爭論，是在路線政策轉變關頭發生的。從內戰到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由于革命陣營內部理論水平、政策水平的

不平衡，認識有分歧，就要發生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你們是有錯誤的，就是對魯迅不

尊重。魯迅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旗手，你們應該尊重他。”

在這場論爭中，劉少奇于1936年10月以“莫文華”的筆名在《作家》雜志第2卷第1期上

發表的《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一文，受到頗多關注。全文共2000余字，但觀點鮮明，

立論周正，富有啟迪。文章開門見山點出主題，“這次論戰的最大意義，我想，是在克服宗派

主義或關門主義一點上罷”。接著，劉少奇在文章中回顧了這次論爭的發展過程，肯定了魯迅

和茅盾有關“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都可以用，二者并非對立的觀

點，接著重點批判文藝界存在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問題，強調“這次的論爭的意義決不在爭

口號，而是在克服文壇上的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文章梳理了文藝界在宗派主義方面的歷史

根源，指出因為抗戰形勢的需要，“現在說明和克服關門主義的錯誤的必要了”。從文章來看，

劉少奇的論述顯然超越了論爭雙方的口號之爭，對文藝界當時存在的錯誤問題切中肯綮，并指

出了實質所在，為文藝界克服宗派主義與關門主義，進而聯合起來一致抗日具有重要作用。對

于劉少奇的這篇文章，理論界和學術界都給予了高度評價，后來有論者指出，這篇文章“對這

場文藝論戰給予了總結性的論述，它對增強文藝界的團結，推動救亡運動的開展，起了很好的

作用”;“對兩個口號的積極意義，做出了公正的裁決，為后來正確認識這場論爭提供了完全正

確的觀點”。日本學者竹內實后來評價說：“讀了這篇文章，感到敬佩。閱讀當時國防文學論爭

的各種論文，并進行比較，莫文華是公正地看待了魯迅的。”《魯迅研究動態》的評論員文章

也指出，這篇文章是劉少奇“根據黨的政策結合文藝界當時的實際所發表的指導性的意見。這

些意見不僅是對‘兩個口號之爭’所做的公正的結論，而且對于現在、乃至今后文藝界的團結，

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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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一文，將論述的重點放在批判宗派主義與關門主義錯

誤上，有著深刻的背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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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席卷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致使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蕭

條，帝國主義之間矛盾加劇，德、意、日等國法西斯主義膨脹、擴張勢力抬頭，國際安全與人

類和平遭受嚴重威脅。為阻擋法西斯主義的擴張勢頭，1935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

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上，季米特洛夫作了《關于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

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斗爭中的任務》的報告，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大會

還要求糾正自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的“左”傾關門

主義傾向。

就中國來說，自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就不斷加緊其侵華步伐。特別是1935年，

日本通過華北事變，進一步侵吞控制了我華北地區，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由此，8月1

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草擬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

（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關頭，抗日救國是全體中國人面臨

的首要任務，號召建立包括上層在內的統一戰線，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范圍，呼吁全國各

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策略發生新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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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時，還在長征途中的中國共產黨因為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并不知道

會議精神及《八一宣言》的內容。但民族危機促使中國共產黨根據實際需要獨立思考建立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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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一到陜北，就發布了《為日本帝國

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提出“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

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

11月中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到達陜北，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廣

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隨后，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

開了瓦窯堡會議。會議通過的《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指出，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入

侵，“在中國革命史上劃分了一個新時期”，日本要“吞并全中國”，變中國為其殖民地。在這種

形勢下，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

人”。為此，必須爭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對革命采

取同情中立態度的軍閥，乃至地主買辦階級到反日戰線中來，強調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針對黨內當時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決議第五部分以“黨內主要危險是關門主義”

為題加以專門分析。決議指出，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對付敵

人，一方面是爭取“廣大的群眾”到“黨的旗幟之下”，黨必須去“一切革命的同盟者中”開展工

作，才能掌握革命的領導權。大膽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必須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做堅

決的斗爭”。決議還分析了關門主義的根源，即對新的政治形勢不了解、對變更的策略不了

解，難以適應新的形勢需要;不會把黨的基本口號和基本綱領聯系應用于實際;不會把馬克思主

義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的實際。指出其實質表現是害怕統一戰線，其結果必然是脫離群眾。決

議還指出，“左”的關門主義，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強調必須同其做堅決的斗爭。瓦窯堡會議

的決議是由張聞天起草并向會議作的報告。

劉少奇參加了瓦窯堡會議，對會議內容和精神是熟知的。12月29日，瓦窯堡會議結束沒

幾天，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北方局工作，決定派劉少奇以中央駐北方代表的身份前

往華北領導開展工作。在會上，張聞天說：“北方局管理范圍很大，與滿洲、太原、熱河、察

哈爾都有關系。為加強北方的領導，需派得力前往，我已和少奇商量，少奇可以去，

已得少奇同意。去可代表黨中央在那里領導。”

說到這兒，有必要談談張聞天的情況，以及劉少奇與他的交往。

遵義會議后，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1935年8月19日的沙窩中央政治局常委

會議又確定張聞天負責組織工作。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11月3日下寺灣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議又決定中央領導人兵分兩路行動：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劉少奇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到瓦窯

堡開展工作;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赴前線開展軍事工作。就此，劉少奇與張

聞天在工作中有了更多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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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對文藝工作十分熟悉，五四時期，他就是“新文學運動的一位熱忱的戰士”，“以豐

富的翻譯、多彩的創作和深刻的評論投入當時文化戰線上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他的長篇小說

《旅途》，在現代文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1931年張聞天從蘇聯回到上海后，任中央宣傳

部長，直到前往中央蘇區前，一直負責宣傳工作，對當時黨的文藝組織如文委和左聯等，都曾

給予了重要指導。特別是1932年他以“歌特”的筆名在中央機關報《斗爭》第30期上發表的

《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很大程度上糾正了文藝戰線上的“左”傾錯誤。在這篇文章

中，張聞天指出，“使左翼文藝運動始終停留在狹窄的秘密范圍內的最大的障礙物，卻是‘左’的

關門主義”。文章批評了關門主義的幾種主要表現，如認為“一切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學，一定是

資產階級的文學”;“文藝只是某一階級‘煽動的工具’或‘政治的留聲機’”;只有大眾文藝的形式才

能創造出無產階級的文藝等。這種關門主義，實際上拋棄了文藝界的統一戰線，使無產階級文

藝限于孤立之中，必須“堅決的打擊”。這篇文章的精神實質，與瓦窯堡會議決議中對關門主義

的批判是相同的。

不可否認，在中國革命的發展進程中，張聞天也曾犯過“左”傾錯誤，但經過實踐的教訓，

他改正了自己的認識。毛澤東曾指出：“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

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

開好遵義會議。”張聞天與“左”傾錯誤領導者的分歧，就是從如何看待統一戰線這個問題上開

始的。思想認識轉變后的張聞天，為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對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進行了系統

的批判。如長征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步伐的加劇，他先后寫作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進攻

與民族革命戰爭的緊迫》《共產國際“七大”與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關于抗日的人民統

一戰線的幾個問題》等。

至于“兩個口號”的論爭，也與張聞天有極大關系。主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馮雪

峰，就是受張聞天的委派前往上海的。馮雪峰30年代初在上海就曾在張聞天領導下開展文藝

工作，他與上海左翼文藝界的各方特別是與魯迅比較熟悉。黨中央和張聞天派馮雪峰去上海的

主要任務，就是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取得聯系，并向他們傳達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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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上層構建統一戰線的用意。在馮雪峰出發前，張聞天幾次囑咐他：到上海后，務必先找魯

迅、茅盾等，了解情況。但是，馮雪峰到上海后，并沒有很好地完成構建統一戰線的任務，反

而引發了左翼文藝界內部的論爭。在去上海前，中央還給馮雪峰一個任務：“在上海設法建立

一個電臺，把所能得到情報較快地報告中央。”張聞天當時在中央“負總責”，因此，“兩個口

號”的論爭他是知道詳情的，這從后文中將要提到的他給劉少奇的信中，以及1936年7月他委

托劉鼎帶給馮雪峰的信中可知。

再說劉少奇根據張聞天的提議受中央派遣前往華北領導開展北方局的工作后，根據中央在

瓦窯堡會議上確定的新的精神，借助自己以往在白區斗爭的豐富工作經驗，迅速打開了工作局

面。當時，張聞天兼管北方局工作，因此在工作中，劉少奇與張聞天有著比較緊密的聯系。比

如，1936年6月，劉少奇到北方局工作不久后，就派人去陜北向中共中央匯報華北抗日救亡

運動的情況，特別談了華北的局勢。7月11日，張聞天簽發的中央書記處致王明的通報中央

若干情況的電報中，就提到，“我們已派劉少奇赴北方為中央代表，北方工作有進步”。可知，

劉少奇到北方局后，相關工作已向中央和張聞天匯報過;張聞天亦將中央精神傳達給劉少奇。8

月5日，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到：“我們

認為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轉變，主要的表現：在政治領導的加強，

糾正了過去河北黨中嚴重的關門主義傾向，且能采取適當的方式，直接影響全國統一戰線最有

權威的刊物。”指示信還就統戰工作、群眾工作、黨的領導方式等提出了具體指示意見。更為

直接的證據，是8月9日張聞天給劉少奇的信。信中上來就說，“你七月十九日來信收到”，說

明之前劉少奇給中央和張聞天寫信匯報過工作。信中，張聞天代表中央就白區的黨派統戰、工

人運動、學生運動、文化團體、青年組織、白軍工作以及白區工作方式等作了明確指示。信的

最后還說：“北方工作，我們認為自你去后，已經有了基本的轉變。大家都很高興。望繼續努

力，并經常把新的問題與新的經驗告訴我們。”借助于和張聞天的交往，劉少奇對當時中央精

神有更深刻的認識和了解。

還應看到，反對關門主義、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當時中央領導的共識。比

如瓦窯堡會議一結束，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

義的策略》的報告指出：“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特點”，并說

適應這時局必須“改變策略”，“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

險主義”。

在陜北時期對時局的深刻洞察和對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到達北方局后經過實踐鍛煉

使認識進一步深化具體;再加上通過與張聞天的交往，無論對中央精神還是對當時文藝界的狀

況，都有了更多的了解。這些，為劉少奇撰寫《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奠定了思想認識

基礎。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對我們黨早期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三次“左”傾錯誤，即“左”傾盲動錯

誤、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劉少奇都有清醒認識，并進行了堅決

抵制。由此他也多次遭受錯誤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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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對“左”傾冒險錯誤的批判。中共六大前后，劉少奇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的身

份，到順直指導工作。在解決順直省委問題的過程中，堅持實事求是開展工作的劉少奇多次受

到當時中央的錯誤批評，被冠以“取消主義”“命令主義”的帽子。1929年劉少奇擔任中共滿洲省

委書記，領導開展東北工作時，特別是領導開展中東路斗爭時，針對白色恐怖的嚴峻形勢，他

提出要“及時轉變群眾斗爭的方式及我們的工作方法，注意保密工作”等正確主張，有效推動了

工作進展。但這些舉措，卻受到當時一些“左”傾領導人的嚴厲批評，說他“錯得該死”，“在政

治上一塌糊涂”;認為劉少奇“將消滅滿洲的黨”，“該打五百板子”;說劉少奇拒絕中央的路線，是

“執行中央的障礙物”。究其原因，不能說劉少奇沒有過錯，但更多的是他從實際出發，根據當

時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領導開展工作，與中央當時的“左”傾錯誤發生沖突的結

果。中央的多次錯誤批評，并沒能改變劉少奇的工作態度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反而促使他

對當時中央的“左”傾錯誤進行了認真總結。1930年3月，在擔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時，劉少奇

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就指出：“共產國際在中國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就是忽視了反對中國黨內

機會主義錯誤，沒有在理論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對機會主義領袖加以清算和處理。因此，中國

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是有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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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中對關門主義這種“左”傾錯誤表現形式的批判，可以說

是劉少奇的一貫思想。參加革命工作后，劉少奇長期領導白區工作。革命時期在白色恐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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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開展工作，極為危險艱辛，作為領導者，劉少奇總是實事求是地分析客觀情況，采取切實可

行的工作方式和措施，來推動白區工作的開展。“左”傾錯誤對白區工作的干擾破壞更為嚴重，

劉少奇從實際經驗教訓出發，先后撰寫了多篇文章對此進行批判。1928年10月，針對大革命

失敗后的嚴峻形勢，他在《論口號的轉變》中就指出：“當我們規定口號的時候，應該很謹慎

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勢，很明確地觀察群眾的要求和需要及當時群眾的爭斗任務。絕不可單憑我

們腦子里的想象，隨便規定出實際上不能真正代表群眾的要求，甚至與群眾要求相左的口

號。”對那種不顧實際條件的“左”傾錯誤提出了批評。20世紀30年代初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

主義和關門主義方針，“在國民黨統治區受到有實際工作經驗的重要干部如中共中央職工部部

長兼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劉少奇”的“批評和抵制”。劉少奇先后發表了《加緊領導工人的

自發斗爭》《建立輔助組織問題》《批評“推出黃色工會”的策略》《在黃色工會里建立什

么？》等文章，同實行“左”傾錯誤方針的中央領導者發生爭論。劉少奇主張，在困難條件下特

別是在革命的防御階段，要利用一切合法的機會爭取群眾，甚至向可能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

步，以便聯合他們擴大統一戰線范圍，并在這個過程中去影響、改造他們。但劉少奇的這些正

確主張，卻被指責為“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錯誤”。1932年3月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還因此

撤銷了他所擔任的中央職工部部長職務。

在撰寫《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一文前，1936年4月10日，劉少奇寫了著名的《肅

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一文，當時他剛到北方局不久。這篇文章，是劉少奇為貫徹瓦窯堡會

議精神，糾正“左”傾錯誤特別是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肅清白區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傾

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影響而撰寫的理論文章。文章總結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白區

工作的經驗教訓，列舉了“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種種表現，指出它們對黨和革命事業造

成的嚴重危害，并剖析了產生這些錯誤的原因。文章指出，“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成為

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之路的中心問題和主要關鍵”，“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就成了

黨的主要危險”。“如果我黨不能完全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那就談不上廣泛的民族統一戰

線”，“那就要阻礙著我黨和革命的前進”。文章最后強調，“必須給這種錯誤以致命的打擊并把

它徹底從黨內肅清出去”。可以說，這篇文章既是劉少奇對自己以往反對“左”傾錯誤思想的系

統梳理總結，也是他用以開展下一步工作的理論指南。從主旨上看，《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

義》中對關門主義的批判，正是這一思想的延續。

如果說《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中對關門主義的批判是劉少奇一貫的思想主張;那么

對宗派主義的批判，則是他結合新的實際提出的主張，顯示了他清醒的政治頭腦。以《劉少奇

選集》為例，其中收錄的文章，最早提到“宗派主義”一詞的是寫于1937年5月的《關于白區

的黨和群眾工作》，其后諸多文章都有相關論述。如此可見，《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中

劉少奇十分敏銳地覺察到宗派主義將對我們新的抗戰工作和統戰工作帶來嚴重危害，必須嚴加

清算預防，此后的歷史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文章中，劉少奇肯定了魯迅對周揚等人的宗派

主義錯誤的批評，指出“在現在克服宗派主義，實有很大的必要”，“這次論爭延長很久，經歷

著很多的糾紛，也無非證明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在文壇上非常根深蒂固，有著歷史性”。

劉少奇的論述是中肯的，批判的靶子也是準確的，當時的左翼文藝界，的確存在著宗派主

義，并給我們黨領導的文藝工作制造了不小的負面影響。多年之后，參與那場爭論的周揚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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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說：“有宗派主義，雙方一爭就下不來臺。徐懋庸給魯迅寫信，魯迅復信駁斥，馮雪峰以呂

克玉筆名寫文章罵我們。”為此，劉少奇應該是收集了不少材料，這從文章中他提到的文壇上

周揚、徐懋庸和胡風、馮雪峰等爭論，以及對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文章的熟悉情況，是

能夠看出來的。

劉少奇發表《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介入他并不十分熟悉的文藝界工作的初衷，可

以理解為他深感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推動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任務之急迫，更進

一步說，是出于他作為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

（編輯 黃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