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圍繞包產到戶的三次論爭

2024年3月14日發(作者：母親的恩情)

建國后圍繞包產到戶的三次論爭

以包產到戶肇始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它極大調動了億萬

農民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使整個國家和人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然而，它卻命運多舛，一經出現，就引發激烈的論爭。“包產到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還是社會主義道路?要集體還是要單干?幾經沉浮之后，終于從羊腸小道中走了出來，實現了

自合作化以來農村社會中最深刻的變革，在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包產到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1955年是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關鍵一年，圍繞合作化運動的速度問題，毛澤東與中央農

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之間產生了不同看法。毛澤東覺得農業合作化的速度太慢，批評鄧子恢

在這個問題上像“小腳女人”。在毛澤東的大力推動下，我國的農業合作化以驚人的速度發

展。1956年2月中旬，入社農戶由1955年6月占全國農戶總數的14%，猛增到85%。到6

月，高級農業社已成為農村合作經濟的主要形式。

高級社體制是在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建立起來的，它的主要弊端，一是勞動管理過于集中，采

取集中勞動的方式，出工“一窩蜂”，干活“大呼隆”，社員沒有生產自主權;二是分配上平

均主義傾向嚴重。高級社采用以勞動日為計算單位的記工方法，按工分分配。但由于農業生

產的特點，社員的勞動效果很難通過工分表現出來，按工分分配不可避免地造成吃“大鍋飯”。

勞動管理的高度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大大挫傷了社員的勞動積極性。

1956年春，永嘉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像全國其他地方一樣，辦起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參加高級社的農民，對當時存在的這種“管理不善，責任不一，效率不高，窩工浪費”的現

象很有意見，特別是對勞動時窩工浪費意見很大。他們說“早上排排隊，田頭‘煙妹妹’(抽

香煙)，晚上開開會，干起活來一大片，走起路來一長串”，“這樣大呼隆，不要說增產增收，

就是老本也難保”。[①]

就在永嘉縣委面對高級社出現的矛盾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候，一篇發表在4月29日的《人民

日報》署名何成的短文，引起了永嘉縣委副書記李云河的注意。

這篇文章第一次突破了“生產組和社員不能包工包產”的禁區，提出了對“組”和“社員”

建立包工包產責任制的設想。文章說：“如果只是生產隊向管委會包工包產，而生產組只包

工不包產，就不能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文章借用了一個生產隊長的話表達了作者的看法：

“光是生產隊包工包產，我這個隊長就成了一條光棍，抓不住人，全隊不能一條心。這樣，

生產隊包了產也設法實現。”文章在介紹了四川江律地區包工包產到社員的做法以后，又提

出：“只有這樣才可以把生產責任制貫徹執行到底;也只有這樣，才可以使全社的生產計劃的

完成更有保證。”

看到這篇文章，李云河如獲至寶，認為找到了解決矛盾的辦法。

5月15日，李云河在永嘉縣新橋鄉參加溫州地區農村問題的“群醫會診”。在面對問題研究

對策時，李云河宣讀了何成的那篇文章，具體闡述了建立“組”、“戶”生產責任制的設想，

正式向主持會議的溫州地委農工部鄭加順部長提出試驗“包產到戶(組)”的要求。與會代表

對這個問題議論紛紛，褒貶不一。鄭加順經過慎重考慮之后說：“李云河提出的建議和

要求很重要，是切中時弊的，但事關重大，要慎重從事，我看試驗可以，推廣不行。”這最

后兩句話，算是中共溫州地委對永嘉試驗包產到戶(組)的首次表態。從此，永嘉縣包產到戶

的序幕拉開了。[②]

永嘉縣委的試點工作組借鑒初級社的經驗，搞了幾個責任制的方案，把基本的核算單位縮小

到隊，即“四包”(即包產、包工分、包肥、包農具)到隊，并且把勞動責任同個人掛鉤。

在永嘉縣委的指示和要求下，永嘉縣的“包產到戶”迅速在全縣展開，很快成了燎原之勢。

據統計，當時永嘉縣共有200多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了“包產到戶”。[③]受永嘉縣

的影響，溫州地區實行包產到戶的約有1000多個農業社，17.8萬多農戶，占入社農戶的15%

左右。

包產到戶推行以后，效果很好。經過社員討論總結，主要有“六好”、“五高”、“八多”、“五

少”。“六好”是：責任清楚好，勞動質量好，大家動腦筋好，增產可靠好，干群關系好，記

工方便好。“五高”是：農活質量高，糧食產量高，學技術熱情高，勞動模范威信高，最后

生活一定會提高。“八多”是：增積土肥多，養豬養的多，學技術的人多，千斤田增多，生

產能手增多，勤勞的人多，關心生產的人多，和睦團結多。“五少”是：偷工減料的少了，

懶人少了，裝病的少了，誤工浪費的少了，放掉農業出去搞副業的人少了。[④]

然而，“包產到戶”一出現，爭論便隨之而來。

農民講：“自由了”、“解放了”、“好得很”。但也有干部說：“分田了”、“單”、“糟得很”。

1956年11月19日，中共溫州地委機關報《浙南大眾》發表了題為《不能采取倒退做法》

的評論員文章，指責永嘉縣搞的包產到戶是發揚“小農經濟積極性”，是“打退堂鼓”。評論

指出：“包產到戶”以后，社員的生產積極性雖然比集體勞動管理得不好的時候有些提高，

但由于分散經營的種種弱點，必然會像過去單干或互助組的時候一樣，在生產上帶給各戶‘社

員’越來越大的困難，因此，這種積極性是不能持久的。他們所說的增加生產不僅是微小的，

增長的速度比逐步搞好集體經營的合作社相差越來越遠，而且不久之后就會停滯不前。所以

“包產到戶”根本不是像某些干部所說的先進制度，而是一種倒退的做法。

面對責難，1957年1月27日，李云河在《浙江日報》發表《“專管制”和“包產到戶”是

解決社內主要矛盾的好辦法》一文。文章指出：個人專管和包產到戶，只是產量責任到戶，

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統一經營、集體勞動的補充部分，它在整個經營方式上占著從屬、次要的

地位，為主的、起決定作用的是統一經營、集體勞動。“專管制”和“包產到戶”，是解決社

內主要矛盾的好辦法。不僅不會使農村產生資本主義，使新的生產關系變質，在方法上講也

絕不是“倒退”，而是有效地提高社內生產力的先進方法。

李云河的文章發表后，永嘉的形勢一度好轉，曾經批評包產到戶的一些領導干部也比以前客

氣多了，并建議永嘉縣委對包產到戶的社不要都糾正光，留幾個社試試看。

好景不長。3月8日，在浙江省委和溫州地委的指令下，永嘉縣委做出了《堅決徹底糾正“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