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何不讓張國燾跟隨去臺灣

2024年3月8日發(作者：滅火應急預案)

蔣介石為何不讓張國燾跟隨去臺灣

作者：

來源：《黨史天地》2016年第13期

蔣介石對張國燾這樣的中共叛徒，就是既利用，又提防。他曾在戴笠的一個請示報告上批了一句話：“凡是能叛變共產黨的人，也會隨時叛變我們。”戴笠根據這一批示，提出了軍統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原則：“尊而不敬，用而又防。”在軍統內部，設立了督察室防奸股，專門監視中共叛徒的活動。

張國燾受到戴笠的重視

1937年9月，張國燾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張國燾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陜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蔣介石在接見張國燾時，指著站在身旁的戴笠，很客氣地說：“我想請張先生給他幫幫忙。”就這樣，張國燾正式參與了國民黨特務組織“軍統”的工作。蔣介石還委任張國燾為軍事委員會中將委員，但這只是一個空頭銜。

張國燾到軍統后，受到戴笠的重視。他主持所謂“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擔任研究室的少將主任。為國民黨特務組織策反中共人員出謀劃策。他還主辦所謂“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為國民黨訓練特務，專門從事反共的特務活動。曾任軍統總務處長的沈醉后來回憶說：戴笠最初對張國燾寄予極大的希望，滿以為只要張國燾肯賣一點氣力，便可以把共產黨搞垮。張國燾說要辦一個訓練班，由他來培訓一批專門人員，戴笠馬上挑選各訓練班畢業學生中最優秀分子送去給他訓練。他說要在陜甘寧邊區設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馬上照他計劃辦理。這時，張國燾不僅是戴笠宴客時座上最受歡迎的佳賓，也是戴笠最得意的部屬。

張國燾雖然為軍統培養訓練了一大批專門對付共產黨和邊區的特務，但是能夠派出去的并不多。沈醉在談到這一情況時說：“聽說經過挑選，只有極少數的人派往張所領導的幾個‘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數派在蔣管區內的一些重要兵工廠擔任‘防共’工作。”

即便是少數經過嚴格挑選出來的特務，派出去后也收效甚微。既打不進去，也拉不出來。戴笠想在延安設立一個延安站或延安直屬組，張國燾用盡了一切辦法，始終沒有搞成。張國燾派人手持戴笠的信件，到太行山區請第27軍軍長范漢杰幫助進入八路軍第129師防區活動，結果不僅沒有效果，反而連去的人也沒有回來。最后，只能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漢中設立一個特別偵察站，在榆林設立一個陜北站，在洛川設立一個延安站，并且沒有多少作用。由于訓練班的作用不大，使戴笠感到失望，所以只辦了兩期便停辦了。

“失寵”之后無公可辦

蔣介石和戴笠原指望利用張國燾這個“帶頭羊”，對中共進行大規模的策反工作，但張國燾到軍統后的工作令他們大為失望。本來，蔣介石對張國燾這樣的中共叛徒，就是既利用，又提防。他曾在戴笠的一個請示報告上批了一句話：“凡是能叛變共產黨的人，也會隨時叛變我們。”戴笠根據這一批示，提出了軍統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原則：“尊而不敬，用而又防。”在軍統內部，設立了督察室防奸股，專門監視中共叛徒的活動。特種政治研究室的秘書黃逸公，就是被派去監視張國燾的。

“失寵”后的張國燾已沒有往日的威風，有時出門辦事也不得不坐起了公共汽車。

在重慶期間，張國燾還通過同鄉甘家馨的關系，認識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經朱家驊推薦，張國燾被聘為“對共斗爭設計委員會”的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張國燾無功受封，引起特務們的嫉妒和不滿。張國燾在這里仍是沒有太多的事可干，他曾無可奈何地感嘆：“我無計可設，無公可辦，每日去坐一二小時，頗感無聊。”

張國燾越來越沒有多大用處了。1940年底，蔣介石安排張國燾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共中央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多次指示在重慶的周恩來提出交涉，要求取消張國燾的參政員資格，否則，中共參政員將不出席會議；如國民黨方面尚愿顧全國共合作，“可令張國燾自動撤銷參政員”。12月7日，周恩來致函張沖，要他代向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聲明，中共不同意張國燾和葉青出席國民參政會，并將意見轉達蔣介石。由于蔣介石的堅持，1941年3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開會時，張國燾仍被安排參加會議，當了參政員。后來，張國燾又連續擔任了第三、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由于他是中共的叛徒，為一些參政員所不齒。遇有共產黨的參政員，他總是躲避一邊。因此，他在參政會里也沒有什么作用，“無政可參”。

1945年5月，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國燾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蔣介石召見張國燾，讓他草擬一個管理全國糧食和一般物價的方案。張國燾到處搜集材料，連熬幾夜，寫出一份洋洋萬言的方案。送給蔣介石后，就沒有下文了。

反共十分賣力卻不得信任

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飛機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寧縣板橋鎮戴山，機毀人亡，軍統也準備改組裁員。不久，軍統改為國防部保密局，張國燾也趁機另謀出路。他通過同鄉、時任國民黨中央設計局局長的熊式輝，向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推薦，當上了善后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和江西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張國燾一上任，就受到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排擠。原來，當年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入川時，曾與田頌堯、王陵基交戰川北。田、王損失慘重，大敗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劉湘撤職，拘禁數月。如今，張國燾雖然脫離了共產黨，但王陵基舊恨難消。于是，他讓部下對張國燾冷嘲熱諷，蓄意刁難。不久，張國燾不得不離開江西，避居上海。

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張國燾籌集了約120兩黃金的經費，在上海施高德路辦起了一個創進周刊社，出版《創進》周刊。《創進》在代發刊詞中，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現，標榜自己是講“老實話”的，但在實際上，它不過是為國民黨捧場和進行反共宣傳的工具。

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治、軍事危機，《創進》周刊發表文章，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出來挽救危機。在一篇題為《門神救國論》的文章中，把蔣介石發動內戰比作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農民政權，鼓吹：“只要有一個像曾國藩那樣氣魄與做法的人，出面號召，決定可以完成救國使命的。”文章甚至說：誰能充當“現代的曾國藩”，“誰就是現代中國的救世主”。文章把希望寄托在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身上，吹捧說：“近來蔣經國在上海執行新經濟政策，有聲有色，人人喝彩。”“現實環境正需要這類人，才能有所作為。”蔣經國對于“戡亂建國大業，已然可以勝任愉快的”。

《創進》周刊發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國危機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歸罪于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大量的攻擊。文章誣蔑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20年來的悠長歲月之中，共黨浸沉于殘殺破壞擾亂之中”，“假定共黨‘武裝革命’成功，繼軍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種獨裁政治無疑”。

但是，戰局的發展卻不像《創進》周刊的文章所說的那樣，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人民解放軍基本上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國民黨的統治大勢已去。

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的許多高級官員紛紛逃往臺灣。張國燾也驚恐不安，考慮自己的退路。這時，蔣介石指示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要盡可能不讓中共叛徒去臺灣，要勸他們留下。原因是共產黨勝利了，中共叛徒決不會再死心塌地跟著國民黨走，讓他們去臺灣，只能增加負擔。蔣介石還特別指示毛人鳳，讓他勸說張國燾留下。

1948年冬的一天，毛人鳳在上海家中請張國燾吃飯，邀沈醉作陪。

飯后，毛人鳳還在重復他們談話的主題：希望張國燾留在大陸，并說明這是蔣介石親自決定的。張國燾聽了立即表示：他已考慮過了，現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臺灣山明水秀處當老百姓，寫一點東西。毛人鳳則再三勸說張國燾，說經過多方面分析研究，共產黨來了決不會殺害他，留下便能在共產黨內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這比去臺灣的作用大得多。張國燾低頭沉思了幾分鐘后，慢慢地抬起頭來，用低沉的聲音說：“你們的考慮是對的，他們來了，決不會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人總是要面子的，我實在受不了。”就這樣，毛人鳳同張國燾的談話不歡而散。張國燾走后，沈醉問毛人鳳：“為什么要讓張國燾落入共產黨之手呢？”毛人鳳回答說：“過去他就沒有做出過什么，讓他去臺灣還能做出什么呢？如果他不愿意留在大陸，臺灣是不會歡迎他去的。”

張國燾沒有聽從毛人鳳的勸說。他把《創進》周刊停刊，于1948年11月攜全家去了臺灣。他當時或許沒有想到，他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張國燾去了臺北，蔣介石認為他價值已經榨干，指使憲兵將他一家趕出臺灣。張國燾和家人只好寄居香港，后來又遠走加拿大，1979年冬凍死在多倫多一家老人醫院，時年82歲。

（摘自《張國燾傳》，張樹軍著，紅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