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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時期我國鄉村治理模式從“單中心”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民間信仰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一極”。民間信仰起到社會教化，促進社會整合的作用。同時，民間信仰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有利于實現善治。民間信仰參與鄉村治理的方式是多樣的：一是民間信仰權威人士參與社會管理，二是民間信仰教團組織獨立處理公共事務，三是民間信仰教義、儀式被政府征用，運用到鄉村治理中。要使民間信仰有序參與鄉村治理，對之應該以自律管理與制度規范兼顧。
關鍵詞：民間信仰；鄉村治理；多中心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90X（2013）1-234-03
作者：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江蘇，南京，210016
民間信仰是指信仰并崇拜某種或某些超自然力量（以萬物有靈為基礎，以鬼神信仰為主體），以祈福攘災等現實利益為基本訴求，自發在民間流傳的、非制度化、非組織化的準宗教。①當前，我國的民間信仰大致有以下幾類：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功臣圣賢崇拜、宗教派生下來的俗神信仰、行業祖師信仰等。②
一鄉村治理：從“單中心”走向“多中心”
（一）鄉村治理治理理念的引入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治理理論的廣泛應用給我國鄉村研究帶來了新的生機與活力。1998年，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學者首次提出“鄉村治理”的概念。③鄉村研究與治理范式的成功嫁接，是我國鄉村研究方法論上的一大突破，猶如破繭而出，找到了一片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所謂治理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④鄉村治理是一種新型基層政治的理想術語，它包容了鄉村政治中的新機制與新實踐，因而是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一般而言，它是關于鄉村服務的委托、組織和控制，這些服務包括鄉村區域內的衛生、教育、治安、基礎建設和經濟發展。因此，它是鄉村管理的新模式、新理念，是治理范式從國家宏觀層面下移到鄉村基層的表現，不僅具有一般治理理論的內容與特征，而且還因其與上層乃至中央的關系而更趨復雜。⑤自鄉村治理概念提出以來，我國鄉村研究的成果不斷涌現，研究內容集中在諸如村級選舉、兩委關系、宗族問題、治理的鄉村社會基礎、人口流動對村級治理的影響，以及鄉鎮層面的鄉村關系、鄉鎮體制改革、稅費改革對鄉村治理的影響等問題上。
（二）“多中心”治理：新時期鄉村治理的趨勢
我國傳統的鄉村治理是一種“單中心”治理模式，其突出特征是公共權力資源配置的單極化和公共權力
運用的單向性。“單中心”治理模式極易陷入一系列困境難以自拔。首先，集中化的行政權力只能使它治下的公眾萎靡不振，因為它在不斷消磨公眾的公民精神和基本民主權利；其次，行政組織的全面官僚化和層級化將越來越多的經濟與社會事務管理納入其控制的體系中，使得市場機制自我調節和公民的自主管理能力發生了同步的蛻化；再次，單中心政府所具有的權力擴張的天然缺陷，不僅意味著其在傳統的行政范圍內增強其管理事項的廣度和深度，而且在于它已超越出行政原有的屬性大舉侵入到立法和司法領域。這給作為法治主義前提的有限政府思想和權力制約思想構成了沖擊，損害了文明社會的法律理性。多中心治理的基本點是改變政府對于鄉村社會的行政性管理和控制，讓鄉村內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服務供給、社會秩序維系、矛盾沖突化解等多種領域充分發揮基礎性作用。從而拉近地方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距離，恢復草根民主和公共精神，盡可能地依靠多元治理主體的通力合作共同解決地方性問題。⑥這種新型治理模式既降低了政府直接控制鄉村導致的高額成本，減少政府管不勝管所帶來的失敗，也使得鄉村社會內部充滿了活力。在這種治理模式下，鄉村治理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行為，而是一個多方互動的管理過程，通過治理主體之間的合作、協商和建立伙伴關系來有效管理農村公共事務。
新時期我國鄉村治理的現狀已表現出顯著的“多中心”態勢，各種民間組織的權威逐漸成為農村社會的主導權威，形成了新的社會治理結構。這些權力的“極”主要有：村莊政治精英、鄉村經濟能人、鄉村宗族勢力、鄉鎮政府、普通村民。⑦近些年來，民間信仰也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一極”。多中心治理
有利于實現鄉村善治，即“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合作管理，社會管理過程可以使公共利益最大化”⑧。
二民間信仰：鄉村治理的重要“一極”
民間信仰之所以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一極”，是因為民間信仰起到如下幾方面的作用：
（一）民間信仰是最重要的文化傳統，起到社會教化的作用盡管中國民間信仰不像“正統”的儒、道、釋一樣是一種“倫理宗教”，沒有高深的仁愛心性道理，但其信仰的主旨仍是教化百姓和諧向善，其通過各類感性生動的民間故事的敘述將忠孝節義、和睦助人、積德行善、善惡報應、安分守己、無量度人等優秀傳統道德觀念滲透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
論民間信仰的鄉村治理功能
王四小
并以此構成了底層民眾最基本的道德“知識儲備”，為其人性向善與品德修養奠定了文化地基。如祭祖本身就是孝道的體現，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在祭祖的過程中，長者往往要向晚輩講述本
家族的歷史，宣讀祖訓，要求族人不忘根本，發揚光大祖先的美德和事業，激勵族人積極進取，不要做有辱祖先的事。一次祭祖活動，實際上就是一次以孝道為主的傳統倫理道德教育。
我國民間信仰教義suo間信仰中的人生觀、價值觀教義教義中所包含的優秀成分為信眾的正常社會化提供了良好的道德指向，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信徒在學習相關行為規范和禮儀方式的過程中，把這些優良的因素內化，從而成功進行社會化。大多數民間信仰讓人寬容、隱忍、利他，實際上是教育信徒學會扮演社會角色，學會和他人在一定的位置上和睦相處，處理好人際關系，避免矛盾和沖突。在我國的一些少數民族，民間信仰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化功能。如白族本主崇拜活動對白族婦女、兒童的社會化各個方面都有影響。本主崇拜組織“蓮池會”規定：成員要潔身自好，行善除惡。⑨“蓮池會”的老齋奶們所念的經文，既是對本主愛國愛鄉、勇敢善良、忠孝仁義、為民服務等優良品德的歌頌，同時也在念誦者和聽者中確認了相同的行為準則。老齋奶們在給自己的子孫講述本主故事時，就潛移默化的將這些優良品德傳給了下一代。
（二）民間信仰提供精神支持，可以促進社會整合
共同的神靈崇拜和祭祀活動，有效地把分散的鄉族力量整合起來，形成了祭祀共同體。一旦形成祭祀共同體，村社成員的命運往往就被一條無形的紐帶聯系在一起。各種民間信仰活動密切了村社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增進村社成員之間的團結，成為鄉村居民的精神支柱。民間信仰可以促進社區整合，
鄉村治理所期望的建設功能和保護功能履行得很好。⑩民間信仰的整合功能還表現在它有助于社會控制。民間信仰通過教義、教規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提供行為準則和評判標準，告誡人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通過慣例、習俗、禮儀、契約等形式固化為文化的形態而存在于社會之中，或者潛移默化為人們的內心心理習慣和日常行為，或者強制、制約社會成員或組織的行為模式。新時期，我國不乏民間信仰促進社會控制的例子。如石家莊市東部的水祠娘娘信仰：信奉水祠娘娘的村民自覺地把廟會與自己的日常行為和操守聯系起來，村里這些年來沒有打架斗毆的現象，村民們從來都沒有拖欠國家稅收和違法亂紀等現象，基層工作在這里很容易展開。輥輯訛有些行業神對本行業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規范作用。如我國信眾廣泛的關公信仰對經濟活動就產生了很強的規范作用，華商都會請一尊關公像，以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誠實守信，不背叛合伙人之意。
（三）民間信仰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有利于實現善治多中心治理模式能否有效運轉依賴于各治理主體之間社會資本存量的多寡。社會資本是作為一種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區別的資源，它為社會結構中的行動者提供便利，包括信任、規范與網絡三大基本要素。社會資本理論揭示，從個人角度講，在一個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本存量的社群內生活和工作更加容易；從整個社會角度講，一個擁有豐富社會資本存量的社會意味著和諧穩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會治理。良好的鄉村治理依賴于鄉村內豐富的社會資本：鄉村社會資本存量豐富且分布均衡，村民的歸屬感就強，參與合作就更容易，鄉村治理的效果就更好；相反，如果社會資本缺失，則必然會制約鄉村治理的發展。
而現階段我國鄉村社會資本普遍呈現出缺失和脆弱的特點：鄰里關系變得淡薄、合作意識差，農民參與不足，村民之間平等、自由、互惠、民主的參與網絡難以形成，鄉村共同體內尚未建立起以契約為基礎的信任，干群關系影響村民對政府的信任等。鄉村社會資本的缺失必然會制約農村的發展，影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因此，若要發揮多中心治理模式在有效整合治理資源方面的作用，就必須重視鄉村社會資本的培育。民間信仰通過各種儀式、制度促進促進信任關系的加強和擴展，以及擴大社會網絡，能夠通過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是當前我國鄉村最重要的社會資本之一。輥輰訛
三民間信仰參與鄉村治理的方式
民間信仰不斷發育和成長，這種非正式規則基礎之上的軟約束力量日益突出，為農村公共事務以及鄉村治理開辟了新的生長渠道。民間信仰參與鄉村治理的方式是多樣的。
（一）民間信仰人士參與社會管理
民間信仰人士（特別是民間信仰組織的骨干）參與社會公共管理是比較常見的。許多民間信仰組織負責人為村中“民間權威”、“非正式權威”，雖然不擔基層干部，但卻能夠在調解民間糾紛、組織村民集體參加公益事業時發揮實際領導作用。如劉鐵梁在浙江南部永嘉縣山村調查發現，當地黃桂廟會（供奉“蕭公大王”）負責人余弦生雖然不擔任村干部，但如果哪家發生了矛盾，都會來找他來評斷。村里的大型公益事業，如橋梁、道路、祠堂的修建也由他擔任指揮，并且大功告成。輥輱訛又如江西省贛
州市的“新農村建設理事會”的許多會長就曾經擔任過宗祠理事會的會長。贛州幾乎村村皆有宗祠，農村也一直傳習“理事會”的歷史文脈，每當村中要籌辦公共善事，村民就推舉村莊德高望重的長者組成理事會（稱作“找老爺子”），義務承擔組織事務的運作。輥輲訛
（二）民間信仰教團組織獨立處理公共事務
很多地方的“廟委會”雖然不是行政組織，但依靠民間信仰提供的各種互助合作和社會網絡的力量，往往能得到所轄地域民眾的信賴輥輳訛，在政府觸及不到的地方起著有益補充，成為處理爭端、維系村社秩序的場所，具體表現在調解當地水利、公產、風水、械斗等糾紛，村里修路、修橋時讓出錢出力，村里選舉時讓參與投票，村里有活動時讓參與演出等等輥輴訛。民間信仰教團組織還直接提供公共服務，增進社會福利。近年來，一些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宮廟，開始熱心參與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或贈藥義診，或修橋鋪路，或扶貧濟困，或資助貧困學生。如福建泉州花橋宮100多年來贈藥義診從不間斷，受到百姓的高度贊揚。近年來漳州龍海市民間信仰宮廟捐獻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的資金就超過千萬元，晉江的鎮海宮、同安池王廟、龍海扶瑤關帝廟、蘿城西街王爺廟等都捐助數十萬從事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輥輵訛
（三）民間信仰教義、儀式被政府征用運用到鄉村治理中
各地的民間信仰的教義主旨仍是教化百姓和諧向善，如流行于我國北方地區的薩滿信仰不僅有忠誠英
勇的英雄主義膜拜，也有和愛善良的道德主義憧憬與和諧人間的社會理想；輥輶訛流行于上海地區的施相公信仰，則反映了民間對保家為國、救民濟世、無私助人的道德情操的崇敬；東南沿海地區的媽祖
信仰，則寄托了民間百姓對勇敢、正義、仁愛及和平的人文美德的追求。這些民間信仰的教義是各地最寶貴的文化財富，是鄉村治理中可利用的重要資源。
某些民間信仰的教義、儀式被政府征用，直接應用到社會治理中。例如，上世紀九十年代，貴州榕江縣苗族就出現過民間信仰色彩的習慣法成功參與當地社會治理的例子：貴州榕江縣政府與擺埡山苗族群眾通過“議榔”輥輶訛建立起良好的地方秩序。“議榔”條款的內容主要是提倡婚姻自由，各寨子重新通婚，紅白喜事不鋪張浪費，民族團結等，違者罰款。輥輷訛民間信仰以其“神圣性”把社會上各個不同利益集團的價值觀綜合統一起來，形成一個供大家共同遵守的規范，以此增加社會的穩定性。
四自律管理與制度規范兼顧：民間
信仰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思考
多中心治理理論也并非毫無瑕疵，多中心治理理論有其特定的前提與理論預設：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三者力量制衡。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我國農村的市場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市場的力量逐步顯現。同時，以民間信仰組織為代表的農村民間組織也迅速發展，力量不可忽視。但一些民間信仰組織在內部管理、運行機制、自律機制等方面還不夠規范和準確，這需要政府加強對民間組織的扶持與管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民間信仰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不能通過政治的、強制的手段來取締，而只能通過長期的引導，使之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民間信仰應該以自律管理與制度規范兼顧。
（一）自律管理
社會主義新農村“管理民主”就是鄉村治理要健全新機制，逐步建立農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機制，教育農民依法行使民主管理，這是創建新農村的有力保障。自律管理指一方面要充分發揮的民間信仰組織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發揮村規民約的規范作用。
1，充分發揮的民間信仰組織的自主性。不僅可以為廣大民眾提供相互交流的機會，有利于促進社會資本的發展，還有利于民主參與精神和自愿精神的培育。應該支持民眾通過選舉“民間權威”組織管委會，制定愛國公約和各項制度，使之成為廣大信徒的活動準則，使民間信仰活動管理進一步制度化，實現有效的自我管理。通過以自律管理為核心和平臺，不斷調動廣大村民對公共事務的普遍關注和參
與，鍛煉他們行使基本權利和參與鄉村治理的能力，為在鄉村培育豐富的社會資本和實現良好的鄉村治理打下堅實的基礎。
2，以村規民約為主要依據。所謂村規民約，是村民群眾根據有關法律、法規、政策，結合本村實際制定的涉及村風民俗、社會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綜合規定，是村民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約束的行為規范。在民間信仰的作用下，村民們以村莊為地域，通過對自身權力讓渡而形成約束力，進而調整法律涉及不到的社會生活方面，如老養幼教、鄰里互助、治安管理、移風易俗等。村規民約有助于充分體現農民的自治權，維護農民的合法利益和保障村莊的和諧秩序，克服民間信仰的消極作用。當然，村規民約應當與國家的法律及其立法精神相一致，不得有宣傳迷信思想、鼓動違法亂紀等內容。
（二）制度規范
自律管理的同時，要通過法律制度來規范民間信仰活動和行為，借助法律的力量，防止有害行為和事件的發生，從而對民間信仰進行正確的引導。目前，我國已出臺了一些民間信仰的管理條例及規定，對民間信仰事務、場所、活動、人員等都作了具體規定，這些規定對正確引導民間信仰是十分重要的。
政府監管的重點在理順管理權責。我國各級宗教事務部門，需依法加強對農村宗教事務的管理，把宗
教事務的管理落實到基層，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其他部門要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相互配合，齊抓共管，綜合治理，才能對民間信仰實施有效的管理。另外，政府和宗教事務部門應對村民進行正確引導。要幫助農民提高認識與判斷能力，倡導選擇科學而理性的信仰方式。對鄉民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幫助他們以科學的態度對待民間信仰問題；要順接歷史文脈，尊重群眾美好心愿，依托民意根基，主動引導傳統節慶和民間信仰活動，將之同封建迷信、陳規陋習、邪教區別開來，同講文明、樹新風結合起來。
注：
①輥輵訛林國：《關于中國民間信仰研究的幾個問題》，《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第5-15頁。
②韓秉方：《論民間信仰的和諧因素》，《中國宗教》2010年第2期，第19-22頁。
③徐勇、賀雪峰等：《村治研究的共識與策略》，《浙江學刊》2002年第1期，第26-32頁。
④⑧俞可平：《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1頁。
⑤樊雅強、陳洪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鄉村治理理論與實踐》，《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第227-234頁。
⑥吳光蕓：《多中心治理：新農村的治理模式》，《調研世界》2007年第10期，第3-5頁。
⑦周大鳴、楊小柳：《社會轉型與中國鄉村權力結構研究》，《思想戰線》2004年第1期，第107-113頁。
⑨趙靜：《白族婦女宗教信仰的社會功能》，《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第16-17頁。
⑩彭智勇、王文龍：《新農村建設中的鄉村治理機制探析》，《理論探討》2006年第4期，第73-75頁。
輥輯訛岳永逸：《傳說、廟會與地方社會的互構——
—對河北C村娘娘廟會的民俗志研究》，《思想戰線》2005年第3期，第95-102頁。
輥輰訛徐姍娜：《民間信仰與鄉村治理——
—一個社會資本的分析框架》，《東南學術》2009年第5期，第13-19頁。
輥輱訛劉鐵梁：《作為公共生活的鄉村廟會》，《民間文化》2001年第1期，第48-54頁。
輥輲訛李勇華：《新農村建設理事會：我國村莊治理的制度創新——
—
新農村建設“贛州經驗”解析》，《探索》2007年第2期，第54-58頁。
輥輳訛洪奕宜、李強：《嶺南民間信仰“眾神和諧”》，《南方日報》http：///html/2010-08/27/content_6874041.htm，2010-8-27.
輥輴訛朱欽、勝凌焰：《區域社會與民間信仰——
—萍鄉張相公信仰的初步考察》，《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第212-216頁。
輥輶訛富育光、王宏剛：《薩滿教女神》，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頁。
輥輷訛“議榔”是苗語，意思是“賭咒過的規約條款”，是具有民間信仰色彩的習慣法。
輦輮訛楊昌才：《少數民族習俗改革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2期，第16-19頁。
（責任編輯：南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