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多洛夫是法國學術界接受巴赫金的重要學者之一。《米哈伊爾·巴赫金:對話原則》和《批評的批評——論教育小說》是其最為重要的兩部著作。眾所周知,托多洛夫早在1965年剛到法國時就帶來了《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在20世紀70年代的《結構主義詩學》中,托多洛夫也對巴赫金多有引用。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多洛夫才真正告別結構主義。因此,托多洛夫的學術轉向,并非法國結構主義運動中“從結構主義向后結構主義”的轉向,而是“從文學之內向文學之外”的轉向,是“從結構主義向對話主義”的轉向。
一、對話作為“理論”
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托多洛夫開始了重大的學術和思想轉向。以1981年的《米哈伊爾·巴赫金:對話原則》為標志,托多洛夫開始了“對話主義轉向”,從而顯示了巴赫金接受之于托多洛夫學術思想生涯的重大影響。這一階段托多洛夫對巴赫金的接受有以下幾個鮮明特點。
第一,從個別觀點到整體思想,托多洛夫由此成為“巴赫金研究專家”,其接受更加全面、所受影響亦更加深刻。在這一時期,托多洛夫打算編輯出版《巴赫金全集》的法文版,便盡可能搜
羅各種版本的巴赫金作品,托多洛夫對巴赫金的接受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專家的高度,而不再只是個別著作、部分思想的接受。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托多洛夫后來居上,一舉超過克里斯蒂娃,成為巴赫金在西方學術界的代言人。
第二,對話主義成為托多洛夫接受巴赫金思想的關鍵詞,并進而使之成為一種有價值的理論立場。在茱莉亞·克里斯蒂娃那里,對話還只是與復調、狂歡并列的關鍵詞之一,還只是從語言學角度,從詞語中的對話到文本間的對話再到主體間的對話的學術研究領域的開拓,但是在托多洛夫這里,巴赫金不再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研究的專家,也不再只是在小說理論研究中提出眾多原創性思想的學者,而首先成為一位思想家、哲學家,其次才是文學理論家。在《米哈伊爾·巴赫金:對話原則》中,托多洛夫不吝高度贊美之辭寫道:
米哈伊爾·巴赫金無疑是20世紀人文科學領域里最重要的蘇聯思想家,文學界最偉大的理論家。在這兩個“最”字之間,有著某種相互聯系,但這并不是因為他是蘇聯人,所以在文學理論方面出類拔萃,而是一個真正的文學理論家必須思考超出文學以外的東西。他的特點就是沒有專長。
“沒有專長”“文學之外”正顯示托多洛夫對巴赫金的定位已經超越文學,直接放到了人文科學領域;“應答理解”既是文學文本分析(作品及研究作品的手段)的理論,更是人文科學研究的共同之處——“對話主義”。
第三,托多洛夫有意將巴赫金的對話主義、對話原則進行“理論化”,使之成為人文科學研究范式的轉型。在此,“理論化”一詞需要特別做出解釋。在喬納森·卡勒的《文學理論》中,他的第一章不是從“文學是什么”開始的,而是首先提出了“理論是什么”的問題。在他看來,“在近代的文學和文化研究中有許多關于理論的討論——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這可不是指關于文學的理論,而是純粹的‘理論’”,這種“純粹的理論”是什么呢?“它既不是任何一種專門的理論,也不是概括萬物的綜合理論。有時理論似乎并不是要解釋什么,它更像是一種活動——一種你或參與,或不參與的活動。”[2]因此,喬納森·卡勒認為,當我們抱怨關于文學研究的理論太多了的時候,其實指的是非文學的討論太多了,許多理論根本與文學沒有關系。就像如果我們要將弗洛伊德、德里達、?？?、拉康等等學術大家稱為“文學理論家”的話,他們肯定首先就會提出反對一樣。因此,喬納森·卡勒認為理論是跨學科的、是分析和話語、是對常識的批評,理論
具有反射性。那么,喬納森·卡勒所說的“理論”在20世紀“理論發展史”上是否有具體對象呢?是有的。在“The Literary in Theory”一書中,喬納森·卡勒明確指出,“理論”一詞與20世紀的結構主義運動有關,其特征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研究模式超越了語言學,被泛化到文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等各個方面,由此,結構主義“將闡明各種各樣的材料,是理解語言、社會行為、文學、大眾文化、有文字書寫的社會和無文字書寫的社會以及人類心理結構的關鍵”[3]。因此,結構主義與以往其他各種理論思潮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基本原則、研究方法不再只是針對某一具體的研究領域和對象,而是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元理論”。
因此,在這一學術背景下,我們再來看托多洛夫所實現的“從結構主義到對話主義”的轉向,就不能再簡單地從文學研究的思想方法這一狹窄領域來討論了。如果說,經過列維—斯特勞斯的努力,結構主義從語言學擴散到人類學,使得結構主義成為“理論”的話,那么,托多洛夫則有著強烈的內在沖動,希望用巴赫金的對話主義替代結構主義,并將巴赫金的對話原則從文學延伸到歷史學、人類學和思想史研究,使巴赫金的對話主義成為一種新的“理論”。
因此,無論從深度、廣度、高度等各個方面,托多洛夫對巴赫金的接受都達到了頂峰。這
一頂峰的標志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經過對巴赫金的接受,托多洛夫自己的學術發展實現了重大轉向;另一方面,經過托多洛夫的接受,巴赫金的對話主義被提升到整個人文科學研究領域的“理論”高度。進入80年代之后,對話主義日益成為西方學術界理解巴赫金的最重要的關鍵詞,無論各個學術思潮、流派中的大師們在何種程度上非常熟悉或者偶爾涉及巴赫金,他們都受到了巴赫金對話主義的影響。
二、巴赫金:對話原則的突顯
1981年出版的《米哈伊爾·巴赫金:對話原則》一書成為托多洛夫將巴赫金的對話主義提升為“理論”的重要著作。
《米哈伊爾·巴赫金:對話原則》的特點非常鮮明:首先,它首次在西方學術界詳細介紹了巴赫金的人生經歷和學術歷程,比克拉克·霍奎斯特的《米哈伊爾·巴赫金》傳記的出版時間要早整整三年。①其次,它首次對巴赫金的學術思想進行了完整介紹和評述。一方面,托多洛夫將巴赫金的學術生涯按時間順序劃分為1926年以前的普通理論(主要是德國哲學和美學理論)
的寫作、1926至1929年間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極強的文章、1929至1935年關于對話論和言語的理論研究、1936至1941年間對文學史尤其是小說的重新研究、1942至1952年薩朗斯克教育學院時期(撰寫了許多文章,但均沒有發表,亦沒有手稿留存)、1953至1975年間回到方法論和理論主題上來等共六個階段。在這六個階段中,托多洛夫又發現,“巴赫金不斷變換興趣,有時修改自己的表達方式,但從1922至1974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到最后一部書,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他后來的書中,人們甚至還可以讀到五十年前寫的同樣的句子”。因此,托多洛夫另一方面又建立起一種巴赫金思想體系的視角,“決定讓年代順序從屬于系統觀點,同時又兼顧這個順序的兩個方面”,將巴赫金的學術思想分為“人文科學認識論”“重大選擇”“陳述理論”“互文性”“文學歷史”“哲學人類學”來逐一討論與巴赫金密切相關的認識論、轉換語言學、文學史和哲學人類學四個方面,并且堅定地認為,“不論他的目標是什么,對話理論是他的主要內容?！痹俅?托多洛夫此著在寫法上亦有鮮明的特點:盡管他將巴赫金的對話主義作為本書的基本主題,但在寫法上他卻采取了放棄對話主義的立場。那么,為什么托多洛夫要在本書中“避免與巴赫金對話”呢?原因在于,“巴赫金的思想極為豐富、復雜和充滿誘惑力。但理解他的思想卻是極其地困難(盡管它本身并不晦澀)。這種困難是多方面的?！币环矫媸欠▏鴮W界對巴赫金的陌生,使得托多洛夫為自己設定了一個最低的目標:“最起碼讓人們用法文能
讀懂巴赫金”;另一方面則是受到巴赫金對話主義思想的影響,托多洛夫對寫作內容的自我反思,“我不能肯定這本書真正是我自己的書”。為什么?因為本書的主角是巴赫金,“我非常清楚最細小的評論都會帶來一些曲解,我的名字會被看作是巴赫金眾多假名中的一個”[1]188。正因為如此,托多洛夫放棄了體現學者觀點彰顯自己個性的評述,而以文選和評論(這一評論中甚至許多句子都不是自己的,而是一種重譯)相交織的剪輯方式,甚至“盡量避免(除非特殊情況)將巴赫金的思想與追隨他的作者的思想進行對照”。這樣做的目的非常簡單,“因為在對話開始之前,應當先聽到第一個聲音”[1]173-176。因此,《米哈伊爾·巴赫金:對話原則》一書無論是從內容到方法,都不無受到了巴赫金對話主義的影響,并且成為對話原則的忠實體現(即使是避免與巴赫金對話也正是對話主義立場的體現)。
那么,托多洛夫又是如何將巴赫金的對話原則進行“理論化”(這一“理論化”不是通常所使用的“將零碎的思想進行系統化的處理”的理論形態,而是使巴赫金的對話主義成為一種跨學科具有普適性的能夠替代“結構主義”地位的“理論”)的?
全書除第一章敘述巴赫金生平之外,后六章的邏輯關系非常清楚:第二章“人文科學認識論”,
討論巴赫金關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方法論的基本立場,托多洛夫以巴赫金晚年思想為主體,并將之與其早期思想相聯系,集中介紹了巴赫金區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客體和方法兩個焦點問題。在客體問題上,托多洛夫認為,巴赫金不同意簡單將人作為人文科學的客體,不能將人獨立于文本之外,獨立于研究者之外進行研究,否則,就只可能是人體解剖學和生理學,而不是人文科學。在方法問題上,巴赫金認為人文科學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理解而非認知。經由理解而獲得的闡釋永遠是歷史的和個人的,也是永無止境的。正因為“文本是所有人文科學共同的客體”,所以語言學成為人文科學的基本方法論,正是在這一點上,托多洛夫發現,巴赫金的“轉換語言學”超越了索緒爾的“語言學”,成為對話主義超越結構主義的語言學基礎。在本書的第四、五章,托多洛夫概述了巴赫金的陳述理論和互文性理論,這成為轉換語言學在理論方法上的具體展開。但是在交際模式上,巴赫金與結構主義之間仍存在明顯的區別。托多洛夫從巴赫金陳述理論中提煉出一個超越純粹語言學技術層面分析的核心概念——“異質性”(heterology)。這個詞在巴赫金陳述理論中主要描述語言的多樣性和(個體)的聲音的多樣性的現象。正因為陳述文來自于異質性的主體及其表述,陳述文就不再是封閉式的獨白式的,而是開放式的對話式的。巴赫金進一步將“互文性”視為陳述文的根本特征,并認為“互文性是無處不在的”。②在本書的最后一章“哲學人類學”中,托多洛夫又回到了巴赫金的早期思想,并
將之與其晚年思想進行對照,認為這是巴赫金思想的精華所在。托多洛夫用“相異性”這一概念來展開巴赫金對話主義的理論維度。在托多洛夫看來,巴赫金貫穿一生的基本觀點就是“認為他人起著決定作用”,“脫離與他人的關系來理解一個人是不可能的”。托多洛夫在巴赫金的《鏡中人》的短文中發現了其與拉康“鏡像期”理論的驚人的相似之處,兩者都是強調他者之于主體性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