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論"及理
過俊榮
論之后
(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400715)
摘要：本文主要從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談起，認為“后理論時代”已經來臨，并分析了其產生的時代背景、原因。然后論述了理論之后的思潮走向，主要是回歸文學研究本身和更多的政治批評。最后簡要地論述了中國學界對此的回應。
關鍵詞：后理論來臨走向回應
一、“后理論時代”的來臨
自從理論隨著種種引論、導讀、讀本和術語的大量出版．在相關研究領域深深地、桀驁不馴地扎根以來，它所產生的焦慮就一直都沒有停止過。然而。新千年開端的一些著述卻奏響了新的調子。似乎引發上述焦慮的那些理論歲月已經過去了。一批論著的標題告訴我們，一個新的“理論的終結”，或者說得模糊一點，一個“后理論”轉向的時代開始了。于是，“我們讀到了民連京卡寧漢的《理論之后的讀解》、讓
一米歇爾拉巴爾特的《理論的未來》、特里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以及《后理論：批評的新方向》、《生活：理論之后》等文集”，00(r,y26)而且隨著時間的越來越靠近。這類著作將越來越多。毫無疑問。其中最具沖擊力的是特里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⑦因為他曾借助于編寫文學理論教科書(《文學理論導論》)而蜚聲世界文學理論界，而現在他卻宣布理論的衰落甚至“終結”，因此在理論界引起的爭論、震動也就相當大了。
且不論我們能不能有意義地進入“后理論”．我們最終發現，上述著作更像是在重定方向，而不像一個戲劇性的啟示錄。因為大家的共識是，理論的時代已經結束。消失的不僅是理論那個權威的大寫字頭．還有和它緊密聯系的一群明星的名字，特別是與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種種變體聯系在一起的以法國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那些人：阿爾都賽、福柯、拉康、德里達、波德里亞、利奧塔、克里斯蒂娃、西蘇等，這些人主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思想。對我們來說，現在好像再沒有什么單一的正統觀念要遵循，再也沒有什么新運動要追趕。再沒有什么困難的、充滿哲學意味的理論文本要讀了。
為什么新千年伊始會出現“后理論時代”?我想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1．和時代背景有直接的聯系。2003生v和2004年間．兩方的文化理論和文學批評界發生了3個對其后的理論思潮走向有著直接影響的事件。一是久病不愈的后殖民理論大師愛德華賽義德與世長辭，給進
入全球化時代以來再度興盛的后殖民批評理論以沉重的打擊；二是曾以《文學理論導論》一書蜚聲歐美兩大陸的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出版了頗具沖擊力的《理論之后》(A f t er Theor y，2003)，為已經有之的“理論的終結”或“理論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瀾：三是就是當代解構主義大師雅克德里達的去世，毫無疑問，德里達的去世是后結構主義理論思潮在經歷了福柯、拉康、德勒茲、利奧塔等大師的辭世以來西方思想界和理論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損失。如果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述各位大師級人物的相繼去世標志著后結構主義盛極至衰的話，那么此時德里達的去世則標志著解構主義的終結，也就是說．當代哲學和人文思想已經進入了一個“后德里達時代”．或者說一個“后理論時代”。
2．理論也違反了美學家們的哲學傳統，對文學經典提出了質疑．模糊了文學和非文學話語的界限。理論往往忽視了文學和那些文學性的東西。特別被放逐到邊緣的是文學文本的自我反身性．也就是被語言學家羅曼雅克布森頗為著名的描述的“詩的功能”。文學的這一顯著標志被種族、性、性別的種種規范、律條遮蔽了。一些理論家對理論這種偏離文學本身的特點也有抱怨。譬如。卡勒就認為：“倘若文學經典的現狀受到質疑，倘若文學、藝術和一般文本證據已經形成的完整性被內在矛盾、邊緣性和不確定性等觀念驅逐．倘若客觀事實被敘事結構的觀念取代．倘若閱讀主體規范的統一性遭到懷疑，那就必然是．很可能根本于文學無關的‘理論’在搗亂。”0X v326) 3．這也與理論著述本身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有關。正如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后》中所論述的：“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早已成為了過去。雅
克-拉康、列維斯特勞斯、路易阿爾都塞、羅蘭巴爾特和米歇爾福柯的先鋒派著作離我們已有幾十年之久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絲伊瑞格里、皮埃爾布爾迪厄、朱麗亞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達、愛萊娜西克蘇、于爾根哈貝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和愛德華賽義德早期的那些具有開拓意義的著述也遠離我們多年了。”②(腳’平心而論，按照伊格爾頓的看法，在近十多年內．隨著上述大師的先后離去或逐漸年邁，當代文化理論再沒有出現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論的衰落和虛弱無力使之無法面對嚴峻的現實。這已經成為無人可以挽回的趨勢。
二、“后理論”之后的走向
由于人們對世界感知的方式、立場、角度的不同。因此關于“后理論”之后走向的見解也有許多．我主要想論述以下兩種：對文學研究本身的回歸和更多的政治批評。它們雖然有著很大的不同。卻有著一個共同的指向：從后現代主義控制的時代巾走出來。
在一些人看來．“后理論”之后應該意味著回歸對文學文本形式主義或傳統的讀解，或者回歸到那些實質上對理論厭煩或淡漠的文學研究中去。這種傾向不論是在西還是在中國都被越來越予以重視，他們推崇文學研究本身的價值。他們深感文學研究很多其自身獨特價值所在的地被理論的“糟蹋”、邊緣，比如強調對文本細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