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森和他的利益集團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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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1932－1998），1932年生 于美國北達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 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馬里蘭大學經濟系教授。1990年在馬 里蘭大學創立了“體制改革與非正規部門研究中心”(IRIS)，專 門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進行研究。[1]主要論文有：“通向 經濟成功的一條暗道”，（1992，《市場經濟在東歐的興起》）、“專制、民主與發展”（1993，《美國政治學 評論》）、“掉到地上的大面額鈔票沒人撿：為什么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1996，《經濟學展望雜志》）。他的主要論著有《戰時短缺經濟學》（1963）、 《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一份準備中的社會報告》（1969）、 《沒有增長的社會》（1974）、《健康護理經濟學新方法》（1982）、 《國家的興衰探源》（1982年）、《權力與繁榮》（2000年，遺著）。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集體行動的邏輯》、《國家興衰探源》和《權力與繁榮》（這 三本書現在都有了中文譯本）。1986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最高獎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獲 得美國管理學
會頒發的“最持久貢獻著作獎”，在1995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里昂-愛潑斯坦獎。
奧爾森 于1998年2月19日在辦公室門口心臟病突發去世。Yegor Gaidar教授說，“在我們看來，像奧爾森這樣的教授是無可替代的。人們將在很長的時間內看到奧爾森對經濟學作出的巨大貢獻”。奧爾森的合作者之一 Peter Murrell教授也感慨的說，“我們懷念（奧爾森）奔涌的智慧”。[2]羅 伯特·梭羅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說道：“我們大多數人都相當類 似，認識其中一個就等于認識了全部。但曼瑟則不同，他別具一格。這使我們更加懷念他。”奧爾森去世兩周后《經濟學家》雜志便發表了訃告，并在其遺像下配了 一行說明詞，把他稱為“利益集團的鞭撻者”。這篇訃告同時說，如果奧爾森沒有去世，他的集體行動理論很可能會讓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 獎。在奧爾森去世兩周年之際，《經濟學家》雜志又發表專門文章，評介他的遺著《權力與繁榮》。該文的結束語是這樣寫的：“奧爾森是不 可替代的，但有這樣一部杰作對我們來說也算是一種安慰了。”
二
概言之，奧爾森提了三個看似平常、實則重大的問題：為什么對每一個人都有利的集體行
動常常難以實現？國家興 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樣是市場經濟國家可為何有些經濟繁榮而另外一些卻遭受貧困？《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1965）可以說是他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并在回答過程中奧 爾森開創了與其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集體行動經濟學”。群體規模，搭便車，選擇性刺激等范疇業已廣泛地應用于經濟分析之中。《國家的興衰》（1982）則是他運用集體行動理論來解釋國家之繁榮與蕭條歷 史現象的一次成功嘗試，同時他還進一步豐富了一些極有價值之概念或命題的內容，比如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 ），分利集團以及個人理性并非集體理性的充分條件等。《權力與繁榮》（2000）通過引入政府權力于經濟增長分析之中，說明了國家 權力與私人權利、或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相互關系決定了繁榮程度。[3]解答這三個問題的核心概念就是“分利聯盟”，也就是我們講的利益集團理論。所以，要了解利益 集團理論必須把這三本著作聯系起來看。從集體行動到利益集團分利行為再到國家興衰，奧爾森的思想是前后貫通的。
《集體行動的邏 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1965）實際是奧爾森的博士論文。集體行動理論是其利益集團理論的邏輯前提。
后者是 前者的具體應用。所以，談利益集團理論首先要講的就是集體行動理論。在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提出之前，普遍被人們所接受的觀念是，如果屬于某一集團或某一 階級的個人之間共同利益足夠大，同時他們均意識到了這一點，那么該集團或階級便會自然地團結起來為其集團利益而奮斗。比如，馬克思關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 起來”的一系列觀點。奧爾森發現，這個貌似合理的假設并不能很好地解釋和預測集體行動的結果，許多合乎集體利益的集體行動并沒有產生。相反地， 個人自發的自利行為往往導致對集體不利、甚至極其有害的結果。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個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作貢獻。集體行動的實現其實 非常不容易。當集體人數較少時，集體行動比較容易產生。然而，隨著集體人數的增大，產生集體行動就越來越困難。因為在人數眾多的大集體內，要通過協商解決 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數越多，人均收益就相應減少，便車的動機便越強烈，搭便車的行為也越難被發現。當經濟發生了嚴重通貨膨脹的 時候，理性的個人是不會有人去縮減自己的支出并以此來降低通貨膨脹率的。同理，在經濟蕭條時期亦沒人會增加支出以求經濟增長的。由于每個人知道自己得力量 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微乎其微，所以人們往往選擇對整個社會似乎是不負責任得做法，這種現象在公共選擇理論中被稱之為“理性的無知”，因為希望別人都去努力而 自己坐享其成實乃理性人之本
性－－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被定義為“搭便車”或“外部性”問題的一類，所以，價格穩定這類對大家均有益處的集體理性無法自發地 出現。奧爾森通過研究，發現了集體行動產生的兩種特定條件：一是集體成員的“不對稱”，二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不對稱”說的是集體成員收益的不對 稱。個別成員從集體行動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員來得越大，他為集體行動作貢獻的積極性也就越大。共容利益的概念也由此產生。選擇性激勵可以分為正向激勵和 反向激勵兩種。正向激勵通過搭賣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體成員為負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作貢獻。反向激勵是懲罰搭便車者的措施。
后來，行為經濟學家設計了諸如“哀的美敦講價實驗” 和“信任游戲”等決策實驗，對人們的行為進行窺探。許多這一類的研究都發現，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六的人屬于“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一類。這類人被稱為“規范使用者”。另外大約有百 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這類人就是奧爾森模型假設的那種人。無論別人如何善待他們，這些人都不會有所回報。這類人被稱為是“理性利己主義 者”。“規范使用者”又可以細分成兩種。一種叫“條件合作者”，另一種叫“志愿懲罰者”。“條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們愿意發起協作行動，并且只要群體中 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為作反應就堅持合作。可是，“條件合作者”對搭便車行為的容忍度卻不盡相同。他們對集體行動的貢獻與搭便車人數成反比。搭便車的人 越多，“
條件合作者”對集體行動的貢獻就越少。一旦搭便車的人數超過他們的容忍度，這些人也將采取不合作行為。因此，“理性利己主義者”會驅使“條件合作 者”作出自私自利的行為選擇。“志愿懲罰者”是“疾惡如仇”的俠客。“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行為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自發志 愿地對搭便車者進行懲罰。懲罰可以是口頭批評，也可以是給搭便車者造成物質損失。即使懲罰行為對“志愿懲罰者”本身的個人利益造成明顯的損失，他們也在所 不惜。研究發現，“志愿懲罰者”的存在對于集體行動的結果有很大影響。他們約束搭便車行為，起著維護社會行為規范的作用。他們的懲罰使“理性利己主義者” 不得不計算受懲罰的成本，修改自己的行為。如果沒有“志愿懲罰者”，搭便車者不受約束，“條件合作者”就會逐漸減少甚至停止為集體行動作貢獻，對集體有益 的公共物品就生產不出來。[4]
《國家興衰探源》是《集體行動的邏輯》在具體問題上的應用。在該書的開篇，奧爾森列舉了國家興衰的諸多先例，并提出這樣的問題：二 戰后德國和日本為什么能迅速崛起，而英國卻處于經濟停滯的狀態？歐共體六國為什么比其他成員國增長迅速？為什么在美國國內也會出現地區經濟增長的巨大差 別？奧爾森認為，并沒有非常令人信服的理論來說明這種時運逆轉現象。對于從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等角度解釋國家以及國家內部不同地區增 長
差別的經濟學家及其著作，奧爾森認為他們都沒有追溯到造成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原因。他評價到：“它們追溯到江河源頭的小溪與湖泊，但沒有解釋注入這些源頭 的雨水是怎樣生成的。同時，它們也沒有說明經濟發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為何受到阻 礙。”奧爾森認為，是由于存在著大量的試圖搭便車的分利集團導致了一些國家增長的停滯。奧爾森指出，集體中有搭便車的個人，國家中也有搭 便車的群體。利益集團就可以通過“尋租活動”（rent eking）影響經濟政策的制定，改變收入再分配的方案，從而 增加利益集團自己的收入。這些政策包括稅收、補貼政策，禁止企業進入、禁止資金和人才的流動，豎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保護主義政策等。比如，英國就有龐大 的特殊利益集團網，美國各式各樣的 “院外活動”就是利益集團游說參眾兩院、影響收入再分配的尋租活動。而且各國的
利益集團的分利行為有很大不同。
當分利聯盟的尋租活動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國家的決策效率下降，制定經濟政策的時間延 長，影響整體社會技術創新、制度創新以及資源重組的能力，使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當多個分利聯盟串通共謀、取得制定經濟政策的支配性地位時，國家的政策便成 為這些利益集團坐地分贓的工具，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就深受其害。分利聯盟就像是闖進瓷器店里
哄搶的幾幫強盜，他們搶走的少，打爛的多。 分利聯盟通過損害國家、社會的利益來實現群體、個人 的狹隘利益。為什么受害的人們會任由他們這么做呢？奧爾森指出，這還是搭便車的行為在作怪。當國家、社會蒙受損失時，群體、個人的利益也受損。不過，如果 將由某一項政策帶來的損失分攤到個人身上，其數目就微不足道。這時候，個人的搭便車
行為是理性的選擇。造成英、美等國家經濟發展呆滯的主要原因是數目繁多的分利聯盟進行了大量尋租活動。這些活動將收入轉移給利益集 團，但是每一種轉移都是以犧牲國家和社會利益為代價的。其結果使體制僵化，經濟缺乏活力。同時，奧爾森還以以分利聯盟的尋租活動解釋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經濟 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現象。 與英國、美國相比較，日本與德國戰后的迅速發展得益于戰爭對原有利益集團的破壞，因為任何對社會組織的重 組、任何對分利聯盟和它們特殊利益來源的破壞，都會加快經濟發展。這也體現在奧爾森的遺著《權力與繁榮》 里面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討論。
對于不同國家的利益集團的分利行為的不同，奧爾森對比了北歐國家工會和英美國家工會。英 國和美國的工會多半是行業性組織，它們在要求提高工資時，從不考慮這些要求對勞工市場、對出口產品競爭力以及整體宏觀經濟的影響。這些組織存在搭便車的心 態，希望別的行業不會跟風、希望自己的工資要求不會帶來工資的輪番上升和宏觀經濟形勢的惡
化。而瑞典和挪威的工會組織則不同。這些國家的工會是全國性的組 織，涵蓋面很大。工會的行動對宏觀經濟有顯而易見的直接影響。因此，這些工會的行為就十分慎重，對國家利益比較照顧。奧爾森由此又回到了他提出的關于分利 集團的推論：較小的集團比大集團更可能自發地組織起來（推論3）。這 就說明，很多比較小的特殊利益組織（如英國和美國的同業工會）可能都是工業化初期遺留下來的產物，而成立較晚的特殊利益集團，部分地汲取了較早工業化國家 的經驗，就可能建成如資助者或發起者所希望的那種規模。由于交通和通訊以及組織大型團體所需其他技術的進步，使得近代比過去更有可能組成這種團體。顯然， 小的及比較單一的社會比起大的和花樣多的社會更有可能組織起綜合性的團體。所以，奧爾森從中總結出“狹隘利益”（narrow interest）與 “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的根本區別。“狹隘利益”集團的自身利益與社會的 繁榮關系不大，因而存在強烈的激勵企圖通過損害社會利益來提高自身利益。 “共容利益”集團的自身利益與社會的繁榮密切相關，因而在爭取收入再分配時比較有節制，注意減少對社會利益 的危害。
《權力與繁榮：超越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專制》（Power And Prosperity：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是奧爾森生前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對他前兩
部著 作研究的深化。在分析了利益集團對一個國家經濟的影響之后，奧爾森試圖提出國家實現繁榮的條件是什么。如果說前兩部著作目的在于解釋問題的話，那么這部著 作就目的就在于解決問題。其實，《權力與繁榮》的主要觀點其實已經體現在奧爾森1996年在 美國《經濟學展望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 發表的《掉到地上的大面額鈔票沒人撿：為什么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的文章中。[5]奧爾森認為，不管一個社會是貧窮還是富裕，它都有經濟和政治組 織。經濟推動政治，并且政治控制經濟。忽略掉政府的市場理論──或者把經濟看作是外生的政治思想──都具有天生的局限性，是不可靠的。這些理論不能說明 政府形式和經濟財富間的關系，不能解釋為甚么有些社會富裕而有些社會貧窮。奧爾森發現，解釋國家間貧富差別的道理雖然有千條萬絮，只有一條是放之四海而皆 準的：在任何一個社會里，只要巧取豪奪比生產建設來得容易，掠奪活動就會使投資、分工、合作等創造活動萎縮，經濟就不發達，社會就貧窮。在《權力與繁榮》 這部著作中，奧爾森分析了以下問題：為什么有的市場經濟國家貧窮，有的富裕？為甚么市場經濟不是保證國家繁榮的唯一條件？什么樣的市場經濟能夠帶來經濟繁 榮？奧爾森還特別分析了前蘇聯共產主義在早期取得了比較迅速的發展，而在轉向民主改革、采用市場經濟體制后反而不如改革以前的經濟狀況。前共產主義國家存 在大量的腐敗的原因是什么。
奧爾森分析了蘇聯型共產主義國家的演進與轉型。他認 為，蘇聯共產主義國家選擇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是其領導人為了獲取更多的剩余的結果。斯大林通過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獲得了對全國資源的控制權，提高 了整個社會的儲蓄率和投資率，然后將這些資源用于生產資本密集型的產品。為此，斯大林取消了生產要素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由于官員之間、企業之間 的串謀，社會生產呈現出無效率狀態，國家能夠從社會生產中獲得的資源越來越少，并最終導致了政府的巨大財政赤字。按照奧爾森和姆瑞爾(Peter Murrell)解釋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興衰的理論，中央計劃經濟一般經歷三個階段：共容利益主導期，分利聯盟發展期，以及體制僵化期。蘇聯已經到了 體制僵化的時期，其社會的僵化已經非常嚴重，這一時期，沒有人關心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經濟表現越來越差，貪污、腐敗盛行，對國有資產的存大家都抱 著“不拿白不拿”的心態。人們的行為表現為從既有的“蛋糕”當中分得一塊，而不是努力去做大“蛋糕”。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之后，國有企業在競爭性市場中根 本沒有自生能力。國有企業的經理和工人們反對私有化，因為他們的生活反而不如改革以前了。另外，奧爾森還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中國 改革成功的原因在于改革前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消除了利益集團，為改革清除了障礙。[6]
奧爾森通過“罪犯比喻”提出了“坐寇－流寇論”，他的這一發現得益于一本關于馮玉祥的書。[7]這本書介紹馮玉祥率領二十萬北洋大軍圍剿白狼，受到百姓的擁戴。白狼是民國初年的農民起義領 袖，是勢力遍及河南、陜西、甘肅的“流寇”。馮玉祥則是統治西北的軍閥，盤踞一方的“坐寇”。 奧爾森感到不解的是：流寇偶爾來搶，得手就離開。坐寇卻反復掠奪同樣的人。為什么民眾寧愿接受坐寇的統治？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奧爾森認真地研究政府的起 源。在以狩獵、采集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原始社會里，原始部落一般由50到100人組成。由于人數不多，部落內的和平秩序可以通過自 發、自愿的協商來實現。而到了農業社會，生產力提高，人口增長。這時，社會無法自動實現和平秩序。通過這個犯罪的隱喻，奧爾森提出了國家起源的流寇定居理 論。他認為，存在一群流動幫匪，到處掠奪。后來，這群流動幫匪發現，通過在一固定地區征稅，對該地區提供保護等公共產品，能夠得到更多利益。于是，他們定 居下來，對其成員制訂了一些規章制度，嚴格保護成員產權，不準外來者掠奪該地區，也不準內部成員隨意掠奪或盜竊他人財產。這樣，國家就產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