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卷第1期2021年1月Vol.48,No.l January,2021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周官》改名《周禮》考
張厚知
摘要：王莽居攝期間，劉歆奏請《周官》改名為《周禮》，與《周官》毫不相關的周公事跡，成為改名《周禮》的依據。
賈公彥認為是劉歆將《周官》與“周公致太平之跡”聯系起來，這與事實本身及劉歆嚴謹的學術風格不符。劉歆明確地說是王莽發現了《周官》的價值，結合對劉歆與王莽關系的考察.可以看出是王莽授意劉歆奏請《周官》改名《周禮》，為其托古改制提供依據。《周官》改名對后世的學術產生了重要彩響。
關鍵詞：《周官》;《周禮》；劉歆；王莽
DOI:10.13747/jki.1000-5315.2021.01.004
收稿日期=2018-01-09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1年重大項目“中國上古知識、觀念與文獻體系的生成與發展研究”
(11&ZD103)及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一般項目"周公制禮，系列研究"(16Y032)的階
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厚知，男.湖北松滋人，文學博士，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講師,E-mail:***************。
《周禮》是一部儒家的重要經典，最早見于《史記?封禪書》，當時名為《周官》。王莽當政時，劉歆奏請立《周官》于學官，并改名為《周禮》。《周官》改名與王莽托古改制關系密切為人們所共知，似乎已毋庸贅言；但是，在這一改名過程中，劉歆、王莽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為何以“周禮”為新名，似為人們所忽略，仍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一劉歆“獨識”之發疑
《周官》一書來歷不明，《漢書?景十三王傳》說河間獻王劉德好古學，廣求遺書，“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①。與《尚書》《儀禮》等書在西漢時期立學官置博士的熱鬧命運不同，《周官》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劉向、劉歆父子校書秘府，才進入人們的視野。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于山巖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九……時眾儒并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跡，跡具在斯。”②正因為來歷不明，《周官》不僅在當時即遭到人們的非議，而且對其真偽、作者和成書年代等問題的爭議至今不絕③。對于“周禮”之名的理解，張舜徽說:“《周禮》的'周'不是指周朝，而是表示很周全的意思。好事之徒將春秋戰國及夏、商、周等的禮匯輯在一起而成《周禮》。”④彭林認為：“(《周禮》)職官總數為三百六十。……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數。……所謂《周官》，其實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
①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410頁。
②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635-636頁。
③有關《周禮》成書的說法有周公作、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周秦之際說、劉歆偽造說與漢初說
諸種，參見：彭林《〈周札〉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47頁.
④劉重來《張舜徽先生文獻學講演錄(節選)》，周國林編《歷史文獻研究》第18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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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為書名，暗含了該書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數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則。”①如此看來，這一部來歷不明的《周官》與周公事跡毫不相關。那么，劉歆是如何將《周官》與“周公致太平之跡”聯系起來的？
劉歆出生于學術世家，其父劉向學識淵博，著述宏富，為漢代著名的通儒。《漢書?藝文志》云，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受詔校理國家藏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②。阮孝緒《七錄序》說得更為清楚：“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略》。”③結合《漢書?藝文志》所記校理《易》《書》的細節.及現存劉向所著《戰國策敘錄》《列子目錄》《晏子敘錄》與劉歆的《上〈山海經〉表》等可以看出，劉氏父子校書包括選定版本、校對篇目、訂正脫誤、介紹作者生平及學術淵源、概述全書主旨、撰寫提要并評價得失，極富嚴謹求真的科學精神，由此開創了包括版本、校讎和目錄的廣義校讎學，發揮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劉歆“獨識”《周官》乃“周公致太平之跡”的學術發現中，卻難以尋繹出此種嚴謹的科學精神。
劉歆早歲既通習《詩》《書》，又研治《易》和《谷梁春秋》，但其學術旨趣則在《左傳》。《漢書?楚元王傳》說:“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⑤他還將《左傳》與當時已立于學官的《公羊傳》《谷梁傳》加以比較：“左丘明好惡與圣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⑥他認為《左傳》比《公羊》和《谷梁》更為可信、更有價值，“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
”⑦。因為遭到《五經》博士的反對，劉歆作《移讓太常博士書》，引發了學術史上著名的今古文之爭，因此得罪執政大臣，招致眾多儒者的攻擊，無法在京師立足，只好請求到外地做官。《漢書?儒林傳》載：“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⑧劉歆為爭立古文經于學官的努力至此方才實現。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沒有《周官》。那么，至少可以說，《周官》一書并沒有受到劉歆的重視。
《左傳》《周官》同屬于古文經學系統，劉歆為何重《左傳》而略《周官》呢？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劉歆指責今文學者“不思廢絕之闕，茍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⑨，道出了他爭立《左傳》等古文經于學官的目的，就是為國家大事提供禮制依據。這一點在《漢書?藝文志》中亦可找到證據：“《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⑩《禮古經》就是《逸禮》，《藝文志》主要依據劉歆的《七略》，這當是劉歆的看法。可見劉歆“所看重的'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絕非官制，而是政界與宗教的各種禮儀”?。而這一切都很難從《周官》這一部講官制的書中獲得，《周官》也就自然不會受到劉歆的重視。
以劉歆在學術上的嚴謹求真及其對《周官》一書不重視的態度，說劉歆“獨識”《周官》是“周公致太平
之跡”的觀點，實在是毫無由來。但這一說法為何落在劉歆頭上，劉歆晚年又是如何“開悟”而“發現”《周官》為“周公制禮之跡”的？這仍是一個不解之謎。
①彭林編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7頁.
②班固《漢書》，第1701頁。
③僧祐《弘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頁.
④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健通義通解》，上海古縉出版社2009年版."自序”第1頁。
⑤班固《漢書》，第1967頁.
⑥班固《漢書》，第1967頁。
⑦班固《漢書》，第1967頁。
⑧班固《漢書》，第3621頁。
⑨班固《漢書》，第1970頁.
⑩班固《漢書》，第1710頁.
?王葆孩《今古文經學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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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莽“獨見”之解析
據《漢書?王莽傳》載，王莽居攝三年，其母功顯君死，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議功顯君服說：“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①《周官》早在劉歆父子校書之時就已著錄于《七略》，自然無須等到十多年后才由王莽開秘府“發得”，所以楊天宇說：“這'發得'二字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發現，而應該理解為特加提倡。”②劉歆等人說王莽的“獨見”，當是說王莽獨具慧眼，最早發現、重視《周禮》的價值。
考察《周官》《周禮》二名在《漢書》中出現的情況，班固著《漢書》皆稱《周官》，而王莽及群臣的詔議章奏中，在王莽居攝之前稱《周官》，居攝三年已稱《周禮》，可以看出《周官》改名為《周禮》的時間，當在王莽居攝之后，居攝三年之前（公元6至8年間）。王莽居攝實為代漢自立的前奏，需要思考代漢之后如何構建新朝的政治制度，而在前代的典籍中王莽特別重視《周官》。《漢書?食貨志》說王莽“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③，雖是說王莽篡漢之后的事，不過在篡漢之前，他對《周官》等古文經必定早有了解和重視。
《漢書?王莽傳》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④。這是一次大規模制禮作樂的文化建設活動，也是王莽第一次正式提到《周官》。元始五年，王莽在奏改南北郊祭之禮的奏文中有兩處引用《周官》為依據，揭開了他重視利用《周官》的序幕。同一年，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張純等九百二人奏議為王莽力口“九錫之禮”說：“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于今者，為九命之錫。”⑤顏師古注“九命之錫”引張晏曰：“《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賜也。”⑥“上公九命”見于《周禮?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⑦又弓I《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鉄鉞、弓矢、柜官也。”⑧再看王莽受“九錫”的內容是：“受綠誠袞冕衣裳，場瑋場現，句履，鸞路乘馬，龍講九旎，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胄一具，柜官二鹵，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⑨顯而易見，王莽加“九錫”的依據是《禮緯》中的九類，而不是《周官》的“以九為節”。
王莽受“九錫之禮”的依據為何不是他所重視并由群臣提議的《周官》呢？其原因應當在于《周官》來歷不明，未立于學官。前引《序周禮廢興》說劉歆父子校書始見《周官》，即遭到當時今文學家的反對，“眾儒并出共排，以為非是”⑩；直到東漢與鄭玄同時的林孝存仍說《周官》是“末世瀆亂不驗之書”
?，何休也認為《周官》是“六國陰謀之書”?，可以想見在王莽重視《周官》的同時，質疑之聲是激烈而持久的。因此，要想使《周官》成為王莽改制的神圣依據，必須解決其書來歷不明的尷尬。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儒學……成為官方政治學說，儒學典籍成了國家教科書”?，在漢代官方意識形態建設中一直發揮著巨大作用。如果能使《周官》進入這一經學體系之中，自然也就賦予了《周官》以權威地位。當王莽于次年居攝之后，就開始著手實施。
王莽本是西漢外戚，曾師事沛郡陳參受《禮經》，勤奮博學，謙恭儉讓，聲譽日隆，漸為朝野所重。漢成帝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任大司馬輔政，進入西漢政治權力的核心；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哀帝去世，年僅九歲的平帝即位，太皇太后臨朝稱制，委政于王莽，實際上王莽已掌握了西漢的政權，“由于朝中沒有政
①班固《漢書》，第4091頁.
②楊天宇《周禮譯注》，上海古籍岀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22頁。
③班固《漢書》，第1179頁。
④班周《漢書》，第4069頁.
⑤班漢書》，第4072頁.
⑥班固《漢書》，第4073頁。
⑦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780頁.
⑧班固《漢書》，第4073頁°
⑨班固《漢書》，第4075頁。
⑩鄭玄注、賈公彥疏《周札注疏》，第636頁。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636頁.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636頁.
?劉澤華編《中國政治思想史（秦漢魏晉南北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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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加之王莽長期的政治經營，使他成為王氏外戚和士大夫都寄予希望的政治家”①。平帝元始元年（
公元1年），“群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②，已被人們視為漢家的周公；元始五年，“平帝疾，莽作策，請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③，就是模仿《尚書?金滕》周公愿以身代武王死之事；元始六年，平帝病死，王莽又仿效周公輔成王，居攝輔佐年僅兩歲的劉嬰為皇太子。王莽既以漢家周公自居，對“周公制禮”的說法自然極為熟悉，自己還曾主持制禮作樂，如果能將他所重視的《周官》與“周公制禮”銜接起來，就能解決《周官》的身份問題更好地為己所用，此亦當為王莽的“獨見”，而具體的實施則由劉歆來完成。
劉歆早歲與王莽俱為黃門郎，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受詔與其父劉向主持校理國家藏書，哀帝時為爭立《左傳》等古文經于學官，作《移讓太常博士書》，由此得罪執政大臣，被排擠出京。哀帝去世，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即召劉歆回京師，“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④。前有同僚之誼，后有知遇之恩，劉歆成為王莽的心腹，又職掌文章典籍，正是解決《周官》身份的最佳人選。劉歆依附王莽，是因為從王莽行事及其所推行的政策看，則他又代表了漢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⑤，故而劉歆為之“倡導在位，褒揚功德”。但劉歆畢竟是漢家宗室，他支持王莽是基于用儒家的思想挽救西漢末年的頹勢，“非復欲令莽居攝”⑥。既然劉歆反對王莽居攝，自然不會在王莽居攝期間主動奏改《周官》之名，為其編造理論。但《周官》改名又在居攝之時，當如何理解呢？王莽在政治經營中往往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⑦，對此劉歆當深有感觸。當王莽代漢后，盡管劉歆被封為國師、嘉新公，位居四輔之一，但他卻“內懼而已”⑧，
對王莽的反感日深，以至于后來參與謀殺王莽失敗自殺。王莽行事是“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⑨，可以說此時的劉歆是被動地屈從于王莽的淫威而奏請改《周官》之名，所以他特別指出這是王莽的“獨見”，并將“功勞”歸于王莽。
三余論
由于兵燹戰亂、官方禁毀、學術興廢及保藏不善等原因，古代典籍的散佚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但是這部來歷不明而備受非議的《周官》卻憑借“周公制周禮”的名義改名為《周禮》，成了王莽改制的依據，不僅沒有隨著王莽的失敗而消亡，反而對后代的學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原因是值得探索的。東漢經學大師鄭玄接受了劉歆關于《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跡”的觀點，并認為“周公制禮”就是制作《周禮》。鄭玄重視《周禮》并為之作注，使《周禮》獲得了儒家經典的地位，并躍居“三禮”之首。由他所開創的“三禮”學，極大地影響了儒家禮學的發展：“由于《周禮》是以官制為框架，講述社會政治制度的系統，故而鄭玄三《禮》之學獲得權威地位，標志著中國禮學的巨大的轉變，即由專講典禮儀式及日常禮節的禮學，轉化為講述社會政治制度的禮學。這一轉變可說是'禮'的泛化，也可說是'禮儀之邦'的性質的改變。由于舊的禮學所重視的典禮儀式多屬宗教祭祀之類，故而鄭玄禮學的興盛和《周禮》地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又標志著古代宗教的淡化，或者說標志著世俗政治生活幾乎掩蓋了宗教生活。”⑩《周官》改名《周禮》本屬政治行為，而缺少學術的嚴謹，值得注意的是，《周官》一書如果沒有與“周公制禮”拉上關系并改名《周禮》，是否能夠在王莽敗亡后得以保留下來，并受到鄭玄
重視，進而極大地影響到儒家禮學的發展，將會是一個疑問。
［責任編輯：帥巍］
①徐興無《劉向評傳（附劉歆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頁。
②班固《漢書》，第349貝。
③班固《漢書》，第4078頁。
④班固《漢書》，第1972頁。
⑤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頁。
⑥班固《漢書》，第4123頁。
⑦班固《漢書》，第4045頁。
⑧班固《漢書》，第4123頁。
⑨班固《漢書》，第4046頁。
⑩姜廣輝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2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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