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何時才能得自由

魯迅何時才能得自由

讀“大家”上冉云飛先生的《魯迅難倒了教科書》，深有同感。這幾年每

到秋天開學，的確會聽到魯迅從教科書里出來又進去的消息。這次議論出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一語文教材，原來有魯迅的散文《風箏》，現在風

箏不見了，便惹出一番議論。人教社還特地出來澄清，這是誤讀。原來，

從初一拿走《風箏》只是技術調整，魯迅不但沒有離開教科書，他的文章

在中學課本中所占比例依然是作家當中最高的，一共有六篇。

這樣的議論和澄清，都讓人感到滑稽。魯迅的文章為什么不可以走出

教材，正如魯迅又為什么不可以進教材，這難道不是教材編寫的自由選擇

嗎，何以成為一個問題？

其實成問題的豈止是教材，而是包括教材在內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

社是面向國內普通教育的國家級出版社，魯迅長期以來是國家意識形態的

一個光標；所以，他在教材里出現與否便非同小可，很容易被視為某種意

說到底，教材只是表象，教材的后面是教育。如果是自由教育，教材

編寫就是一種權利，它與權力無關，也不受其控制。但如果不是自由教育，

而是與之相反的國家意識形態教育；那么教材編寫就不屬于權利，而是屬

于權力。所謂國家統編教材，就是權力對教材乃至課堂的全面掌控。它不

但是自由教育的反面，甚至本身就是反教育。

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在教育上體現，就必須讓權

力退出教育，包括退出對教科書的編寫。當年臺大教授殷海光翻譯過奧地

利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叫“論思想國有”，主要是批評極權國家不但生產資

料國有化，連思想也國有化。國家用它所需要的思想凌駕并取代每一個人

的思想，因為這樣才能使民眾成為便于統治的整體。由國家掌控教材編寫，

亦即讓權力決定學生學什么或不學什么。這樣的教育當然不可能是自由教

育，說它反教育就在于自由教育是讓每一個人成為他自己；教育國有化則

是按照權力需要的模式把本來不同的人訓育成一樣的人。這樣的人，權力

話語稱為“接班人”。我們所有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接班人”，而不是一個

大寫的人。

20世紀我們也有過自由教育的歷史。比如北洋時代就是一個自由教育

的時代，那時政府不會把權力之手伸進教科書和課堂。相反北洋倒是

普遍地尊重并扶助教育，且一般不干涉它。北伐之后，國民黨統治天下，

教育開始受到權力污染。學習前蘇聯，國民黨逐步在學校推行“黨化教育”，

亦即用政黨意識形態統一學生思想。但，即使如此，二、三十年代的學校

教育亦有可圈可點的自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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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不妨舉一例。以上說到哈耶克，他有一個中國弟子叫周德偉。周

德偉當年考進北大，正值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可是周德偉天生具有文化

保守主義傾向，對當時流行的新文學很感冒。在他三十年代負笈英倫就學

哈耶克之前，有過一段在山東省濟南中學的教書經歷。他在自傳中說，他

的國文課前任是一位文化左傾，“所用教材均是周作人魯迅老舍等尖酸刻薄

之文字，或胡適之所作之紅樓夢考證徐志摩之詩等作品。此皆余素所不喜

者。”怎么辦？很簡單，既然前任可以讓魯迅進教材，他就可以讓魯迅出走。

結果這些所謂的新文學新作家俱被周氏請出課堂，請進來的倒是孔子。比

如他先講孔子“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次講孔子鼓勵學生

“盍各言爾志”，然后問詢學生，孔子的思想“與思想自由之旨有別乎。”周

德偉的個例不妨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教育細節，什么是思想自由，什么是教

育自由，我們可以從這個細節體味。

（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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