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教學文檔

我的兄弟

魯迅

我是不喜歡放風箏的，我的一個小兄弟是喜歡放風箏的。 我的父親死去之

后，家里沒有錢了。我的兄弟無論怎么熱心，也得不到一個風箏了。 一天午后，

我走到一間從來不用的屋子里，看見我的兄弟，正躲在里面糊風箏，有支竹絲，

是自己削的，幾張皮紙，是自己買的，有四個風輪，已經糊好了。 我是不喜歡

放風箏的，也最討厭他放風箏。我便生氣，踏碎了風輪，拆了竹絲，將紙也撕了。

我的兄弟哭著出去了，悄然地在廊下坐著，以后怎樣，我那時沒有理會，都不知

道了。 我后來悟到我的錯處，我的兄弟卻將我這錯處全忘了，他總是很要好的

叫我“哥哥”。 我很抱歉，將這事說給他聽，他卻連影子都記不起了。他仍是

很要好的叫“哥哥”。 阿！我的兄弟。你沒有記得我的錯處，我能請你原諒么？

然而還是請你原諒罷！ 1919年

1、周作人與魯迅決裂，發生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八日。這一年，魯迅43歲，

周作人是38歲。七月三日，二人同去東安市場。七月十四日，魯迅日記：“是夜

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寥寥數字，透露這個大家庭發生異常

事。魯迅性格得理不饒人，且喜絮絮責人，獨對此事一生緘默。周作人同日日記，

沒有記載。

2、他（魯迅）性格錙銖必較、有仇必報、決不寬容，常常強詞奪理，卻對

此事緘默。也許，這五天的尷尬、羞辱、默飲苦酒的無奈，成為此后對他人、對

社會瘋狂發泄和無情報復的內心驅力之一。遷怒他人和社會，是他對個人恥辱和

失敗感的補償方式。

3、魯迅有兩個弟弟，周作人小他四歲（１８８５□１９６７），周建人小他

八歲。日本留學、北京教育部任職期間，魯迅和周作人同居一處，關系極密。兩

人年齡接近，可溝通處多。

魯迅是周家此支長子。在中國宗法社會，嫡長子在諸子中享有最高地位，有

繼承權，父親去世，長子為家長，諸弟宗之，奉之如父。這種舊習俗，使魯迅增

長大家長心態習氣（粗暴踏毀弟弟風箏一事即暴露家長式暴虐心態和專橫習氣，

吩咐作人翻譯、建人為他抄書之類亦出自長兄兼家長身份）。

權利和義務相輔相成，家長身份另一面，是不可推卸的義務。家庭經濟需要

長兄盡力時，魯迅回國謀職，供養母親，幫助在日本留學的弟弟作人。

一九一九年八月，魯迅在新街口附近公用庫八道灣十一號，為全家買下一所

大宅院，花了三千五百元（修繕費不在內），約合魯迅一年薪水。十二月，他回

鄉賣掉紹興舊居，得千余元，偕母親魯瑞、妻子朱安進京，從此和作人、信子一

家以及建人住進這所宅院。

魯迅兄弟的家庭結構，沿襲中國宗法大家庭模式，各有妻室的三弟兄不分家，

收入放在一起，吃飯在一起。魯迅和周作人收入優厚，每月工資總收入高達六百

元（不算稿酬收入），出門皆坐人力車，實是京城上乘生活水平。

4、七月十五日，作人日記：“□□子病。池上來診。”七月十六日記：“池

上來疹。遲睡。”七月十七日記：“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焦菊

隱、王懋廷二君函。七月《小說月報》收到。得玄同函。”七月十七日，周作人

得知實情。他后來承認，此日日記還有大約十個字，涉及他與魯迅決裂原因，后

來“用剪刀剪去了”（《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經過一夜思考，心情由震

驚、憤怒轉而平靜，他對魯迅性格的了解，使他不能以沉默聽之任之，他要給這

位多年來一直自恃兄長和家長的人一個顯示自己人格尊嚴的明確信息。

魯迅日記對此一字沒有。他在躲避此事。倘是錢財問題，必寫也。日記不是

給人看的，而是寫出給自己解氣。然而，性喜負氣的魯迅卻一字未寫。

七月十八日，周作人態度冷靜，似帶悲憫，給其兄寫一短信，十九日上午面

交魯迅。此信全文如下：

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

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

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

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七月

十八日，作人。

5、他（魯迅）攜妻自逐，標志這個大家庭從此崩解，弟兄二人分道揚鑣。

這一結果，對二人心靈、情緒和性格之影響截然不同。周作人理直氣壯、安之若

素，閉門讀書、寫作不輟；魯迅愈發仇恨人間和社會，混斗文壇，把各種悶氣傾

瀉他人身上，卷入女師大風波（與許廣平有關）、與文壇多人輕啟舋端，缺乏理

性論辯、著眼攻擊人身，好勇而斗狠，可能皆與滿腹悶氣有關。又如他起了個筆

名“宴之敖”，古怪得像他的復仇小說《鑄劍》中的歌，這筆名意思是，被家里

的日本女人逐出，宴字三部分表示家、日、女，敖字表示出、放。他文字刻毒、

鼓吹流血革命和至死銜恨報復，或許可以解釋。

渴望被很要好地叫聲“哥哥”

——魯迅《我的兄弟》《風箏》比較談 徐步軍

魯迅寫于1925年的散文《風箏》廣為人知，文章講述了一則關于風箏的故事：

作為兄長的“我”童年時不愛放風箏，認為“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一次

見到弟弟背地偷偷做風箏，生氣之余，悍然毀壞了風箏。很久以后“我”讀了一

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了解到“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

天使”，于是陷入自責和懺悔之中。

關于風箏的敘事，很容易被看做作者對童年生活的一次稀松平常的回憶。但

我們不能忽略作者寫這篇文章時的個人生活背景。眾所周知，在寫這篇文章之前

的1923年，魯迅因家庭瑣事與二弟周作人發生糾紛，周作人甚至親自給魯迅送去

了絕交信。但周作人在絕交信中并沒有明確地指責魯迅，只是說“我昨天才知道，

——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周作人對兩人之間的矛盾采取了不解釋、不辯解

的態度，魯迅在接到絕交信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后邀欲問

之，不至。”此后不久，周作人又剪去事發當天日記上的十幾個字而“決定不再

提起”。當事人的回避態度，給這件事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使得他人至今仍

然難以明了個中緣由。但事件造成的影響是不可挽回了，“兄弟怡怡”的情景不

再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從此反目，永不來往。

因為家庭瑣事而造成兄弟失和、分道揚鑣，魯迅心中的痛苦不難想象。寫作

《風箏》時恰恰是農歷新年，同居京城的兄弟卻形同陌路，一大家人也不能共享

天倫之樂，相信魯迅的感受是相當復雜的。這個時候寫回憶童年兄弟往事的文章，

自然會摻雜諸多感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關于風箏的故事作者已經不是第一次

寫了，早在1919年，魯迅就以“神飛”為筆名在《國民公報》“新文藝”欄內發

表過一組散文詩，總題為“自言自語”，其中的第七篇《我的兄弟》即是《風箏》

的雛形。兩部作品都是寫童年時毀壞弟弟的風箏，后來醒悟并且深表懺悔的心路

歷程。那么，魯迅為什么要重寫、改寫《我的兄弟》為《風箏》呢？兩部作品又

有什么不同呢？

《我的兄弟》寫于1919年，那時魯迅和周作人感情甚篤，兄弟二人馳名文壇。

發表《我的兄弟》時，應該說只是對童年往事的追懷和兄弟感情的珍惜。待到寫

《風箏》時，感情自然有很大的落差，這也體現在文本中，細讀兩篇作品，可以

發現有諸多不同之處：

第一，《我的兄弟》篇幅很短，只有區區三百余字，筆法簡約，只是進行簡

單的回憶性描寫，對風箏被搗毀后的結果僅以“我的兄弟哭著出去了，悄然的在

廊下坐著”一筆帶過。但在《風箏》中，作者卻濃墨渲染了弟弟對風箏的喜愛以

及可憐、膽怯、無助的形象。作者首先描繪弟弟的形象：“他那時大概十歲內外

罷，多病，瘦得不堪。”接著重點突出他喜愛風箏的特點：“然而最喜歡風箏，

自己買不起，我又不許放，他只得張著小嘴，呆看著空中出神，有時至于小半日。

遠處的蟹風箏突然落下來了，他驚呼；兩個瓦片風箏的纏繞解開了，他高興得跳

躍。”一個童心盎然、天真可愛的兒童形象躍然紙上。對風箏的如此熱愛卻得不

到響應，直至遭到兄長的粗暴制止：“我”闖進弟弟正在做風箏的小屋時，弟弟

“便很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著”；“我”頃刻間毀壞了風箏，“傲然”

離去，“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里”。這些描寫，突出表現了弟弟受到傷害時的痛

苦與無助，反襯出“我”行為的失當，為下文“我”的自責與懺悔作了鋪墊。

第二，區別于《我的兄弟》，《風箏》一文在寫“我”毀壞風箏后，又添加了

成年后對兒童游戲重要性和合理性的認識。這既說明“我”童年時悍然毀壞弟弟

風箏的盲目與無知，也強調這種“精神虐殺”對弟弟的傷害，進一步深化了自責

與懺悔之情。文中寫道：“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地墮下去

了。”形象地表現了“我”追悔之心的沉重。

第三，相比于《我的兄弟》，作者在《風箏》中改變了原來主人公得到寬恕

的大團圓結局，“我”沒有得到弟弟的原諒。在《我的兄弟》中，弟弟“卻將我

這錯處全忘了”，“他連影子都記不起了”，文中兩次幾乎一字沒變地寫到“他

總是很要好的叫我‘哥哥’”，這表明“我”得到了弟弟的原諒。但在《風箏》

中，當“我”認識到“精神虐殺”對弟弟的傷害時，萬分悔恨之余又想方設法爭

取弟弟的寬恕，希望能聽到弟弟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呵”。后來“我”當面向

弟弟道歉，“自說少年時代的胡涂”。此時，文章又一次渲染了“我”期待弟弟

說出“我可是毫不怪你呵”，以求得“我即刻便受了寬恕，我的心從此也寬松了

罷”，但是，弟弟像聽別人的故事一樣，驚異地笑著說：“有過這樣的事么？”

區區一句話就化解了“我”主動道歉以求獲得寬恕的全部努力。從“總是很要好

的叫我‘哥哥’”到“有過這樣的事么”，兩篇作品中弟弟態度的截然不同，直

接照應了現實生活中作者的尷尬境地：周作人不再給魯迅解釋的機會，同時也把

那扇和解的大門給關死了。

第四，在《風箏》中，作者花費大量筆墨寫“我”內心的痛苦，貫穿全文的

情感基調襯托出作者的無奈與痛楚。開篇首段描寫了北京的冬景，襯托的是“一

種驚異和悲哀”的心境。接著追憶了故鄉和煦春景，之后發出了“我現在在哪里

呢”的感慨，曲折地表現了作者對兄弟失和以及團圓和睦家庭消逝不再的傷感。

在文章末尾，懇求得到弟弟寬恕卻不得的“我”心情的沉重與傷感充溢字里行

間，在首尾照應的例行性描述后，作者寫道：“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

罷。”表現了求恕不得的無奈與凄楚。饒有趣味的是，文章在寫到弟弟表示記不

得往事時發了一通感慨：“全然忘卻，毫無怨恨，又有什么寬恕之可言呢？無怨

的恕，說謊罷了。”哥哥真誠地向弟弟道歉，承認過失，弟弟“全然忘卻，毫無

怨恨”，讓獲得寬恕永遠失去了可能性。“無怨的恕，說謊罷了”卻有著多重意

味。一重意味是指，如果弟弟果真忘了此事，那么再談什么寬恕，就是妄言了。

另一重意味則深刻得多，哥哥阻止弟弟玩風箏，是否有勸其上進的好意呢？如果

本來就未曾發生過沖突，未曾傷害過對方，又何來寬恕可言呢？這里就很曲折地

表達了作者寫作時內心的巨大隱痛與難以直說的萬般無奈。這篇文章實際上是魯

迅向弟弟發出的和解信號。但我們同時也可以把這句話看做作者在表明心跡：我

現在主動示好，以求恢復兄弟感情，但我本來也無甚過錯，兄弟反目，只是誤解

罷了。

從上面兩篇作品的對比分析中，我們可以揣測魯迅對《我的兄弟》的改寫是

緣于兄弟失和的感喟。對《風箏》的詳細分析，也讓我們看到魯迅珍惜兄弟情誼、

主動示好以修裂痕的努力。據有關論者分析，魯迅在后來的《傷逝》《兄弟》中

也表達了這一愿望，這一點連周作人本人都予以確認。在這些作品中，魯迅所期

望的是兄弟重歸于好，是“兄弟怡怡”的復現與加強，是反目成仇的弟弟能很要

好地叫他聲“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