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六經(jīng)”成書關系——兼論孔子編纂“六經(jīng)”說

2023年12月25日發(fā)(作者：平行四邊形的面積ppt)

孔子與“六經(jīng)”成書關系——兼論孔子編纂“六經(jīng)”說

趙坤;孟莉

【摘 要】孔子是我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儒家文明的開創(chuàng)者.儒家原始經(jīng)典“六經(jīng)”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歷來被傳統(tǒng)文化學者所信奉.有關于孔子與“六經(jīng)”成書的關系,大致分為兩種說法:孔子創(chuàng)作;孔子編纂.孔子創(chuàng)作“六經(jīng)”的說法既缺乏文獻學依據(jù),也沒有歷史事實作為支撐,不被人所信服.分別依據(jù)歷史事實和文獻材料論述“六經(jīng)”的成書,從而可以探取孔子與“六經(jīng)”的真實關系,且能印證孔子編纂“六經(jīng)”這一說法.

【期刊名稱】《貴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年(卷),期】2017(000)002

【總頁數(shù)】4頁(P51-54)

【關鍵詞】孔子;六經(jīng);成書;編纂

【作 者】趙坤;孟莉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山東濟南250014;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山東濟南250014

【正文語種】中 文

【中圖分類】G122

孔子生活在處于社會大變革的春秋末期，他非常重視文化和教育，開創(chuàng)私人講學，打破了教育為貴族壟斷的局面，而孔子可以聚徒講學和傳播思想的工具便是“六經(jīng)”。關于孔子與“六經(jīng)”的關系，歷史上有兩種說法:古文經(jīng)學家認為“六經(jīng)皆

史”，孔子只是對前代典籍加以整理編纂;而今文經(jīng)學家卻認為“六經(jīng)”全部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其中處處貫穿孔子本人的思想。依據(jù)相關史實，多證明在孔子之前便已有“六經(jīng)”的內(nèi)容存世并流傳，而孔子又嘗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孔子只是古代文獻典籍的整理者，是一位偉大的文獻學家，而不是憑一己之力造作“六經(jīng)”的“素王”。當然，也不排除孔子在整理典籍時有所闡發(fā)，但也只能作為孔子對古文獻思想的繼承與發(fā)揚，并不能作為孔子著作“六經(jīng)”的證據(jù)。“古文學家的說法為近于史實”①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中華書局，1994年，第4頁。，以孫欽善為代表的當代學者便極力主張孔子整理編纂“六經(jīng)”這一觀點。

今本《周易》包括經(jīng)與傳兩部分，經(jīng)是指六十四卦卦象、卦爻辭，易傳是指“十翼”，即《彖》(上、下)、《象》(上、下)、《系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相傳八卦為伏羲氏所畫，周文王又演化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辭，易傳則是孔子所作，用來解釋經(jīng)文。但是這種說法在1929年顧頡剛先生所作《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中所反對，該文援引王亥喪牛于易、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錫馬蕃庶等故事考證出《周易》經(jīng)文部分的著作年代應是西周初期。這個觀點被李學勤先生所贊同，“其說精確不磨，為學者所尊信”①李學勤:《關于周易的幾個問題》，原文載于《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75頁。。

現(xiàn)今學界對于《周易》經(jīng)文部分創(chuàng)作的理解已經(jīng)基本達成一致的觀點。可能是當時掌管卜筮的人，在每次占卜之后，將所得兆象和卜辭記錄下來，最后將應驗的篩選收集起來作為之后卜筮的參考依據(jù)，久而久之則形成《周易》經(jīng)文的文本。鄭萬耕先生則說:“《周易》中的基本材料是西周初年或前期的產(chǎn)物，其成書非一時一人之作，而是陸續(xù)形成的作品。”②鄭萬耕:《〈周易〉說略》，《經(jīng)史說略——十三經(jīng)說略》之一，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2－3頁。

至于《易傳》的作者，宋代歐陽修在《易童子問》中說《系辭》、《文言》、《說卦》以下并非孔子所作，趙汝談在《南塘易說》里指出十翼全部都不是孔子所作，清代辨?zhèn)螌W家崔述、姚際恒等也都持此觀點。對于《易傳》作者這一問題，學界也基本達成共識，《易傳》并非孔子所作，其十翼各篇并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成書當在戰(zhàn)國時期。但也還有部分學者依然堅持認為十翼是孔子所作這一傳統(tǒng)觀點。

《周易》雖非孔子所作，但孔子并非與《周易》毫無關系。孔子晚年好易，“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③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70頁。這句話不僅說明孔子晚年曾經(jīng)研究過《周易》，也更加印證了《周易》并非其所作這一認識。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本《周易》，也包括經(jīng)文和傳文部分，其中值得研究和深思的是，部分傳文里面皆有“子曰”字樣，似乎是孔子注解經(jīng)文。這樣一來，對于《易傳》的作者問題又有了新的爭議。但因為帛書本要晚于今天的通行本，其中摻雜了陰陽學說和今文經(jīng)學的學說④參見李學勤:《周易經(jīng)傳溯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93－194頁。，要說其中有今文經(jīng)學家尊附孔子而增以“子曰”二字也未可知。總之，關于《周易》經(jīng)傳與孔子的關系尚待嚴密的考證，只憑如今的認識，難以斷定《周易》經(jīng)傳，特別是《易傳》部分與孔子的關系。

今日通行本《十三經(jīng)注疏》之《尚書》是由《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構(gòu)成。秦代焚書坑儒之后，《今文尚書》由漢初伏生口述傳授得來，雖由漢代隸書書寫，但傳授經(jīng)文的伏生卻是學自先秦儒家無疑。這其中《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的材料來源是不一樣的，《周書》大都是周代史官的原篇記載，《虞書》、《夏書》、《商書》三本則是后世儒家根據(jù)古代資料和傳說加工編寫而成的，而這個編寫者就應該是孔子。《古文尚書》有東晉梅賾所獻，從懷疑之風盛行的宋代開始就有許多學者懷疑過《古文尚書》乃是偽作，其后又經(jīng)清代學者的努力，證實了《古文尚書》屬于魏晉時人的偽作。

漢代所編緯書《尚書璇璣鈐》提到孔子求《書》得3240篇，刪去3000多篇，乃得《尚書》。但是《論語》中記載，孔子曾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也。”⑤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26頁。說明當時文獻不可能有求書能得三千多篇那么充足，也說明孔子刪書是不可信的。雖然刪書不可信，但孔子求書或是事實，司馬遷于《孔子世家》中提到，“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⑥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3年，第1935－1936頁。劉起釪認為司馬遷所說是正確的，他認為在“禮壞樂崩”的春秋末期，禮樂制度遭到嚴重破壞，“信而好古”的孔子為了恢復禮制，便廣泛搜集前代文書典籍，加以編纂成書，用以教授子弟，傳播文化，這應該是比較可信的。⑦參見劉起釪:《尚書說略》，《經(jīng)史說略——十三經(jīng)說略》之一，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29頁。

《詩經(jīng)》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它收錄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大約500年的305篇詩歌，因此也稱《詩三百》。《詩經(jīng)》的作者大多數(shù)已經(jīng)不可考證，但它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集體創(chuàng)作的結(jié)晶，卻是不容置疑的。原本是分散的詩歌，卻匯編成冊，肯定是歷經(jīng)文獻的編纂，最早提到這個問題的是司馬遷的孔子刪詩說。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①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3年，第1936頁。這就是說孔子去掉重復和不合禮義的篇章，從3000多首詩歌中選出305篇編訂為現(xiàn)本《詩經(jīng)》。

唐代孔穎達時就已經(jīng)對孔子刪詩說提出懷疑，他說:“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佚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也。”②孔穎達:《毛詩正義》，“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

事，謂之變風、變雅”條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阮元校刻本。宋代以來學者的研究表明，孔子刪詩說根本不可靠。《論語》一書有“詩三百”之語，說明孔子時代《詩》就已經(jīng)是三百篇的規(guī)模并被人所熟知尊信。再者，《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國公子季札前往魯國觀樂，樂工所演唱《風》、《雅》、《頌》的編排次序與今本《詩經(jīng)》的編排次序基本無異，而此時孔子尚當幼年，根本不可能刪詩成冊，編纂《詩經(jīng)》，這也成為否定孔子刪詩說的最重要證據(jù)。

先秦詩歌除了欣賞之外，最重要的通途應該就是為維護政治統(tǒng)治服務。周代素來重視禮樂教化，詩歌所表達的深刻內(nèi)涵也具有濃厚的教化色彩。據(jù)《國語》、《漢書》等古籍記載，周代有采詩制度，采詩官員從民間傳唱的歌謠收集起來，獻給朝廷的樂師，貴族內(nèi)部也有一套獻詩制度，總之就是用各種方法和途徑將收集到的詩歌集中到了樂師的手中。樂師為了演唱和教育子弟的需要，將分散的詩歌進行改造和編纂，使之具有禮樂教化的功能。《詩經(jīng)》的編纂肯定不是一時一人可以完成的，這其中一定經(jīng)歷了一個比較漫長的歲月。

《詩經(jīng)》的編纂雖說與孔子關系甚遠，但孔子卻與《詩經(jīng)》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從《論語》的記載來看，孔子多次強調(diào)學習《詩經(jīng)》的重要性，他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③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183頁。“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④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80頁。《詩經(jīng)》乃是孔子用來傳播文化、教育子弟最重要的教科書。

古之六經(jīng)，《禮經(jīng)》為其一。但是《儀禮》、《禮記》和《周禮》在不同時期均被朝廷定為《禮經(jīng)》作為六經(jīng)之一。《儀禮》本稱《禮》，又名《士禮》，漢代尊儒之后，《禮儀》便處于《禮經(jīng)》的地位。《禮記》是對《禮經(jīng)》也就是《儀禮》的解讀闡發(fā)，《漢書·藝文志》記載“記”有百三十一篇，今傳《禮記》四十九篇為《小戴禮記》，唐代以后所指《禮經(jīng)》便是《小戴禮記》，另有《大戴禮記》。

《周禮》原稱《周官》，專記古代官制，于王莽時代一度奉為《禮經(jīng)》。

孔子主張實行禮制，禮是孔子教育子弟的重要內(nèi)容，他曾說:“不學禮，無以立。”⑤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176頁。孔子十分推崇周代禮樂典章，“周代禮制、禮書的流傳與孔子及其門徒后學關系十分密切”⑥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中華書局，1994年，第14頁。。關于《儀禮》的成書，司馬遷和班固均主張《儀禮》為孔子所作，清代崔述《豐鎬考信錄》、邵懿辰的《禮經(jīng)通論》、皮錫瑞的《三禮通論》等皆主此說。崔述在其《豐鎬考信錄》中說，“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從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禮儀》中《士喪禮》一篇當成于孔子此時之手。另外《論語》所論及到的禮儀問題，不外乎冠、婚、喪、祭、朝、聘、射、鄉(xiāng)八類，而《儀禮》一書所記載的也是這八類禮儀制度。所以說《儀禮》的成書與孔子有著很大的關系，孔子應該是依據(jù)前代禮儀舊制和當時的禮儀遺存所重新編排創(chuàng)作。

《禮記》一書專門解讀闡發(fā)有關于禮的思想，其中包含了大量孔子本人的禮制思想。但是禮記也是一部禮制匯編的書籍，其創(chuàng)作也非一時一人所完成的，“后儒匯集而成的孔子及其后學傳述禮制、論說禮義的著作”⑦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中華書局，1994年，第15頁。，所以《禮記》的編纂成書應該是孔子沒有關系，但是《禮記》所闡發(fā)的思想?yún)s無時無處不滲透著孔子的思想。

至于《周禮》，其作者之說眾說紛紜，有說周公，有說劉歆，有說春秋時人，有說周秦易代時人，更有說作于漢初。雖然眾說紛紜，但是學界的一致觀點卻是此書出于儒家之手，是儒家有關國家制度建設的一種設想和模式。孔子雖然學治多門，也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但是對于國家政治制度的建設卻未從涉及，對于政治方面的實踐思考當是孔門后學之事。所以，《周禮》的成書和其中的思想均與孔子關系不大，《儀禮》和《禮記》的成書則與孔子的關系較為密切。

六經(jīng)之中，《樂》早已亡佚。大眾的說法是《樂》亡佚于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有說

法是亡于戰(zhàn)國，甚而有說《詩》、《樂》一體，《樂》根本不存在。樂與詩、禮的關系密切，而孔子又精通音律，不管《樂》是否存在，孔子將音樂作為教育子弟的重要課程是沒有疑問的。孔子曾說過:“吾自衛(wèi)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①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91頁。可見，孔子對樂章下過功夫進行研究和整理是可信的。但是由于亡佚太早，有關的記載也甚少，對孔子與《樂》的具體關系難以深入闡釋。

《春秋》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記載了魯隱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春秋史。從今傳《春秋》一書的體例來看，它是按照年月順序排比史事，創(chuàng)立了歷史撰述的新體裁，比起僅僅將零散的誥命文書編纂成書來說，是歷史記述的一大進步。

《春秋》相傳是孔子所作，最早提及孔子和《春秋》關系的是孟子。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自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②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第155頁。又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取之矣。’”③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第192頁。孟子距離孔子之時日較短，他的說法難以否定而被人所信服。司馬遷繼承孟子之說，也稱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④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3年，第1943頁。。由此觀之，《春秋》是孔子依據(jù)魯國舊史，整理修訂，寄寓了“微言大義”，以正綱紀。所以說，《春秋》一書，是經(jīng)過孔子整理編纂的，這一點基本沒有疑問。

總之，孔子與六經(jīng)的成書關系密切程度均有差異。其中，《春秋》、《儀禮》和《尚書》都可能是孔子所編纂而成，《春秋》和《儀禮》是孔子分別依據(jù)魯國舊史和周禮遺存加以改造整理成書，包含了孔子個人的思想，可謂是孔子所著;《尚書》則是孔子收集古代史料、資料和傳說，匯編成書，可謂是孔子所編。《樂》由于缺

乏資料，難以斷定與孔子的關系，但是孔子曾經(jīng)整理過樂章卻是可以信服的。《禮記》雖非孔子所編著，但卻是其后學整理的孔子禮學思想?yún)R編，其中包含了孔子的思想。《詩經(jīng)》雖盛傳孔子刪詩說，但據(jù)實考證確非孔子所編，然而卻是孔子用以傳播思想、教授子弟最重要的教科書。至于《周易》和《周官》與孔子的關系則比較遙遠，孔子雖晚年好易，但終因“天道難言”，《周易》是否被孔子用作教科書難以說明，《周官》則是孔門后學的作品，與孔子關系更為疏遠。概而觀之，最原始的六經(jīng)《周易》、《尚書》、《詩經(jīng)》、《儀禮》、《樂經(jīng)》和《春秋》，除卻“天道難言”的《周易》，其余五經(jīng)的成書都與孔子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更為重要的是，正是孔子將其作為教科書傳播文化、傳授子弟，五經(jīng)(《樂經(jīng)》除外)才能夠流傳至今。所以，孔子并非創(chuàng)作“六經(jīng)”的“素王”，而是一位編纂“六經(jīng)”的偉大文獻學家。

【相關文獻】

［1］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M］.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

［2］鄭萬耕.《周易》說略［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3］李學勤.周易經(jīng)傳溯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4］劉起釪.《尚書》說略［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5］孔穎達.毛詩正義［M］.《十三經(jīng)注疏》阮元校刻本.

［6］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7］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8］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9］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