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歷史備課資料——《中外歷史綱要》上:第4課西漢與東漢—統一多民族

2023年12月28日發(作者：人參雅稱)

高一歷史備課資料——《中外歷史綱要》上：第4課西漢與東漢—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的鞏固

一、核心概念

1、上計：戰國、秦漢時地方官府定期向中央呈報施政情況，作為官吏考課依據的制度。戰國時，各地主管官吏將所轄地區賦稅、戶口、墾田等情況寫在木券，呈送中央考核，中央據此進行獎罰，亦為考課官吏的重要制度。漢朝上計制分兩級，縣（道）令、長將該縣戶口、墾田、賦稅征收、錢谷出入等編為計簿，呈報郡國；再由郡守、國相匯總將副本呈報中央丞相，或由皇帝親自受計，皇帝據此考察地方官政績。上計地點一般在京師，如皇帝出巡，則臨時指定地點。上計時間通常在歲終之月，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歷以前，每年九月上計，此后每年十二月上計。東漢時，中央受計名義上由司徒總核，實際上由尚書臺主持。每年年終由郡國向京師的上計稱為常課，三年一考察治狀稱為大課。郡國上計使者，兩漢也有不同。西漢縣（道）上計于郡國，令、長、丞、尉自行；郡國上計于中央，由郡丞、國長史代行。東漢則改派地位較高的掾史，稱為“上計吏”。令、長等不自行。

2、郡國并行

漢高祖劉邦建漢之初，在地方上則實行“郡國并行制”，即一方面設郡，另一方面分封同姓和異姓子弟為王，建立諸侯國。諸侯國后來逐漸成為割據一方的地方勢力。

早在楚漢戰爭時間，劉邦為了分化項羽的陣營，壯大自己的力量，曾封韓信、英布等為王，這些人因為非劉姓，故稱'異姓'。由于異姓王非劉邦嫡系，又雄踞一方，在封立后數年之中，他們相繼被誅除殆盡。與此同時，劉邦又大封他的子弟為王，稱為“同姓王”，高于列侯。當時封立的'同姓王'共有9國，他們在封國內是國君，權力很大，其政權與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級官吏，都由諸侯王自己任命，諸侯王還擁有一定的軍權、財權、治權等，史稱'郡國并行制'。

3、漢初休養生息

秦朝末年，朝政不穩，戰亂紛紛，給社會生產帶來極大的破壞。漢初君臣所面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局面十分艱難，農民大量脫離戶籍流亡，人口銳減，市場混亂，物價奇高。國家府庫空虛，財政困難，異姓王的存在也直接威脅著中央政權。北方邊境不時受到匈奴的侵擾。針對這種矛盾，劉邦君臣首先鏟除了異姓諸王，穩定了邊疆，又把精力轉移到恢復農業生產，穩定社會生產生活秩序上來，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一兵士罷歸家鄉，免除一段時間的徭役。二在戰亂中聚保三澤的人各歸本土，恢復故爵和田宅三由于饑荒自賣為奴婢的人一律還為庶人。四抑制商人，限制他們對農民土地的兼并。五減輕田租，15稅一。這些政策的有力實施，恢復了被破壞的封建經濟，鞏固了漢初劉姓政權。

3.文景之治：西漢文帝、景帝統治期間，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顯著恢復和發展，后世封建史家譽為盛世，稱為“文景之治”。《漢書·景帝紀》贊：文景之時“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文帝即位后，繼續推行漢初與民休息的政策，屢次減免田賦，算賦減至每人每年四十錢，徭役由丁男一歲一事減至三歲而一事。又省減刑罰，倡導節儉，緊縮國家財政開支。景帝時定田租為三十稅一，又減輕笞刑。至武帝即位之初，社會呈現繁榮景象。《史記·平準書》稱：“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這一記載雖不無溢美之詞，卻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繁榮。但文、景時期外有匈奴的嚴重騷擾，內有淮南王劉長及吳楚七國的叛亂，所謂“太平盛世”，實際上存在著許多不穩定的因素。

4.推恩令：漢代法令。據《漢書·主父偃傳》，漢武帝為削弱諸侯王勢力，于元朔二年（前127）采納主父偃建議，頒行此令。規定諸侯王得推恩將其封地分封給繼承王位的嫡長子以外的子孫，并上報朝廷，由皇帝制定列候封號，諸侯王無權廢除或更改。所分王子候其過

歸郡統轄，不得過問政事，僅收納封地內租稅。此后諸侯王權勢、封地俞益俞減，名存實亡。

5.算緡告緡：元狩四年（前119年）在御史大夫張湯的建議下和桑弘羊等的具體籌劃下，武帝頒布了算緡告緡令。所謂算緡，就是向工商業者和高利貸者征收財產稅。所謂告緡，就是向朝廷揭發工商業者和高利貸者隱產漏稅的違法行為。這既是為解決財政困難的燃眉之急，也有打擊豪商的用意。算緡、告緡令的具體實施是凡是從事工商業的人必須申報個人的財產,以一千錢為一緡，每二千緡納稅一百二十錢，作為一算。另外，凡百姓家有小形馬車，或有五丈以上船只的，都要征算。凡隱匿財產不報，或申報不實的，罰戍守邊塞一年，錢財沒收。凡告發別人隱匿財產的人，賞給被告發者財產的一半。

6.鹽鐵之議：西漢昭帝時召開的辯論鹽鐵官營等國家政策的會議。漢武帝時實行鹽鐵官營，增加了政府收入，但其弊端也日益顯著。昭帝即位后，大將軍霍光輔政，繼續遵行漢武帝末年與民休息的政策。始元六年（前81），令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六十余人至京師，問以百姓疾苦及施政教化的要務。賢良文學請罷鹽鐵酒肆均輸，而桑弘羊則以鹽鐵官營等為國家大業，反對廢止。雙方展開論戰，除鹽鐵問題外，還涉及對匈奴的關系、德教與法治之得失等問題。結果，桑弘羊作出某些讓步，奏罷郡國榷酤及關內鐵官。宣帝時，廬江太守丞桓寬據會議資料，結合汝南朱子伯的追述，推衍增廣而成《鹽鐵論》一書。

7、董仲舒的新儒學：董仲舒為了適應漢武帝時期的大一統，他不但首倡儒學獨尊，而且把孔子的學說宗教化，把封建專制制度理論系統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宣揚“君權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應的儒家道德觀念；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學說。還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標準，后人歸納為“三綱五常”。

8、光武中興 指的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統治時期出現的治世。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復、發展社會生產，緩和西漢末年以來的社會危機。光武帝在位三十三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來恢復和發展經濟。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在地方上廢除掌握軍隊的都尉，遣散地方軍隊，廢除更役制度，簡政減吏，裁并400多縣；經濟上解放生產力，曾頒布釋放奴婢詔令，恢復西漢較輕的田稅制，實行三十稅一，組織軍隊屯墾。放免刑徒為庶民，用于邊郡屯田。下令度田、檢查戶口，加強封建國家對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文化上還大興儒學，推崇氣節，東漢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為中國歷史上“風化最美、儒學最盛”（司馬光、梁啟超語）的時代。由于以上種種措施，使東漢初年出現了社會安定、經濟恢復、人口增長的局面，因劉秀謚號為光武，所以稱此時期為光武中興。

9、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指中國古代東漢漢桓帝、漢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爭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得名。前后共發生過兩次。兩次黨錮之禍都以反宦官集團的失敗而結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被殘酷鎮壓。當時的言論以及日后的史學家多同情士大夫一黨，并認為黨錮之禍傷漢朝根本，為黃巾之亂和東漢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10.讖緯：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為基礎，以預占為特征的神學體系。讖chèn是巫師或方士制作的一種隱語或預言，起源很早，戰國時流行于秦、趙等國。秦末農民大起義曾利用這種迷信形式，如《史記·秦本紀》所載“亡秦者，胡也”的讖語，《陳涉世家》所載“篝火狐鳴”、“魚腹帛書”的故事。西漢中期以后方士們采集、制造大量讖言，結集為書。與此同時，以《公羊傳》、《尚書大傳》、京房《易》學、《春秋繁露》等為代表的西漢今文經學，依據其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的理論，解釋社會政治現象，預占色彩日趨濃厚。哀、平之際，讖言迷信與今文經學中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神學合流，并吸收社會上流傳已久的天文占、五行占、雜占、符命、五德終始等迷信形式，形成讖緯神學。王莽代漢，光武中興，都利用過讖緯中的圖讖符命。東漢時成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思想，極為盛行，亦稱內學，經過官方學者整理刪簡，逐漸定型，以符瑞預占為主的稱讖書，如《河圖》、《洛書》、《論語讖》等；附會儒家經義以言災祥符命的稱緯書，如

《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七經緯等。其內容實質并無很大區別。經過石渠閣、白虎觀兩次經學會議，逐步完成其與今文經學的結合。其中既充斥荒誕迷信的內容，又包含一些天文、歷法、地理、農學、醫學、樂律等方面的科學史資料。如《尚書考靈曜》說：“地恒動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反映了當時樸素的地動假說。對于研究西漢后期至三國的政治生活、社會狀況、思想、宗教、藝術、風俗，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因其社會政治觀所采取的五德相生說，及帶有影射性的神秘讖言，具有很大的煽動性，在王朝更迭時往往被用做膺受天命的依據，加劇社會的動亂。魏晉以來，歷代統治者數加禁毀，大部分已散失，難窺全貌。前人有數種輯本，以趙在翰《七緯》較佳。近年有日本學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輯《重修緯書集成》，最為完備。

二、核心問題

1、漢武帝時期鞏固“大一統”局面的措施及影響

(1)政治上：改革官制，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在中央，形成中外朝的中央機構，削弱相權；地方上，設置刺史制度，加強對地方的監察；推行“推恩令”，使王國問題得以解決；實行察舉制，大量選拔人才，重視官吏的任用和考核。西漢王朝達到鼎盛。

(2)經濟上：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實行均輸平準、鹽鐵專賣、“算緡”、“告緡”等經濟政策，打擊私營工商業者；同時加強對土地制度的管理，從經濟上鞏固了政治統治。

(3)思想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尊崇儒學，提倡“大一統”思想，逐步確立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地位，適應了漢武帝時期的政治統治需要。董仲舒的新儒學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2、秦中央集權制度形成折射出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特點

(1)從政治上：秦統一后確立起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是春秋戰國以來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發展演變的結果，而開創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決定了秦朝經濟、思想文化的獨特特點。

(2)從經濟上：封建小農經濟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政治的大一統直接影響了度量衡、貨幣、文字的統一；強有力的中央

集權保護了分散的小農經濟，促進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度與封建小農經濟的發展，但卻抑制了商業的發展。

(3)從思想上：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思想基礎是法家思想。法家的中央集權與統一的思想，有利于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但法家強化專制，迷信強權的思想導致了秦朝時期“焚書坑儒”局面的出現，摧殘了文化，限制了人們的思想自由，不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

3、從“百家爭鳴”到思想“大一統”

儒學思想經歷了春秋時期形成、戰國時期發展、西漢正統地位確立、宋明儒學(理學)成熟與轉型、明清儒學煥發新生機五個階段，反映了中國古代治國思想從“百家爭鳴”的紛爭階段發展到思想“大一統”階段，宋明時期儒學思想逐漸世俗化、普及化。明清時期進步思想出現，沖擊了儒學思想，但儒學地位并未動搖，仍然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4、東漢豪強地主勢力發展的表現

(1)選舉憑門第，豪強勢力壟斷仕途，把持政權，累世做高官，反映了中央集權制度的削弱。

(2)豪強勢力擁有莊園，莊園以滿足生活需要為主來組織生產，基本上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3)豪強擁有“部曲”或“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