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民要術》在農學史上的地位及其流傳和研究

2024年2月15日發(作者：一個人的浪漫)

《齊民要術》在農學史上的地位及其流傳和研究

一 《齊民要術》在中國和世界農學史上的地位

我國第一部完整保存至今的大型綜合性農書

從《齊民要術》涉及的范圍來看，它是我國第一部囊括廣義農業的各個方面、囊括農業生產技術的各個環節、囊括古今農業資料的大型綜合性農書。

在《齊民要術》以前，我國已經出現了若干綜合性農書和畜牧、園藝等專業性農書，但這時的所謂綜合性農書，如《呂氏春秋·任地》等三篇（屬于作物栽培總論性質）和《氾勝之書》（包括作物栽培通論和分論），實際上只限于種植業的范圍，《四民月令》雖然涉及農、林、牧、副各個方面，但只講農業生產的安排，基本上不講生產技術，更缺少理論上的說明。專業性農書亦多闕略。《齊民要術》和這些農書相比，顯然大大前進了一步。

《齊民要術》內容的廣泛，是前所未有的。它所記述的生產技術以種植業為主，兼及蠶桑、林業、畜牧、養魚、農副產品儲藏加工等各個方面。凡是人們在生產和生活上所需要的項目，差不多都囊括在內。在種植業方面，則以糧食為主，兼及園藝作物、纖維作物、油料作物、染料作物、飼料作物等。從內容來講，全面記述了生產技術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如作物栽培中的耕地選擇、品種選育、茬口安排、土壤耕作、種子處理、播種時期與播種技術、中耕除草、施肥、灌溉、植保、收獲和產品的保藏等等；動物養殖中的繁育、飼養、設施、飼料生產、疾病防治和相畜等等。從地區來講，以反映黃河流域中下游農業生產技術為主，同時也涉及南方及其他地區的植物和品種等。《齊民要術》不但包括了農業生產和農業科技的方方面面，而且經過了作者的精心安排，形成層次分明的嚴整體系。

《齊民要術》記載的詳盡，是前所未有的。它對農業生產技術的介紹具體細致，對其中各個技術環節的要點交待得清清楚楚，反復說明這樣處理的理由，行文亦淺近明快。它不但立足于現實，系統總結了當代的實踐經驗，而且廣泛收集了有關歷史資料。它記載的詳盡系統，遠非以前的農書可以比擬，如現存《氾勝之書》和《四民月令》都只有三千來字，《齊民要術》則長達十一萬余字。

《齊民要術》保存的完整，也是前所未有的。《漢書·藝文志》著錄的《神農》等九種農業專著現已全部失傳了，《氾勝之書》和《四民月令》也是殘書，其他散見的一些篇章也不完全是原來的面貌。魏晉南北朝以前的農書，只有《齊民要術》基本上完整地保存至今，而且部頭這樣大，確實是彌足珍貴。

總之，象《齊民要術》這樣把各種生產項目和各種生產環節的科學技術知識融為一爐，把古今農業生產和農業科技資料融為一爐，而又完整地保存下來的百科全書式著作，在中國農學史上的是空前的。

標志著中國傳統農學臻于成熟的一個里程碑

從《齊民要術》達到的水平看，它是秦漢以來我國黃河流域農業科學技術的一個系統總結，是標志著我國傳統農學臻于成熟的一個里程碑。

上文談到，《齊民要術》雖然成書于北魏，實際上卻是長期以來農業生產實踐經驗積累的結果。它不但輯錄了《氾勝之書》、《四民月令》等農書，保存了漢代農業科學技術的精華，而且著重總結了《氾勝之書》以后北方旱地農業的新經驗、新成就，其中之犖犖大者如：

在土壤耕作方面，在《氾勝之書》“耕—摩”技術的基礎上，發展為“耕、耙、耢、壓、鋤”體系，使以防旱保墑為中心的北方旱地土壤耕作技術臻于成熟；

在農田施肥方面，在系統總結前代施肥經驗的基礎上，新增了種植綠肥的項目；

在種植制度方面，在連作的基礎上，創造了豐富多彩的輪作倒茬間套混作的方式；

在植物保護方面，總結了耕作、輪作、利用火力、曝曬、藥物和采用抗逆性品種等項方法；

在作物育種方面，在田間穗選的基礎上，創造了類似現代種子田的選育和復壯相結合的制度；

在園藝林木生產方面，首次詳細記載了蔬菜生產中的畦作方法，首次詳細記載了扦插、壓條、嫁接等項技術，以及首次詳細記載了多種蔬菜、果樹、林木的精耕細作生產技術；

在動物生產方面，首次詳細記載了有關栽桑養蠶的生產技術，首次詳細記載了主要畜禽的繁育、飼養、相畜、獸醫等項技術，并保存了有關人工養魚技術的最早記載；

在農副產品加工方面，首次詳細記載了利用微生物進行釀造的技術。

總之，《齊民要術》反映了中國以精耕細作為特征的農業科技全面達到一個新的水平，標志著我國北方旱地農業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已經完全成熟了。

本書第一編已經談到，中國傳統農學以“三才”理論為指導，以精耕細作為特點，它奠基于春秋戰國時代，其標志是以《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為代表的一批農書和農學文獻的出現。如果說，《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是標志著中國傳統農學奠基的一個里程碑，那么，《齊民要術》就是標志著中國傳統農學臻于成熟的一個里程碑。這兩個里程碑各有其時代特點。《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第一次對農業生產中“天、地、人”的關系作了經典性的概括。在農業技術方面，它著重說明土地利用和農時掌握的原則，而且是偏重于理論上的闡述，對“三才”理論中“稼”（農業生物）的因素，對農業技術中提高農業生物生產能力的措施，雖然有所涉及，但論述得很不夠。當時的精耕細作的農業技術處于初創階段，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齊民要術》繼承了《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的“三才”思想，并使之深化。它在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前提下指出：“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入泉伐木，登山求魚，手必虛；迎風散水，逆坡走丸，其勢難）。”（《齊民要術·收種第二》）在它所記載的每一項農業技術中，無不貫徹了因時、因地、因物制宜的精神。在《齊民要術》中，精耕細作技術已不再是萌芽或初創狀態，而是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其中有兩點是非常突出的。一是對農業生產和生態體系中農業生物的因素的認識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齊民要術》所記載的農業技術中，不但重視對環境條件的適應（主要是對氣候條件的適應，也包括對土地條件的適應）和改造（主要是對土地條件的改造，也包括對局部氣候條件的改造），而且把提高農業生物自身生產能力的技術措施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包括輪作倒茬、育種保種和利用生物體內部和外部的各種關系“為我所用”的各種技術措施）；而后者正是建立在對“物性”深刻認識的基礎上的。二是精耕細作首先是在種植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并逐漸推廣到廣義農業的其他領域中去。在《齊民要術》中，精耕細作技術不但在種植業中形成完整的體系，而且精耕細作所體現的集約經營、提高生產率的基本精神，

已貫徹到蠶桑、林木、畜牧、漁業等項生產中，從而形成廣義農業中的廣義精耕細作體系。這兩個方面，都是中國傳統農學臻于成熟的重要標志。

從世界農學史看《齊民要術》

歐洲古羅馬時期曾有過幾種農書，如公元前二世紀的卡圖（Macus Porcius Cato，243—）《農業志》（De Agriculture）；公元前一世紀的發祿（Macus Teronfius Varro，116—）《論農業》（Rerom Rusticarum ）；公元一世紀的科路美拉（Luclus Junius

Moderaus Columella，）《農業論》（De Re Rustica）等，這些農書內容比較簡略，以講述經營管理為主，反映了奴隸制的生產關系。到了中世紀，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歐洲的農書幾乎絕跡。中國漢代農書無論數量和質量都超過同時期的古羅馬農書。而《齊民要術》更是填補了世界農業史中這一時期農書的空白。

與農書的稀缺相聯系，歐洲中世紀的農業也是停滯和落后的。當時廣泛實行“二圃制”和“三圃制”，耕作粗放，種植制度機械呆板，肥料極度缺乏，土地利用率和單位面積產量都很低。這和《齊民要術》所反映的農業和農學相比，實有天壤之別。

《齊民要術》所反映的農業和農學，在當時的世界上無疑處于領先地位。

二 《齊民要術》的流傳和整理研究狀況[1]

《齊民要術》在古代的流傳和影響

《齊民要術》為老百姓策劃謀生致富之術，從種莊稼到飼養動物，以至釀造、烹調，面面俱到，而且包含了許多新經驗和新技術，詳明實用，它一出來就受到人們的重視。唐初太史令李淳風（公元602年──670年）寫了一本《演齊人要術》，該書雖然已經失傳，但從書名即可看到，它是《齊民要術》的推演。只不過當時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諱，把“民”字改為“人”字罷了。接著，武則天命臣下編篡《兆人本業》，并親自刪定，這是中國第一部官撰農書。這本書亦已失傳，但從有關文獻得知，它是講述農民四時種植方法的，與《齊民要術》有著密切的關系；“兆人”本來就是“齊民”的意思。唐末韓鄂寫《四時纂要》，大量引述了《齊民要術》的內容；如果把這些內容刪去，就幾乎不成其為農書。這些事實表明，《齊民要術》在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

《齊民要術》在唐以前沒有刻本，全靠手抄流傳。五代末周世宗時竇儼建議把《齊民要術》、《四時纂要》、《韋氏目錄》三書中有關糧食蔬菜種植和栽桑養蠶的材料選錄匯編成書，但沒有實行。至北宋天圣（公元1023──1031年）年間，才由當時的皇家藏書館“崇文院”正式刊印，頒發各地勸農官員作為指導農業生產之用。這標志著《齊民要術》指導農業生產的實用價值已受到朝廷的重視，并上升到由國家正式發行的地位。不過“崇文院刻本”[2]當時的印數很少，秘藏于皇家內庫，“非朝廷要人不可得”，流傳到民間的極少。而由于《齊民要術》滿足了當時指導農業生產的需要，《齊民要術》仍然以手工傳抄的方式在民間[3]廣泛傳播，在有一定文化的中小地主和市民中傳抄尤廣。

《齊民要術》在南宋仍然享有巨大的聲譽。《續資治通鑒長編》的作者南宋李燾推崇《齊民要術》，說它是“在農家最峣然出其類者”。如果說，在唐以前《齊民要術》主要流傳于北方，那么，南宋以后《齊民要術》則在南方地區大為盛行，并從而傳遍整個中國。這和當時北方人大量流寓南方，而南方刻書業又特別發達有關，但主要還是由于《齊民要術》所闡

述的農業科技原理原則，有許多是南北相通的。南宋紹興十四年（公元1144年），流寓南方做官的山東濟南人張轔“欲使天下之人皆知務農重谷之道”，乃將《齊民要術》刊行于世。[4]這是“崇文院刻本”出現一百一十多年后《齊民要術》的第一次重刻，功不可沒。以后元、明、清到民國，《齊民要術》的翻刻和流傳日益廣泛，至民國初年，《齊民要術》的刻本已經發展到二十多種；大量刊印是在江浙地區。而手抄本直到清代仍然沒有絕跡。

《齊民要術》對后世農學的巨大影響，在其他方面也反映出來，例如，元、明、清的四大農書──《農桑輯要》、王禎《農書》、《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無不如以《齊民要術》的規模為規模，以《齊民要術》的材料為基本材料。而書名套用《齊民要術》格式的，如《山居要術》《齊民要書》《齊民四術》《治生要術》等，亦代不乏例。

近現代對《齊民要術》的整理和研究

對《齊民要術》的校勘整理，清代已開其端緒。《齊民要術》在長期的傳抄翻印中，文字脫落錯訛，素稱難讀。尤其是印數最多，獨占《齊民要術》書市長達二百年之久《津逮秘[5]書》本；不但錯字、脫空、墨釘（缺字的黑塊）、錯簡、脫頁嚴重，而且任意臆改，“瘡痍滿目”，影響極壞。清代乾嘉學派興起后，這個問題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嘉慶年間（公元1796──1820年）吾點、黃廷鑒等進行了認真的校勘整理。1804年，黃廷鑒的校本由張海[6]鵬刊印發行，是即《學津討原》本 ，但校勘最精的吾點校本迄未出版。到1896年，又有[7]劉壽曾等校勘的《漸西村舍》本出版 ，但質量趕不上《津逮秘書》本。

進入民國，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科學技術知識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1922年商務印書館影印了《齊民要術》南宋本的明代抄本，給讀者提供了唯一的完整的善本（《四部叢刊》本），于是《齊民要術》開始從校勘進入研究的階段。民國期間開始出現解說《齊民要術》，對《齊民要術》的作者、版本和引用書目進行考證，以及分析《齊民要術》內容等的文章。這些文章是清代以前沒有的，不過還在開拓階段，文章不多。

新中國建立后，祖國農業遺產的整理受到空前的重視，有關研究機構相繼建立，《齊民要術》的整理研究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一些學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運用現代農業科學知識與傳統的考據學相結合，對《齊民要術》重新進行校勘、標點和注釋，廓清明本的嚴重脫誤，糾補清本的缺憾和不足，盡量恢復《齊民要術》的本來面目，并對其內容用現代科學知識予以解釋。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石聲漢的《齊民要術今釋》和繆啟瑜的《齊民要術校釋》；他們的工作，為對《齊民要術》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齊民要術今釋》共四冊，1957年12月──1958年8月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校以“崇文院刻本”、“金澤文庫本”和六種明清版本，以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初學記》等類書，把校記、注釋附于正文之后，最后加上現代漢語的“釋文”。這是當代學者以現代科學方法系統整理《齊民要術》的第一部著作，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齊民要術校釋》精裝一冊，1982年農業出版社出版。該書的校勘以兩宋本為基礎，以明清刻本為副本，以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所藏清以后各種校勘稿本為輔助，以近現代中外學者整理《齊民要術》的成果為參考，并以唐以前引用《齊民要術》的文獻作參校。共參考版本23種（利用了現存所有重要的版本、僅有的孤本和稿本），征引文獻古籍289種。是在廣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礎上的集大成的著作；而考訂之翔實，校釋之精審，超越了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部《齊民要術》校釋本。書末附有《宋以來齊民要術校勘始末述評》和《齊民要術主要版本的流傳》二文，可供參考。

應該指出的是，《齊民要術》雖然經過了近人的校釋，但仍然存在非校勘、注釋所能解決的難讀難解的問題，近人也在這作這了一些疑難字義的考證，和利用現代科學的知識予以解釋，這從另一個方面加深了對本書的理解，其中游修齡做的工作較有成績；他的“《齊民要術》疑義考釋 ”已收入《農史研究文集》中。

研究《齊民要術》的論著也大量涌現。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對賈思勰其人其書進行考訂，包括作者的里籍、成書年代、活動地區及其思想觀點等；二是對《齊民要術》全書進行深入研究和全面評述；三是對《齊民要術》所涉及的內容進行分科分項的專題研究。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萬國鼎《論“齊民要術”──我國現存最早的完整農書》（《歷史研究》1956年第一期）；梁家勉《齊民要術的撰者注者和撰期》（《華南農業科學》，1957年第三期）；石聲漢《從齊民要術看中國古代的農業科學知識》（科學出版社，1957年1月）；李長年《齊民要術研究》（農業出版社，1959年）；游修齡《〈齊民要術〉及其作者賈思勰》（人民出版社，1976年）。其中尤以游著利用現代科學知識對《齊民要術》內容所作的新的闡[8]述令人耳目一新。

《齊民要術》在國外的流傳和國外學者的研究

《齊民要術》在國外的流傳最早是日本。藤原佐世在寬平年間（公元889─807年）編寫的《日本國現在書目》中已載有“《齊民要術》十卷”，說明該書在唐代已流傳到日本。當時《齊民要術》還沒有刻本，傳去的只能是手抄本，今已不存。《齊民要術》最早的刻本“崇文院刻本”也流傳到了日本，并保存至今，成為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崇文院刻本”（盡管是殘本）。《齊民要術》在日本還以日本人自己的手抄本的形式流傳，現存的“金澤文庫本”即是日本人根據北宋本抄寫的。《齊民要術》在日本的第一個刻本，刊刻于日本元享元年（公元1744年，清乾隆九年），刊刻者山田羅谷（好之）作了簡單的校注，并附上日語的譯文。他在《序》中寫道：

我從事農業生產三十余年，凡是民家生產上生活上的事業，只要向《齊民要術》求教，依照著去做，經過歷年的試行，沒有一件不成功的。尤其關于農業生產的切實指導，可以和老農的寶貴經驗媲美的，只有這部書。所以要特為譯成日文，并加上注釋，刊成新書行世。

公元1826年，仁科干依據山田羅谷本覆刻了《齊民要術》，這是《齊民要術》在日本的第二個刻本。日本著名考證學者豬飼敬所（彥博）（公元1761—1845年）則進一步用宋本來校正山田本的錯失（山田刻本依據的是最壞的《津逮秘書》本），為開展《齊民要術》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日本現代學者對《齊民要術》的整理研究投入了更大的熱情，形成了所謂“賈學”。他們一方面致力于《齊民要術》的校勘、注釋和翻譯的工作，同時開展對《齊民要術》的深入研究，尤其注意將《齊民要術》所載的旱農技術與歐、美、澳等地的旱地農業進行比較研究闡發《齊民要術》時代中國農業科技的特點和成就，對《齊民要術》給予高度的評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技術史部曾于1948—1950年舉辦有天野元之助（農業史）、藪內清（科技史）、大島利一（農業史）、篠田統（食物史）、北村四郎（本草學、栽培植物學）、米田賢次郎（農業史）等參加的《齊民要術》輪談會，并翻譯了《齊民要術》卷一至卷八，油印出版。西山武一、熊代幸雄二氏對《齊民要術》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校釋，并在輪談會工[9]作的基礎上把它譯成日文，1957年及1959年先后出版了《校訂譯注齊民要術》上下冊。這是日本學者整理《齊民要術》的重要成果。日本學者研究《齊民要術》最有影響的權威論[10]著是熊代幸雄的《旱地農法中的東洋與近代命題》和天野元之助的《后魏の賈思勰の〈齊

民要術〉的研究》。上述論文是把《齊民要術》所載耕作技術與西方近代耕作技術進行對比研究，得出“東亞經驗的原理與西方科學的原理極為接近”，而“東亞經驗的原理卻先于西方，早在六世紀即已完成”。

《齊民要術》在歐美各國同樣受到高度重視。至遲十九世紀末，《齊民要術》已傳到歐洲，英國著名博物學家達爾文在創立進化論過程中閱讀了大量國內外文獻，包括中國的農書和醫藥書，其中就可能有《齊民要術》。他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寫道：“要看到一部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清楚地記載著選擇原理。”“中國人對于各種植物和果樹，也應用了同樣的原理。”據考證，這部“百科全書”，可能就是指《齊民要術》。有的西方學者推崇《齊民要術》，認為“即使在全世界范圍內也是卓越的、杰出的、系統完整的農業科學理論與實踐的巨著”。現代歐美學者介紹和研究《齊民要術》的不乏其人。如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Joph Needham）在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生物學與農學分冊）時，以《齊民要術》為重要材料。《齊民要術》作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正在越來越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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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本節主要根據繆啟瑜《〈齊民要術〉導讀》，巴蜀書社，1988年。

“崇文院刻本” 早已散失，現在唯一的孤本是在日本，但只殘存第五、第八兩卷。1914年羅振玉借該現存的最早抄本是“金澤文庫本”，是1274年日本人依據“崇文院刻本”的抄本再抄的卷子本（抄好兩卷用珂羅版影印，我國才有少量的影印本流通。

[3]

后裝裱成卷軸，不裝訂成冊子），因其原藏于日本金澤文庫而又得名。該本缺第三卷，只存九卷。

[4] 張轔刻本（紹興龍舒本）早已亡佚，現存的只有殘缺不全的宋校本。其明鈔本有上海涵芬樓影印（1924明代有《齊民要術》的三種刻本：1524年馬直卿刻于湖湘的湖湘本；1903年胡震亨的《秘冊匯函》本年）群碧樓藏本（《四部叢刊》本）。

[5]

──1630年毛晉的《津逮秘書》本 ；華亭沈氏刊刻的竹東書舍本。《秘冊匯函》本和《津逮秘書》本這書》本所代替。

[6]

兩個本子實際上是同一版本，自毛晉繼承翻印以后，《秘冊匯函》本不再增多，而被大量翻印的《津逮秘《學津討原》本 除張海鵬刊印的外，又有商務印書館的影印本，中華書局《學津討原》本影印的《四部備要》本。

[7] 刊印者為袁昶。又有1917年據《浙西村舍》本印行的龍谿精舍本，商務印書館據《浙西村舍》本排印的《叢書集成》本

[8] 該書稿成于“文革”之前，原名為《〈齊民要術〉的農業科學知識》，人民出版社已印出了校樣，因“文革”開始而擱置。“文革”中“評法批儒”時，人民日報革委會派人到作者所在單位浙江農業大學革委會，指出此書內容很好，但全屬農業科技，要求把賈思勰作為法家代表人物加以發揮，并用“浙江農業大學理論學習小組”的名義發表。在這種情況下，作者違心地湊上了一些賈思勰是法家的思想內容。后來，作者曾自占一絕自省云：“思勰原本是農家，為評儒法披法娑；穿靴帶帽費筆墨，始信不學水平面差。”這是在那個荒唐的年代正常的科學研究下扭曲的一例。但這種時代的烙印并不能掩蓋這本書精湛科學內容的光在荒唐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應該為這本書正名了。

[9]

彩；日本著名學者天野元之助在《后魏の賈思勰の〈齊民要術〉の研究》引用本書的內容達四十余處。現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該譯注限于前九卷，缺第十卷。1969年由亞細亞經濟出版會出版修訂增補版，合為一冊。1976年印第三版。

[10] 該文收載于熊代所著《比較農法論》，御茶の水書房，1969。該文的中譯載于《農業考古》1985年第1京都大學出版會，1978年。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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