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由來以及相關文化根源

2024年2月20日發(作者：作文紙電子版)

客家人的由來以及相關文化根源

客家人的由來：??

一般而言，客家人原來是住在中國北方的居民。活動范圍約在今山西、河南、湖北間。后來因為五胡亂華、黃巢之亂、北宋滅亡南宋成立等因素相繼南遷，當地的居民稱后來的人為客，于是就有了客家的出現。

在五胡亂華中原人民輾轉南遷的時候，已有「給客制度」。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兗州，鎮廣陵。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大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使條民上有司，為給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襲晉元帝詔書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go-vern-ment簿籍，乃有「客戶」的專稱。而客家一詞，則為民間的通稱，宋朝制作戶籍時，當時將自古以來即居住在該地的土著稱為「主」，以后從外地遷來的即稱作「客」﹔客家一詞于此誕生。

客家并不是中國南方的土著，他們原本是北方的漢人，歷史上漢民族為逃避戰亂、饑荒和政治不安而發生了幾次的大遷徙，這些通常是以有豐富糧產的中國南部為目的地。

所謂客家人其原始的居住地已很難正確指出。可是從他們的許多傳承可以推測出奇祖先應是黃河流域一帶的居民。回溯歷史上漢民族五次的遷徙情形。

第一次的大遷徙是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期。秦代為防止異族入侵，乃派遣大軍到廣東北部駐守，秦始皇死后他們也無法回到中原，其留下的后代子孫即被稱為北江客家。

第二次南遷是在東晉永嘉年間，因五胡亂華，山西、河北、河南一帶的人紛紛渡過黃河向南逃亡。

第三次是再唐代時，因藩鎮割據，黃巢作亂而受到迫害的人遷移到江西省西部、福建省西部與南部及廣東東部與北部。

第四次是在南宋末期，為了統一分裂成兩個王朝的中國，蒙古人大舉南進。 第五次則是從明末到清初的混亂期。

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遷播的同時，又基于國內政治，經濟和家庭等原因，從南宋末年以來的700余年間，各地客家人先后分別由廈門、汕頭、廣州、海口、虎門、香港和臺山赤溪的家沖等港口乘船，冒險到達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北美洲。 現在客家后裔已遍及五大洲的80多個國家和地區。

正所謂“凡海水所到之處，就有華僑，有華僑的地方就有客人”。

經過1600多年的發展，因內外客家人總數已達6560多萬︰分布在國內大陸17個省、180多個縣市的約有5512萬人；分布在港澳臺地區的有595萬人；散居在海外84個國家和地區的約有454萬人。因此客家人被譽為“日不落”民系。

河洛文化與客家人

“河洛文化”這一提法是近年才出現的。近年來，漢族南方支系的福佬人、客家人、廣府人等都把自身的文化淵源追溯到中原，認為自己根在中原，而以洛陽為中心的黃河中游又是中原的核心區域，所以常常提到河洛，“河洛文化”的概念也就因之而起。明乎此，“河洛文化”這一概念實際上就是中原文化的代名詞，是華夏正統文化的泛指，而并非是指黃河、洛水交匯處的一個小小區域的文化。

漢族南方各支系都追根于中原，而以客家人的中原情結最為深厚牢固。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兩端：一是在漢族南方諸系中，客家是最后形成的，其先民離開中原最遲，對中原和中原文化的記憶也最為深刻鮮明；二是客家人常常處于弱勢族群的地位，在與相鄰民族的競爭中，唯有中原文化是他們用以增強自身凝聚力、激勵自己自強不息、奮斗不止的力量源泉。正因為有此特點，因而在漫長而艱苦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客家人就相對自覺地不斷強化著自身崇尚華夏正統和崇尚正義的“崇正”精神。

客家人崇尚華夏正統文化，有很多具體的表現，而講究郡望、崇文重教、尊崇禮教諸端則是其中犖犖大者。翻開客家人的族譜，或者觀賞客家民居的門聯，你會發現各家各戶都有著中原的郡望。如陳姓出于潁川，李姓出于隴西，王姓出于太原或瑯邪，謝姓出于陳郡或陳留，何姓出于廬江，黃姓出于江夏，楊姓出于弘農等等。如果細細推考起來，這樣的標榜可能并不符合史實，但從文化學的觀點看，則說明在客家人心目中，只有來自中原才是光榮的、有地位有面子的，這是他們長期養成的中原正統觀念的一種表現形式。客家人崇文重教的具體表現是特別看重讀書人，往往集中全家族、全宗族的力量培養子弟讀書，因而就有“討飯也要供子弟讀書”的佳話。在客家人家族祠堂前的石旗桿是族中子弟中舉人、中進士的標志，有多少石旗桿，就說明族中有多少人獲得了舉人、進士之類的功名。因此，客家地區家族祠堂前的石旗桿實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明證。崇文重教與崇重禮教在精神上又是一致的，說明客家人想通過讀書中舉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躋身于統治階級行列，反過來又為國家推行禮樂教化，實現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至于客家人崇尚的正義，其核心內容還是國家、民族之大義。客家人的國際性聯誼組織“香港崇正總會”和世界各地區

的崇正分會以“愛國家、愛民族、愛社會”為會訓，其原因就在于此。

回顧客家人的歷史，其“崇正”的精神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又是在保衛國家民族的重大斗爭中發揚光大的。南遷漢人從中原和江淮一帶初到贛閩粵等地的廣袤山區，要處好與土著民族的關系，要改造落后的環境，其根本的優勢就是自身承載著的華夏優秀文化。他們利用自身的文化優勢，把宗族的族群利益與國家的民族的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凡事講究一個“正”字，即識大體，顧大局，行得端，做得正；同時又講究一個“義”字，即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守望相助。這樣，他們就在民族融合過程中取得了主動的地位，他們攜來的華夏文化的基本內容，就成了各民族各族群相互融合而成的客家民系的共同觀念，“崇正”也就成為客家人共同的精神財富。客家民系形成后，歷經抗金斗爭、抗元斗爭、抗清斗爭、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變的考驗。在一次次抗御外侮、維護民族團結、保衛國家安全的斗爭中，客家人總是沖鋒在最前，堅持到最后，千萬客家優秀兒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為國家為民族譜寫了一曲曲壯麗的史詩，其“崇正”精神也因而得到不斷提升和弘揚。

明清以來，客家人從贛閩粵等地開始向外擴展，大量移居川、黔、桂等西南地區，還漂洋過海移居臺灣和東南亞各地。在遷移和開發的過程中，客家人遇到的艱難困苦不亞于當年其先民從中原與江淮南遷，而他們也和先民一樣，是靠“崇正”的精神戰勝困難，逐步取得建設新家園、發展新事業的勝利。以臺灣客家新移民為例，他們在遷移和開發臺灣新家園的過程中，堅持崇正精神，一方面是依賴與弘揚客家原鄉文化，如“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頑強地沿用方言鄉音；信奉原鄉的鄉土守護神，以之作為精神支柱；按原鄉的家族和宗族形式重新組織家族和宗族；民居建筑仿效原鄉的形式；珍視和保守原鄉舊俗，發揚光大客家人的崇文重教精神等，而更重要的是恪守中華文化共有的禮樂教化，弘揚愛國家愛民族的優良傳統。在面對荷蘭人、法國人、日本人的侵犯時，他們堅持民族大義，高舉愛國保種的旗幟，與侵略者進行拼死抗爭，浴血奮戰，涌現了劉永福、邱逢甲、吳湯興、徐驤、姜紹祖、胡嘉猷等一大批彪炳千秋的仁人志士，為客家人增了光，為中華民族增了光！

現當代以來，時代變了，客家人的崇正精神的內涵也更加豐富，但對于河洛文化即華夏正統文化的恪守卻更加執著。許多客籍華僑，創業有成，他們在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時，都一致認為得益于客家崇正精神，得益于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即華夏正統文化的哺育。為了讓子孫后代永世接受河洛文化的滋養，不斷發揚客家崇正精神，他們一次次攜兒帶孫回到大陸原鄉祖籍地乃至中原發祥地尋根認祖，并發起一次次公祭客籍

母親河的活動。近年來，東南亞和臺、港、澳的客籍人士更組織了客家文化夏令營之類的活動，讓客屬少年兒童到粵東、閩西、贛南客家地區參觀訪問，進行田野調查，親身追尋和體認客家文化。

客家源流異說

客家人，或者是說講客家方言的人在國內外至少有三千七百萬人以上。對於客家人如何形成，最醒目的早期著作是1933年羅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導論》。羅先生在該書中，將中國歷史上的五期移民作為客家人的源流，半個多世紀以來成為大家所接受的權威說法。雖然還有其他一些觀點，如六期說等，但都只是對羅說的局部修正而已。事實上，羅說從方法論上說來有較大的漏洞，無法分清客家的源與流。（可先看結語）

五期說的困境

所謂五期是指：1、西晉永嘉喪亂以後，2、唐未黃巢起義之後，3、北宋靖康之難以後至宋元之際，4、清康熙初葉至乾嘉之際，5、清同治六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客家人是北方移民所形成，這點毫無疑問（當然是否所有客家人都是北方移民的直接後裔，則還有可討論之處，這裏先不展開）。但其源流不能簡單地由幾次北方移民運動疊加而成。五期說的主要困境有三方面：一、第一期的西晉永嘉喪亂以後的移民不可能與四五百年後的唐未黃巢起義的移民結合而產生客方言。二、黃巢起義事實上並未形成全國性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浪潮。三、以族譜追尋移民年代不可靠。

方言認同

客家人的最主要的特徵是客家方言。應該從方言認同的角度來探討客家源流。中國本來重視地域認同。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有土客矛盾的產生，方言認同的趨勢逐漸突顯。客家人的認同顯然超越於地域認同之上。客方言不但是客家人凝聚力所在，也是區分客家人與非客家人的根本標誌。

客方言源頭的探尋

客方言與其他南方方言一樣，都是北方移民在不同歷史時期先後來到南方形成的。客方言的源頭則是中唐安史之亂以後來到江西地區的北方移民帶來的。要說明這一點先要解決兩個前提：一是安史之亂的確引起由北向南的大規模移民，二是移民要在什麼條件下才能保持原有的方言。

安史之亂引起的移民歷來被研究者所忽視。其實這次移民的規模不亞於兩宋之際的移民。江西北部與中部地區在中唐以後接納了數量頗大的移民，估計贛北的移民可能達到當地戶口總數的三分一以上，贛中則稍遜一成。這些移民必然帶來他們固有的方言，問題是這一方言將以什麼方式發生變化，是繼續保留下去還是消融到當地方言中去。由於這次移民的時間短，數量大，所以他們的方言必然要對當地方言發生很大沖擊，因此可以推測在江西北中部出現了客贛方言的共同源頭。這些移民又經過一度或多次的再移民，進入江西南部與福建西部丘陵山區，並在那裏逐漸形成了客家方言。留在北部與中部的移民則成為講贛方言的人群。相對之下，中唐以後來到湖湘地區的移民，其所攜帶方言則成為今西南官話的源頭，因為在地域上始終與官話方言區相連，而未發展出獨立的一種方言來。

第二步移民的分析

第二步移民從唐末五代到兩宋之際。但主要是唐末黃巢起義對江西影響最大。本來經過百餘年的繁衍生息，北來移民與江西原有居民已感受到人滿土滿的壓力，有西去湖南東去福建的短距離移民的趨向。黃巢起義使得這樣的移民以短時間集中的形式在唐末發生。這些移民的指向是閩西，並以寧都為集散地。具體而言，贛中偏東的撫州再往東走建州、邵武軍。贛中偏西的吉州往南走虔州（即後來之贛州），虔州往東走汀州。由人口的變遷與政區的增置也可証實此推測。

由附表可見，宋初與晚唐比，江西西部的撫州與建昌軍增223.52%，南部的虔州增224.24%，而增幅最大的是福建西部的汀州，增了8倍有餘，建州與邵武軍則增加近8倍。這樣的增幅，不能是自然繁衍的結果，而是移民大師增加的結果。應當注意的是此時，廣東東北部的潮梅二州也增加了近三倍。

新設置的縣也體現了移民的增加。贛南的虔州在唐末有七縣，但在五代至宋初數十年間，竟增設六個新縣。比中唐加一倍（由於新縣的增加，後來又增加一個州級政區，即分贛州三縣之地置南安軍）。所增新縣分佈在東、南、西、北四方，而且諸縣恰分居於章水與貢水支流上游，亦即位於贛水盆地周圍的山區裏。可以想像，當數量不小的移民沿贛水來到贛南盆地中心後，這裏早己人滿土滿，他們就向盆地四周散開，沿贛水的一級與二級支流進入人口稀少的山區，定居下來，成為今日客家人的袓先。而這六縣正是今天的所謂純客縣或客家重要居住縣。人口數字的變化讓我們知道有移民過程，新縣的設置讓我們知道這些移民的去向。值得注意的是，從北宋中期到元代的三百年間，贛州與南安軍竟未再析置一個新縣。由此益可反襯唐末五代的確存在由贛北與贛中向贛南方向的移民。

向閩西遷徙的趨向也可由同樣途徑看出。宋初，南唐分江西東部的撫州置建武軍（後改建昌軍）。且撫州與建昌軍均增置一縣。在閩西，則分建州西部置邵武軍，新設三縣。這兩軍分居武夷山兩側，建置時間相去不過十年，顯然與自贛東向閩西的移民有關。新縣的位置直接與移民路線有關。汀州亦如此。宋初新設二縣與原有二縣都是今天的純客縣。進入汀州人移民都取道虔化（今寧都）至寧化，再轉至他處。後來梅州的客家人又由汀州輾轉而去，故客家人言其始遷地，往往說來自石壁村。

語言學研究的旁証

據有關專家研究“從聲調的聲母關係相比較來看，客家話和代表中原話的以洛陽口語為基礎的《切韻》相差不大，約處於初唐時期。”這一研究表明，在中唐以前客家話與中原話是尚未分家的同一方言，在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大量移民來到江西，客贛方言的源頭才逐漸從原來的中原話分離出來。但當時客贛方言必定尚未分家，要等到唐末客家先民從江西北中部又輾轉進入贛南與閩贛山區以後，客家方言才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客家人也才逐漸形成。

客贛方言的分家大約是在唐宋之際。贛客方言的共同特點是古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一律變成清送氣音。這是與吳、湘、粵、閩，及北方方言截然有別之處。而贛方言與客家話之主要差異則是：客家話的古上聲次濁字今大部分讀陽平調，贛方言則無此現象。這個差異應當是唐末以後才出現的。

南宋永春人（紹熙元年1190年進士）陳一新《跋贍學田碑》：“閩有八郡，汀鄰五嶺，然風聲氣息頗類中州。”

結論：客家方言的源頭必須由一次決定性的移民運動所產生，決不可能是歷次移民運動簡單地疊加而成。中唐安史之亂來到江西的移民正是帶來了今天客贛方言的源頭。而後唐末五代從江西北中部遷往贛南與閩贛山區的移民，又使客方言的源頭從客贛方言的共同源頭

中分離出來，並在相對封閉的山區環境中最終形成了客家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