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華落盡見真淳--王安憶的日常化寫作王安憶把目光投注于日常生活實

2024年2月22日發(作者：黑米粥的做法和配料)

（附錄二）

繁華落盡見真淳 --

王安憶的日常化寫作

王安憶把目光投注于日常生活實與整個大環境的變化有關。上海文學素有描寫市民社會的傳統。此傳統曾因抗戰而一度中斷。1949年中共執政后，上海的建設每況愈下，都市的面貌保留三十年代的樣子，而都市特色也在時間里褪色。1990年四月，中共決意開發上海浦東新區，按照國際一流標準進行現代化城市基礎建設，上海得以重新出發，面向世界。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鼓吹改革開放，上海的投資與建設也隨著增加。上海開始在新的興建中改頭換面，黃埔江新建的建筑再度顯示出上海恢復了活力。市民社會與都市社會的發展遙相呼應而抬頭。文學由單一化、政治化轉向世俗化和多樣化，由符合政治的要求轉向表達個人的追求。市民社會浮出臺面，人們怎么生活變成一件重要的事，而文學開始關注最實際的生活面，即普通人的生存狀況。

中國知識分子在過去常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五四之后，知識分子的價值立場是政治的、啟蒙的，在主流意識形態之下，日常生活的題材被忽視與遺忘。1949年后，左翼文學大行其道，個體消融在黨與民族的集體意識之中，日常生活書寫在歷史敘事的主題面前變得瑣碎、平庸。但是這種情形到80年代之后有了改變，啟蒙使命和人文主義關懷被商業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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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代，官方的意識形態逐漸退出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在后工業社會里，知識分子開始以新的姿態面對新的現實。在商業經濟社會里，都市地位提升了，個人從集體中掙脫出來，市民階層受到重視，他們所崇尚的俗世生活進入了創作的視野。平民群體的生活價值獲得關注，創作與歷史敘述開始分離，文學多元化的格局遂形成。因此，有論者認為王安憶的都市題材頻繁的出現，不僅是她個人興趣的轉移，也是呼應90年代文壇對于宏大敘事的反駁。

1 在這背景之下，人們被壓抑的欲望和思想得到空前的釋放和表達，理想主義被擊潰，物質欲望的倫理崛起。在創作上，宏大的觀念語式被俗世的審美文化所取代，日常生活重回作家的創作視野中。

（一）

面對外在思潮的變化，王安憶的態度是謹慎的，在多元繽紛的都市意識中，王安憶推崇俗世生活的價值。她對日常生活的理解如下：

事實上我們看小說，都是想看到日常生活，小說是以和日常生活及其相似的面目表現出來的另一種日常生活，這種日常生活肯

1王安憶與日常生活

李泓：《構筑城市日常生活的審美形式—論王安憶的城市小說》，《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6期（2001年11月），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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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我們真實經歷的日常生活不同，首先它是理想化精神化的，還有是比較戲劇化的，但它們的面目與日常生活非常相似。人的審美一定要有橋梁，就是和日常生活相似。(2003c: 111)

日常生活雖不是社會生活的中心，王安憶卻把她對日常生活的感受和觀照轉化為一種審美和歷史的實踐。2 她把日常生活和藝術審美聯系起來，體現她一貫堅持的小說觀，即小說是建立在現實世界材料基礎上的心靈景象。3 王安憶打破精英的立場，消弭正統藝術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把日常生活審美化。她寫出大歷史背后的“小歷史”，也就是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所說的揮別“大敘事”走向“小敘事”的文化語境，4 那是柴米油鹽的日常。

王安憶認為如果以文體來說明上海，那么上海和小說特別相投的地方，就是世俗性。上海與詩、詞、曲、賦，都無關的，相關的就是小說。因為它俗，所以消除等級差別，以至沉渣泛起。而且以消遣為樂，但他的閑心不是藝術心，好去消受想象的世界，而是窺秘心，窺探各家長短，與

2 李雪梅：〈王安憶：日常化寫作的一個例外〉，《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頁20。

3 李新：〈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 – 王安憶上海小說主題一解〉，《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頁49。

4 Jean-Francois Lyotard 著，黃宗慧 譯：〈后現代狀況〉，收錄在Jeffrey C.

Alexander, Steven Seidman主編，吳潛誠 總編教：《文化與社會》，（臺北：立緒文化公司，1999），頁39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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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肚雞腸之事，帶些隱私性質的。(2003d: 131) 王安憶寫上海，因為她知道上海的靈魂就是世俗性，而小說所表現的就是俗世的面目。它不具有詩詞曲的高雅，而是“歸還給思想以人間煙火的面目”。(2003d:

132) 所謂人間煙火就是《長恨歌》中平安里的幾個男女的吃喝、打牌、情欲與齟齬。王安憶重繪日常的世事，重新賦予上海的俗世生活價值。她把寫作的重點放在日常生活，是為擺脫傳統的僵化模式與思維方式，以否定的形式趨向更多元的面向。

王安憶以日常生活作為自己價值的依托與她個人的境遇有關。文革時，敏感且早熟的王安憶早已感受成長的孤獨。當時的上海給人一種末日來臨的無依感，基于這種感受，王安憶筆下的人物就具有某種行為邏輯的一致性，只抓住眼前實際的生活，以塵世瑣細的生活，來填補孤獨與空虛的精神狀態。(2003d: 132)

王安憶的創作轉向日常，還取決于她個人的歷史觀，即她詮釋歷史的方式。在訪談〈我眼中的歷史是日常的 – 與王安憶談《長恨歌》〉中說：

我個人認為，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滴的生活的演變。譬如上海街道婦女著裝從各色旗袍變成一式列寧裝，我關注的是這樣一種歷史。因為我是個寫小說的，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我不想在小說里描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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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史事件。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就應該表現日常生活。(2003c:

155)

王安憶看待歷史的方法有別于歷史學家之堅持找出歷史的真實，她無意于宏大的歷史敘事，反之關心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王安憶認為無論多大的歷史變故，表現在小說中都應是具體的日常生活。(2003c: 155) 外在的戰火硝煙、政治浮沉都只是短暫的浮光掠影，日常生活盡管瑣細卑微，卻是時間流逝里最扎實的人生，而扎實的人生才可使生活蒸騰出奇光異彩來。(2003c: 110) 王安憶在作品中企圖挖掘的便是蕓蕓眾生悲歡后面的生活力量，和他們面對生活的頑強態度。王安憶深刻地理解當一代人都在嘆息精神信仰倒塌的時候，人們只能貼近日常的生活方式，新的價值觀念也于焉產生。在她的作品中，無論是80年代的〈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好婆與李〉，還是90年代的《長恨歌》，《妹頭》和《富萍》，上海都僅是文本中的遠景，她著力凸現的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 — 弄堂生活和市民階層的日常生活意識。”5 王安憶以日常性寫作呼應了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1901-1991) 的說法：“ 人必須是日常的，否則，他將什么都不是”。6

56 同注1，頁65。

Henry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John Moore (tr.), ( London;

New York : Verso, 1991), 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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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2年發表的《流逝》開始，王安憶便著力刻劃一種充滿質感的生活。她從平實的生活里看到人生的飛揚，也從瑣碎平庸中找出意義。王安憶不強調程乃珊筆下“藍屋”7 的上海，也不寫動亂時候的上海，而是從生活中挖掘出意義來。《流逝》中的歐陽端麗原是富貴人家的少奶奶，但文革的生活把她磨練的堅毅且剛強。她從操守家務，在勞動生計里體驗生活的意義和俗世生活的樂趣。而生活本身也是不曾間斷地支持她活下去的力量。她節衣縮食，甚至“嘗到了節約的樂趣，而且一發不可收拾。”(1996a: 37) 她把舊旗袍修改成孩子的衣服，“嘗到了創造的滋味”。 (1996a: 37) 她到工場間做臨時工，對工作“感到興趣，看見從自己手里繞出了一個個零件，整整齊齊地躺在紙盒子里，又興奮又得意。” (1996a: 45) 除了維持家中的基本生計外，端麗也應付家中的各種出其不意的事件，如文光報名到黑龍江插隊，文影到江西之后患病回來等。這些事情的鍛練把端麗過去潛藏的力量都喚了回來。文革后，都市里的生活又回到常態，端麗因此多出許多閑暇的時間，但卻無端生出寂寥的情緒。端麗才領悟到過去艱難的日子中的生活樂趣與感慨，其實充滿生活的質感，而生活的意義正是在這種質感里。

王安憶堅持于日常生活書寫，因其發現日常物質化的內部隱藏的是一種生活的韌勁。她欣賞平庸日常，并表現出寬厚的態度，因為她看到一

7 《藍屋》是程乃珊的代表作，指的是小說中曾經繁華一時的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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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生活的熱情，一種都市里生存的姿態，她也同樣地對這樣的生活產生認同。王安憶說：

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上半葉，你到淮海路來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虛偽空洞的政治生活下的一顆活潑跳躍的心。當然，你要細心地看，看那平直頭發的一點彎曲的發梢，那藍布衫里的一角襯衣領子，還有圍巾的系法，鞋帶上的小花頭，那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動。(2003b: 262)

王安憶寫出一種人們在政治壓力底下，依然頑強堅持生活的熱情。王安憶對于生活內在韌勁的體悟也表現在一群與新社會格格不入的舊遺民身上。胡迪菁、王琦瑤這些人在虛無的時代，以生活安慰她們的孤寂芳心。例如〈文革軼事〉中的亭子間聚會和《長恨歌》中的“圍爐夜話”，就是這座都市的遺民在文革時，以他們有限的經驗去回想這座都市曾經有過的繁華似錦。他們的過去在政治壓抑之下早已失落，未來又茫然不可知，只有眼前的生活才是安定踏實的。

亭子間的油煙騰騰，油鍋噼噼剝剝地爆，這有一股溫暖和單純的日常氣氛，叫人心中安定踏實。它使人想起一點一滴細水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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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它是那種最不可少的基本生活細節，這細節充實了我們寂寥的身心，是使我們在無論多么消沉的時日里都可安然度過的保證。它像最平凡的水那樣，載起我們人生的渡船。(1996b: 457)

王安憶從騰騰的油煙、單純的日常氣氛，以及心中的安定踏實感受，發現了生活世界的意義。8 簡言之，生活本身具有意義與審美價值，也因此，審美溢出純藝術的范圍，進入日常生活中。尤其是2000年出版的《富萍》、2003年出版的《桃之夭夭》，更可看出王安憶對俗世生活的理解與同情。在《富萍》中，有如是描寫：

她們城市地勞動，掙來衣食，沒有一分錢不是用汗水換來的。所以，在這些蕪雜瑣碎的營生下面，掩著一股踏實、健康、自尊自足的勁頭。(2000d: 230)

王安憶把俗世中的勞動化解在一股踏實、健康、自尊自足的勁頭里而成為一種單純的美。在她的俗世生活的描寫里，沒有像過去對精神烏托邦追求的焦慮。《烏托邦詩篇》中的精神追求曾經是王安憶的探索方向。但回到最實在的地方，王安憶發現生活才是人們心靈的慰藉。如果王安憶的日常

8 王峰：〈從文本到生活世界—文本闡釋的幾個意義層次〉，《文藝理論研究》，2004年第3期，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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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寫作只是停留在物質主義的層面上，關心的是軀體欲望和享受，那么她的寫作將流于淺薄。王安憶的不同在于她描述日常經驗的真實細節的同時，也體現心靈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實存在，她要賦予日常生活一種意義。(2000b: 19-20)

王安憶也看出即便在翻天覆地的變化里，盡管其中有許多無奈與落寞，上海人對生活還是執著地堅持著。如在《妹頭》中，不論時代多么落寞黯然，人們還是一樣地追求摩登：

每一條弄堂里，都閑逛著幾個不同屆別的社會青年，他們吃著家里的閑飯，竟還追趕著摩登。住在這條街上，又是個青年，命運不濟，也跳脫不了摩登的浪頭。(2000c: 148)

此外，從王安憶的日常化敘述里所蘊藏的是一種都市精神，而這現象以上海的都市文化來凸現。這座都市的真正本質就在于日常生活，以及由這日常所傳遞出來的市民意識。上海人以其特殊的方式，表現都市的內在文化精神。王安憶的《長恨歌》在日常生活的敘事上達到了一個高度。9 她以王琦瑤的一生作為上海市民生活的寫照，王琦瑤的照片登在《上海生活》，就像是“上海生活”的注腳。這可說是“上海生活”的芯子，

9 李新：〈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 – 王安憶上海小說主題一解〉，《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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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吃飯，細水長流的，貼切得不能再貼切。(2000b: 38) 王安憶揭示了都市的內在精神就是日常生活，因此日常生活是活潑的、恒常的，而且有其意義。

（二）生活細節的描寫

王安憶肯定日常生活的價值，她對日常生活意識的表述可由其對生活細節的描寫看出。她通過直接敘述再現生活場景來描寫細節。這種方式在80年代的作品《流逝》中已有所表現。后來的《長恨歌》和《富萍》更是把敘述技巧發揮到極致。在細節的敘述中，王安憶觀察到日常生活的內在精神，也結合了她對生活的審美感受。如美人圖的月份牌、摩登的發式、粉紅旗袍緞子上的繡花，以及泛著幽光的棕色地板和垂著流蘇的麻織床單所構筑出生活的精致美。又例如《長恨歌》中平安里的桂花糖粥的香味，《富萍》中一床棗紅底白花的被子，經過太陽照射后的厚厚松松的味道，這些家居細節也其美感而有了意義。

除了展現生活中的美，王安憶也說：

上海弄堂的感動來自于最為日常的情景，這感動不是云水激蕩的，而是一點一點積累起來。這是煙火人氣的感動。那一條條一排排的里巷，流動著一些意料之外有情理之中的東西，東西不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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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大東西，但瑣瑣細細，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歷史這類概念無關，連野史都難稱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種。流言是上海弄堂的又一景觀，它幾乎是可視可見的，也是從后窗和后門里流露出來。(2000b: 6)

王安憶不排除日常生活中的個人性、世俗、瑣碎，而且細節描寫在她的作品中占據極大篇幅。《長恨歌》第二部中的四個章節基本上寫的即為飲食男女。王安憶直接描寫王琦瑤在爐邊做飯的情形，王琦瑤成了王安憶小說中一個最有創意的廚師。因為她的高湛廚藝，所以吸引一群朋友到她的家里吃喝閑聊。王安憶由這些細節的描寫里營造出家的氣氛。10王安憶對于生活的洞察，讓我們理解對容易被忽略的家居空間(domestic space)

應該培養更多樣的觀察視角。這種專注在瑣碎的細節上的生活方式，讓日子過得相對容易。

在患難的時代里，除了日常之外，外在的歷史變動與他們其實沒有多大干系。只有生活才是人們最切身的問題。王安憶內在思考的蛻變，正因為她不愿意回避生活本身，反之喚起生活的內在詩意。在《富萍》中有段巨細靡遺的細節描寫，王安憶描寫房間的設計，屋里的擺設，以及家具

10 Gang Yue, “Embodied Spaces of Home – Xiao Hong, Wang Anyi, and Li

Ang”, in The Mouth that Begs –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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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來，原來“樓上買了一個大櫥，尺寸太大，無論如何抬不上去，任何一個角度，都在樓梯拐彎處卡住，無奈，就與樓下商量，轉賣給他們。他們欣然答應，連價錢都沒問一下。”還有對這個大櫥的樣子也精細地介紹，“這個大櫥十分氣派，漆成橘黃色的水曲柳貼面，邊緣構著簡潔的線條，無腳的西洋的款式，對開門，鏡子鑲在里面，一邊掛大衣，一邊是抽屜。老實說，這個大櫥和他們家一點不配，是配那種洋派的資產階級人家。”最后是東家買“一個三人長沙發。 奶奶一看這沙發，就曉得是什么價錢了。鋼管鍍克魯米的沙發架，木頭的流線型扶手。坐墊和靠墊的席夢思，奶奶手一摸，就摸出里面是怎樣的小彈簧，又是如何排得密，又軟又不會一坐一個坑。沙發面是綠平絨，絨頭相當細密，又柔軟又硬扎。奶奶想，這也是過去的資產階級才用的。沙發在他們家里，也大不配，可畢竟增添了一點生活氣息。”(2000d: 7) 奶奶從東家的房里所添加的物質看到生活的活力。王安憶的描寫，也像是一個空間的展示，把其中物質層面的裝飾展示出來，經由奶奶的眼睛看到一個家庭建立起生活的美。通過細節描寫，生活不再僅僅是刻板的表象而已，還有裝飾與活力。11

在王安憶的筆下，敘述本身就是詮釋。《富萍》中，王安憶寫孫達亮在棚戶區蓋的房子時，她寫道：“白墻，黑頂，紅門窗，連著一道斑爛的磚墻，多么鮮亮的一座小屋啊。屋內呢，石灰水刷了墻，地鏟平了，用

11 周憲：《日常生活的“美學化”—文化“視覺轉向”的一種解讀》，《哲學研究》2001年第10期，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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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細了的土灑一層，借個磙子壓實壓光。”(2000d: 125) 在此，她在細節上進行細膩綿密的敘述，勾勒出上海郊外窮人家的房子面貌，而短句，簡潔詞匯的應用則貼近一種接近自然的樸素美，把文本中的敘述和作者的意緒詮釋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如此，由日常細節的敘述所體現出來的美感，也看出王安憶美學觀念的轉變。王安憶身處在后現代的都市社會里，都市里多元價值的吸納，也是她在創作思考上變化的原因。

從敘述方法的層面來說，日常往往與寫實相聯接，寫實更容易再現細節。王安憶說過：“基本上我是一位寫實作家”12，也就是她的創作表現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性，刻劃生活中確實有的人，表現生活中確實有的細節。例如她的作品〈本次列車終站〉、〈 流逝〉等便是采用直觀寫實13 的敘事手法，運用最真實的生活細節，按照時間的流動敘述生活，把人生的升降沉浮從細微處顯現。 《長恨歌》中王安憶的直觀寫實手法再次發生變化。她并沒有放棄故事的內在邏輯力量，但打破小說以情節取勝的傳統，把生活細節加上個人繁復且細密的敘述語言，放大敘述者對細節的心理感受，而賦予細節高度的審美內蘊。萬燕說王安憶用女紅的手法，沉湎于縫紉的無限的針腳與編織的無休止的纏與繞，這是純女性的生活內容之一，重復，單調，與社會無緣，有的是女人編織的韌性與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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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15日，本人與王安憶作訪談，她這么說。

鄧寒梅：〈張愛玲王安憶上海小說的敘事策略〉，《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報）》第29卷第2期（2004年3月），頁55。

14 萬燕：〈解構的“典故”〉，《深圳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頁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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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王安憶的都市敘事充滿日常的柴米油鹽、流行的服飾、幽深難測的弄堂等意象，她放大細節，呈現生活常態，再經由闡釋性的敘述語言，在文本中塑造一種抽象的生活氛圍。這種文本中的意象連綴應用，與日常化的常態敘述方式，其實是在王安憶內在心靈的控馭下完成的。因此王安憶說：

我屬于寫實派，我喜歡現實生活的外部狀態，因為存在的合理性，而體現出平衡、對稱的秩序，我要求我的故事空間亦有這樣的美感。但空間里或者說舞臺上發生的，是我內心的情節。（2003：241）

她以日常細節為素材，結合內在心靈感受，敘寫具象的生活形態。盡管王安憶的小說結構松弛散漫，也無跌宕起伏的情節，但卻內蘊了無限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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