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論文致謝走紅:社會新聞的苦難敘事是如何感動公眾的?

2024年3月31日發(作者：螃蟹粥的做法)

博士論文致謝走紅：社會新聞的苦難

敘事是如何感動公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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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近期被網友熱議的社會新聞，“感動”大概是其中不可忽

略的一個關鍵詞。

“我走了很遠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將這份博士學位論文送

到你的面前。”這篇中科院博士論文致謝的走紅就是其中一例，

作者黃國平歷經種種苦難后依然堅定向學、最終改變命運的

故事令人萬分感慨。面對熱議，黃國平也公開回信表達對網

友關心的謝意。

黃國平博士就網民熱議發表回應。圖片來源：深圳商報微博

幾乎同一時間段，10年前成都本土節目《譚談交通》中譚喬

與一位送木材大爺的訪談也火上了熱搜。父母雙亡、妻子早

逝，大爺與患智力障礙的弟弟和一條老狗相依為命，人生故

事與小說《活著》中主角福貴的經歷極其相似，被網友們稱

為“現實版福貴”。

“因為你戰勝了自己的苦難，你終會收獲內心的強大”，這條

被反復轉載的網友熱評或許就道出了這兩個傳播事件共同

蘊含的精神內核。

本期全媒派對這類引發網友廣泛共鳴的“苦難敘事”背后反映

的傳播機制與讀者心理進行探討：社會新聞的“苦難敘事”主

要在表達什么？人們為什么會被這類敘事喚起感動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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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敘事”進入公共討論具有怎樣的意義？

01“苦難敘事”的書寫：關于奮斗與達觀的雙重主題無論是從

“小山坳”里走出來的寒門學子，還是生活幾經磨難的農村大

爺，不難發現，這類社會新聞的當事人往往擁有一個共同的

身份標簽，那就是一般意義上的“苦難敘事”的主角。而這兩

條新聞中的人物故事，也正分別代表了“苦難敘事”的兩種典

型主題。

構成第一類“苦難敘事”主題的關鍵詞，是“奮斗”。

與走紅的博士論文致謝非常相似，2018年，一篇名為《感謝

貧窮》的自述也曾激起一陣熱議。作者王心儀是一個出身于

河北農村家庭的女孩，一家六口僅靠兩畝田地和父親打工的

微薄收入支撐，艱苦的生活學習條件下，王心儀依然以高考

707分的成績考入北大中文系，實現了夢想，也實現了躍出

“農門”的跨越。

“寒門貴子”，這也是2015年安徽衛視節目《超級演說家》第

二季中，獲得冠軍的女孩劉媛媛在決賽的演講題目。演講中，

劉媛媛同樣講述了自己從一個甚至“沒有門”、連“寒門”都算

不上的農村家庭，一路求學拼搏的故事。

在“奮斗”主題下，苦難最終是被征服的，人們同情于這些新

聞當事人的遭遇，更感動于其不斷抗爭以擺脫苦難的精神。

正如劉媛媛在演講中所說，這是一個 “用一生去奮斗出一個

絕地反擊”的故事，人們的心靈也往往被這樣“先抑后揚”的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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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觸動。

《超級演說家》第二季，北大研究生劉媛媛以演講《寒門貴

子》奪冠。圖片來源：《超級演說家》

而在“知識改變命運”的奮斗主題之外，“苦難敘事”的另一個

主題是關于“達觀”。

在這一主題下，感動人們的不是新聞當事人對待苦難的拼搏

態度，而是其在困境面前的泰然與超脫，恰如“福貴大爺”面

對鏡頭時的那一句“往前看，不要去想那些不開心的事情”。

2017年，范雨素的走紅就是這類“苦難敘事”主題下又一個典

型例子。在那篇著名的自述《我是范雨素》中，令人觸動的

不僅是作為打工者的范雨素所經歷的重重坎坷，更是她在書

寫自身故事時言語間的“輕盈”與“難以模仿的獨特幽默感”。

[1]

相比于“奮斗”主題下的新聞敘事傾向于將苦難刻畫為需要不

斷被征服的障礙，突出“達觀”主題的敘事則更多表現出一種

“容納苦難的從容”。

不論是哪一種主題，一致的是它們都完成了對于苦難經歷本

身的超越。那些悲慘、痛苦的遭遇在“苦難敘事”中往往會被

新聞當事人的“奮斗”所克服，抑或是被他們的“達觀”所撫平。

始于苦難，而不止于苦難，這大概才是社會新聞“苦難敘事”

頻頻打動人心的內在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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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苦難敘事”的傳播：自我呈現、媒體再現與公眾參與梳理

下來，“苦難敘事”在互聯網時代的走紅早已不是新鮮事。如

果繼續往前追溯，在大眾傳媒興盛的時代，苦難就是媒體報

道的主要議題之一。

1990年代以來，以央視、《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南方周

末》等為代表的機構媒體推出了一系列關注農民工子女、流

浪漢、農村單身漢等群體的報道，并將對社會邊緣人群的關

注視為對媒體公共責任的踐行。

央視節目《東方時空》關注農民工話題。圖片來源：央視國

際

然而，雖然種種現象在這一階段廣泛地被媒體所報道，但這

些敘事依然很大程度上囿于特定新聞框架的“再現”。

曾有學者對此總結出四類敘事框架：宣揚自強不息等傳統價

值觀的回歸、體現公共情懷的關切、對底層生活進行真實再

現，以及消費與狂歡文化下文化工業的飾品。[2]

在類型化的框架下，“苦難敘事”背后的群體很容易被片面地

塑造為某幾類刻板形象，話語傳播權還沒有完全從媒體延伸

到個體本身。

徹底改變這一境況的是社交媒體的出現。在去中心化的傳播

格局下，像黃國平這樣書寫自身經歷的文本能夠直接呈現在

億萬網友面前，與公眾進行對話；而“福貴大爺”這種舊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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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事人，也由自媒體與網友再次發掘出來，衍生出熱門話

題。

同時，短視頻平臺的興起更是使得廣大的“草根”群體獲得進

行公開自我表達的機會，也不斷使得與底層群體個人經歷相

關的“私人議題”進入公共討論空間，成為掀起輿論熱議的“公

共議題”。[3]

憑借健身勵志視頻在快手走紅的農民工“搬磚小偉”登上《聽

我說》節目。圖片來源：騰訊新聞《聽我說》

于是，個體書寫的傳播不再限于媒體報道，而往往是由當事

人的自我表達、大眾媒介的報道跟進，以及公眾對相關議題

的討論三方合力共同促成。在這樣的傳播環境下，某一群體

的形象也不再止于一個淺白片面的符號，而是在與多方的建

構和互動中變得豐滿。

正如在“福貴大爺”獲得網友關注后，《譚談交通》主持人譚喬

時隔十年再度找到了大爺本人，一方面發現了大爺當初謊報

年齡來逃避交警詢問的“機智”操作；另一方面，大爺如今再

次結婚生子、重新擁有幸福家庭的經歷，也講述了一個由苦

難出發、最終卻不同于慣常敘事的“令人舒適”的結局。

雖然在傳播時依然被冠以“福貴大爺”的標簽，但在鏡頭記錄

下，人們看到的是一個更加鮮活而具體的個體——他依然能

將曾經的苦難清晰歷數，但也能滿面笑容地談論當下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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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譚喬再度造訪“福貴大爺”。圖片來源：微博@譚喬

多方合力的傳播下，“苦難敘事”的維度被不斷豐富，有關個

體形象的多維描述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被籠統的群體化符號

所遮蔽的結局。此刻，人們被激起的情感也不止于單純的感

動本身，而是擁有了更為多元的面向。

03“苦難敘事”的內核：情感動員的實現與社會認同的達成維

特根斯坦曾這樣描寫痛苦：“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別人

只是推測。”這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痛苦的不可言說性。[4]

但人類的同情能力卻為痛苦的傳遞搭建了一道橋梁。《人性

論》中，休謨將人的心靈比做弦樂器，當他人的心靈發生強

烈震撼，這種震撼也會波及人們自己的“弦線”，使得“心靈被

一種強力活潑的情緒所推動”，從而產生移情（empathy）的

效果。[5]

在苦難敘事中，正是由于公眾的同情感被成功地動員起來，

對痛苦的共同體驗成為連接人們心靈的紐帶，使得不同群體

都被新聞當事人的故事喚起強烈的情感共鳴，進而能持續地

參與到對相關事件的關注與討論當中。

以往對公共討論的想象中，理性的地位總是格外被強調，如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所提倡的就是通過公眾對理性話語的

使用來達成共識的溝通過程。但從當下種種網絡事件中公共

討論的實際案例來看，相較于理性的論述，情感的喚起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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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往往會在集體共識的形成中發揮著更為關鍵的作用。

正如在由博士論文致謝的“苦難敘事”生發的共情中，與感動

情緒同時被喚起的還有公眾對于個體境況、教育公平等公共

議題的關注。因此，這不僅僅是網友對一個人和一段故事的

感動，也反映了對于改變命運之艱難的共同體認。

這種體認絕非來自淺薄而片面的煽情，而是雷蒙·威廉斯所說

的“情感結構”——公眾情感并非是碎片化或主觀化的，而是

對當下社會現狀的結構性反映，它關乎公眾的理性與感性，

更關乎這個社會的真實。

有網友將黃國平的故事稱為“現代版的宋濂”

從這一視角出發，人們對“苦難敘事”的感動實際上揭示了當

下社會公眾共同持有的一些價值觀與心理情感。這是一面棱

鏡，透過情感動員的實現，人們可以看到從中折射出的公眾

價值認同與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

04“苦難敘事”的迷思：受眾共情的產生是帶有審美偏向的？

“苦難敘事”對情感的喚起與聯結，展現了不同人群間相互理

解、彼此認同的可能性。但仍要反思：在“苦難敘事”看似獲

得全新可能的社交媒體時代，我們對于他人痛苦的認識，真

的脫離傳統框架了嗎？

無論是視頻vlog對“福貴大爺”的采訪，還是更早之前范雨素

的自述文章通過界面新聞發表，媒體這一中介依然是“苦難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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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進入公共討論的主要途徑。

而在這一過程中，框架敘事的效果或許不如完全由大眾媒體

主導的傳播環境中那樣強烈而明顯，但依然以一種更為隱蔽

的方式存在。

學者李艷紅、范英杰就曾分析范雨素事件中媒體報道的“中介

化”作用，并指出其中存在的“潔凈化”傾向——無論是界面新

聞編輯的選擇還是后續大眾媒體的跟進報道，對范雨素的肯

定大多都強調于其敘述文本中的“輕盈”與“詩意”，而這一過

程的發生本身是根據中產階級自身，而非底層群體的經驗來

協調的。[6]

符合中產階級閱讀旨趣的意義被重點建構，而那些關系到個

體本身境遇的結構性問題則在這個過程中被有意識地“過濾”

與擱置了。

回到最近備受討論的博士論文致謝與“福貴大爺”的話題，相

似的情況是否也在發生呢？

如果說，人們對范雨素的感動大多源于對其代表的“平淡從

容”“詩意人生”這類精神符號的欣賞，那么新近這兩則事件中

人們對于“奮斗不屈”“戰勝苦難”的認同，是否也受到了對于

苦難的某種“審美偏向”的影響？

10年后，鏡頭前的“福貴大爺”樂觀依然。圖片來源：微博@

譚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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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情感的產生對促進群體間理解與團結的作用不可忽

視，但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受眾的同情與感動并非一種中

立而絕對的情感，而是由特定的社會規則和文化背景所建構

的。

一部分人可能比另一部分人更容易同情，而新聞故事講述的

方式、當事人的特質、媒體中介化的過程，以及受眾既有的

一些偏見，都有可能成為影響因素。

于是，當人們樂于接受的“苦難敘事”某種程度上更像一出類

型劇，其中的主人公總是需要具備某些“人設”特征才會受到

肯定，同情就會變得有所局限，甚至容易充滿偏見。

去年年初，一位由于疫情停工沒有收入準備賣房的湖北小哥

成為新聞當事人，面對這個年輕人在疫情之下艱難維生的狀

況，部分網友的第一反應是質疑：“他27歲了，怎么只有2

萬多的存款？”

湖北小哥賣房受到許多網友質疑。圖片來源：梨視頻

這樣的案例印證了一個更多元的事實，即人們對“苦難敘事”

的感動與同情也是有選擇性的，或是得視具體情況而定的，

不經意帶上的審美偏好成了新的迷思：當人們的同情只面向

有限的某類人群，那么這種同情的本質，是否也更多來源于

大眾滿足自身對于一個“成功抗爭苦難”故事的想象而已呢？

對于社會新聞中的“苦難敘事”，感動與同情的產生本身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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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彌足珍貴的事，它驅散了不同群體間的隔閡與冷漠，反映

出人們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與價值取向，帶來公共討論中的

溫度與關懷。

但與此同時，如何不讓對苦難的感動淪為刻板偏見的再生產，

讓感動在拉近一部分人的距離時沒有造成對另一部分人的

無端排斥，則是我們期待“苦難敘事”進入公共討論后發揮更

大價值時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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