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歐洲何時拉開差距——關于大分岔的爭辯及其背景

2023年12月9日發(作者：昆蟲大全)

中國和歐洲何時拉開差距 ——關于《大分岔》的爭辯及其背景

彭慕蘭（KennethPomeranz）的《大分岔：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進展》于2000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以后，由于該書的許多觀點與以往的熟悉迥異，當即引發美國中國學界的強烈反映，同意者有之，質疑者亦不勝列舉。同意與質疑之間，形成了猛烈的交鋒，許多學者包括一些歐洲史專家也都卷入了爭辯，即便在中國經濟史學界也已感受到這場爭辯的余波蕩漾，因此，圍繞《大分岔》展開的爭辯事實上已成為世紀之初美國的中國學界和歐洲史學界的重大學術事件。我一直十分關注這場論爭的進展，論爭發生的時候，我正好在哈佛大學做訪問研究。去年5月下旬，我應邀到洛杉磯加州大學參加“20世紀初期上海出版文化”小型學術研討會，期間曾特地到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造訪心儀已久的王國斌教授，蒙王教授的安排，見到了彭慕蘭教授，并當面向他了解有關《大分岔》爭辯的情形，和他本人對爭辯的觀點。現將我所明白的有關《大分岔》的爭辯及背景作一簡單的介紹，或許對希望了解這場論爭者有所幫忙。

一，彭慕蘭與“爾灣學派”

說到《大分岔》，便不能不提到“爾灣學派”。

“爾灣學派”，又稱“加州學派”，是美國中國學界最近幾年來新崛起的一個學派，因那個學派的兩個核心人物都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而得名，這兩個人物，一個是王國斌教授，另一個確實是《大分岔》一書的作者彭慕蘭教授。王國斌教授已出版多部學術高作，包括《轉變中國：歷史轉型和歐洲體會的局限》、《中國歷史中的文化和國家：風俗、融合和批評》、《世界歷史中的社會和文化》（與MarkKishlansky，PatrickGeary，PatriciaO＇Brien合著）、《人民的生存：中國的國家文官體系，1650——1850》（與PierreEtienneWill合著）等，這些高作大體上都著眼于現代中國歷史和比較歷史。其中以《轉變中國》最具代表性，要緊討論1500年以來的中國和歐洲經濟進展、國家形成和社會對抗模式。最近他正在寫關于中國政治經濟的手稿，試圖明白得中華帝國晚期阻礙商品化的農業經濟的生產和增加及1500年以來這些方面持續的改變如何阻礙20世紀中國的進展。并組織一個課題組為Leiden的出版商撰寫1000年以來的中國的經濟史。由于《轉變中國》一書已有中譯本，他的觀點在國內學術界早已廣為人知。

相對而言，彭慕蘭教授其人其書，國內學人仍然是比較陌生的。因此，我想在那個地址略作介紹。彭慕蘭于1988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現為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教授，兼任歷史系主任。迄今為止，其學術愛好要緊集中在三個獨立而又彼此相關的領域：一是關于帝國晚期及20世紀中國國家、社會與經濟之間的彼此阻礙研究，他的第一部高作《從中心到邊緣：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與經濟》（TheMakingofa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EconomyinInlandNorthChina，1853——1937），確實是他這一研究的要緊學術功效，這部高作于1993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部高作中，彭慕蘭以華北的一個地域為個案，并通過那個個案來考察幾個相關的主題：中國國家的從頭定位，處于世界范圍內的國家之間的競爭壓力下的社會轉型（專門是在比較貧瘠的地域），國家政府、區域利益和法制社會之間正在改變的關系，經濟上（專門是農業）和生態上的改變，農人的招架和集體暴動和中國社會內部的區域不一樣。在那個領域，彭慕蘭進一步研究的目標包括18和19世紀之間的中國谷物貿易與大規模合作生產的研究，和這兩個世紀以來某個城市及其腹地招架（從反對稅收和強迫勞役的暴動到對“非傳統”異教中心的支持）的研究；二是在更大的層面上開展相似的研究，試圖證明如此一個核心觀點，即世界經濟的起源并非比較先進的歐洲對世界其他地域的單向阻礙所致，而是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地域之間彼此阻礙的結果。那個課題的第一卷著重分析世界上大多數人口密集和商業發達的地域一起面臨的生態局限，和這種局限條件下的初期工業化，并深切試探歐洲率先進入新世界的特權是如何取得的。本書綜合了經濟和生態歷史的比較研究，試圖從頭明白得這些地域之間彼此聯系的重要性（尤其是生態），和世界不同區域之間社會、政治和文化不同的重要性。因此，本書力圖在上述兩個方面沖破一個閉塞的“中國”的研究，并藉此證明這兩個方面是互為補充的；三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比較和探討1九、20世紀全世界環境改變的背景下歐洲和東亞所發生的勞動力和經濟變革及其重要意義。他和StevenTopik合著的《貿易制造的世界》，確實是這種比較和探討的嘗試，該書重構了世界經濟的增加圖景，和這種增加對所謂“一般人”的生活所造成的沖擊。

由王國斌和彭慕蘭構建的“爾灣學派”，并非是他們自封的，而是美國學術界，專門是美國的歐洲史學界對他們的治學風格和學術理路的一種歸納。且不管這種歸納是不是適當，但王國斌和彭慕蘭的研究在學術界的確是獨樹一幟，自成風格的。他們長期致力于中國近世史研究，又都專攻過歐洲史，因此具有比較研究的學養；他們受過嚴格的史學訓練，又都精通經濟學，故能取二者之長而融會貫通；他們主張從全世界經濟的彼此聯系來考察現代世界經濟的起源，又不輕忽世界不同區域的不同性；他們擅長理論思辯，又重視微觀的實證研究。王國斌的《轉變中國》與彭慕蘭的《大分岔》，能夠說是這種治學風格的集中表現。

二，《大分岔》中討論的要緊問題

《大分岔》的主題，若是用一句話來歸納，確實是從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域彼此聯系的角度來探討現代世界經濟的起源及其進展。在這一主題下，彭慕蘭提出了一個很成心思的問題，即什么緣故工業革命會發生在西歐，西歐有什么特有的優勢？圍繞那個問題，彭慕蘭要緊從人口與生態的角度把所有有阻礙的觀點都搜集起來，然后，一項一項地進行比較研究。他以為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大分岔”（thegreatdiv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顯現的，在此之前，中國在人口、農業、手工業、收入及消費等方面與歐洲并無明顯的不同。確實是說，直至18世紀，中國并非掉隊。彭慕蘭選擇的例證是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地域，前者是歐洲最發達的部份，后者是中國最先進的地域。這兩個地址之因此到19世紀顯現所謂的“大分岔”顯然還有緣故。18世紀歐洲和中國都遭遇了生態危機，為了減輕中心的生態壓力，中心開始向邊緣進展。但在解決生態危機問題上，中國與歐洲面臨著很不相同的形勢：中國由于邊緣地域的進展，使其沒有形成像西方那種中心與邊緣的關系；英國那么不然，除煤礦的地理位置距工業區比較近、煤層埋藏比較淺易于開發之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條件為英國本土節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給等，在專門大程度上減緩了中心的生態壓力，使英國不至于發生生態恐慌，最終使西歐擺脫了一系列生態方面的制約，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數據，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給，幫忙英國節省下來的土地達到2500萬到3000萬畝，而那時英國的全數耕地也只是2300萬畝，等于多了一個英國。他說，若是沒有美洲，英國很有可能走上一條與中國江南地域經濟進展相同的道路。正因為擁有殖民地和煤礦這兩大支柱，英國才慢慢進展起來，使西歐和東亞走上了兩個完全不同的進展道路。

彭慕蘭的觀點與以往的熟悉迥然有別，他對以歐洲為中心來看待歷史的西方流行思路很不以為然，在他的書中以大量的史實批駁了瓊斯所謂的歐洲在政治制度、生產力、生態等方面全面優于亞洲的觀點，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去中心化”的偏向。他以為，咱們不僅要質疑什么緣故中國沒能像歐洲那樣進展這種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也要追問什么緣故歐洲沒有循隨中國那樣的密集化－內卷的趨向。固然，他的許多具體論證也并非都十分有力，但他所提出的問題卻是很有啟發性的，值得咱們進一步試探。

三，黃宗智與彭慕蘭的爭辯

彭慕蘭的《大分岔》出版后，以其斗膽新穎的立論，備受美國的中國學界和歐洲史學界的關注，并取得美國東亞研究的最高獎。不久，這部新著就推出了簡裝本，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但這部高作中提出的許多觀點也引發了一些中國學家的強烈質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黃宗智教授并在去年5月出版的《亞洲研究》雜志（TheJournalofAsianStudies）上發表了題為《進展仍是內卷？——18世紀英國與中國》的長篇書評，對《大分岔》一書提出了措辭尖銳的批評。為了慎重起見，該雜志在同一期上還發表了彭慕蘭本人的長篇回應文章《超越東方－西方的二分模式》，和李中清、康文林、王豐合寫的《現實性抑制仍是中國式抑制？》，艾仁民、羅伯特•布倫納撰寫的《英國與中國長江三角洲地域的分岔：財產關系、微觀經濟與進展模式》等文章，就《大分岔》及黃宗智的書評展開論辯。去年6月6日，洛杉磯加州大學歷史系專門組織了一場面對面的辯論會，出席者除彭慕蘭、黃宗智外，還包括李中清、阿瑟•沃夫、艾仁民、羅伯特•布倫納、王豐等學者。我何嘗參加本次辯論會，聽說，辯論會大體上分為兩派，或支持彭慕蘭，或同意黃宗智，各有理據，因此場面雖甚烈火，卻無法形成共識。

在《進展仍是內卷？》的長篇書評中，黃宗智對彭慕蘭高作中的“核心體會論證”，即它涉及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地域的論證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以為，彭書輕視關于具體生活和生產狀況的知識，偏重理論和書面數字，以致在論證進程中顯現了很多體會性錯誤。彭書沒有認真對待近20年來西方研究18世紀英國的要緊學術成績，即對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鎮進展、人口行為轉型和消費變遷等“五大轉變”的證明，把這些革命性的轉變盡可能寫成是內卷型（即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演變，同時又把長江三角洲經歷的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描述成進展型（即勞動邊際報酬劇增）的轉變，結果抹殺了二者之間的不同。在黃宗智看來，英國工業革命起源于上述五大趨勢及其與英國煤礦業特早進展的偶合，而18世紀的長江三角洲那么不具有其中任何一個條件。中國后來進入的現代經濟進展道路和英國完全不同：即第一通過社會革命來進行資本積存，爾后通過農村的現代工業化來降低農村（部份地域）的人口壓力。

針對黃宗智的批評，彭慕蘭以“超越東方－西方的二分模式”為題撰寫了長篇回應文章。文中，彭慕蘭以為黃宗智大體上誤解了他書中的觀點，和支持這些觀點的論據，黃宗智書評的核心觀點來自他1990年出版的《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進展》，不僅輕忽了許多學者對這本書的批評，而且輕忽了亞洲和歐洲研究的大量的新的學術功效。彭慕蘭這篇文章的中譯文將發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有愛好的讀者屆時不妨找來細看，限于篇幅，那個地址就不展開了。

黃宗智與彭慕蘭各自刻畫了一幅前近代時期中國與西方的歷史圖景，盡管他們面對的是同一段歷史，但兩種歷史圖景之間大體上沒有一起的地方，不同之大令人訝異！不管是內卷，仍是進展，事實上涉及了中國與西方近世史的重估，這種探討不可能在一場論爭中就取得共識，卻確信有助于加深咱們對中國和歐洲歷史的整體性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