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當山與全真道教韻學

2024年2月6日發(作者：往時)

武當山與全真道教韻學

*導讀：湖北武當山從唐宋時期道教就十分興盛，到了明代，因為皇室崇信的原因，武當道教興盛達到頂峰。有的學者認為，武當皇家道教科儀、……

湖北武當山從唐宋時期道教就十分興盛，到了明代，因為皇室崇信的原因，武當道教興盛達到頂峰。有的學者認為，武當皇家道教科儀、音樂影響了明清全真經韻音樂。

*1. 全真道教與武當山

史書說早在周朝時期，武當山已經有隱士居住，東漢時，尋仙者成為時潮，這里成為修仙煉丹家們向往之地。據《圖經》載武當，神仙窟宅，自黃老設教，神仙至人棲之者眾。著名的隱士煉丹者有尹喜、尹軌、戴孟、馬明生、陽長生、謝允、徐子平、劉懷道、劉虬、諸葛亮等。

宋代統治者極力推崇和宣揚武當真武神，奉為社稷家神、佑圣等，并在武當山設觀堂，建五龍觀、紫霄宮等觀廟祀奉真武。明朝諸帝把武當山作為皇家告天祝壽的重要道場加以庇護和扶植，使武當道教組織發展迅速，時有九宮八觀、堂、庵、廟等七十余處，基本奠定了武當山道教建筑的格局。

全真道士首先進入武當的，是陜西合陽人吉志通，他師從馬丹陽弟子喬潛道和潘清容，后居武當山，十年不食火食，但餌黃精、蒼術，精神清澈，行步如飛。在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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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丘處機去世之后的全真法嗣，第一名為魯大宥(號洞云)，宋金時居武當四十余年，蒙古軍占領襄陽后赴陜西尋訪全真道，西絕汧隴，北逾陰山，至元十二年歸，與汪貞常等修復五龍宮。魯大宥西行尋訪全真道之時，吉志通已在武當；魯返武當，吉已仙逝(中統甲子歲)。后來魯大宥授徒張守清，形成武當本山派，成為近代武當道派的主體。記錄魯大宥師徒事跡的元程矩夫《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沒有記錄魯大宥師從全真道的傳承，但《長春道教源流》認為喬潛道弟子吉志通居武當蓋在襄陽未陷時。大宥當先聞全真之學于志通，其后西絕汧隴，北逾陰山，則長春弟子演教之地也。武當傳全真教蓋自大宥始。在陳教友眼里，魯大宥既是馬丹陽法嗣，又是龍門派傳人。《武當道教史略》記載：南宋末，北方全真道盛行，魯洞云北上訪道全真，自然要融貫吸收全真道的內丹學，但就其道派授受來看，他并非是全真派道士。他先后度徒眾一百多人，最得意的弟子張守清精通清微、正一等派道法，而不稱是全真派。雖然魯大宥難以認定為全真道傳承，但在《長春道教源流》中，緊隨魯大宥的汪貞常，確實是屬于全真道，并列為丘處機法嗣。汪貞常同魯大宥一起到武當，為修復受戰爭破壞的武當宮觀功勞甚巨。其弟子張道貴又禮清微派黃雷囦習正一道法。陳教友認為魯大宥、汪貞常俱全真弟子，張道貴師貞常而學于雷囦，蓋全真而兼正一派者。逮張洞囦而所學大行，于是武當遂為全真別派。 汪貞常法孫單道安后來于明代洪武初年西游西華、終南諸山，仍居重陽萬壽宮。清初，龍門派在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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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開辦起十方叢林，肇始其事者，是兩個來自陜西的龍門道士。一個名叫白玄福，號柱峰，陜北延川縣人，龍門派第四代。入武當山修真，順治十三年嗣修明真庵，為聚徒講道之所。又于康熙元年撫治王公倡行，修復太子坡復真觀，白福元主其事。另一位名叫楊常炫，山西人，明末棄家登華山，后遷嵩山，再遷武當北巖。在白福元和楊常炫的努力下，全真道龍門派在武當得到大規模發展，到康熙年間，太子坡道觀成為龍門派向全國傳播的一個重要基地，以至龍門祖庭之興復，都有賴于武當道士。

明代是武當道教鼎盛時期。明太祖朱元璋曾授武當山道士丘玄靖為嘉儀大夫、太常寺卿，并遣高道多次請武當全真道士張三豐入朝為官。明王朝除不惜血本大建武當宮觀外，還加強了對武當山的管理。據不完全統計，明王朝為扶植和管理武當道教，先后頒降圣旨敕誥三百多道，御制碑文近百通。將武當山所有道士作為皇帝御用神職人員供養，從全國欽選四百余名道行高深的道士到武當山為道。嘉靖年間，武當山全山有道官、道眾、軍隊、工匠等一萬余人。另有上千人在此耕種，供贍道士。當時，武當山是全國各地道士定期朝拜的圣山，是全國道教活動交流的中心。

*2. 全真道樂與武當皇家音樂

武當道樂具有中國道教音樂文化的一般共性。這就是它的多源性、融攝性、延續性和保守性。它受宮觀組織和清規戒律之制約，較少受戰爭、災害等世事動亂沖擊，主要靠口傳心受(少數情況下用手抄樂譜輔助)，嚴格親手傳授，不允許隨意改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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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以死全真之稱的全真道傳授要求更為嚴格。武當道樂具有下列個性特征：

武當道樂與皇室宮廷廷雅樂關系特別密切。自唐以后歷代皇室直接扶持并經營武當道場，至明代達到頂峰，修理宮觀，安置神像，科儀法事，配置樂舞生，均納入皇室宮府議事日程，宮廷雅樂給武當道樂以影響，是武當道樂具有莊嚴典雅氣質原因之所在。

元、明兩代，武當山各宮觀提點及焚修、祀典道士分屬全真、一兩大派，道士長期同室詠諷經樂。明代不斷從外省名山抽調道士充實武當道場，外地道士常來武當道教叢林云游掛單。相互吸收，繁雜漸歸統一是是武當道教音樂的主要特點。

明代，是武當道樂發展最輝煌的時期。由于武當道教受到明成祖朱棣的推崇，大建武當，使武當山成為皇室家廟，并從全國各地欽選四百多名高道分派到武當山各宮觀辦道；祭祀也按宮廷制度設置樂舞生(受過宮廷祭祀音樂訓練的御用演禮、誦經、奏樂的人)；經常在武當山設壇建醮，少則三七天，長則四十九天。在武當山形成了仙樂忽從天外傳、仙樂飄飄處處聞的景象。

武當山道教音樂有三大特色。第一，音樂與齋醮儀式密切聯系，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第二，在祭祀時用宮廷音樂的韻調莊嚴、肅穆、恬靜與穩重。第三，使用自己的韻調武當韻，其風格清幽、典雅、古樸，而不尚華彩，具有濃厚的殿堂氣息與宗教韻味。

全真道教從元代初期開始進入武當山，并且引進全真齋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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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等文化形式。明皇室揚正一抑全真，使得全真道教在明朝一度低落，許多全真高道隱居武當，尋找機遇。大概因為武當山是明皇室家廟，因此清初的一些明代遺民紛紛入武當為黃冠，如：二虎王、白元福、楊常炫等。這些人在武當山辦學收徒，弘揚教法，造就一大批道學人才。據《太上律脈源流》稱：全真龍門派第十四代祖師趙復陽二十五歲辭塵，遠游至武當、茅山及吳越間。[1]尤其是清初的王常月祖師繼北京白云觀傳戒以后，經武昌至武當玉虛宮，開壇傳戒，將北京白云觀的全真齋醮科儀以及傳戒儀規流傳于武當山，再一次造就一大批武當高道，這些高道在清初全真道教中興時期，分赴全國各地闡教，使得全真齋醮科儀、經韻、音樂傳播各地。

《武當道教史略》中說王常月可能在康熙十一年左右從江浙一帶立壇說戒，從江浙北上時或回到北京后又南下武當立壇說戒的。龍起潛在《初真戒律序》中說：

昆陽王老師，得戒法于復陽趙真人，當世祖章皇帝時，于京都白云觀，設立戒壇，傳戒演缽，一時授受弟子千有余人。嗣而移舄，廣演于江浙間，聲教四溢。昔余識師于江南之隱仙庵，私心巳尸祝之矣。因狂心未歇，難遽投拜。今朝謁武當，幸遇師傳戒于玉虛宮中，遂發心皈命而受持戒律。[2]

又據龍門派第八代律師譚守誠自述中說王常月真人：言余真誠不茍，攜余前往武當演教。[3]王常月在武當山傳戒培養了大批武當高道，這些人后來分赴全國各地傳道，確實起了中興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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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作用。這些人有張靜明、張真源、齊守山、王常文、王常安、詹太林、蔡太智、余太源、謝清忠、陳清覺等。后張靜明、張真源、王常文、王常安、蔡太智等常住武當太子坡復真觀廣收門徒，廣演全真教風，太子坡被譽為全真龍門派法眷第五房。從武當太子坡分赴全國各處有顯著成績的高道有以下各處：

(1)傳入四川成都

武當太子坡道士陳清覺(1606-1705)，明末清初著名全真高道。號煙霞子，又號寒松，少年登第入庶。后見世事變亂，便辭官隱居武當山太子坡，禮全真道士詹太林祖師為師。康熙八年(1669)入蜀常住青城山天師洞，主持維修全山宮觀。后下山至成都青羊宮。康熙三十四年得成都府臬憲趙良璧資助修建二仙庵，并受康熙大帝召見。康熙四十一年敕封為碧洞真人，御賜碧洞丹臺，開創龍門派碧洞宗。

后長州人張清夜(1676-1763)至武當山太子坡拜余太源為師，雍正七年(1729)至成都武候祠任主持，乾隆八年(1743)，成都令夏紹、華陽令安洪德重修青羊宮，請張清夜主持青羊宮，著《玄門戒白》、《陰符發秘》，據傳還著有《譚東集》。[4]與張清夜同到青城山的張清湖，于陳清覺后主持天師洞，張清夜還主持成都文昌宮與武候祠。

(2)傳入陜西廣大地區

清初武當太子坡道教傳入陜西最為顯著。按張文主編的《丘處機與龍門洞》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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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坡道士曾守云，號自悅，系清初龍門派開山祖師。為山東曾子之后，在武當山太子坡入道，傳為龍門五房法眷，屬龍門派第八代傳人清順治年間，曾守云由武當山太子坡入住龍門洞。[5]

據說曾守云擅長齋醮科儀，其吸取龍門洞本山韻并融入《全真正韻》，為一代龍門齋醮大師。一同從武當山太子坡至龍門洞的還有田守存、苗紫霄、黃守善。共稱龍門四公。曾守云后至龍門景福山，苗紫霄至平涼崆峒山。

閔智亭大師在《華山高道》一文中談到：華山西峰白一貫，乾隆年間由武當太子坡到此任主持。北峰劉教斌、賈合錄由武當山周府庵到此為主持。南峰在明末為胡真海，由武當山太子坡到此任主持。

清乾隆二年(1737)，全真道士李永明由湖北武昌到天柱山，先后收徒一百余人。但后來這一支未能在天柱山承傳下來。現今天柱山全真派道士的承傳，系由清朝中葉武當山太子坡道士王圓吉到天柱山弘道，延續下來的道脈。所以，現今天柱山全真道龍門派道士，尊武當太子坡為其法嗣之源。王圓吉到天柱山后，與其徒吳明慧、張明秀、劉明玉等大力弘道，修復道觀，刻印道教典籍二十余種，門人達500多人。王圓吉的弟子又分赴陜西華縣蓮花山、岐山縣鐘離坪、五丈塬、寶雞縣釣渭鄉烽火臺萬圣宮、武漢大道觀、湖南真武廟等地。王圓吉羽化后，吳明慧(道號道隱子)繼其師掌天柱山道教事務，勤奮耕耘，著有道書《度人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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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修煉丹術》等，皈依弟子超過一千人。

(3)傳入其它地區

雷宏安在《云南道教源流初探》一文中提及：漓江木土司曾派人到武當山學道，請回《玉皇經》和神像，供奉玉龍雪山的巖腳院中。據調查，青海土樓觀、甘肅天水玉泉觀、張掖城西七十多華里的祁連山西武當、蘭州金臺觀、山西呂梁地區的北武當、賀蘭山韮菜溝西南的北武當山、山東的東武當、河南省平頂山的真武觀及安徽齊云山、福建漳州獨后宮等地的許多道觀，都是武當山道士于清初前往開山傳宗。據臺灣彰化縣松柏嶺清圣宮資料載，在清康熙年間，武當洪姓道人在福建漳州傳道后，東渡臺灣，建真武祠以祀，后擴建為宮，供奉玄天上帝。也有記載：明末鄭成功習武當拳，到臺灣時，已在船中供奉玄帝像，后在臺灣建廟祀玄帝像。關于武當道教在明末清初向全國傳播，尤其在西南、西北地區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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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道教協會研究室：《道教史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9-393頁。

[2] 清王常月撰《初真戒律》，四川二仙庵版，第1-3頁。

[3] 同上注。

[4] 見黃海德、李剛編：《簡明道教辭典》，四川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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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5] 張文主編：《丘處機與龍門洞》，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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