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圍城》的主題意旨及創作心理

2024年2月16日發(作者：絕望感)

探析《圍城》的主題意旨及創作心理

一、 關于婚戀的主題意旨

《圍城》主題源自“婚戀的《圍城》”涵義，這一點作者直接破題，通過褚慎明之口道出的愛情“鳥籠”說，隨后又通過蘇紋紈提出愛情“城堡”說。楊絳為同名電視劇題寫的主題詞“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不僅將婚姻城堡說延伸至人生萬事，又使該電視劇透著濃濃的書卷氣和哲學思考韻味。但這種延伸仍是以先認可了婚姻“圍城”說為前提。《圍城》初版以男女主人公背對背形象作圖書封面，無疑也表明了作者本人的這種認可。

然而，讀遍《圍城》，你會發現幾乎所有的戀愛本體都違背了婚姻城堡說。方鴻漸想進入唐曉芙的城堡而不得，同樣，趙辛楣、蘇紋紈乃至陸子瀟、范小姐、劉小姐，無一例外均未能如愿進入自己傾心的愛情城堡。方鴻漸想逃出的是他誤入的城堡，汪太太身陷的也是本來就沒發生過愛情的婚姻城堡。這里既看不到司馬長風所言的地地道道的愛情演繹，也體會不到李健吾提出的“男女間愛情之神的圍困和逃脫”，看到的只是愛情未遂。“理想的多情，多歸虛妄”也許是一個不錯的哲學命題，但是，既然未曾得到蓬萊，何言“又值蓬萊淺”？

主題“錯位”就這么發生了。如此一部經典，如此一個文學巨匠，何以出現如此“硬傷”？為探究這一錯位的現象，我們不得不研究作者 “悲劇之悲劇”

的文學創作心理。

早在《圍城》之前，錢氏就在《談藝錄》里就王國維的紅樓夢愛情悲劇觀作過透徹的解析。王國維根據叔本華的悲劇理論，認為寶黛愛情符合其悲劇理論第三類“盲目屈從造成的悲劇”，“不過通常之情，通常之境遇，無蛇蝎一般的人物，也無非常之變故行于其間”，所以，他認為紅樓夢的主旨在于揭示苦痛源于自造，悲劇的產生是由于劇中人物志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認為這種悲劇足以展示人生最大之不幸。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他推崇紅樓夢為悲劇最高境界，即悲劇之悲劇。然而錢鐘書并不認同這種理論，認為其“于其理未徹”， 言到：“茍盡其道而徹其理，則當知木石姻緣，僥悻成就，喜將變憂，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終；”。

又言：“茍本叔本華之說，則寶黛良緣雖就，而好逑漸至寇仇，冤家終為怨耦，方是悲劇之悲劇”。

可見，錢鐘書是深諳構造“悲劇之悲劇”之機理要素的，也由此可見錢氏的理性達到了讓人心生冷意的地步。若如他所言，讓寶黛的愛情故事演繹成從“佳耦”到“怨耦”的兌變，豈不正是用“焚琴煮鶴”方式暴殄天物，扼殺凄美的愛情，斷毀名典之作。

錢鐘書完全有機會通過方鴻漸和唐曉芙來演繹他所理解的“悲劇之悲劇”。誠如楊絳所言：“如果讓他們成為眷屬，由眷屬再吵架鬧翻，那么，結婚如身陷“圍城”的意義就闡發得更透徹了”。然而錢鐘書卻刻意回避了這種演繹。究其原因，楊絳曾解釋過是因為錢鐘書太鐘愛唐曉芙這個角色，不“舍得”就這么輕易許配給作者并不鐘愛的方鴻漸。其實，按本文的理解，錢鐘書不舍的不是唐曉芙這個角色，而是他內心深處的純美的愛情觀。

有人說，《圍城》是純粹的反愛情、反人性之作，何來純美的愛情。誠然，作者用惡作劇般的頑皮心態撮合了蘇文紈、曹元朗的荒誕組合，又讓方鴻漸“因一念的溫柔而心下了情種”，而實質是方鴻漸一再挫敗之下、心灰意冷之際，將錯就錯地進入了孫柔嘉運用一切機巧設置的并不溫柔的溫柔陷阱。他們認為，《圍城》運用了一切的嘲謔、反諷的語調，用肉欲、世俗、欺騙、齷齪、物欲、紅杏出墻的事實或心理勾畫，徹底消解了愛情，從而大肆抹黑了愛情。

其實，在本文看來，這種觀點是對錢鐘書和《圍城》的誤讀。他戲謔的是偽愛情，對純真的愛情，卻不忍“開涮”。那么，《圍城》里有愛情嗎？有的，方鴻漸和唐曉芙夭折的愛情。

雖然《圍城》開篇就讓方鴻漸自作聰明地“悟出”“世間哪有戀愛？壓根兒是生殖沖動”這樣的謬論，又讓他經歷“熟肉包子”的肉欲誘惑，最后還是讓他遭遇了真正的愛情。從“方鴻漸看唐小姐不笑的時候，臉上還依戀著笑意，像音樂停止后裊裊空中的余音”這樣詩意般的描寫中，我們不難看出，方對唐的喜愛是由衷的，不帶一點世俗的。決裂前，描寫唐曉芙看著站在風雨中莫無反應的方鴻漸，“她看得心溶化成苦水，想一分鐘后他再不走，一定不顧笑話，叫傭人請他回來”，以及多出拿捏得很準的戀愛中男女主人公心理刻畫，很難讓人信服《《圍城》》里沒有愛情的論調。及至失戀后，描寫方鴻漸“從昏睡中醒來，開始不住

的心痛…..昨天囫圇吞地忍受了整塊痛苦，當時沒功夫辨別滋味，現在，牛反芻似的，零星斷續，細嚼出深深沒底的回味”，“他覺得天地慘淡……個人的天地忽然從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來,宛如與活人幽明隔絕的孤鬼,瞧著陽世的樂事,自己插不進,瞧著陽世的太陽,自己曬不到”,從這種失戀的撕心裂肝的痛苦描寫中看不到愛情, 如果“不是眼光出了毛病”，便是“把心肝偏到夾肢窩里去了”。

有人說，方鴻漸最終錯失了唐曉芙的愛情，是由于方鴻漸的懦弱和戀人間缺乏溝通，以至一系列小小的偶發事件和誤會導致他們的最終失之交臂。其實不然。方鴻漸錯失愛情，不是因為懦弱或缺乏溝通，更不是哲學意義上玄乎的人生偶然、不確定性的論調。是尊嚴的丟失導致方鴻漸在愛人面前無力辯解。當他假文憑事件、與鮑小姐的茍且、與蘇文紈的曖昧一一曝光于心愛的女人面前時，他的尊嚴如同他那時髦體面的西裝，被一件件當眾剝去直到赤身裸體。他在戀人心中的形象、自己戀愛的自信便隨同他的尊嚴一起丟失了。他不配再擁有唐曉芙所追求的“完完全全的愛”，只能在錢先生的“授意”下落荒而逃。

所以說，錢鐘書本意不是描黑愛情，相反，為了保護純真的愛情不受他奚落筆調的蹂躪，他設計了一系列小小的偶發的事件和誤會，“狠心”地拆散了方鴻漸和唐曉芙。純真的愛情在《圍城》里就這樣被“雪藏”了。于是偽愛情登場了。于是，錢先生那只橫掃眾生的筆，毫無顧忌地施展開了。

《圍城》無意于簡單地演繹愛情悲劇之悲劇，錢鐘書有更高的創作追求。

二、 關于人生的主題意旨

退去愛情城堡說的外套，《圍城》便步入關于人生的探討。然而，《圍城》作為文學作品的價值取向，即其文學所載之道，卻廣為早期論者所病詬。王元化尖刻地指出：“小說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萬牲園里野獸般的那種盲目騷動著的低級的欲望”。巴人用筆名“無咎”指責作者“態度傲慢，儼然以上帝自居”；“只看到一切生存競爭的動物性，而忽略了一切生存競爭的社會階級斗爭意義”；奚落《圍城》是“‘兩個妖精打架’的故事”；“抓取不甚動蕩的社會的一角材料”寫了幾個”爭風吃醋的小場面”。

這些指責在今天看來無疑是未免偏頗的。客觀地說，《圍城》成功地反應了它所處年代的、一個即將崩潰的社會的亂象。透過《圍城》讀者看到了兵荒馬亂、

百姓的災難，以及普通人的無人理睬的痛苦呻吟。然而作者的筆調確實又是冷漠的甚至是奚落的。而且正如楊志今在《怎樣評價《圍城》》一文中指出 ,《圍城》“在一定程度上游離了那個時代的主潮” ,“有意無意地避開了那個時代對文學的迫切要求”。

為理解《圍城》的這種偏離，我們還得從錢鐘書的創作傾向追根溯源。

錢鐘書和魯迅一樣，是最早將傳統的、以社會倫理為核心的憂患意識升華為現代的、以人為本的現代憂患意識的優秀作家。錢鐘書則更是在《圍城》創作中義無反顧地將其文學創作的關注點放在當代人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上，把對國運民疾的關注和憂思上升為對個人生存境遇的體驗和現代文明的思考，進而深刻探討“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因而《圍城》是與倫理道德、政治傾向絕緣的。

在《圍城》里，讀者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一種嬉笑中透著的的悲哀感，作者似乎是以一種對人生的懷疑、否定的神態，對《圍城》里的人物、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倫理、道德、哲學、宗教等進行全面的、毫無保留的嘲弄。所展現的景象用林海的話說就是“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而是糞窖,——這里面熙熙攘攘著的盡是些臭人和丑事!”。而作者自己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臧否著人類的惡、丑、頹敗，揭露骯臟、惡心事物，人類劣根性的虛偽、貪婪才是構成世界的本真，使《圍城》的文學創作中始終充滿了對人性的懷疑和刻意的批判。

《圍城》的這種創作視角與存在主義的鼻祖—法國最偉大的思想家讓-保羅-薩特的小說《惡心》有著極高的相似度。《惡心》也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無聲無臭的地獄，充滿著污穢齷齪、令人惡心的氣味，有毒的植物和黏黏糊糊的空氣是薩特設的意向。而且《厭惡》創作的背景也與《圍城》極其相似，正是西方世界社會處于動蕩、面臨戰爭危機的時期，人們焦慮、不安、孤獨，而這部作品面對的正是這種不合理、丑惡、虛妄和荒誕的社會寫實。

可見《圍城》實實在在地有著西方存在主義的印記。

《圍城》不僅借鑒薩特用了“惡心”的概念，而且借鑒了另一個法國現代主義作家加繆 “荒謬”的概念。（錢鐘書、薩特、加繆都是同時代的、

年齡相仿的優秀現代主義作家，也可以說他們幾乎同時開始了存在主義作品的探索）。加繆是又一個存在主義文學領物，其成名作《局外人》正是是荒誕小說的代表。而荒誕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大主題，現代派作家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現代人存在的荒誕和人生的虛無，這使現代主義文學呈現出孤獨、迷惘、絕望的悲觀主義色彩。然而，在非理性的荒誕景象中也包含了現代主義作家對荒誕現實清醒的認識和對荒誕的反抗意識，從而使現代主義文學在沒有意義的荒誕中閃爍著理性的光輝。

同樣生活在荒誕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局外人莫而索認識到了荒誕的本質后，加繆讓其在作品中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反抗荒誕的意識，雖然其本身并沒有擺脫荒誕的形象的悲劇命運。而“圍城人”方鴻漸，生活在荒誕中，認識了荒誕的本質，但錢氏卻任其沉湎于荒誕，掙扎在“圍城”里被世界的荒誕推著走，最后徹底迷失自我，陷入尷尬、可悲的人生境地。

三、悖論式思考

雖然錢氏沒有在作品中通過人物的作為來展示人物對荒謬的反抗，卻以其特有的悖論思維，另辟捷徑地展開了關于人生的悖論式思考。

《圍城》借助方鴻漸之口不斷地發出是是而非的、引人思考的悖論，這種悖論形態語言形式的普遍存在，是為了表現主人公對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苦澀和無奈的荒誕感，也是錢氏運用悖論式思維對世界和人的存在形態所作的一種解構。《圍城》中，悖論思維和語言從頭到尾包圍著方鴻漸，并且表現出一種毫不掩飾的夸張。錢氏讓準哲學家方鴻漸不斷地思考和感慨，通過方鴻漸之口將人類悖論形態的存在困境上升到人生萬事，卻讓方鴻漸自身在無法突破與超越的困境下對人生徹底感到幻滅。

請看：

“天下只有兩種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種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種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種人應該樂觀，因為他每吃一顆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種人應該悲觀，因為他每吃一顆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壞的。不過事實上適得其反，緣故是第二種人還有希望，第一種人只有回憶。”。

這是作者在小說中借主人公方鴻漸之口對回憶與希望所作的悖論思考：在呈現兩種人生態度的悖論形態之后，作者最終提出了一種世人難以接受而又不得不

承認其確有道理的人生方式，即擱置對美好理想的追求，留著它做“西洋人拉磨的驢頭前掛的那串胡蘿，從而代替人生的希望，以引領人不斷前行。而不是在“結婚以后你總發現你娶的不是原來的人”之時，只剩下如同追求肉骨頭的狗一樣的反應——“狗為著追求水里的肉骨頭的影子，喪失了到嘴的肉骨頭!......”。

就這樣，追求成功和實現美好的理想，經過方鴻漸的悖論思維思考，竟成了一串壞葡萄，成了狗到嘴的肉骨頭，美好的理想被粗鄙庸俗的物質欲求所征代與消解。

再看：

“鴻漸發議論道：‘譬如咱們這次同船的許多人，沒有一個認識的。不知道他們的來頭，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這條船，以為這次和他們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假使咱們熟悉了他們的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們乘這只船并非偶然，和咱們一樣有非乘不可的理由……我們彼此往來也如此。

同樣，這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對偶然與必然所作的悖論式思考

就這樣，錢氏利用悖論式思維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整體意義，并通過揭示悖論，探索人生真相，還原生活本真。正是借助悖論修辭和悖論思維，錢鐘書使他的存在哲學主題得到了獨特而深刻的表現。

四、反諷式運用

如果說“惡心”和“悖論”是借鑒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概念，那么反諷卻是錢氏奚落荒誕的人間萬事的獨門武器。

反諷作為一種文學表達，又稱倒反法、反語，為說話或寫作時一種帶有諷刺意味的語氣或寫作技巧，單純從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達的事物，而事實上其原本的意義正好是字面上所能理解的意涵的相反，通常需要從上下文及語境來了解其用意。

反諷是《圍城》的立場，不僅體現在遣詞造句，而且也體現在謀篇布局和人物性格塑造上。可以說《圍城》通篇設置了一個基于謬論又反謬論的巨大的反諷。

多數論者都談及《圍城》的悖論，卻鮮有人專門論及其中的謬論。悖論指在

邏輯上可以推導出互相矛盾之結論，但表面上又能自圓其說的命題或理論體系。而謬論就是指荒唐、錯誤的言論。因其簡單無需哲學思考，反而被多數論者所輕視。

《圍城》開篇就讓方鴻漸“悟出”“世間哪有戀愛？壓根兒是生殖沖動”這樣的謬論，讀者只會把他看做一種幽默和調侃，哪里會理會錢氏的冷幽默--很快就讓他遭遇愛情、為愛所迷，繼而為愛所傷？

《圍城》反諷的第二個目標是關于博士文憑謬論。博士文憑在方鴻漸看來也許只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所以他“不屑”，其實是其玩世不恭、不正經念書，根本無能力獲得，不得已買了假文憑。然而正是因為沒文憑這一短板，讓其在求職時被輕視、被欺負、事業中受重創。富有滑稽意味的是，由于他“撒了謊還講良心”，作者便設計出一個同樣買了假文憑卻能心安理得、泰然處之的韓學愈，反而讓方鴻漸既沒做成賊卻要受良心的譴責和心有不甘的雙重折磨和尷尬。不僅如此，作者還暗置了另一層更隱晦的反諷---方鴻漸經歷職場風波后，還覺得當“如夫人”般副教授是辱沒了自己，渾然不知悔悟當初念書的不用功和自己的玩世不恭。不僅方鴻漸渾然不知，恐怕多數的讀者和論者也被錢氏帶進方鴻漸的視角和感受，只知同情其遭遇而不知“恨其不爭”。

《圍城》的第三個反諷是“破門框”之悟。

關于破門的意向，解志熙認為“點明整個人生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可去的去處’般的絕境……,是對整個人類存在，整個人生之荒誕、盲目與虛無（無意義）的概括……”。解志熙的觀點實際上是借鑒存在主義的哲學觀點，反映的是人面對世界感到的一種情緒孤立無援，個人承擔無意義、荒謬的世界而沒有盡頭，人處于一種"被拋"的境地。

但是，方鴻漸的人生真的這么悲觀嗎？他真的無路可走嗎？我們不妨回顧方鴻漸此前的人生經歷，就不難看出錢氏在此設置又一反諷之處：大學期間為包辦婚姻所困、未婚妻夭折、準岳丈資助出國留學、買文憑、艷遇鮑小姐、受助于準岳丈并就業于點金銀行、徜徉十里洋場和蘇小姐沙龍、被女博士青睞、相愛與清純少女、失戀后受聘于三閭大學……。從以上經歷我們不難看出，錢鐘書對方鴻漸是不薄的，讓其出場風流倜儻、順風順水，混跡江湖他可以說是巧機十足、機會多多。即便由于自己的劣跡戀愛失敗而落荒而逃，也讓他及時有了三閭大學這

一出口。此后他被排擠出三閭大學，以方鴻漸歐洲“游學”的資歷，按現在的標準，他連教師資都不夠，不用說助教或副教授格。所以客觀地說，高校長并沒有刻意欺負方鴻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起初，方鴻漸看清了李梅亭、顧爾謙之流的嘴臉，覺得羞于與之為伍。到頭來，從羞與為伍到欲與之為伍而不準、而不得……此時才是方鴻漸到了一無可去的去處之時,而不是他沒到三閭大學前看到破門發出感悟之時……

另外，上文所述的關于《圍城》通篇設置的反諷，通過“擺鐘意向”來突破和升華“人生如圍城”的哲學意向。此論點將在下文詳解。

五、“擺鐘”意向之新解

錢氏在《圍城》快結束時憑空塑造了一個新的意向：那只每小時慢七分鐘的老爺鐘。這只鐘在最后有限的篇幅里反復出現，結語也用這只鐘為《《圍城》》送終：“這只祖傳的老鐘當當打起來，仿佛積蓄了半天的時間，等夜深人靜，般出來一一細數……這個時間落伍的時間計時器無意中對人生中包涵的諷刺和悵惘,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可以說，在《圍城》整篇不緊不慢敘述和隨意調侃的語境中，這只鐘的出現有點唐突。本文比較贊同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于《圍城》哲學企圖過緊的說法。不難看出，作者對這只鐘確實寄予了很高的寓意期待。于是很多評論家“未飲先醉”，歸納出玄乎的哲學意蘊。

擺鐘的典故應該是出自丹麥哲學家基爾愷郭爾《非此即彼》一書：鐘是計時器，鐘聲卻落后于時間，而時間又恰恰寓身于鐘聲，于是陷入了荒誕：時間自己與自己不符。不論錢氏對擺鐘寄予了何種哲學期待，我們不妨先看看《圍城》關于擺鐘和方鴻漸關系的細節描寫： “她瞧著鴻漸的臉拉長，給他一面鏡子:你自己瞧瞧，不像鐘嗎？”“柔嘉拍手道：‘我發現你說話以前嗓子里唏哩呼嚕，跟它打的時候發條轉動的聲音非常之像。你是這鐘變出來的妖精”。很明顯，方鴻漸和擺鐘的關系是，像形：拉長的臉像鐘；像聲：嗓子了發出的聲音和發條轉動的聲音非常之像。所以，淺顯地說，通過拉長的臉隱喻方鴻漸頹廢相，用嗓子了發出的呼嚕隱喻方鴻漸在遭受一系列挫敗后“悟出”的謬論和悖論。

如此，反諷的效果又出來了。就是這么一位落魄潦倒的“準哲學家”，一路落敗、一路感慨，悟出的悖論倒能引人思考，但是他自己呢，能夠最終悟出自己失

敗的根源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雖然《圍城》賦予了敘事者（即畫外音）超然冷靜的“上帝之眼”，能夠冷漠而機警的俯視著一切。而對于故事中的主人公，卻只賦予了極其有限的自我認知能力。正如有學者指出：“情節（《圍城》）只是用來強化主人公的處境，而不使他獲得自由，并且不允許他的性格發展到認識其處境的更高階段。主人公基本上是無法控制的勢力的捉弄對象……”。

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圍城》里蕓蕓眾生不過是一群受命運捉弄、渾渾噩噩盲目不自知的群體。鮑小姐自以為可以無所顧忌地玩弄男人于股掌，卻不知自己其實也是男人的玩物——“她自信自己很能人，所以極快極容易地給了”。蘇文紈自以為出身名門，方鴻漸不過是自己的恩澤下的籠中之物——不料卻是空許芳心。倒追方鴻漸失敗后賭氣般地下嫁曹元朗，成了令所有人大跌眼鏡的笑料，而她本人卻洋洋自得，還趕場般地“追”到香港當場羞辱方鴻漸和孫柔嘉這對新婚夫婦，卻渾然不知自己也徹徹底底成了作者和讀者眼中的俗物。孫柔嘉成功地捕獲了心儀的“獵物”，卻在成功后態度陡變，自以為是地退去“天真”的假象、還原“世故”的真貌——卻不知這正是其婚姻危機的根源之一。

對于方鴻漸的“不自知”，除了被無情奚落的“愛情生殖沖動說”、“博士學位遮羞功能說”和一系列失敗后所表現出的迷茫，錢氏最后不惜用“擺鐘意向”這樣的曲筆來來升華其哲學企圖——深刻揭示人類的“不自知”屬性。

方鴻漸的玩世不恭、懦弱無能、盲目沖動的性格方是他人生屢遭挫折與失敗的根源所在，可他自己卻并不自知，而將自己所承受的一切不幸都完全歸咎于強大的社會異己力量的壓迫和陰魂不散的霉運，始終抱著碰運氣的逃避態度，轉涉奔波，消極地對待人生。既無法對自己做出合于本性的評價與定位，卻樂此不彼地不斷地進行“哲學思考”和“感悟”，像“鐘擺”那樣頑固地報時，報出的卻是偏差的“真理”。

為了研究《圍城》這種揭示人類不自知的創作傾向，還得從西方存在主義創作傾向上追更溯源。

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就充分表達了其對人類自我認知程度的懷疑，認為“人永遠不能窮盡自身”。錢鐘書更是將此種理論繼承和發揚，不遺余力地在其學術作品中感嘆人對外在世界感知和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又將此種懷疑傾向進

一步的延伸和明確，直接指向了人類對自我的認知和感悟。

于是我們總是看到方鴻漸每次失敗后的憤慨——與準岳丈一家以受人恩惠開始、以結怨收場；與蘇文紈之間以情恩開始、以情怨收場。投身三閭大學職場以希望開始、以徹底失敗和人事怨恨告終……。

《圍城》結尾擺鐘敲響后對方鴻漸和孫柔嘉的心理描寫值得玩味——“六點鐘是五個鐘頭以前，那時鴻漸……蓄心要待柔嘉好……,柔嘉……希望他會跟姑母和好,到她廠里做事……”與其說這是兩人心理的真實描寫，不如說這是作者作為旁觀者的善意期待——其實，一切的一切，本不應該這么糟。

我們不妨設想，假如當初方鴻漸認真讀書獲得博士頭銜、假如他挽起蘇小姐的臂膀、甚至假如他肯“屈”其才認真經營“準岳父”的點金銀行……也許他就會是個稱職的大學教授——他口才很好；、一個乘龍快婿——曹元朗的機會本應是他的；一個衣食無憂的銀行經理——作者似乎有意無意地讓他的弟弟埋怨他得罪周家(準岳丈家)的損失——其實銀行小經理也是可以很風光的。

然而，如果我們再次設想，方鴻漸真的抓住了任意一個機會，成了受人尊重的教授，官運亨通的官僚、腰纏萬貫的銀行家，他人生得意的同時，能擺脫身陷圍城的人類宿命嗎？這樣的反問，又使我們的探討還原到《圍城》主題意旨的本位寓意。

結語

參考文獻

司馬長風 錢鐘書的《圍城》，中國新文學史 下卷 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

地地道道的愛情小說 理想的多情，多歸虛妄

李健吾 重讀圍城 錢鐘書楊絳研究資料集 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1979

男女間愛情之神的圍困和逃脫

楊絳 記強鐘書與圍城 長沙 湖南出版社 1986

如果讓他們成為眷屬，由眷屬再吵架鬧翻，那么，結婚如身陷圍城的意義就闡發得更透徹了

程致中 圍城的主題新論 錢鐘書研究 第三卷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2

圍城的主題思想不是愛情婚姻，而是穿著戀愛的衣裳，進行廣泛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

海外學者 耿德華 反浪漫主義作家錢鐘書 北京 中國和平出版社 1991

在圍城里，如同在錢鐘書的短篇小說里一樣，確切地說，自然和社會都是排斥的力量，它們無情地排斥著小說中的人物，使他們失去雄心壯志，動搖他們已有的不穩定地位，并且使他們眾叛親離

陳子謙 錢學論 四川文藝出版社 1992

從羞與為伍到欲與之為伍而不準、而不得。。。真到了一無可去的去處

王衛平 東方睿智學人 錢鐘書的獨特個性與魅力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正是以對人生的懷疑、否定為前提，《圍城》對現存的一切，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倫理、道德、哲學、宗教等進行全面的、毫無保留的嘲弄，這也和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全面反擊社會不謀而合，最終將矛頭指向人的存在本身。。。這種貫穿到底的人生嘲弄在中國當代其他作品中是不多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圍城是本世紀中國屈指可數的最前沿的小說

解志熙 錢鐘書，人生的困境與存在的勇氣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在后文中作者有用一扇門為喻，點明整個人生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可去的去處”般的絕境。不待說，這些形象的語言是對整個人類存在，整個人生之荒誕、盲目與虛無（無意義）的概括，它們表達了一種正真現代性的，更準確地說是存在主義的哲學觀點，這是《圍城》全書的基本觀點。”

田惠蘭：《錢鐘書楊絳研究資料集》，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第163頁

：“情節（《圍城》）只是用來強化主人公的處境，而不使他獲得自由，并且不允許他的性格發展到認識其處境的更高階段。主人公基本上是無法控制的勢力的捉弄對象，然而他使自己遭受的痛苦并不少于社會給他造成的痛苦。”

本文摘自中國論文網，原文地址：/1/

錢鐘書 寫在人生邊上

錢鐘書 談藝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