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論語》翻譯思想探析*
———文化翻譯的范例
王東波
摘要《論語》是中華文明的結晶和體現(xiàn)，自其面世以后，即開始了不斷的傳播歷程。在這一過程中，翻譯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翻譯最為主要的功能是傳遞信息，進行文化交流。
辜鴻銘的《論語》譯本拋卻了“形式對等”的桎梏，采用損益、銜接、類比等策略，充分實現(xiàn)了文
化傳播這一原始和終極的翻譯目的。
關鍵詞《論語》辜鴻銘翻譯思想傳播
中圖分類號B222.1；H1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627（2011）02－0121－06
作者：王東波，男，1964年生，山東龍口人，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濟南250100
儒學誕生于2500多年前的中國，它是中華民族奉獻給人類的寶貴財富之一，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儒學最為重要的思想體現(xiàn)在《論語》中，換言之，《論語》是儒家學說的代表作，其在世界上的影響，是
中國任何一部著作都無法比擬的。因此，從明末清初開始，天主教傳教士就開始了對《論語》的翻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長河中，尤其是在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上半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對《論語》的英譯和傳播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學術現(xiàn)象，而辜鴻銘作為華人獨自全譯《論語》的第一人，以其獨步神州的英語造詣以及對儒家學說的精到的理解，在其譯本中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準確的再現(xiàn)，充分實現(xiàn)了傳播儒家思想的原始目的。
一、辜鴻銘英譯《論語》的心路歷程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能夠脫離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
*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guī)劃重點研究項目“《論語》英譯研究”（項目編號：10BWXJ0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與其他國家的不斷交流中生存和發(fā)展。當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涌到一起的時候，它們必將相互碰撞并不斷匯合。19世紀末的中國社會正是處于這樣一個中西文明沖撞
交匯的特殊時期，
不僅有西學東漸的浪潮，也有東學西漸的暗流。在這兩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譯始終發(fā)揮著它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讓中國人放眼世界，讓西方人了解中國。辜鴻銘正是生活在這一中西文化碰撞、交匯的
年代。作為我國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學者、翻譯家，辜鴻銘傾畢生精力于闡揚傳播東方文化，在當時的國際上享有盛譽，西
方人對之甚為推崇，
尊之為東方文化的“圣哲”。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中國慘敗，被迫割地賠款，地主階級改革派開始睜眼看世界，思索中
國的發(fā)展道路。19世紀60年代，中國興起了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為目的的洋務運動；
中日甲午戰(zhàn)爭失敗之后，中國士大夫階層和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觀念上追逐西方的變法浪潮。而在西方游歷多年、受過西方教育的辜鴻銘，對西方的政治、經(jīng)濟、
文化及社會風俗習慣有著深入的了解，他認為西方文明有種種弊端，中國傳統(tǒng)文化—
——儒家文化才是人類思想文化的精髓。他指出
：“絕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在中國舊的秩序正在消亡，他們歡呼新知和進步文明進入中國。但我個人卻不相信在中國古老的秩序會過時，因為我知道舊式秩序、中國文明和社會秩序是一個道德的文明和真正的社會秩序，它符合事
物的本性，因此不會消亡。”①正是基于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這樣一種信念，辜鴻銘全力
以赴地投入到儒經(jīng)的翻譯中。他要讓世界認識一個真正的中國。他在《論語》譯序中表
達了這樣一個愿望：“受過教育的有頭腦的英國人，但愿在耐心地讀過我們這本譯書后，
能引起對中國人現(xiàn)有成見的反思，不僅修正謬見，而且改變對于中國無論是個人，還是國
際交往的態(tài)度。
”②“誠如托爾斯泰伯爵所言，這些人向中國、日本，如今又向遙遠的西藏出口文明，他們倒是應當認真地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
③他希望通過對儒家道德文化的推介，弘揚中華文明，改變西方人對待中國人及中國文明的蠻橫態(tài)度，拋棄歐洲“槍炮”和“暴力”文明。
辜鴻銘翻譯《論語》還有另外一個更加直接的動因。理雅各及其他西方傳教士及漢
學家譯經(jīng)，其終極目的是更好地向中國傳輸基督教義，正如被譽為《論語》“標準譯本”的
譯者理雅各所稱：“藉此，世界可以了解中國，在華傳教工作也可以知己知彼，收到永久成
效。系統(tǒng)、全面譯注出版儒經(jīng)，必將大大惠及以后的傳教工作。
”④辜鴻銘翻譯儒家經(jīng)典，是要把中國傳統(tǒng)的思想文化的真諦傳播到西方。在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辜鴻銘看來，西方傳教士及漢學家翻譯的儒家經(jīng)典并沒有反映出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在1884年發(fā)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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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①③
④②
辜鴻銘著，黃興濤等譯：《辜鴻銘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510，
346—347頁。王輝：《辜鴻銘英譯儒經(jīng)的文化用心》，載《外國語言文學》2006年第3期。轉引自王輝：《理雅各與〈中國經(jīng)典〉》，載
《中國翻譯》2003年第3期。
《中國學》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jīng)典》的工作不過是應時之需，雖然數(shù)量驚人，但并不
令人滿意。另外，辜鴻銘還引用英國漢學家巴爾福的評論來表達自己對理雅各譯
本的不滿：“理雅各博士所選用的術語很粗糙、拙劣、不恰當，并且有些地方幾乎不符合語
言習慣。”①他認為，這些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歪曲了儒家經(jīng)典的原意義，糟蹋了中國文
化，并導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產(chǎn)生種種偏見。由此看來，對理雅各及西方傳教
士、漢學家翻譯的儒家經(jīng)典的不滿是辜鴻銘翻譯《論語》的直接動因。
辜鴻銘對包括理雅各在內(nèi)的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譯經(jīng)工作的指責，盡管有其個人性格因素的影響和偏執(zhí)性②，但他力主全面、準確地譯介儒家文化的良苦用心卻昭然若揭。
以此，其《論語》英譯本中的文化翻譯的顯著特性也就有了注解。
二、文化翻譯的內(nèi)涵
著名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 A．Nida ）指出：“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
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
義。”③此言堪稱一語中的。表面看來，翻譯的基本任務就是實現(xiàn)語言的轉換，即將原語（source language ）轉換成的語（target language ），但實質(zhì)上這一過程是十分復雜的，需要跨越語言、知識、文化等許多障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障礙。因為只有深諳“的語”文化
和原語文化的譯者，才能在譯文中準確地表達出原語的文化意蘊，達到“文化對等”，實現(xiàn)
文化傳播的最終目的。因此，從本質(zhì)上而言，翻譯的核心即是文化翻譯。
在翻譯理論界長期存在
“形式對等”（formal equivalence ）理論。這一理論強調(diào)語言形式的逐一對應，卻忽略了文化差異，結果為了體現(xiàn)與原文詞及語言形式對應的譯文，常常使譯文詞不達意、生澀怪僻，讀者讀后不知所云。有鑒于此，尤金·奈達以喬姆斯基的轉
換生成語法為理論基礎，提出了“動態(tài)對等”
（dynamic equivalence ）等一系列翻譯理論。他認為，要解釋譯者怎樣才能把原語言中獨特的信息在譯語中同等地再現(xiàn)出來，這就需要
用轉換生成的觀點來看待語言。他把所有語言分為6 12個基本結構，
通過轉換，生成語言中更為深層的表現(xiàn)形式，傳遞出原作者及譯者的意圖。奈達認為運用轉換生成方法可
以使譯者更客觀地理解原文，使譯文與原文所要表達的意圖達到“對等”，從而使譯文讀
者的感受與原文讀者的感受大致等同。奈達還通過譯文形式和功能的關系來闡明他的“動態(tài)對等”理論。他認為最理想的翻譯境界應是“譯文的形式與功能與原文的功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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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辜鴻銘《論語》翻譯思想探析—
——文化翻譯的范例①②③
辜鴻銘著，楊華青譯：《中國人的精神》，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頁。
黃興濤：《文化怪杰辜鴻銘》，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1頁。
Eugene A．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p．27．
應”；其次是“譯文與原文的功能對應，而它們的形式不對應”，換言之，當語言形式與功能發(fā)生矛盾時，應把語言功能放在第一位而舍棄語言形式；而最失敗的翻譯是“譯文與原文
的形式對應，而它們的功能不對應”或“譯文與原文的形式與功能均不對應”，因為這兩種
類型的翻譯均喪失了語言功能，即文化傳遞的原始目的。
關于翻譯與文化的關系，巴斯奈特（Bassnett ）有個形象的比喻。他將譯者—語言—文化的關系比喻為外科醫(yī)生—心臟—肌體三者之間的關系，認為文化是肌體，語言是心臟，就像外科醫(yī)生做手術時不能忽視身體周圍的組織一樣，譯者在翻譯時也不能忽視文化這個肌體①。哈特姆（Hatim ）和梅森（Mason ）則強調(diào)翻譯是一個動態(tài)的交際過程，譯者不僅
要通曉兩種語言，
更要具有兩種文化視野，要在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之間發(fā)揮協(xié)調(diào)者（mediator ）的作用②。顯然，在翻譯實踐中，文化因素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譯作的成功與否，與其說與語言有關，毋寧說主要與文化有關。
在《論語》的英譯過程中，辜鴻銘正是時刻牢記文化傳遞這一翻譯的核心，處處為讀者的文化接受而考慮，采用了損益、銜接、類比等各種翻譯技巧，使其譯本為西方廣大讀者
所接受，
也使其成為文化翻譯的典范。三、辜鴻銘英譯《論語》的策略及文化體現(xiàn)
漢語，尤其是古漢語，有其顯著的特點：遣詞造句采用意合法，重意義組合而輕形式結構，少用或不用關聯(lián)詞語，詞語之間的關系常在不言之中，語法意義和邏輯聯(lián)系常隱含在字里行間，讓讀者和聽者領悟其中的意義和關系；而英語遣詞造句的最大特點是采用形合
法，重形式結構協(xié)調(diào)，多用或常用關聯(lián)詞語，顯性銜接，以形顯義③。以《論語·學而》的開
篇第一章為例：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
不亦君子乎？”
辜氏譯文：Confucius remarked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
r to ek you becau of your attainments．But he is truly a wi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
這是《論語》中最為人耳熟能詳?shù)钠隆Ｔ恼Z句簡潔，無有任何贅詞，這也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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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①②③
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80，p．14．
廖七一等：《當代英國翻譯理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301頁。
連淑能：《中西思維方式：悟性與理性———兼論漢英語言常用的表達方式》，載《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6年第7期。
辜鴻銘《論語》翻譯思想探析———文化翻譯的范例
了漢語，尤其是古漢語的特點。而在譯文中，辜鴻銘卻添加了greater，still，of congenial minds，becau of your attainments，but等詞語。而greater和still是在原“說”（pleasure）基礎之上的增強，可見兩種快樂之間的程度，表明了獨學與切磋之間的遞進關系。“有朋自遠方來”中的“朋”指的是哪一類的“朋友”？是“狐朋狗友”還是“酒肉朋友”？一個“of congenial minds（志同道合）”就說得很明白了。再加上“becau of your attainments（仰慕你的學識）”而非為“財”而來，使得“朋自遠方來”的“樂”顯得清清白白。最后一句加上“but”一詞，可知該句是站在第二句的反面來論述的。這樣一來，三句就一氣呵成，起承轉合嚴絲合縫，構成一個完整自足的體系，儼然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將孔子的“學”、“習”之“說”，“朋聚”之“樂”以及中國的“君子”之風范完完整整、清清楚楚地傳達了出來。在語言上，也完全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和特點，讓讀者“一目”便能“了然”。
再如《論語·八佾》第22章：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
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辜氏譯文：Confucius，speaking of a famous statesman（the Bismarck of the time），re-marked，“Kuan Chung was by no means a great-minded man！”
“But，”said somebody，“Kuan Chung was simple in life：was he not？”
“Why，”replied Confucius，“Kuan Chung had that magnificent Sansouci Pleasaunce of his．Besides，he had a special officer appointed to every function in his houhold．How can one say that he was simple in his life？”
“Well，”rejoined the enquirer，“but still，Kuan Chung was a man of taste who obrved the correct form：was he not？”
“No，”answered Confucius，“The reigning princes have walls built before their palace gates．Kuan Chung also had a wall built before his door．When two reigning princes meet，each has a special buffet．Kuan Chung also had his special buffet．If you say Kuan Chung was a man of taste，who is not a man of taste？”
在此，孔子以與人論辯的形式談及自己對管仲的負面看法。在譯文中，辜鴻銘再次使用損益的方法，通過在多處添加原文中所沒有的詞語這一銜接手段，使得該章讀來連貫流暢，在語言上能夠立即引起西方讀者的共鳴。
首先，辜鴻銘添加了“speaking of a famous statesman”，附加了有關管仲的重要的信息：一位著名的
政治家，讓對中國文化和歷史不甚了解的西方讀者立即明了了管仲的身份；他還通過“the Bismarck of the time（當代的俾斯麥）”的括注，使讀者可以非常直觀和形象地獲得關于管仲個性與歷史作用的認知，堪稱神來之筆。
其次，通過添加“but，well，but still”等銜接性詞語，突出地表明了論辯雙方的不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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