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俠士與日本武士之忠義觀比較

中國俠士與日本武士之忠義觀比較

俠士和武士是中日民族歷史上承載濃厚尚武精神的形象，他們給人以忠誠耿直、重言諾、講

信義、扶弱濟貧等英雄觀感，在這諸多共性背后的不同之處，折射出的便是植根不同民族文

化影響下的不同民族性格。

1 尚武精神的代表

俠士這一群體可謂是中國尚武精神的代表。俠的誕生是始于中國歷史上“士”的文武殊途。“士”

在中國的商周時代指的是在平民中分化出來的介于統治者和平民之間的文武兼備的社會階層。

秦漢定鼎天下后，“士”階層出現分化重組，一部分專門事文，繼而形成最初的儒士；另一部

分則仍然保持承襲尚武的本色，從而發展成為早期的俠士。劍乃俠士慣用的武器，仗劍遠游、

濟世天下是俠士的經典形象。戰國時期是浩氣如長虹的俠士生長的土壤。這些獨立和自由的

個體，比如魯仲連、荊軻、專諸、聶政，他們帶著浪漫氣息和俠義精神游走在動蕩不安的戰

國時代，實乃一幅絕美的圖景。尚武之風、任俠之氣于戰國之亂世可以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但在秦漢“廢封建，行郡縣”以后就漸為絕響。

日本尚武精神的代表則非武士這一集團莫屬了。武士產生于9世紀中期平安時代的日本，一

些封建地方領主為了保衛自身的利益開始組建自己的私人武裝，并利用其不斷擴張勢力，這

種武裝便逐漸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專業軍事組織——武士集團。身為武士者從小就要接受嚴格

的武技訓練，因此他們個個武藝精湛、膽識過人，而勇敢無畏更是他們極力推崇信仰的。他

們認為真正的武士應該戰死沙場或殺身成仁，而不是終老于田園。武士們從小就要隨身佩帶

長、短兩把無比鋒利的武士刀，長刀是為了斬殺敵人，而短刀則是為了切腹自盡。武士在日

本歷史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直至今日仍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2 中國俠士的尊“義”和日本武士的盡“忠”

傳統儒家思想提倡仁、義、禮、智、信等。其主張的誠信重諾，對中國俠士有著極其深刻的

影響。“古有孔門弟子季路殺身成仁，死而無悔，大義巍然”。[1]此行此舉不斷影響著把“士為

知己者死”奉為處世最高準則的俠士。據記載，韓傀為韓國丞相，嚴遂也很受重用，但與韓傀

不睦。某日韓傀在朝中呵斥嚴遂，嚴遂拔劍相向，因有人阻止才罷手。后嚴遂流亡到齊國后

結識聶政，傾力相交。聶政在母親死后為嚴遂殺死韓傀后自殺。當身份顯赫的嚴遂多次屈身

登門為聶母祝壽并送以百金，政雖辭而不納，但心中已把嚴遂當成知己，得嚴遂賞識兼與禮

遇之恩，必當擇機以報之。也就是說，嚴遂對聶政的善待及賞識讓聶政深受感激，又因嚴遂

身份高貴，所以嚴遂之于聶政的關系既為知己又似“君臣”。嚴遂有難，聶政必要挺身而出。

“理應如此去做”是聶政等人最高的絕對道德準則。聶政為了報知遇之恩而秉承俠士的基本道

德“義”去為嚴遂報仇。

在這一點上，受儒家文化影響深刻的武士，也自當為其主君報仇雪恥。日本江戶時期，將軍

德川綱吉欲舉行儀式迎接御使，命令赤穗藩領主淺野安排迎接儀式。淺野不熟悉典禮細則，

由幕府中樞吉良上野介輔助他。由于淺野未向吉良行賄，吉良故意教授錯誤的內容，導致淺

野丑態百出、顏面無存，惱羞成怒的淺野在幕府拔刀砍傷吉良。在幕府輕易動刀，不顧御使

的威嚴，淺野被將軍勒令切腹，淺野家的武士皆被遣散。其中四十七名武士拋妻別子、臥薪

嘗膽，以此來麻痹吉良，終于在一個雪夜殺入吉良家，割下其頭顱以祭祀淺野，然后束手就

擒。盡管俠士與武士兩者在其復仇動機上頗為相似，然而武士的行事準則更依賴于他們的金

科玉律——武士道。武士道融合了儒學、佛學以及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理論。佛教賦予武士道

卑生而親死的心境，神道教給予武士道對主君刻骨銘心的忠誠，這些皆對武士的傲慢性格注

入了服從性。如此看來俠士和武士對輕生死、講忠義的道德觀念都是比較推崇的。

盡管兩者都推崇忠義，但受不同文化環境影響仍有差異。聶政起初沒有答應嚴遂請求的原因

就是他母親還健在，他要盡孝道。刺殺成功后仍記掛著姐姐的安危而毀容絕跡。“在中國，儒

教把對父母家族的服從作為人們的首要義務，而在日本卻是把忠放在首位”。[2]在日本歷史

上，“自鐮倉中期以后，武家社會進一步強調從者為主盡忠的忠節觀念，并使之不斷滲透到底

層，在江戶時代就形成了完整的武士道”。[3]日本社會在倫理方面，也把對主君無條件的服

從、效勞的忠放在首位。赤穗武士他們為了義理，拋棄妻子，離開兒女，殺死父母。武士在

忠與孝的抉擇面前毫不猶豫地選擇忠，把生命看作是臣事效忠主君的手段，而其理想就是衷

心為主，萬死不辭。這種弒父、殺妻、棄子的事在中國簡直是不可思議。俠士和武士皆為忠

義之士，但其忠義觀的孰先孰后、孰輕孰重則反映出中國的“有仁之忠”與日本的“無仁之忠”

的不同。

3 “仁”的取舍

武士在忠孝間毫不猶豫地選擇忠君，但是中國的俠士乃至士人還有更高的行事準則，那就是

凌駕于忠孝義，也可以說是引導各種道德義理的“仁”。“仁”的價值觀是家國精神的派生。被

燕太子丹奉為上賓的著名刺客荊軻，擔負刺殺秦王挽救國家于危亡的重要使命，雖然沒有成

功而飲恨死去，但作為仁人志士留名千古，何其壯哉！漢代名將李廣由于不能克服的客觀原

因而延誤了會師作戰時間，便自殺謝罪，惜一代驍勇大將！“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中國的

俠士以國以家為重，是心懷天下的表現。所以充斥著尚武精神的俠義精神在正統周禮思想的

影響下有了倫理道德的約束。

相比之下，日本武士道則只強調毫無條件的服從和自裁。武士道以“忠”為其核心和靈魂，強

調武士對主家或天皇的忠誠獻身。武士道誕生于等級社會中統治階層的土壤，其根系當然不

免要深植其間。曾輔佐將軍足利義滿的著名武將斯波義將，寫作了《竹馬抄》一書來教誡子

弟：“人生在世，切不可忘記主恩，為主君舍棄生命乃是武士之本分。武士只有一心一意地報

效主家，抱著‘食其祿者死其事’的態度，甚至不惜把生命也獻給主家。”[4]日本武士道重視君

臣戒律，寧可“君不君”也不能“臣不臣”，盡忠才是武士絕對的價值。不管是忠于大名、將軍，

還是近代以來的天皇，后又上升到國家民族，這種“忠”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影響了武士們的思

想行為，直至如今，或多或少仍遺存于日本人的觀念中。

俠士和武士雖都是尚武的代表，也都崇尚忠義，但在如何實踐“忠”與“義”以及由此而產生的

各種行為規范，日本武士受“為主盡忠”思想的引導，而中國的俠士群體主要以“仁義”行事。

參考文獻

[1]汪涌豪，陳廣宏.俠的人格與世界[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2][美]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M].王博，譯.2010.

[3][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會的研究[M].吉川弘文館，1973.

[4][日]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M].北京編譯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