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道勝思想doc

《孫子兵法》道勝思想在當代社會的特殊價值

來源：山東孫子研究會 作者：姚振文 發布時間：2012-07-30 13:27:53 查看次數： 1718

《孫子兵法》中的道勝思想有三層基本內涵：其一為

具有政治內涵的仁義之“道”；其二為包含戰略戰術內容的

規律之“道”；其三為揭示辨證哲理的哲學之“道”。

本文所要分析的是其仁義之道的基本內涵及現代價

值。從歷史上看，中國古人把“仁”和“義”嵌入“道”的內涵之

中，或者說用“仁”和“義”去解讀“道”的思想價值，使“道”充

分反映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具有了明顯的社會屬

性。孫子討論戰爭問題，雖強調“兵者，詭道”，但并未忽

略以民為本的仁義之“道”的份量，二者并行不悖、融合并

用，是孫子軍事思想創新的重要體現。

在當今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條件下，社會競爭已從最

直接、最表層的角逐延伸到最深層次的較量，“仁義之道”

或曰“政治之道”才是對抗取勝中最深層次的關鍵因素。所

以，面對社會上利潤至上、利己主義、道德滑坡、社會責

任感迷失的不良競爭風氣，探討與借鑒孫子在戰爭環境下

形成的道義思想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道”居于戰略要素的首位

道勝是孫子戰略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廟算思

想中，孫子將“道”置于五大戰略要素（道、天、地、將、

法）之首；并在七計中，將“主孰有道”作為具體比較雙方

力量、判斷戰爭勝負的第一條基本要素。很明顯，孫子首

先強調的是戰爭戰略的基本性質，并由此規定了戰略追求

的最高目標。孫子所講的“道”是什么呢？《計篇》給予了

明確的回答：“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

與之生而不詭也。”不詭，就是“不違”，注重的是以“仁本”

或“道義”使民眾與君主同心同德，共赴國難。

“道”表面上看來是很虛的東西，有沒有無所謂，但實

際上“道”作為一個吸引民心的愿景，一個政治追求，可以

形成與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可以從民眾中汲取無窮的戰

爭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的走

向可以改變戰爭的力量對比，也可以最終決定戰爭的勝負

格局。孟子有一個突出的思想是“仁者無敵”。他說：“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

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①]

《淮南子·兵略訓》一書中也談道：“兵之所以強者，民

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得者，威也。是

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并行，是謂至強。”

這種“以道為首”的戰爭制勝觀念有其深刻的歷史根

源。在冷兵器時代，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不發達，雙方的

力量對抗主要是人力的對抗。所以在這一時期,人多戰勝

人少、資源多的戰勝資源少的、大國戰勝小國是個基本的

規律，也是基本的勝負之道。因此，此時的戰爭戰略指導，

首先要建立在冷兵器時代對人力的絕對依賴的前提上，它

要著眼于從根本上改變雙方實力對抗,而非糾纏于武器裝

備、戰術訓練、賞罰尺度等枝節末葉的表面。

值得強調的是，“以道為首”的戰爭制勝觀念不僅具有

功利導向，也具有價值導向。《史記》中有這樣一個例子，

供事于戎狄的晉人由余受戎王派遣，出使于秦。秦穆公讓

他參觀秦國的宮室和積聚，向他炫耀秦國的富有。由余說，

這些東西，“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

穆公感到奇怪，問他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

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著

回答他，“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圣黃帝作為禮樂法

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驕淫。阻法度

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

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

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

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②]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孫子以“道”為首的戰略規劃

思想對當今社會競爭有著深刻的啟示。一個好的“道”構成

了一個企業團體真正區別于對手的獨特資源，它可以為每

一個成員明確前進的目標，使個體的能量集中起來并釋放

到同一個方向上，形成突破性的力量，進而構成真正的核

心競爭力?？梢哉f，“道”是成功的企業與不成功的企業、

能做大的企業和不能做大的企業、基業長青的企業和曇花

一現的企業的真正區別。商業史上，惠普公司有著名的“惠

普之道”——以員工為導向的企業價值、追求高品質的企

業目標、不斷進取與精益求精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方式、高

科技與顧客導向的企業文化。寶潔公司有著名的三大準則

——只雇傭具有優秀品質的人、支持公司員工擁有明確的

生活目標和個人專長、提供支持和獎勵員工個人成長的工

作環境。類似的企業之道，還可以在可口可樂、諾基亞、

摩托羅拉等優秀公司中不同程度地看到，盡管其表現形式

有可能復雜多樣，但絕對沒有本質內涵的不同。這種本質

內涵用中國話來說就是“道”。這種“道”可以最大限度減少

組織的內耗，調動組織成員的積極性，使企業上下形成強

烈的歸屬感、認同感和使命感，同舟共濟，生死與共，最

終為了組織的遠大目標而忘我犧牲，無私奉獻，不管面對

什么樣的困難或誘惑，都不離不棄。

在戰爭中，軍事力量再強大，也難以彌補“失道”所帶

來的人心大去。在競爭中，再大的企業，再強的資源，再

優秀的管理者，一旦失去民心，也會在一夜之間被打回原

形，輸得一敗涂地。孫子所講的決定戰爭勝負的戰略要素

中，在“天”、“地”、“將”、“法”等方面出了問題，還是可以

彌補的，但在“道”上一旦出了問題，就無法挽回。從這個

意義上說，最終決定戰爭與競爭結局的，就是這個“道”字。

二、精英階層具有至高的社會責任

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孫子》，會發現十三篇原文處處

對精英階層（將帥）提出了至高的道德標準和社會責任要

求，這是孫子落實其“道勝”思想的一個重要途徑?！蹲鲬?/span>

篇》講：“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謀

攻篇》又說：“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

則國必弱。”；《九變篇》在論述“將有五危”之后，強調“凡

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

不可不察也。”；《地形篇》在論述“兵有六敗”之后，亦強

調“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火

攻篇》最后做出總結：“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

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復喜，慍可復

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

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這些內容都是把保護國家

和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將帥的唯一宗旨，強調其指揮的一

切戰爭行動必須以是否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最高標

準。

孫子對將帥的責任要求，不僅有諄諄的告誡和警示，

而且還把它提升到了一種至高的境界。《形篇》有言：“故

善戰者之勝也，無奇勝，無智名，無勇功。”在平常的對

抗和競爭中，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方非常輕易地戰勝了

另一方，沒有激烈對抗的場面，顯得平淡無奇；一種是雙

方拼殺得異常激烈，場面十分壯觀，最終一方十分艱難地

戰勝了另一方。平常人往往對前者不屑一顧，卻會給后者

很高的褒獎。而在孫子看來，這是大錯特錯的，真正應該

獎勵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這因為，前者要比后者更高

尚、更高明，因為他沒有為自己的名利而過多犧牲國家和

人民的利益，也因此造成的損失最小。孫子在《地形篇》

還說：“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

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

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這就直接把社會責任問題與將

帥的個人修養和道德境界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從歷史上

看，如果將帥嚴格執行君命，打了勝仗自然有功，而打了

敗仗也不至于有致命的罪責，反之，如果將帥在作戰中違

背君命，打了勝仗不一定有功，而打了敗仗則一定是人頭

落地。所以，平庸的將帥總是唯君主之命是從，從不敢說

一個“不”字。結果呢？是民族遭殃，國家受難。

可見，在孫子關于將帥的道德思想中，社會精英階層

是否具有保國安民的遠大理想，能否把國家民族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并以“道”規范和指引自己的行動，將

從根本上決定戰爭的勝負結局。

近代史上，國共兩黨長期較量和勝負結局充分證明了

這一點。中共剛剛成立的時候非常弱小，在發展的過程中

也經歷了很多波折，但中共的核心團隊從來就沒有散過。

這是因為他們心中有“道”，有著堅定的共產主義的信仰。

中共在創立的時候，參與共產黨創建的大部分人，家庭背

景都是非常優越的，但建設新中國的理想和愿景使他們甘

愿放棄舒適的生活而投身到革命的大潮之中，并為此不惜

拋頭顱、灑熱血，生死與共，至死不渝，從而形成了強大

的凝聚力。反觀當時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雖然掌握著比

共產黨占更多優勢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資源，但終

因“道”之缺失，黨魂已散，最終還是失去了民心，失去了

天下，失去了政權。

以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反思當代，孫子對道義的重視及對

將帥的社會責任要求仍然具有深刻的意義。處于社會轉型

期的中國，由于貧富差距、就業壓力等新矛盾的出現，公

眾對于精英群體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身居社會高層，擁

有眾多資源和較大影響力的精英群體，應負有遠比普通公

眾更多、更重的社會責任。然而，從現實來看，中國精英

群體從社會上獲取的好處太多，而承擔的責任太少，他們

還缺乏宏大的信念和理想，也因此未能在成就自己的同時

培養出回報社會、造福人類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狂言迭出

的任志強說過一句話：“我是一個商人，我不應該考慮窮

人。投資者讓我去賺錢，而不是救濟窮人。”這充分體現

了中國精英階層對社會責任的淡漠。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

的企業家或成功商人，除了賺錢生存，還必須承擔必要的

社會責任。古人尚懂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

樂”，而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時代精英，為了民族未來和

子孫福祉，多一點誠信，少一點欺瞞；多一點博愛，少一

點自私；多一點勤儉，少一點奢靡……難道不是最起碼的

做人的道德底線嗎？。

三、共同愿景與民眾實際利益結合

《孫子兵法》道勝思想，從本質上說，是以共同的理

想和目標為前提的，否則就談不上“上下同欲”或“與眾相

得”。難能可貴的是，孫子不是空洞地提出這一共同理想，

而是在戰爭的特殊條件下，巧妙地實現了共同愿景與民眾

實際利益的結合。

首先，孫子把國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問題放在養兵用

戰的首位，孫子開篇即言：“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

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計篇》）這明顯是強

調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是第一位的，“重視集體的

價值，重視集體性的生存權利的實現和保護，是孫子兵法

軍事人道主義最合理的內核。”[③]這就實現了戰爭道義與

民眾“大利”的有機結合。

其次，孫子所謂“唯人是保”，是把保護人民群眾具體

的生命財產安全作為軍隊和的唯一宗旨，一切軍事決

策與行動均應建立在人民群眾的利益基點上，以是否符合

人民的利益為根本標準。盡管孫子兵法中講的全句是“唯

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但春秋戰國時期，軍

人的安國保民觀念是高于忠君的，如果君主不能代表國家

和人民的利益，這個“主”是否值得保？按照孫子的邏輯，

似乎應該是否定的。

第三，孫子也提倡關照戰爭過程中民眾的實際應得利

益。所謂“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文”即包括了具體作戰

中的物質賞賜?！蹲鲬鹌分忻鞔_談到：“殺敵者，怒也；

取敵之利者，貨也。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孫子是著名軍事家，也是高明的管理者，他在戰爭中重視

“利”，追求“利”，這種“利”很明顯也包括民眾的實際物質利

益。

孫子上述思想揭示了一個真理，即對于普通的成員來

說，愿景與使命必須得到落實才能實行，必須成為他們能

夠感受、能夠認同、能夠被鼓舞、被激勵的東西，成為他

們生活的一部分。中共成長的歷史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革命戰爭時期，信仰的力量可以激勵中共精英去出生入

死，在所不惜，但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他們很難完全理解

和認同這些宏大的理想。所以，中共及時提出了“打土豪，

分天地”的口號，從根本上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渴望和需

求，從而將建設新中國的偉大理想與農民的個人利益完美

地結合在了一起，真正形成了“令民與上同意”、“上下同欲”

的局面，這是中共能夠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

企業競爭也是如此。企業的“道”，既要清晰、明確，

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同時，還要真正像“取敵之利者，

貨也”那樣，落實到每個員工的職業生涯中，使得企業的

長遠發展與員工的個人成長有機地融為一體，使得“道”不

再僅僅是宏大的理想，不再是管理精英的自我期許，而成

為與每一個員工利益密切相關的東西，從而讓員工把企業

的愿景作為自己的職業和生活的目標，讓他們心里清楚，

自己既要實現公司的社會價值，也要實現自身的個人價

值，自己既是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而戰，也是為了個人的

生活美滿而戰。日本的“拉鏈大王”、吉田公司總裁吉田忠

雄在這方面是杰出的榜樣。他認為，企業賺錢多多益善，

但是利潤不可獨吞。他在自己的公司推行“利潤三分法”，

即將利潤分成三部分：讓利三分之一給消費者——以較高

質量的產品及較低廉的價格贏得消費者的信任，穩定消費

者隊伍；讓利三分之一給銷售商及代理商——穩定自己的

銷售隊伍；讓利三分之一給自己企業的職工和股東——穩

定生產者隊伍、管理者隊伍和投資者隊伍。在每年支付的

紅利中，吉田忠雄本人中占其中的16%，其余的均由其

家庭成員和職工分享。吉田忠雄將自己的這種有效的經營

方略概括為“善的循環”。用他自己的說，就是“如果我們散

布仁慈的種子，給別人以仁慈，仁慈就會循環給我們，仁

慈在我們和別人之間不停地循環運轉。”這真可謂是修煉

了自身，也成就了企業發展之道。

四、仁義目標與智謀手段結合

《孫子兵法》道勝思想的另一個特色，是將戰爭的仁

義目標追求與戰爭過程中的謀略運用有機地結合在了一

起。

唐代詩人杜牧在《注孫子序》中寫道：“武之所論，

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④]在這里，杜牧將“用仁義、

使機權”看作是對《孫子兵法》之總體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換言之，“本之以仁義，濟之以權謀”乃《孫子兵法》之靈

魂所在。孫子在戰爭中提倡施謀用詐，但其根本的出發點

卻是為了安國全軍。他是在堅持戰略目的之“仁”的前提

下，強調力量具體對抗過程中的智慧較量，這實際上是將

中國傳統思想的“仁義”與中國戰略思想中的“詭道”統一起

來，而這種統一恰恰又是在正確區分開戰略目的和戰略對

抗的層次上實現的。所以說，我們不能將戰略目的與戰略

對抗的具體方法混為一談，不能將用于戰略目的的道德倫

理觀念套用在具體的力量對抗藝術上。符合“仁義”目的的

“欺騙”是善而不是惡，不應受到道義的譴責；不符合“仁義”

目的的“誠實”是惡而不是善，反應受到道義的譴責。

“本之以仁義，濟之以權謀”，既是《孫子兵法》的靈

魂所在，也是諸家圣哲的基本觀點?！独献印酚醒裕?/span>“以

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⑤]；《司馬法》中

談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

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

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⑥]

明代兵學家尹賓商對此概括的更精煉、更準確，所謂“兵

以正出而譎用之”[⑦]，“正出”，是說發動軍事戰爭與運用

謀略，要服務于一個高尚的目的，要符合社會的道德規范；

“譎用”，是說指揮軍事戰爭，要遵循其本身所固有的詭詐

之道，而不是踐行什么成圣成賢的道德規范。

諸家圣賢何以如此大同？原因就在于，戰爭或戰爭指

導有其內在的本質規律。舍此，將無以把握古代兵法的精

髓和勝負之道；而且，似乎人世間的一切事業，都只能立

足于此。古人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

在法制，其用在是非。”[⑧]大意是：“天的道理（自然界

的規律）在于使一些生物不斷生育生長，它的表現作用是

有強有弱。人世間的道（規律）是法制，它的表現作用在

于辨明孰是孰非。”這就是說，人生有兩大基本的學問，

一門學問告訴你怎么生存、怎么發展、怎么做一個強者。

還有一門學問是告訴你怎么做人，怎么明辨是非，怎么做

一個好人。事實上，孫子兵法的總體價值無非就體現在這

兩個方面。

孫子“本之以仁義，濟之以權謀”的思想，應該說為我

們克服競爭中“義”與“利”、“仁”與“詐”的的矛盾，超越其內

在的兩難選擇提供了極好的思路。一方面，我們要運用以

迂為直、出奇制勝、避實擊虛、我專敵分等謀略手段，增

加競爭的活力，使競爭在更廣闊的舞臺上展開，避免強者

愈強、弱者愈弱的兩極分化格局。另一方面，又要從宏觀

上把握和理解孫子的道德內涵，從最高目的上，教導人們

恪守倫理底線，以維護國家和民眾利益為大局。這其中，

最關鍵的是企業家個人是否具備正確運用謀略和妥善解

決欺詐問題的基本素質。西漢劉向在其《說苑》中談到：

“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

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

其為百姓也詐。”[⑨]大意是，具有良好道德的人運用謀略，

他會造福人民，造福國家；不具備良好道德的人運用謀略，

他會玩弄權術和騙術，禍國殃民。就企業經營管理而言，

謀略也是一把雙刃劍，既有正面影響，又有負面作用。正

面影響是因為其多彩的計謀內容為企業家提供了豐富的

競爭智慧，負面影響則主要是因為經營者對欺詐成份的不

合理運用，進而給社會帶來嚴重危害。鑒于此，我們必須

從整體上理解兵法謀略的精髓，找出兵法謀略中可以與市

場競爭合理對接的成份（當然其中包括一定的欺詐成份），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兵法謀略真正成為經營者和決策

者預測未來、把握時機、統籌策劃、[①]趨利避害的制勝

之道。《大染坊》中陳壽亭的經營策略就是一個很好的說

明，他嫉惡如仇，體恤民眾，關懷下屬，這是“仁”；但他

在經商中鬼點子多，不僅用以對付日本商人，也用來對付

中國商人，這是“詐”?？少F的是，他始終以一切以國家和

民族利益為至上，恪守最基本的社會道德為底線，并在此

基礎上將經營中的仁義與謀略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體現

出一個優秀民族資本家的良好風范。

（作者為濱州學院孫子研究院副教授）

[①]

《孟子·公孫丑下》。

[②]

《史記·秦本紀》。

[③]

王聯斌.走向安國、人道與和平——孫子兵法道德資源

對現代世界文明的價值，軍事歷史研究，1999（1）：149

－155.

[④]

(唐)杜牧.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 [M].北京：中華書局

影印本，1983.

[⑤]

《道德經·五十七章》.

[⑥]

《司馬法·仁本》.

[⑦]

（明）尹賓商.兵壘.見中國軍事史第六卷. [M].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91.

[⑧]

《劉夢得文集·天論上》。

[⑨]（西漢）劉向.說苑.卷十三.權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