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此圖以為天下法_圖文

成此圖以為天下法

鄒伯奇（1819―1869），廣東南?？h人，晚清科學家、發明家。以往學者對其在光學、算

學、天文學領域的成就研究甚多，卻較少對其在輿圖測繪方面的艱苦探索進行專門探討。因

此，本文以鄒伯奇主持測繪的同治《南?？h志》輿圖為中心，結合其論述、往來書信、詩文

等材料，探討鄒伯奇主持縣志輿圖測繪之歷史背景，并圍繞他與弟子在地圖測繪中的實踐和

思考，一窺其以《南?？h志》輿圖試法，構筑方志輿圖測繪科學準則的不懈努力，以及他在

地方志城圖測繪領域的卓著成就與深遠影響。

鄒伯奇；南海縣志；方志輿圖；測繪成就

一、晚清方志城圖測繪狀況

中國明清時期，隨著方志編纂的興起，與方志緊密相關的地圖繪制也逐漸興盛。明萬歷年

間西方制圖方法傳入，從意大利人利瑪竇繪制《坤輿萬國全圖》開始，中國的官方地圖始有

經緯度。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完成的《皇輿全覽圖》，采用西方制圖術中的地圖投影法

及經緯度方法。然而，諸種西方科學、先進的繪圖方法卻未能得到自上而下的普及推廣，“在

從16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地圖學幾乎沒有受到歐洲影響的痕跡。”

【1】200上至國家下至省、縣、鄉，傳統制圖法依然流行。

直到晚清，個別方志陸續出現有關對志書輿圖繪制不滿的記錄【1】237，同治《南?？h志》

即是其一，并且是有此記錄的最早的方志之一。其編纂者在開篇《敘》中指出，雖然地方志

書在“疆域之變更、山川之瑰特、人才之英卓、物產之沃饒、形勢之雄奇、蕓生之利病”等方

面的內容充實、可信，但在地圖繪制方面，卻“圖繪多訛，廣輪莫辨，未識開方之法，罕明

測算之經……幾迷向背于東西，遜劉焯之精能，孰審測量于左右”【2】卷首，亟待改良。南

?？h志分纂李征G亦認為：“吾桑園圍，向有舊圖，全失古法”【3】。

可見，當時南海修志者已經意識到輿圖在志書編修中的重要性，對舊志地圖錯漏百出、且

幾無科學、實用功能的弊端深感不滿。方志輿圖之測繪水平亟待改善和提升，以提供更多可

靠的地理信息，在當時已成為一部分修志人士的共識。

二、鄒伯奇主持《南海縣志》輿圖測繪之歷史背景

清同治五年（1866），南海縣重修邑志，鄒伯奇在眾人的推舉下任志書編修的分纂，領導

弟子開展地圖測繪工作。為何由鄒伯奇負責《南?？h志》地圖測繪任務，以及鄒為何決意擔

當起此重任，通過考察史料，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歷史原因：

第一，鄒伯奇不僅擅長天文算學，精通文史，而且從青年時代就醉心于地圖繪制，鉆研西

方制圖術之余，致力于改進地圖繪制方法。1844年，25歲的鄒伯奇摹繪完《皇輿全圖》【4】

746，以地為球體為基礎進行測算繪制【5】卷二 《皇輿全圖序》，31。由于其摹繪的地圖能

符合“地圓之理”和“地球弧面”，因此相較同時期或早些時候的地理學家繪制的地圖，在科學

性、精確度上更勝一籌【6】122，廣受周圍弟子、友人、學者贊譽，紛紛傳閱和臨摹，乃至

刻印成書。因此，鄒伯奇深厚的理論積淀與創新實踐精神，為其日后全面主持南?？h輿圖測

繪打下了堅實基礎。

第二，鄒伯奇的輿圖測繪技術受到當時政、學界的一致認可與推崇，享有極高聲譽。鄒伯

奇雖僅為一介生員，但憑借對天文、算學、輿地測繪學的深厚造詣，在與陳澧、張維屏、譚

瑩、金錫齡、劉熙載、夏鸞翔等學人交往、切磋學問過程中，贏得了他們的一致敬佩，其中

不少學人擔任過學海堂的學長。因此，咸豐七年（1857年）正月，在眾多學海堂學長的公

舉下，“補學海堂學長”【7】44。雖然“學長中如吳蘭修、侯度、陳澧、鄒伯奇皆精數學，而

鄒伯奇尤天才特絕，貫通中西，極深研幾”5，連陳澧也自嘆“聰明不逮特夫遠甚”【6】卷三 《鄒

特夫地圖序》，122-123。

同治三年（1864年），時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曾邀請鄒伯奇繪制廣東圖。雖然此次繪圖工

作，由于“其時程日甚迫，徒屬又希以繪圖法布之各府州縣，而各府州縣未盡明曉，故所為

未盡善”【2】卷二 《南?？h志圖說后跋》，諸多客觀因素限制了測量技術的發揮，鄒伯奇甚

感遺憾，但透過郭嵩燾的垂青與信任，可以得知鄒伯奇的輿圖測繪水平在當時的廣東可謂首

屈一指。

同治五年（1866年），恰逢《南?？h志》重修，生于南海、長于南海的鄒伯奇成為主持縣

志測繪工作的最佳人選，因此縣志編修“局內者梁墨畦、康述之、梁香林諸公，亦以繪圖事

屬先生”【2】卷二 《南?？h志圖說后跋》。對舊志中輿圖測繪錯訛百出的現象久有不滿的鄒

伯奇，欣然接受了此項重任，亦十分重視此項工作。鄒伯奇弟子鄒Q在《南?？h圖志說后

跋》中說到，“辛未其間，人事牽率，稍濡時日，先生手書敦迫告誡，亟望其成，而深懼其

不成。嘗曰，吾成此圖以為天下法也”【2】卷二 《南海縣志圖說后跋》。不難看出，鄒伯奇

對縣志測繪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探索，用嚴謹的方法繪制一套精準詳備、

標榜后世的輿圖范本，構筑科學的輿圖測繪準則。

第三，鄒伯奇十分注重培養測量人才，如鄒Q、羅照滄、孔繼藩等弟子。在鄒的潛心指導

下，他們掌握了測量、繪圖技能，晚年身體抱恙、疾痛纏身的鄒伯奇得以通過指導弟子完成

艱苦且浩大的測繪工程。其中，孔繼藩為鄒伯奇高足弟子，學海堂專課肄業生，參與了同治

《南?？h志》續修的繪圖工作【7】63。鄒Q、羅照滄皆為監生【2】卷首，因“諸公屬先生

舉通其法者同行邑境”【2】卷二《南?？h志圖說后跋》，兩人遂“承鄒特夫師命”，“分繪闔邑

輿地”，協助完成南?？h志輿圖的測繪。從鄒伯奇與弟子的來往書信來看，他對弟子的教導，

不因路途的遙遠、工作的繁重、時間的緊迫而受到影響，時時用深入淺出的道理誡勉，保證

了縣志輿圖測繪任務能如期完成。

三、鄒伯奇對《南?？h志》輿圖測繪工作的改進和貢獻

在鄒伯奇的指導下，通過弟子的不懈努力，他們繪畫出的南海縣境輿圖數量達150余幅之

多，包括《縣治附省全圖》1幅，《縣境全圖》1幅，下轄各司、廳、堡圖共102幅，《南海

總圖》共48幅，另有《西樵山圖》1幅。這些流傳至今的珍貴地圖，為研究清代廣東南海

縣歷史地理演變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資料，同時也充分體現出鄒伯奇卓越的輿圖測繪思想、

超前的測繪水平、完備的測繪理論。仔細爬梳這些地圖以及鄒伯奇的相關材料，他對測繪工

作的貢獻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兼采中西測繪技術之長

在西方繪圖術傳來之前，中國學者的地理觀念“大多數是以地為平面，所以繪畫地圖亦只

知畫方之法，卻并不知道地是球形，平面的地圖不能正確地表示弧形的地面”84。對西方繪

圖術深有研究的鄒伯奇，在《南?？h志》卷一《圖說》的開篇便闡述了傳統方志輿圖繪制存

在的問題：一是不能規范地實測經緯度，沒有將經緯線的測量作為繪制地圖的前提和基礎；

二是忽略了地球的“方圓之勢”，即地球的球體特征和曲率，平面輿圖繪制簡單套用古代“計

里畫方”方法，“或加方格”、“或竟去經緯線而存方格”，縱橫等距、直線交叉地畫滿正方形

小格，故除中心部分較準確外，愈往四周變形愈大，從而極大影響了輿圖繪制的整體精確度。

對此，鄒伯奇決心以續修《南海縣志》地圖試法，“遵其法，推而廣之，實測境內經緯”，嚴

格按照西方繪制準則測量經緯度。

然而，鄒伯奇并沒有全然放棄傳統輿圖繪制方法。他巧妙糅合傳統“計里畫方”法和西方實

測經緯法的優點，“于欄外畫小格，每格為一里，以取計里之便”【2】卷一 《圖說》，如此

一來使同治《南?？h志》地圖在提高方位精確度的同時，便于憑據欄外小方格來計算實地距

離遠近，兼顧了方志地圖的準確性與實用便捷性。因此，鄒伯奇對古代繪圖法進行創新運用

的同時，能汲取中西測繪技術之長，將西方地圖測繪的關鍵技術為我所用，無疑推動了中國

輿圖繪制的科學化進程。

（二）推動方志輿圖地名注記的規范化

地名是輿圖的內容之一，也是輿圖的補充和延伸。地名注記是否考證嚴謹，直接關系到輿

圖的精準度。然而，地名的雅俗、異稱、古今殊號等內容的考證工程繁復而巨大，因此前人

修志時在地名考究上往往避重就輕，敷衍了事，致使“今傳后世之為圖，多未親履，其地徒

依方志之Z言，雜搜詞人之皮傳，懸想臆測，心摹手追，指未定，可任易枰上，汗簡方完，

已如歷滄桑之變，遂使覽者開卷疑，若了然案圖，實無可索。”【2】卷一 《圖說》

對此問題，鄒伯奇在《南海縣志》續修過程中，痛絕流弊，加強方志輿圖地名的考征，完

善地名注記規范，力爭做到“只據見在，不尚風聞”、“足有未到，寧缺而不誣”、“不得其處

者，必不妄注”，最大限度地保證注記的準確度。為了更好地要求自己和指導弟子，鄒伯奇

在其《畫地圖功程》、《畫地圖淺說》中，對考證地名的工作環節做了諸多具體的要求，避免

泛泛空談，更具實操性。如繪制新圖時：

“舊圖雖略，而志書內輿地、古跡、建置各卷，有著明本堡山水、村莊、營汛、祠宇、書

院、文塔、橋梁、津渡、基竇等名，亦須細詢土人，現在何處，抑或古有今無。其故址尚可

目驗者，亦著之于圖，已圮廢者并著明。”【5】卷一 《測量備要》，5

又如在勘定村莊之交界時：

“不得但書某村界，須著實地步是某水某石為界。如疑不能明者，須行寫至外村至某地。

易于識別者，注曰屬某堡某村，乃不浮泛。”【5】卷一 《測量備要》，8

由上可以看出，鄒伯奇對注記和考證地名、古跡、界線，均要求做到“細詢”、“目驗”、“著

明”，各個環節缺一不可，這在同治《南海縣志》的地圖中均有體現。就以縣志卷一之《九

江廳主簿圖》、《九江東方圖》、《九江西方圖》為例，九江各個地界、下轄各堡、山體、主干

流、支流、沙島、灘涂、橋梁、寺廟、書院、祠堂、社學、墟市等均有標記；一些特殊地勢

也進行了特別標記，如“人字水”、“九曲十三灣”等；此外還注明了不少基竇，如“桑園圍基”、

“惠民竇”等，細致記錄了當時南海的農田水利狀況。

（三）推動方志測繪由注重美學功能向重視實用功能轉變

清代中前期，運用投影法和經緯度法繪制的方志輿圖極為少見，多數輿圖基本上沿用傳統

繪制法，即便是傳統的計里畫方法也不普及，輿圖平面控制基礎采用制圖者俯視角度繪制出

地域全貌，城圖中景物雖如山水畫般精美，但大小、面積比例常常失衡，地圖的美學功能要

遠遠重于實用功能25。

鄒伯奇對這種過于追求美觀的繪圖弊端尤其不滿，如在其《畫地圖淺說》中諷刺到：

“登高遠望，則形勢可了然心目，此乃摹繪景色之法。中則必大而詳，松柏亦參天矣。外

則必小而略，遠山一抹而已，不足以施之地圖也。”【5】卷二 《畫地圖淺說》，32

“畫山必作峰巒峭拔，此山之頂，及彼山之腳。若兩山之間有水，則水必為山所掩……此畫

圖之最不通者。”【5】卷二 《畫地圖淺說》，32

用描繪景色的方法繪制地圖，必然導致輿圖幾乎無實用之功效。因此，鄒在對弟子嚴格要

求，經緯度數與注記標識必須按照比例與實際大小進行記錄，不以物小而忽略不計，亦不得

任意篡改、美化。村莊有廣狹，水路有寬窄，都應“依分率大小畫之，不得任意寫大”【5】

卷一 《畫地圖功程》，8。同時，對于像“■戶、客家、耕戶”這樣的固定聚居群體，也“須注

明某墩某基、某坑等名。系那種人居住，屬某某鄉所，以著其實也，不必削而不書，以為貶

也”【5】卷一 《畫地圖功程》，8。從這些不起眼的細節要求，可以體現出鄒伯奇不僅十分

注重地圖的功用性，而且對域內邊緣族群亦十分關注，體現出其尊尚平等、實事求是、惟科

學是舉的嚴謹態度。

鄒伯奇的這一理念，得到了《南?？h志》分纂者之一李征G的認可：“繪圖之法，失傳久

矣……間有曉者，不過用畫師寫山水法，能翻空以取神，不能征實以求是。以至東南互移，

位置顛倒，常不免矣。”【3】從中不難看出，李征G在諷刺以往輿圖繪制重“美觀”不重“實

測”弊端的同時，對鄒伯奇在《南?？h志》中的諸種突破給予了極大的肯定。

（四）規范了方志輿圖的測量與繪制工作

輿圖測繪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尤其在古代測量設備、交通條件較為落后的狀況下，實際測

量過程尤其艱難。弟子鄒Q在《南?？h志》卷二《跋》中寫到：“先生謂，繪地之法較算天

尤難，算天可安坐而推，繪地必舉足親歷”，可見測繪工作之繁復程度。但正因如此，測繪

工作之程序、步驟就尤為重要，這些因素直接影響到地圖的繪制效果。

鄒伯奇在《畫地圖淺說》中舉例，今人畫地圖，主要通過詢訪路人、稽考方志兩個簡便

途徑，未曾實地勘測，因此畫出來的圖如“繪古圣之神像，龍首蛇身；圖山海之怪物，九頭

八翼”【5】卷二 《繪地圖淺說》，32，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又如，兩幅繪制的地圖之所以

邊界不能吻合，往往“不過因慳越幾步，令彼此無勾搭筆墨，將來又要費一翻還魂工夫，是

誰之咎？”【5】卷二 《與羅照滄書》，42因此他常在書信中嚴厲告誡弟子，強調畫圖章程

及規范的重要性，如他在與弟子羅海田（照滄）的書信中要求到：

“所應寫、應考究之事，前已付有畫圖章程一紙，時常要觀玩，用精神照管，毋使得此失

彼，則用日少而成功速；如視之閑文，則雖足日已經過，亦必諸多遺漏錯誤，余于此事最知

甘苦。凡有所作齟齬不安，即當親攜來請教，然后能得其弊病何在。愈學愈精，不可以為盡

曉，妄作妄為、茍且遷就，以減其跡，如大江之合大富是也。”【5】卷二 《與羅照滄書》，

42

鄒伯奇以自身感悟，反復提及偷省工夫、茍且偷安之弊病，對弟子的勸誡和教誨可謂不厭

其煩、細致周全。今日讀之，仍可感其腳踏實地、精益求精的學人作風與為人師者之風范。

這些點滴、瑣碎的細節規范與囑咐，或許正是鄒伯奇“成此圖以為天下法”的“大法”的最好詮

釋。

四、后世對同治《南?？h志》輿圖之評價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鄭夢玉等總纂的《南海縣志》完成，百余幅南?？h圖也如期

測繪完畢，編入縣志第一、二卷。這套地圖嚴謹而精密，受到當時諸多學者的一致稱贊。如

學者陳澧對鄒伯奇弟子運用鄒伯奇測繪方法繪出的地圖也極力稱贊：“地圖至此，精密極矣”。

學人陳璞在《鄒征君南海地圖贊》中難掩對此地圖之珍視：“南海為邑，幅員遼闊……誰能圖

之，布測運法，維鄒征君，遣二弟子。記里準方，亥步八垠。裴氏六法，曠古不傳，征君實

創，甫圖一邑。圖成君逝，是可寶藏。”【5】卷六 《附錄》，234藏于南海博物館的碑刻《西

樵山圖記》對鄒伯奇弟子繪制的西樵山地圖亦是贊美有加：“峰巒位置、途徑屈曲，不失分

毫，神乎技亦！”

鄒伯奇的測繪技術不僅受到當時學界的認可，也極大影響了后世南?？h地圖甚至是廣州城

圖的測繪，受到后世修志者、研究者的充分肯定。時隔三十余年，宣統二年（1910年）的

續修《南海縣志》基本沿用了同治年《南海縣志》的全部地圖，“只將舊本摹印間有村落、

地名訛誤遺漏者，按照采訪冊訂正之、添補之”，增入京師新舊會館圖、學宮圖、中學堂圖

及粵漢鐵路干線圖、三省鐵路直線圖等，除此之外，幾無改動。編纂者在《圖序》中特別說

明了重新摹印舊圖的原因，高度評價了鄒的測繪水平：“本邑所屬各圖，前為鄒征君伯奇所

繪，界限明晰，校讎精美。此次重修，未便再行更易，只將舊本摹印。”卷一 《圖序》

此外，由于同治《南?？h志》中還包括鄒伯奇運用西方制圖術繪制出的廣州省城圖，繪出

經緯網并詳細標注出城內的道路網絡及主要建置，亦被后世研究者視為廣州城圖繪制走向科

學與成熟的標志119。

五、小結

總之，鄒伯奇及弟子的測繪成果即便經歷三十余年的風沙洗禮和不斷檢驗，卻依然被后世

重復征用、頂禮膜拜，被視為輿圖測繪的典范，成為晚清城圖測繪不斷成熟的代表，足可見

其影響力之深遠。其所代表的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勤于實踐、開拓創新、精益求精的精神

正是廣東學人精神的一個縮影和注腳。然而，鄒伯奇的測繪理論、思想、影響遠不止于此，

還有待更多跨學科領域的深入探討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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