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歷史綱要上人物傳記45玄奘

2024年2月20日發(作者：扳手腕作文)

中外歷史綱要上人物傳記45玄奘

編輯 張書林

玄奘，俗姓陳，名祎，法號玄奘。生于開皇二十年（600），一說生于仁壽二年（602）。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附近）人。

他的曾祖陳欽，做過北魏的上黨（今山西長治）太守，祖父陳康，做過北齊的國子博士，父陳惠，在隋朝時一度任江陵（今屬湖北）縣令，以后回到故鄉，過著且耕且讀生活。陳惠對于儒家經術很有研究，又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他有四個兒子，玄奘最小。當時佛教盛行，玄奘的二兄陳素在洛陽凈土寺出家，法號長捷。受兄影響，幼年的陳祎常去寺內，對佛學產生強烈興趣，十一歲時即能“誦《維摩》、《法華》”。十三歲時也在洛陽出家。他天資聰穎，專心致志研究佛學，很快就掌握了《涅槃論》等佛教基本經典。隋末天下大亂，僧眾紛紛西游，玄奘隨兄入川受學，數載鉆研，學業大進。為追求更高的目標，他不顧二兄的勸阻，毅然順長江東下，先后在荊州、趙州、相州等地遍訪名師，廣涉佛經。貞觀元年（627），他移住長安大寺院莊嚴寺，從道岳學《俱舍論》，又從法常、僧辯“二大德”學習。二十八歲時，由于玄奘超群的智力和刻苦的求學精神并達到一定的水平，受到“二大德”的稱贊，被譽為“釋門千里之駒”而馳名長安。玄奘在苦心鉆研佛學中，發現當時國內佛教經論的體系雜亂，有些問題各家說法頗多分歧，部分經典的翻譯又差錯較多。盡管他已深研國內主要經典，遍訪名師，但對佛家經典依然“莫知適從”。貞觀元年十二月，印度學者波頗蜜多羅來到長安，該僧對《瑜伽師地論》備極推崇。玄奘聽說天竺（古印度）地方有很多佛經，于是決心西游，“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該經為大乘瑜伽學的要典。弄清《瑜伽師地論》的真義，是玄奘誓游西方的重要原因。玄奘深知西行的艱難，所以除了積極學習梵文外，還有意經受各種痛苦的磨練，創造西行的條件。

西行求法

唐朝初年，西突厥勢力很大，西北邊塞局勢不穩，玄奘邀集西行的僧侶雖一再申請西行，都未被批準。同行者紛紛退出了西行行列，但玄奘依然不改初衷。貞觀三年（629）月間，長安鬧饑荒，朝廷同意僧侶外出就食，玄奘乘機離開長安，私自跟一些商人向西進發，來到邊塞重鎮涼州。涼州都督李大亮為執行朝廷禁止私自出塞的規定，逼令玄奘返回長安。幸得當地高僧慧遠的幫助，玄奘晝伏夜行，經過張掖抵達瓜州。這時，朝廷的訪牒也到了瓜州，通令玄奘返京。瓜州州吏李昌為玄奘這種立志求經、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動，毅然放行。

途中玄奘碰到一位熟悉西行地理情況的老翁。老翁告訴他：“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免者。”玄奘則表示自己不到天竺不東返，就是死在路上也決不后悔。老人深為所動，便將一匹往返伊吾（哈密）國十五次的老馬送給他。

唐初，西行之路出玉門關后分南北二路，北路由天山南麓過蔥嶺，南路由昆侖山北麓向西過蔥嶺，玄奘選擇了北路，他與向導乘夜出發，但不久向導借故離他而去，玄奘獨自一人繼續趕路。茫茫荒野上，玄奘靠著一堆堆駝馬糞和骸骨的痕跡前進，過了四座烽火臺，便踏上了莫賀延磧（意為大戈壁，即今安西至哈密一段沙漠）。磧長八百余里，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險途莫測。入沙漠后，玄奘便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野馬泉，匆忙中又弄翻了水袋，沙漠中沒有水，就等于沒有生命，玄奘打算回返取水，走了十余里，想起自己的誓言，寧可西行而死，決不東歸而生，便又重新西進。四五天后，由于沒有滴水入喉，他渾身熱燥，眼睛也睜不開了，最后昏到在黃沙之中。半夜里昏迷中

的玄奘被涼風吹醒，他又振作精神，繼續前進。幸而老馬識途，終于在附近找到了水泉，玄奘得救了。

出了大沙漠，玄奘經伊吾（今哈密）來到高昌國（今吐魯番）。高昌國王麹文泰篤信佛教，他久聞玄奘大名，熱情挽留，竟給玄奘造成了意外的困難。因玄奘拒絕留居高昌，高昌國王采取強硬措施，堅決不許玄奘離開高昌。玄奘怎么解釋也無濟于事，最后以絕食表示決心。到第四天，高昌國王終于同意放行，條件是玄奘為高昌臣民講經一個月，取經回來先在高昌講經三年。玄奘繼續西行，經阿耆尼（焉耆）、層支（庫車）而進入凌山（一名冰達板，今天山山脈的騰格里山穆素爾嶺）。凌山高入云天，山頂冰雪不化，登攀極為不易，特別是食宿困難，只能“懸釜而飲，席冰而寢”。玄奘轉道中亞地區，再爬過艱難程度超過凌山的大雪山（即阿富汗的興都庫什山），翻越黑嶺（興都庫什山南面的大嶺），終于在夏末進入北印度。玄奘從高昌國到這里，經過了大小二十多個國家，從離開長安那天到這時，跋涉了將近一年。

天竺求學

當時的天竺分為五部。玄奘進入北印度后，即瞻仰佛教圣跡并隨處求學，足跡遍及北印度、中印度的四十余國。貞觀五年（631），他進入中印度到達伽耶城（今印度比哈爾邦加雅城），即前往著名的那爛陀寺（一名施無慶寺）學習。那爛陀寺建寺已有七百余年的歷史，是當時印度最大、最壯麗的佛教寺院和文化中心。該寺除講習佛經外，對因明（邏輯學）、聲明（音韻學）、婆羅門經典乃至醫術等也都有研究，僧眾人數常在萬人以上。寺院的經費由政府負責供給，并支持該寺的各種活動，所以那爛陀寺久盛不衰。寺內學徒勤學苦練，學風嚴謹，學術思想自由活躍，經常舉辦各種講學、辯論活動。主持法師戒賢這時已年逾百歲，學問、道德為人所景仰，大家尊稱他為“正法藏”。戒賢之外，還有不少精通佛學的高僧。戒賢在問明玄奘西行的目的后十分感動，表示歡迎，并在生活上給玄奘以上賓的待遇。那爛陀寺內達到上賓待遇的，包括玄奘在內只有十人。戒賢法師因年事已高，多年不講學了，這次破例主講大乘佛教“瑜伽”學派主要經典《瑜伽論》等，從聽者達千余人。至此玄奘求學《瑜伽師地論》的目的經過幾年的努力達到了。還聽了戒賢主講《順正理論》、《顯揚》以及因明、聲明、集量、中、百等學問。他不時地提出學習經典時所存在的疑問。其間玄奘的梵文、婆羅門文的水平有很大提高。

在那爛陀寺刻苦學習五年后，玄奘又到南印度等地考察學習。六年后再次返回那爛陀寺。這時的玄奘學術已達到極高的水平。戒賢對玄奘也極為欽佩，安排玄奘以留學生身份主持講席，為全體僧眾講授《攝大乘論》、《唯識決擇論》等。這兩論是屬于那爛陀寺以外的體系，戒賢讓玄奘主講，足見該寺學術空氣的活躍。

寺內有個戒賢的高徒師子光，專講“中觀”法門中的主要經典《中觀論》、《百論》，而對“瑜伽”學說頗有非難之詞。這是由于他存在偏見，不能融會貫通。玄奘為了團結他，消除彼此誤會，就以梵文著《會宗論》三千頌，說明大乘佛教中“瑜伽”和“中觀”兩大派并不相悖的道理，戒賢以及寺中僧眾看了交口稱贊，把它刊布流通。

師子光憤然離去，從東印度請來高僧旃陀羅僧訶，慫恿他前去辯論，想借此駁倒玄奘。誰料該僧來到后聽了玄奘講論的佛經，心悅誠服，不敢再出面辯論。這樣一來，玄奘的聲譽益發遠揚。

玄奘刻苦鉆研印度各種佛教經典的成就，受到了印度各界的尊敬和重視。在印度大、小乘紛爭無法統一的情況下，各國國王都把統一的希望寄托在玄奘身上。東印度的迦摩縷波國國王鳩摩羅遣使邀請玄奘赴該國講授大乘教義。戒賢本已同意殷切思歸的玄奘返回唐朝，因而盡管使者往返說明

還是拒絕了鳩摩羅的請求。不意鳩摩羅求請玄奘心切，見被拒絕便以武力相脅，如果不答應，“必當整理象軍，云萃于彼，踏那爛陀寺，使碎如塵”。戒賢只好同意玄奘前往講學。北印度羯若鞠阇國者有二十余人，因此助譯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后又有文學大臣參加，更是錦上添花。

為了保證譯著的質量，玄奘審選版本，往往“備詳眾梵本”，“殷勤省覆、方乃著文”，遇到疑雄主戒日王聽說玄奘在鳩摩羅處講學，便遣使請鳩摩羅急送玄奘來該國。兩王為此發生紛爭，差一點就動了武。最后雙方協商，決定在曲女城召開學術辯論大會，請玄奘主講。

曲女城在羯若鞠阇國的首府，即今印度北方邦坎諾吉城。貞觀十六年（642），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五印度的十八個國家的國王，通曉大小乘的僧人三千余人，婆羅門等二千余人。那爛陀寺也去了千余人，前來觀禮的人更是人山人海。曲女城大會成了印度歷史上空前的學術盛會。會議開始，戒日王、玄奘先入寶座，后依次是十八國國王，各國名僧及婆羅門等，其余道俗僧尼在會場門外。玄奘以主持的身份宣講自己所撰的《會宗論》和《制惡見論》，闡發大乘精義。玄奘宣講后，由明堅法師宣讀全文，并抄寫一份懸于會場門口，征求辯論。在場數千僧眾，僅少數偶爾提出疑問，一經解釋又深表折服，此后再無人提出問題。這樣十八天過去了，無人能難倒玄奘。大會結束后，戒日王按印度傳統請玄奘坐在飾有錦幢的大象背上，由高貴的大臣陪同巡游。他們掀著玄奘的袈裟，向周圍觀眾宣揚：“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無敢論者，普宜知之！”當時萬眾歡呼，群情悅服。從此，玄奘博學名聲，傳遍印度。

歸國譯經

玄奘在印度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但并未改變玄奘學成歸國的初衷。貞觀十七年（643）春，玄奘帶上多年搜集的佛經佛像，離印度返回祖國。戒日王的贈賜十分豐厚，玄奘僅留下路上所需，其余婉言謝絕。他改走從蔥嶺南端越過大山，經于闐回國。沿途由于有戒日王的文書，所以順利地到達于闐。在得到唐太宗的詔書之后，玄奘繼續向長安進發。

貞觀十九年（645）正月，玄奘終于回到了長安。不久，玄奘到洛陽朝見準備東征高麗的唐太宗。玄奘歸國成為唐朝舉國上下共聞的盛事。

玄奘冒險西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求取包括《瑜伽師地論》在內的佛教經典。此次從印度帶回的佛經有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歸國三個月后，玄奘謝絕了唐太宗的召用，全神貫注地從事譯經。由于取經印度在唐朝引起強烈反響，人事交往成為譯經的嚴重障礙，為了能有個安靜的環境，玄奘向唐太宗提出到幽靜的少林寺譯經的請求，太宗沒有答應，而將為其母親修建的位于長安的弘福寺選為譯場，并指令守衛者嚴加把守。除弘福寺外，慈恩寺、西明寺、玉華宮等地都先后成為翻譯場所。十九年間，玄奘孜孜不倦地譯出梵文經典七十四部，共1335卷。比我國早期著名高僧鳩摩羅什、真諦、不空三人翻譯的總和還多600多卷。玄奘譯著數量驚人，質量也很高。唐代以前佛經的翻譯已有一段歷史，出現過鳩摩羅什、真諦等著名譯家。他們雖然精通梵文，但對漢語卻不在行。他們翻譯時是“手執胡本，口宣秦言”，再由助手筆錄，這樣“則校竟終日，卒無所成”，他們只能意譯，經助手筆錄潤色，文章固然流暢又富文學色彩，但譯出的文章卻“雖得大意，殊隔文體”，常出現辭不達意或錯譯的情況。而一些精通漢文的中國僧人，則對梵文又缺乏了解，譯成的作品也是“終隔圓通”。玄奘兼通漢梵語，水平也極高。在去印度之前，他既“廣求諸蕃，遍學書語”，到印度后又集中精力學習婆羅門《聲明記論》，了解其音韻變化，達到了能以梵文著書立說的熟練程度。在印度各地“百有余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因此在翻譯時達到了出口成章、下筆即是的程度。盡管有優越的條件，但玄奘對翻譯工作仍十分認真。在他主持下，建立了效率很高的翻譯機構。譯場由譯主、證義、證文、書手、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等十個環節組成，彼此分工協作，各司其職。玄奘選拔了像靈潤、法祥、辯機、道宣等一流學

義，便校多本以定。如《大般若經》即是通過三個版本翻譯的。在具體翻譯過程中，玄奘突破了鳩摩羅什以來的意譯局限，不拘泥于直譯或意譯的框框，以直譯配合意譯，堅持既不違原意，又便于中國讀者閱讀的原則，達到了文從字順和文義切合。例如“印度”一詞的翻譯即是明證。《大唐西域記》記載：“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這個準確稱呼就是玄奘時定下來的。玄奘的譯文語言精練，切合原著，形成了鮮明、精嚴、凝重的翻譯文體。

除了將梵文譯成漢文外，玄奘還將漢文譯成梵文，如老子《道德經》，《大乘起信論》等。玄奘的翻譯事業為促進中印文化交流起了積極作用。《大唐西域記》玄奘到印度取經，前后十九年，行程數萬里，歷盡艱辛。他計劃把自己旅行的情況記述下來，以了解西域各國的政治、經濟、地理情況，并教育后人。他與弟子辯機合作，據他的口述，辯機筆錄，將西行經過撰成《大唐西域記》共12卷。弟子慧立、彥悰也據玄奘事跡撰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兩部書從不同角度記述玄奘西行途中的所見所聞。其中包括玄奘親身經歷的一百一十國以及傳聞聽說的二十八國的詳細情況。《大唐西域記》以行程為經、地理為緯，“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具體是地理環境、山川走向、氣候物產、城市關防、交通道路、種族人口、風土民情，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政治文化等等。這些記載成為研究這些地方和國家古代歷史以及當時中西交通的寶貴資料。如關于千泉的介紹：“素葉水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對其他地區的介紹也是方位準確，距離清楚。如阿旃陀石窟和那爛陀寺就是根據《大唐西域記》提供的線索得以確認。至今對《大唐西域記》的研究已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

碎葉城和怛羅斯城是唐朝在中亞地區的名城，碎葉是唐朝的安西四鎮之一，怛羅斯以發生唐軍與大食軍隊的激戰而聞名。唐朝的史書對兩城的介紹甚略，而《大唐西域記》則記述頗詳：“清池（咸海）西北行五百里，至素葉水城（碎葉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桃”。“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怛邏私城（怛羅斯），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戶，本中國人也。昔為突厥所掠，后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范，猶存本國”②。這兩條記載是研究這兩城和唐朝與中亞地區交往的重要史料。

在中印關系史上的影響玄奘去印度取經的過程，直接溝通了唐朝與中亞、西亞、南亞的聯系，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的友好關系。唐朝以前中印之間雖有往來，但限于復雜的地理條件，除了佛教事務之外，交往不多。隨著玄奘西行取經，交往迅速發展。“初，玄奘在印度，聲揚五天，稱述支那（中國）人物為盛”，引起了印度僧俗的強烈興趣。東印度的鳩摩羅王聽說后，便遣使表示“弟子愿見支那大德，愿師發遣，慰此欽思”。戒日王思玄奘更切，點名要鳩摩羅“急送支那僧來”！他們“思聞此國（中國），為日久矣”。所以才這樣要見玄奘。戒日王見到玄奘時問及中國的政治形勢，特別是談到舞蹈，他說：“師從支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玄奘盛贊了唐太宗統一中國、周邊少數民族臣服的功績，戒日王當即表示：“我當東面朝之”。玄奘回唐朝后，雙方“各遣中使，赍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奘而通”。貞觀十五年（641）摩伽陀王遣使上書，唐太宗令云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后又有王玄策出使印度的活動，中印來往進一步加強了。直到今天，中印人民仍共同認為玄奘是中印友好的象征。

業績垂千古

麟德元年（644），玄奘在長安郊外玉華寺圓寂。玄奘在印度求學時就得到“三藏法師”的稱號，這是對精通包括《經藏》、《律藏》、《論藏》在內佛學經典的大師稱號。他歸國之后，唐太宗親自撰寫了一篇長七百八十一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文中稱贊玄奘“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足見評價之高。唐高宗得到玄奘病危的消息，即時派多名御醫救治。玄奘逝世后，高宗哀慟傷感，為之罷朝，反復叨念“朕失國寶矣”。

直到近現代，人們依然對玄奘業績和精神難以忘懷。近代學者梁啟超說：“玄奘是中國第一流學者，決不居第二流以下。”印度著名學者柏樂天教授說：“無論從哪方面看來，玄奘也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翻譯家。在中國以外沒有過這么偉大的翻譯家，在全人類的文化史中，只好說玄奘是第一個偉大的翻譯家。中國很榮幸的是這位翻譯家的祖國，只有偉大的中國才能產生這么偉大的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