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日發(作者:春節對聯)

尋找東方人類家園的營造經驗 人類尋找新家園的電影
人類家園是文明的搖籃和故鄉,每一處人類家園的建立,無一不是歷經艱難的營造過程。面對人類在地球表層的神圣居住地,面對古今中外各個國家及其人民的物質文化創造,我們不能不虔誠地將其稱為人類的第一種勞動構建。時至今日,我們渴求著第二種勞動構建――即通過自己的研究方式,對過去人類家園的營造過程及其面貌,獲得一連串完整的映像……
曾有一位朋友從歐洲短期考察回來,對我說:那里真不錯,好地方怎么都叫別人占去了。
把這話反過來看中國,中國的環境又怎么樣?
中國:一個生存環境不錯的國度
一種直覺告訴我,我們中國的環境是不錯的。你看,中國有這么多的人口、這么多好吃的食物,同時具備這兩項條件的國家,一定是一個環境不錯的國度。
還有,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延續的歷史很長,文化傳統深厚,地域也十分廣大,尤其是在中華文明起源的黃河、長江等流域,時至今日仍舊是中華兒女生育繁衍、居住勞作之地,具備了這些條件,可以判斷中國是一個生存環境不錯的國度。
以中國八大古都為例,安陽、鄭州、西安、洛陽、南京、開封。杭州、北京,八顆中華
文明史上的耀眼明珠,建都史或長達上千年(如西安),或達數百年,或至今仍為國都,或為省會城市,或為地級城市,均為數十萬到上千萬人口的城市,它所直接表達的一種環境質量信息是,即使時隔千年以上,這些地方仍然是中華大地上適宜人類居住生活的地方。
中國的歷史,從新石器時代算起,已有八九千年;從第一個國家夏朝算起,已有4000余年:從有文字記錄算起,已有3000多年;從第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秦朝算起,已有2200多年。新石器時代文化同農業起源和向外傳播有著密切的關系,有了農業、畜牧業生產帶來的物質財富,人口增殖的條件比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隨之,中華大地上不同流域和區域的開發過程,也就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開始了。
到西漢末期,歷史進入公元紀年,西漢人口達到6000萬,北方的政區和人口數量都明顯多于南方。經過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到兩宋時代,全國人口超過了1億。到明清時期,人口數量快速升高,乾隆時人口時數量達到3億多人。適應人口大量增長的現實情況,許多人口稠密的地區,成為人口向往遷出之地,內地山區及邊遠地區也迎來了人口遷移的高潮,南方的人口數量也逐步超過了北方。
在各地人口數量、開發強度不斷增大的情況下,已出現了程度不等、原因各異的環境問題。古人對這些問題不僅已經意識到了,而且還在積極尋找解決或緩和的辦法,當解決辦法不同時,甚至還有不少激烈的爭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當代環境問題日益成為今日社會關注的焦點,環境保護成為中國等許多國家的基本國策或公眾政策,不僅是學術界,即連許多社會人士也為此作出了不計其數的研究和評述,他們以自己的作品形式,向外界和全社會表達了歷史以至今日的種種人類活動,對生存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和作用,大抵是以溶蝕環境質量的消極面貌出現的見解和聲音。這樣一種見解和聲音,在給全社會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發出各種環境預警信號的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錯覺,即對大自然只能適應,而不能改造。
按照人們都已習慣的口徑來說,歷史上的人類活動,給生存環境帶來了嚴重的結果,即把環境搞壞了,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都能找到人把環境搞壞了的證據。
客觀地分析西部地區人類活動的作用
譬如說中國西部地區,人們講過去的邊疆屯墾把環境搞壞了,隨著歷代屯墾范圍和規模的擴大,屯民采取的是一種粗放的經營方式,經營之后,草原成了農田,屯田地區出現了“就地起沙”的情況,引起了土地沙化,嚴重的地區是“沙進人退”。并說現在的西部大開發,不要重蹈過去的覆轍,要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為了說明這一看法,就講歷史上的環境如何好,才有后來的如何不好。似乎過去搞開發的人,都是搞過濫墾濫伐濫牧的“三濫”分子。
我們注意到,這些論述已簡單到用幾個點、幾條線代表一個地區,用幾個縣、幾個塬代表整個黃土高原,用黃土高原、河西走廊代表西北地區,甚至不去考慮許多地區原本就不適宜人類居住的情況,然后就得出分析結果,認為人類活動起了多么大的破壞作用,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多么大的惡果,――這已經成為學術界的一種不以為怪的司空見慣。這樣的研究結果究竟是否就是歷史事實本身?一句話,研究工作遠不夠細致、深入,其原因在于對文獻資料、考古資料、相關地理資料的收集和分析遠遠不夠全面、充足。如果連國內不同區域的對比、一個區域不同時段的對比都做不好,那就不要同國外比,如果硬要去比,也得不出可靠的結論。
事實上,歷史上西北地區生態環境變化的主因是在自然界本身,人類活動的負面影響主要限于這種活動所及的地區;相比于局部環境的退化方向,各個時代軍民屯墾活動對王朝疆域開拓和穩定所起的作用不能忘記。面對歷史上西部開發的論題,歷史學者應該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關心歷史上人民群眾的生活和生產活動,分析制約和影響具體人群活動的
制度和政策性因素,著眼于過去民族和國家在適應地理環境、擴大生活空間、開拓和鞏固邊疆方面的詳實內容及其歷史性貢獻,進而準確地評價人類開發活動對于歷史演進及生存環境的影響和作用,方更有助于今日西部大開發事業的穩步發展和有效推進。
人類家園的精心營造
我們不認為歷史上的人類活動是把自然環境都搞壞了,任何一處人類家園的營造歷史,不光有苦難的教訓,還有許多人世間絕無僅有的勞作經驗,等待著我們去挖掘、總結和運用。對此,不能視而不見,亦不能漠不關心。
中華大地上的城鄉聚落星羅棋布,其間,有無上千年的村莊小鎮?
考古工作者發現,就仰韶文化遺址而言,千余處都分布在黃土高原上,少部分在秦嶺山地和華北平原的西部邊緣。關中渭河流域是這支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這里的遺址多位于發育較好的馬蘭階地上,特別是河流交匯處。渭河支流沿岸也有一些土丘遺址,離河較遠的,則多在泉水近旁。遺址相當密集,陜西一省已發現五六百處。在灃河中游沿岸,其密度約與現代村落相等。遺址面積一般在數萬或十數萬平方米,大的幾十萬平方米,最大的如華陰西關堡、咸陽尹家村可達100萬平方米左右。文化堆積厚度一般為1米至5、6米。各遺址往往保存著房基、陶窯、灰坑、墓葬或大片墓地。說明仰韶文化經營定居的農業生活,經歷了長久的發展過程。遺址反映的是早期聚落情況,其特點是密度大(約與現代村落相等),面積亦大,文化堆積厚,生活設施具備,聚落歷時長。
河南省安陽市有一個漁洋村,座落在漳河旁邊,這里是太行山向平原的過渡帶,典型的黃土原地貌,村外溝壑縱橫,相傳為西門豹引漳河之渠的遺跡。來到這里考察,像似在穿越
一個歷史隧道。商朝的袋足鬲殘片,漢代的印紋陶缸殘片,東魏北齊的窯場,宋朝的瓷片……
令人觸摸到的是一部非文字形式的村落史。從仰韶文化算起,這是一個讓考古學者“神游六千歲的古村落”。
走向祖國的西南地區,一個別開生面的鮮活實例是云南紅河哈尼梯田社會(見題圖)。云南省元江流域的紅河哈尼梯田,因國內外攝影家杰出作品的廣泛流傳。其梯田之雄偉壯觀堪稱“人間奇跡”。梯田作為人文景觀、自然景觀的結合,被稱之為“大地藝術”、“大地雕刻”,蘊涵很深的意義。
哈尼人是山地農業民族,是大山的后代,有自己的生活家園的同時,還有自己的精神王國。在巧妙利用山地氣候、水熱資源、水土資料方面,表現出了十分高明的能力,他們事實上具有最好的本土生態知識。在他們的思想和行動方面,可以提煉出的具有廣泛意義的地方經驗是:要保護生靈,做好這一點的前提準備是保護好自然。
人類家園營造的特點
歸納人類家園的營造有下述4個特點:
人民性一民族性。文明古國的各種傳說和文字作品,都反映了人類共同的理想――建設美好。理想的生活家園。歷史上,外國有理想國、烏托邦,中國則有桃花源、水泊梁山、太平天國。人類家園有大有小,有貧有富,還有不同生存環境條件下的地域文化,它們并無先進落后的優劣之分,也不影響人民對生活本質(幸福)理解和追求的一致性。而東方中國具有長足的民族經驗和地方經驗。
地方性。人類家園的營造還具有地方性.基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及生存條件,逐步適應了周圍環境的地域人群,會有自己的發明和創造,也就是我們極力推崇和強調的“地方經驗”。
世界性。西哲所說“越是地方性的事物,越是具有世界性”,但這是有條件的,只有其
價值觀得到別的文化承認,才會有相應范圍的吸納和受容,以體現其更大的意義。在地方性的基礎上,人類家園營造的進步意義又會擴展到更遠的地方。
延續性。在中國,是通過宗族制度,以連結家與國之間的關系。宗族制度在農村具有很好的存在基礎,因為它是跟生產方式、社會倫理結合在一起的。
為了今日的生活更合理,未來的生活更美好,我們需要了解各國各地人民的履歷、家園的營造史和營造經驗,及其有益的教訓。
只有不忘祖先遺訓:茍日新,日日新;我們才可能達到目的。
(本文作者為陜西師大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1994年~1996年曾在日本名古屋大學文學部訪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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