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科舉制度的影響

更新時間:2024-03-06 15:23:52 閱讀：評論：0

2024年3月6日發(作者：考語)

唐朝科舉制度的影響

摘要：科舉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初創于隋，而完善于唐，它是適應庶族地主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一種政治制度，唐代的科舉對唐朝的政治有著積極的影響，為其培養和選拔大批有用人才，擴大了統治基礎，鞏固了唐朝的中央集權統治，同時，由于唐朝科舉的不完善，又對唐朝的社會產生了一些消極的影響。

關鍵詞：唐朝科舉制度影響

科舉制度是先秦諸子選賢舉能思想的社會產物，是儒家“學而優則仕”思想的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論語·衛靈公》記有孔子關于讀書做官的名言：“學也，祿在其中矣。”在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也是春秋戰國時期倡導以賢任官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王霸》“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于禮儀，則歸為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儀，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明確的倡導政權開放，社會階層上下流動，這在當時社會環境下無疑是進步的，科舉制度正是將“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政治付諸實踐的結果。

科舉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初創于隋，到了唐代，這種政治制度已經日趨完善，成了一種為封建社會選取人才的手段，并且封建社會的教育緊密結合，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制度的一塊堅實的基石。唐代的科舉，自唐初經百年演變，至開元年間已日臻完善，唐代的科舉制度在中國官吏選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以考試為主的科舉制度，與唐朝以前實施過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更能體現任人唯賢，見人為才的相對公平的選士精神，并對唐朝的社會政治產生著極其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還綿延著整個封建社會。

<一>

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征稿》第一章《長恨歌》中，曾對唐朝的科舉發展概況作出概括，他指出：“唐代科舉之盛，肇于高宗之時，成于玄宗之代而極盛于德宗之盛。”清人徐松也對唐代科舉制度的發展衍變寫成一部內容豐富的唐代科舉編年史，即《登科記考》，根據《登科記考》，終唐之世二百八十九年，貢舉進士為二百六十六次，及第進士為六千四百四十二人，按每年應舉數：“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1】計算，有唐一代約計有五十萬人次參加了進士考試，平均每年及第在二十三到二十四人之間。這與《通典》卷十五所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基本相符。現將唐高祖武德初年到唐滅亡每年進士及第的平均數字，列表如下：

帝系

年及第數

高祖

太

宗

高

宗

武則天

中宗

睿宗

玄

宗

26.7

肅

宗

22.5

代

宗

23.7

順宗

憲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宗

3 13.7

13.7 2.8

22 22

從上表可以看出,從唐代至天寶年間，進士錄取數字是逐年上升的；由于安史之亂的影響，肅代兩朝進士錄取人數明顯下降；德宗以后，錄取人數又開始上升，直到懿宗咸通末年，科舉發展一直處于比較穩定的狀態；僖宗之后由于政局的混亂以及黃巢起義的影響，科舉錄取人數下降。上表所示與唐代歷史發展情況相吻合，但從提出二百八十多年的總趨勢看，科舉發展是穩定的，這就說明，科舉制度雖受到唐代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而發生相應的變化，但其又有自身的發展

規律，它不因唐朝的滅亡而衰亡，還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同時唐代科舉的穩步發展也說明它受到唐朝統治階級的重視，并得到地主階級的擁護。由此，可以得出：唐代的科舉制度對唐朝的政治統治有積極的影響，其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擴大了唐朝的統治基礎，鞏固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

兩漢的察舉制最主要的科目是孝廉，官貴和富豪子弟要占應試者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以家世定品，以門賢入仕，寒門庶士無門路登進，這使得考試的入選面十分有限。選官的范圍實際上只限于地主階級中的頭面人物，這種狀況，對于統治者取得社會支持，具有明顯的負面效應，而科舉制度是在士族地主勢力逐步衰退，庶族地主勢力逐漸上升的情況下產生并發展起來的，沖破了九品中正制設立的門第界限，為庶族地主開辟了入仕之途，使大批庶族地主知識分子進入士流而登上政治舞臺。唐朝初年，特別市從唐太宗到唐玄宗統治的年間，是士庶勢力發生更大變化時期，出現了“門第興替”【2】不常的變化。李肇《唐國史補》載：“張燕公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后與張氏為親者，乃為甲門。”這一材料乃是庶族勢力增強的最好例證。我們還可以從玄宗朝宰相的數字加以說明，玄宗朝宰相三四十人，其中庶族宰相為十八人，占玄宗朝宰相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三，科舉出身的宰相二十三人，占其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在二十三人中，庶族宰相為十四人，占科舉宰相的百分之六十，并且玄宗朝的重要宰相如姚崇、宋璟、張說、劉幽求、郭元振、張九齡等人為庶族出身。玄宗以后，庶族地主通過科舉途徑取得高官的人愈益增加。

但是士族地主并沒與因此而被排擠在仕途之外，他們雖然喪失了在魏晉時期的種種特權，然而在經濟和文化傳統上卻仍然粗語優越的地位，他們同樣地把科舉考試作為其晉身之階進而躍居高職。唐代科舉承楊隋舊制，早在高祖定鼎長安就開始懸祿取士，其考試科目尤以進士科為著，士族為謀求高官以隆顯家族，對進士科考試之熱情絕不讓于寒素。據《登科記考》、新舊《唐書》等史籍對唐代官員之出身與科舉實績加以詳細統計，詳見下表：

唐代士庶登科對比表

科

目

進

士

明

經

制

科

出

身

士

庶

士

庶

士

庶

618

649

1.3

650

683

684

709

710

732

733

755

756

779

780

805

806

826

827

846

131

847

873

128

874

906

合

計

589

132

由表可見，除唐初三十年士族中進士第少于制科外以后士族中的進士數都遠遠超過明經和制科，這樣充分體現了士族高度重視科舉考試。“士之美者，非貴胄之子而登卿相之位，況投筆而為王者師，挽車而為王者相，其白屋之士可自遺之哉！”【3】因而“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詙望之繼也。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4】可見，科舉是寒族獲得政治地位，參與權利與財富的分配的捷徑，也是士族維系門第，避免世業淪替的要律。由此可知，唐代科舉制度，擴大了人才選用的范圍，籠絡了大批士庶地主，去的了他們對唐政權的擁護和支持，穩固并擴大了唐朝統治的基礎。

第二，由于科取士，唐朝統治集團上層不斷更新，地主階級內部各階層的力量對比也不斷變化，士庶勢力一消一長，最終引起士庶合流。

唐初，李世民排定《氏族譜》時下詔曰：“···不順論數世之前，至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5】其修訂的方針是不拘泥于數世之前的士族特權，而是“崇重今朝冠冕”【6】。“官至五品者皆開士流”【7】。這樣一來，士族地主在政治上受到了沉重打擊出現了世家大族中“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的情況。而庶族出身位至五品者，則可以升入譜限。自此以后，唐代官品的高下之分，便逐漸取代了士庶之分。

由于以官品的高下區分其享受特權的不同，因而唐代知識分子競趨于科舉考試，特別是進士一科。到唐代后期就逐漸產生了一個具有特權的新的戶等，即“衣冠戶”。衣冠戶的正式出現是在唐武宗時期，武宗會昌五年（845）詔：“或因宦游，遂輕土著，戶籍既減，征徭難均。江淮客戶及逃移規避戶稅等人，比來雖系兩稅，并無差役。或本州百姓”，子弟才一沾官及官滿后，任住鄰州，兼于諸軍，諸使假職，便稱衣冠。廣置資產，輸稅全輕，便免諸色差役。其本鄉家業漸自典賣，以破戶籍。所以正稅百姓日減，州縣色役減少。從今以后，江淮百姓非前進士及登科有名聞者，縱因官罷職，居別州居住，亦不稱為衣冠戶。其差科色役，并同當處百姓流例處分。”【8】這一詔令說明，衣冠戶是一種特殊的戶等，在經濟上有許多特權，而這個階層中既有原來的士族出身者，又有庶族出身者。衣冠戶的產生，無疑是科舉出身的五品以上官員享有種種特權進一步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士庶合流的必然趨勢。

第三，唐代科舉為唐政府培養了大批的官僚。

根據徐松的《登科記考》，唐代及第進士六千多人，今可考察的有兩千余人。據劉海峰的統計，新舊《唐書》有傳之官員，除去后妃官宦和宗室、宦官等特殊出身者，及武功出身任武職者，共有官員1383人，而其進士有469人，占總數的40%。唐后期697名官員中進士出身者達344人，占總數的49%。【9】看到唐代的進士科對其文官的培養起到巨大的作用。進士出身的官員操縱了部分政治權利，他們掌握了省、部、寺臺（御史臺）、府（京兆、河南）各中央機構以及各州縣刺史、縣令、參軍、丞、尉、主薄等地方官職。甚至在玄宗之后，行政系統之外而能影響唐代政治的翰林學士也大都是進士出身者所把持。這批進士出身的人，其升任大都從九品的主薄、丞、尉開始，最后登上高職；而且唐代三百多名宰相，科舉出身的宰相數字是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而不斷上升的。通過科舉取士，將選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權利都集中到了中央使得大批士庶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通過科舉進入官僚機構形成了一種“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的局面。對于唐代有著重要的貢獻，有節氣、有學問，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有專長并有實干精神的人物，不少都是科舉出身，特別是進士一科。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就指出：“國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他列舉了房玄齡、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玄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崇、宋璟、劉幽求、蘇環、蘇颋、張說、張九齡、張巡、杜黃裳、裴度十九人，其中姚崇、劉幽求、張說三人為制舉，其余均為進士科出身，他們有功于唐代，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也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又如政治家狄仁杰，理財家劉晏，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思想家劉禹錫、柳宗元都是科舉出身的并有卓越才能的人。通過科舉制度，唐政府把一些學有專長的地主知識分子不斷地吸收到官僚隊伍中來，這樣就提高了唐代官吏的文化素養，加強了吏治，最終把唐朝建設成為一個雄踞于世界東方的封建大國。

<二>

唐代科舉制度的弊端于貞觀后期已經出現了。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后，惡跡如彰，雖加利戮，而百姓已受其弊。”【11】到永徽年間，“官紀已紊，迨麟德之后，不勝其敝。”【12】此后科舉之弊的記載不絕與書，其主要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進士科所試的詩賦，只講究格式韻律，詞采華美缺乏思想內容影響了文學水平的發展。

《云溪友議》載，大和元年，文宗對知舉高鍇說：“其所詩賦，則準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13】事后，高鍇在品評及第者時說：“進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一首，最為迥出，······臣與狀元第一人，······沈黃中《琴瑟合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體格，臣與第二人。”【14】文宗君臣間的對話，表明品評優劣的標準時齊梁舊體，省題詩本身，由于內容的限制和形式格律的拘牽，更不容易產生好的作品。“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之比也。首韻拘于見題，則易于牽合；中聯縛于法律，則易于駢對；非若游戲于煙云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之輩皆有詩名，至于做省題詩，則疏矣。”【15】其省題詩容易束縛作者的思想，也難于施展作者獨特的藝術手法，唐代作家對科試文的看法，他們并不把這看作是真正的文學創作。大家都知道，韓愈考過好幾次進士，他對科舉是熱衷的，但對他所做的詩文他說；“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于俳優者之辭，顏忸怩心不寧者數月。”因此，：“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選，仆心知其辱焉。”（《答崔立之書》），同時韓愈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到了由于科舉考試給文風帶來的消極影響，他在《答呂毉山人書》中說：“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于語言，識形勢善侯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壞，恐不復振起。”韓愈是從內容和形式統一的角度來批判科試文對文風的消極影響。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二書》中，自己對“近風偷薄，進士尤甚”【16】給予指責。李翱《與淮南節度使書》說“近代以來，俗尚文字，為學者以抄集為科第之資。”【17】明代唐詩學家胡震亨所說：“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詩，其中非自敘無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唐音癸簽》卷二十六）從此可以看出，唐代科舉制度，尤其是進士科，“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18】

第二，其在考卷制度上及錄取上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導致許多科舉士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嚴重的影響了考試的公平性，使得唐后期社會黑暗。

宋洪邁曾說：“唐世科舉之柄，專付有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19】當考生的考卷不糊名，并與通榜相結合的時候，就會為進士錄取提供方便，雖說唐代科舉允許舉薦，不準徇私，請托行卷更是公開進行，但名利場上是非多，營私舞弊取舍不公的現象不絕如縷。

德宗朝時，呂渭多次典考，受人請托，賄賂、放權奸裴延齡之子及第，自己得以入閣，后不慎遺失受賄書信，遭貶官處分；穆宗朝時，錢徽受人賄賂而未使行賄者及第，反錄取了與自己關系甚密者，行賄者遂起而攻之，穆宗只好讓白居易重試一場，黜落了錢徽的舉子，并發了一道詔令說：“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20】貶了錢徽。可是，“弊法沿生，扇奔竟之風，開請托之路，善謀者冒恥以茍得”【21】的現象層出不窮。

唐中后期，當權者利用職權干預進士考試，指定取舍，所謂“全臣執政，公

然交賄，科第差除，各有等差”【22】，在權勢的干預下，貴戚子弟每每可以輕易登龍門，柳宗元曾頗有感慨的說：“仆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23】80%以上的及第者，不是靠才學，而是靠走關系，使其科舉士子依靠于權勢取第，最終在朝中形成宰相、宦官、朝外方陣割據，使得真正有才學的人得不到引用，最終使得科舉制度比不是像人們所理解認識的那樣公平合理。

此外，“唐世士人初登科者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24】使科場失意的士人爭相入幕，及第進士也是絡繹而來，藩鎮實際網絡了大量人才，名士猬集，儼然一個個獨立的小朝廷。特別是河北三鎮，安史之亂長期割據，自立制度，同中央政府分庭抗禮，隱然有不臣之意，嚴重威脅著唐朝的封建統治。

<三>

總的來說，作為封建社會上層建筑一部分的科舉制度，在唐代的歷史條件下，在這政治上無疑是具有重大積極影響的。科舉制度是封建選拔官員的一種制度，它在唐代被正式確立，比起兩漢的察舉制度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有極大的優越性，它使得封建國家把官員的選用權集中于中央，以適應于大唐帝國統一的政治局面的需要，科舉制度面向地主階級整體，招徠人才，這說明，科舉制度對唐朝的社會政治是起了積極影響的，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唐朝科舉制度它在唐朝后期的發展完善中，出現了許多的弊病，使得對唐朝的文學、政治統治產生了消極的影響。注意到這一點，對于我們認識唐朝的社會、政治、文化都是有意義的。

參考書目

【1】.[唐].杜佑.通典.卷十五.選舉三.[M].

【2】.[宋].歐陽修.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M].中華書局.

【3】.[唐].董誥.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P9057.

【4】.[五代].王定保.唐竪言.卷八.[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P89

【5】.[漢].劉詢.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P2444

【6】.[漢].劉詢.舊唐書.卷六十五.高士廉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P2444

【7】.[宋].歐陽修.新唐書.卷二二三.李義府傳.[M].中華書局.P6341.

【8】.[唐].董誥.全唐文.卷七八.武宗.加尊號后郊天赦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P820

【9】.劉海峰.唐代選舉制度與官僚政治關系.廈門大學學報.[J]1989年第3期.105-113

【10】.[唐].杜佑.通典.卷十五.選舉三.[M].

【11】[唐].吳兢.貞觀政要.擇官第七.[M].崇文書局.2007.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