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長江大橋位于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蛇山和漢陽龜山之間，是萬里長江上的第一座大橋，也是新中國成立后在長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鐵兩用橋，被稱為“萬里長江第一橋”。武漢長江大橋建成伊始即成為武漢市的標志性建筑。
武漢長江大橋是蘇聯援華156項工程之一，于1955年9月動工，1957年10月15日正式通車。全長約1670米，上層為公路橋（107國道），下層為雙線鐵路橋（京廣鐵路），橋身共有8墩9孔，每孔跨度為128米，橋下可通萬噸巨輪，8個橋墩除第7墩外，其它都采用“大型管柱鉆孔法”，這是由中國首創的新型施工方法。
武漢長江大橋將武漢三鎮連為一體，極大地促進了武漢的經濟社會發展。同時，大橋將被長江分隔的京漢鐵路和粵漢鐵路連為一體，從而形成了完整的京廣鐵路，對促進中國南北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6月毛澤東在《水調歌頭·游泳》中題寫的“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正是對武漢長江大橋溝通中國南北交通這一重要作用的真實寫照。作為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成就，大橋圖案入選1962年4月發行的第三套人民幣，成為新中國國家建設的重要標志。
武漢長江大橋是中國著名的旅游景點之一。2013年5月3日，武漢長江大橋成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9月，入選“首批中國20世紀建筑遺產”名錄。
2017年10月15日，武漢長江大橋迎來通車60周年。
建設歷程
武漢位居中國腹地、長江中游，漢水由此匯入長江，擁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優勢，曾被孫中山譽為“內聯九省、外通海洋”的大商埠。至清末時期，武昌為湖北省會，漢口為商埠，漢陽也發展了一定的工業基礎。1906年，京漢鐵路全線通車，而粵漢鐵路也在修建當中，建橋跨越長江、漢水連接京漢、粵漢兩路的構思即為各方所注。
據歷史檔案顯示，在武漢建第一座長江大橋的設想最早由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用以溝通南北鐵路。1912年5月，中國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被北洋政府聘為粵漢鐵路會辦。詹天佑在進行粵漢鐵路復勘定線的過程中，考慮到將來粵漢鐵路與京漢鐵路會跨江接軌，為此在規劃武昌火車站（通湘門車站）時也預留與京漢鐵路接軌出岔的位置。
第一次規劃
1913年，在詹天佑的支持下，國立北京大學（今北京大學）工科德國籍教授喬治·米勒帶領夏昌熾、李文驥等13名土木門學生，到武漢來對長江大橋橋址進行初步勘測和設計大橋的實習，并由時任北京大學校長嚴復將建橋意向代陳于交通部。這一次成為武漢長江大橋的首次實際規劃，當時提出建議將漢陽龜山和武昌蛇山之間江面最狹隘處作為大橋橋址，經武昌漢陽門、賓陽門連接粵漢鐵路，并設計出公路鐵路兩用橋的樣式。當時構思的橋梁結構仿照當時世界著名的最大鋼橋——英國蘇格蘭愛丁堡的福斯橋，橋面鋪設鐵路、公路、電車路、人行道。此次規劃雖然未獲實行，但其選址被歷史證明為十分適宜，與此后幾次規劃選址基本相同。
第二次規劃
大橋日落時分1919年2月，孫中山寫就了《實業計劃》，闡述了開發中國實業的途徑、原則和計劃，提出中國經濟建設的宏偉藍圖，在其論述中即提到關于武漢修建長江大橋或隧道的選址問題。為連通武漢三鎮，孫中山當時提出“在京漢鐵路線于長江邊第一轉彎處，應穿一隧道過江底，以聯絡兩岸。更于漢水口以橋或隧道，聯絡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市。至將來城市用地發展擴大，則更有數點可以建橋或穿隧道”。1923年，由辛亥革命時的
參謀長孫武組織，依據孫中山的規劃思想，編制了《漢口市政建筑計劃書》。《計劃書》明確提出，“以漢陽之大別山麓（龜山），武昌之黃鵠山麓（蛇山）為基，架設武漢大鐵橋，可收平漢、粵漢、川漢三大鐵路，連貫一氣之完美”。
由于當時的平漢鐵路黃河大橋在建設過程中為求節省經費、提早通車，因此建筑質量較差，僅作為臨時橋梁使用。1921年，北洋政府擬建黃河大橋新橋并施行公開招標，交通部又聘請美國橋梁專家約翰·華德爾（John A.L. Waddell）為顧問，除籌建黃河大橋新橋外，并請其設計武漢長江大橋。華德爾選擇的橋址與1912年北京大學所擬位置大致相同；設計方面采用簡單桁梁、錨臂粱、懸臂粱混合布置，并主張使用合金鋼建橋以減輕重量，預算建筑費用為970萬銀元，華德爾并建議向美商貸款。華德爾的方案曾引起政府關注，擬定橋址也做過實地鉆探，惟由于建設費用龐大，計劃也不了了之。
1927年1月，廣州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同年4月合并武漢三鎮，設武漢市。1929年4月，國民政府成立武漢特別市政府，進一步推動了武漢的市政建設。同年劉文島任武漢特別市市長后，再次邀請華德爾來華，研商長江建橋之事。華德爾對1921年的設計方案作出了修訂，為保證長江輪船的通行，大橋采用簡單桁梁并設升降梁，全長4010英尺，共15孔，橋
面一層由公路鐵路共用，橋面升起時可高出最高水面150英尺。這次計劃同樣由于耗資巨大而無下文，且國民政府正忙于應付內部軍事派系斗爭，包括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等內戰，無暇顧及長江大橋的建設。
第三次規劃
1935年，鑒于粵漢鐵路即將全線建成通車，平漢、粵漢兩路有必要在武漢連通。當時鐵道部曾考慮仿照1933年建成的南京鐵路輪渡，但由于武漢的長江水位漲落幅度比南京大一倍，兩岸引橋工程較困難，被迫擱置鐵路輪渡的方案。同年，由茅以升擔任處長的錢塘江大橋工程處又對武漢長江大橋橋址作測量鉆探，并請蘇聯駐華莫利納德森工程顧問團合作擬定又一建橋計劃。計劃為一座固定式的鐵路公路聯合橋，橋址位于武昌黃鶴樓到漢陽蓮花湖北劉家碼頭之間，全長1932米，設兩臺7墩8孔，6、7號橋墩間為大型輪船通航航道，主跨237.74米，以拱形鋼梁架設于6、7號墩之上，橋下在最高洪水位時凈高30米；橋面一層，公路鐵路并列。包括漢水鐵路橋和引橋在內，工程需要花費國幣1060萬元。為了募集資金，還曾擬定了過橋收費、分期還本付息的辦法。惟由于集資困難，結果也不了了之。1937年3月，長江南岸的粵漢鐵路徐家棚站（今武昌北站）與北岸平漢鐵路劉家廟站（今江岸站）之間的鐵路輪渡通航，火車乘渡輪過江從此成為“江城一景”。
第四次規劃
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后，百廢待興，而興建武漢長江大橋的計劃也再度舊事重提。湖北省政府于1946年8月25日舉行會議，決定邀請粵漢區、平漢區鐵路管理局及中國橋梁公司共同組織成立武漢大橋籌建委員會，省政府主席萬耀煌為主任委員，茅以升為總工程師；同年9月初中華民國行政院工程計劃團團長侯家源偕同美國橋梁專家鮑曼等考察武漢長江大橋橋址。同年，由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司司長哈雄文陪同美國市政專家戈登來漢視察，并有平漢區鐵路管理局局長夏光宇參加，當時提出的建橋意見是：鐵路和公路合并可降低造價，位置仍以龜山、蛇山之間為宜；為減少墩數、便利船運，決定改用較長跨度的懸臂拱橋，設4墩5孔，同時考慮到鐵路干線運輸日益繁忙，大橋可適當提高載重等級。后因國共內戰、經濟困難，國民政府無暇顧及長江大橋的建設，武漢長江大橋的計劃再次擱置。
第五次規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時年63歲、自1913年起多次參與武漢長江大橋規劃、勘探的李文驥，聯合茅以升等一些科學家、工程師向中央人民政府上報《籌建武漢紀念橋建議書》，提議建設武漢長江大橋，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紀念建筑”，并詳述
前四次規劃經過和受挫的原因，論述當時中國能建成大橋的可能性與具體工程內容、經費預算（600億舊人民幣）等。中央政府對此甚為重視，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上通過建造長江大橋的議案，并于1949年末電邀李文驥、茅以升等橋梁專家赴京，共商建橋之事。
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立即著手籌劃修建武漢長江大橋。1950年1月，鐵道部成立鐵道橋梁委員會，同年3月成立武漢長江大橋測量鉆探隊和設計組，由中國橋梁專家茅以升任專家組組長，開始進行初步勘探調查，李文驥第五次赴武漢參與長江大橋設計和測量勘探，惟李文驥當時已抱病在身，并堅持工作至1951年6月，同年8月病逝。
專家組先后共作了八個橋址線方案，并逐一進行了縝密研究，所有的方案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利用長江兩岸的山丘以縮短引橋和路堤的長度。1950年9月至1953年3月，曾三次召開武漢長江大橋會議，就有關橋梁規模、橋式、材質、施工方法等進行討論。1953年2月18日，毛澤東在武漢聽取中共中央中南局領導關于大橋勘測設計的匯報，并登上武昌黃鶴樓視察了大橋橋址。大橋選址方案經中央財經委員會批準確定后，鐵道部立即組織力量
進行初步設計。1953年3月完成初步設計，延聘蘇聯專家進行指導并委托蘇聯交通部對設計方案鑒定。
勘察設計
1953年4月1日，周恩來批準成立武漢大橋工程局（今中鐵大橋局集團的前身），負責武漢長江大橋的設計與施工，彭敏任局長兼黨委第一副書記，楊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長，汪菊潛任總工程師。同年7月至9月，鐵道部派出代表團攜帶武漢長江大橋全部設計圖紙資料赴蘇聯首都莫斯科，請求蘇方協助進行技術鑒定，蘇方為此派出由25名橋梁專家組成鑒定委員會進行研究，鑒定會的改進建議包括稍微調整漢陽岸的橋址、同意采用氣壓沉箱法施工等，且鑒于桁架梁結構的丹東鴨綠江大橋在朝鮮戰爭中被炸毀時梁部墜落，故處于戰備考慮建議長江大橋橋梁形式改為三孔一聯等跨連續粱。1954年1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第203次會議聽取了時任鐵道部部長滕代遠關于籌建武漢長江大橋的情況報告，并通過了《關于修建武漢長江大橋的決議》，決定采納蘇聯的鑒定意見、批準長江大橋的初步設計，正式任命彭敏為武漢大橋工程局局長，楊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長，同時批準了1958年底鐵路通車和1959年8月底公路通車的竣工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