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可兒戲》看奧斯卡王爾德的女性觀

2024年2月13日發(作者：奮斗的理由)

從《不可兒戲》看奧斯卡·王爾德的女性觀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奧斯卡·王爾德在喜劇《不可兒戲》中通過描述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生活狀況表現的女性觀，考察該劇中女性人物的特征，探討王爾德女性觀的兩個特點，即對女性獨立的支持和對女性寬容的贊賞。同時，本文將結合波伏娃的女權理論和維多利亞時期社會背景，分析其女性觀的獨特與超前之處。

關鍵詞：奧斯卡·王爾德；女性觀； 獨立；寬容

奧斯卡·王爾德（1854-1900），生于愛爾蘭，是著名的作家、詩人、戲劇家和藝術家。受他的老師沃爾特·佩特的影響，他成為19世紀 “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運動在英國的領物。在他短促的一生中，王爾德留給后世大量的天才之作，他的作品題材廣泛，包括詩歌、散文、小說、童話和戲劇，但真正使他贏得名譽的是他的戲劇作品。他的主要戲劇作品有《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1892）、《莎樂美》（1893）、《一個無關緊要的女人》（1893）、《理想丈夫》（1895）和《不可兒戲》（1895），他的這些佳構劇被稱為自謝里丹的《造謠學校》以來最優秀的戲劇作品，在倫敦的舞臺上大獲成功。在這些劇作中，王爾德呈現給觀眾的不僅是他機智幽默的語言，還有他塑造的魅力多姿的女性形象，這些女性形象在帶給觀眾歡樂的同時，也向公眾傳達了王爾德與眾不同的進步女性觀。

《不可兒戲》是王爾德的最后一部喜劇，它描述了兩對青年男女在熱戀中為了一個名字“任真（Earnest）”引發的令人捧腹的鬧劇。劇中，兩位都謊稱名叫“任真”的紈绔子杰克和亞吉能分別愛上了機智活潑的的年輕小姐關多琳和西西麗，但當他們求婚時卻發現兩位小姐喜歡他們皆是因為她們傾慕“任真”這個名字。最后，謊言被識破，但女孩們大度的原諒了男子的欺騙，有情人終成眷屬。

在這部劇作中，王爾德刻畫了一系列獨具個性的女性人物，她們是自信自主的“新女性”，同時具備寬容大度的美好品格，劇作家正是通過對她們進行的生動形象的描繪表達了自己對維多利亞時期女性問題的見解，即支持知性自主的“新女性”，贊賞心胸博大的寬容女性。本文將借鑒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關于女性作為“絕對他者”如何超越其“內在性”的觀點，結合對王爾德生平經歷及他所處的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觀的分析，采用文本細讀的方法，探討奧斯卡·王爾德如何在戲劇《不可兒戲》中表達的超前又獨特的女性觀。

一． 對“新女性”的支持—超前的女性觀

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通過對人類歷史各個階段的分析，指出女性在數千年的男權社會歷史中一直處于“絕對他者”的地位，在成長和生活過程中依附于男性，被困于自己的“內在性”，沒有主體意識，處于被動消極的狀態。“在某種意義上，她的整個生存都是在等待……她在等待男人的效忠和認可，她在等待愛情，她在等待丈夫或情人的感激和夸獎。”[7]p610 她主張，女性要想獲得“超越性”，必須具有自我意識，進行自我設計。她認為，“女人要想成為真正意義的人，而非‘絕對他者’，她就應該有一種負責任的人生態度，自己造就自身的存在……主動為自己的生存做出道德辯護，創造自身作為人的價值與意義……需要養成一種獨立自主和敢于創新的主體性人格。”[6]p163-165由此可見，波伏娃倡導女性發掘自我意識，進行自我設計，這也是她對新女性的期待。在王爾德的五部主要喜劇中，每個女性人物或是機智敏捷，或是個性灑脫，或是利欲熏心，她們身上都閃現著自我意識萌發的光芒，具有“新女性”的典型特征。

“新女性”一詞產生于十九世紀末期的維多利亞時代，在當時，社會極力提倡女性的沉默、順從和母性。Sarah Stickney Ellis 這樣描述當時女性的思想狀態“我該如何讓父母、兄弟姐妹更快樂？我只是上帝手中柔弱的工具。不過,一旦他賦予我力量,我就過傳統的生活,讓別人幸福我才會感到快樂。”[3]p42盡管傳統女性觀在當時社會占據主流地位，但這個時期，隨著女權運動的蓬勃發展，這種觀念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渴望進入社會，獲得和男子同等的權利。在這種社會環境下，“新女性”應運而生。她們以古怪而反傳統的形象出現，其

主要特點可以總結為“受過一定的教育，反對傳統規范的制約，要求獨立自主。”[8]p91 對于這樣一群與傳統習俗格格不入的新女性，當時的男權至上的維多利亞社會多給予否定或是批判的態度。如創作《紅字》的美國男性作家納撒尼爾·霍桑于1855年在給出版商的一封信中忿忿不平地抱怨女性作家搶占了讀者市場,“美國如今已經完全沉迷于一伙該死的亂寫亂劃的婦女。只要公眾陶醉于她們的陳詞濫調,我便沒有成功的機會了。”而與同時代的其他男性作家不同，王爾德沒有醉心于舊時的男權統治，他在喜劇作品里塑造了一批獨立特行，擁有自我意識，敢于自我設計的“新女性”，以此表達了對興起的女權運動的理解和支持，這正是他女性觀的超前之處。在《不可兒戲》中，以關多琳和西西麗等人為代表的“新女性”主要具備以下兩個特征。

首先，她們思想獨特，機智幽默。在《不可兒戲》中，每一個女性都談吐有趣、妙語連珠，這不僅反映了她們與眾不同的個性，也折射出她們突出的自我意識。巴夫人是一個上流社會的中年貴婦，但她獨特的的言論卻體現出她具有和“新女性”一樣的獨立思想。在提到自己新近喪夫的好友哈夫人時，她不但沒有表達哀悼之情，反而羨慕哈夫人喪偶后的巨變，“自從她死了可憐的丈夫……從沒見過一個女人變得這么厲害；看起來她足足年輕了二十歲……我看，這哈夫人是全心全意在過好日子了”。[4]p135 巴夫人的這番評論表達出女性對傳統道德的指責和對自由的期待。巴夫人的女兒關多琳作為年輕女子更具備“新女性”的機智活潑。聽到杰克贊揚自己“十全十美”時，關多琳表示“但愿不是如此！真是如此，就沒有發展的余地了，而我有意向各方面發展。”[4]p135當杰克欲向她解釋關于“任真”這個名字與愛情的關系時，關多琳如王爾德在劇中所注“圓滑地”表達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啊！這顯然是一個玄學的問題，而且像大半的玄學問題一樣，和我們所了解的現實生活的真相，根本不相干。”[4]p138在這俏皮詼諧的言談中，一個幽默機靈，對愛情對生活有著獨到見解的“新女性”躍然紙上。和關多琳相似，西西麗是一個天真浪漫、個性鮮明的女孩兒。她在該劇剛出現時便被家庭教師勞小姐催促學習德文，這時，西西麗“（慢吞吞地走過來）可是我不喜歡德文嘛。德文根本跟我不合。[4]p149當勞小姐告訴她小說的意義就是我很清楚，每次上過德文課，我的相貌就特別平庸。”“好人好下場，壞人壞下場”時，西西麗卻表示“這也太不公平了”。[4]p150王爾德用這些妙趣橫生的調侃為觀眾呈現了一個古靈精怪的十八歲少女。因此可以看出，通過這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俏皮話，王爾德不僅賦予了女性們鮮靈活潑的形象和張揚不羈的個性，也展現了她們不同于傳統女性的獨特思想和要求表達自己的自我意識。

其次，她們大膽熱情，敢于表達自己并主動追求理想。在《第二性》的“神話”這一部分，波伏娃指出，女人之所以成為神秘的他者，原因在于男性剝奪了她們的話語權，這使得女性永遠無法定義自己。[1]p269因此，女性要想獲得自我意識，就必須取得話語權。在本劇中，女孩兒們不僅沒有像傳統女性一樣“等待情人的感激和夸獎” [7]p610，而且比男性更加大膽而且主動地表達愛追求愛，這正是她們爭取話語權，表露自我意識，進行自我設計的表現。同時，她們積極主動的態度也是王爾德進步女性觀的重要體現。作為倫敦上流社會富家小姐的關多琳面對愛情時表現得咄咄逼人。當杰克向她坦露愛慕之情時，不等杰克說完，關多琳便直截了當地表明自己對杰克的愛意，“我還時常希望，至少當著眾人的面，你會表示得更加露骨。你對我，一直有一股不能抵抗的魅力。甚至早在遇見你之前，我對你也絕非無動于衷。”[4]p137而在杰克向她求婚時，她坦言自己“下定了決心”嫁給杰克。當巴夫人質問關多琳私下訂婚是“這是什么意思”，她依然能平靜地告訴母親“沒什么，媽，我跟華先生訂婚了。”[4]p178因此，在這一波三折的求婚中，關多琳面對母親和情人，始終處于主動地位，掌控著整個局面，自信地表明愛，熱情地追求愛情理想的實現，她是王爾德塑造的反傳統的自尊自強的“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在《不可兒戲》中，王爾德也借杰克之口贊美這樣的“新女性”，“真是個有見識有頭腦的女孩子！這一輩子只有這女孩子令我喜歡。”[4]p148這正是王爾德對女性獨立自主人格的贊賞和支持。涉世未深的鄉間女孩西西麗在追求愛情時也同樣得熱情主動。在劇中，亞吉能稱她為“一朵粉紅的玫瑰”，而這個玫瑰一樣的女孩兒在本劇中也是一位不羈于傳統的新女性。她沉浸在自己構

建的想象世界中，盡管監護人杰克總是描述自己虛構出的弟弟“任真”惡貫滿盈，但她依然在想象的世界中愛上他并期待這位“任真”的到來。而當亞吉能假扮的“任真”出現在她面前并要向她求婚時，西西麗則搶先一步的說出在自己想象出的浪漫世界中，二人早已戀愛而且即將步入婚姻的殿堂。她向亞吉能坦白，“我們都已經訂婚三個月了…是今年的二月二十四號…你對我這個人一無所知，真把我煩死了，我便下定決心好歹要把這件事了結，自我掙扎了很久之后，我便在這課可愛的老樹下許給你了。第二天我就用你的名義買了這只小戒指；還有這只打了同心結的小手鐲，我答應了你要永遠戴著。”[4]p163看到自己的監護人杰克不同意她與亞吉能的婚事并說明她只有到三十五歲才可以結婚時，西西麗斬釘截鐵地表示“辦不到”，以此表明自己一定要立刻與亞吉能結婚的決心。由此可以看出，西西麗像關多琳一樣熱切的追求愛情，在這場愛情的角逐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她們的大膽和主動使她們真正地掌握了自己的幸福。

這些栩栩如生的“新女性”形象植根于王爾德的生活經歷，王爾德的母親和妻子都是當時著名的女權主義者，受她們的影響，王爾德也成為女權運動的堅定支持者，曾編輯過《婦女世界》，而且“傾注了不少心血，使其成為很有影響力的女性刊物。”[11]p109由此可見，相比較同時代的男作家，王爾德理解并支持女性爭取獨立和平等權利的要求，并以文學家的特殊身份支持女權[11]p106運動，因此，他筆下的眾多女性人物皆“閃爍著女權主義思想，是當時女權形象的反映。”在《不可兒戲》中，關多琳和西西麗等女性人物作為“新女性”的代表，她們機智活潑，個性十足，思想開放。在愛情到來時，她們一改當時傳統女子被動等待的局面，像男子般熱切地表達著對愛的向往，主動地追求所愛之人，王爾德通過塑造這樣一群具有男性性格特征的女子，展現了他對理想女性的追尋：“知性，自主和反叛”[12]p3。因此，通過對這類理想女性的描繪，王爾德向世人傳達了自己進步的女性觀，即反對束縛女性，期待女性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擁有獨立意識，進行自我設計。

二． 對寬容的女性的贊賞—獨特的女性觀

王爾德女性觀的獨特之處體現在他不僅宣揚女性的獨立自主，也注重女性對家庭穩定的維護。對于家庭與女性的關系，波伏娃認為，家庭困住了女性，使女性無法獲得“自我”，她說“人們把她封閉在她的自我或家務活動的有限范圍里……她被剝奪了所有與他人具體溝通的可能性……因為她完全奉獻給了自己的家庭，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中……人們幾乎不可能指望她[1]p645所以，可以超越自己。”女性要擺脫家庭的束縛才能獲得真正的獨立，從而實現自己的價值。在女權運動興起的十九世紀末，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們鼓勵婦女擺脫家庭的束縛，在社會上實現自己的價值，獲得真正的獨立。而在王爾德看來，女性一方面需要獨立的人格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他認為女性和家庭是不可分離的，女性不僅是家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家庭穩定幸福的關鍵”[10]p135 ，而女性實現家庭穩定也是要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方式。家庭的穩定，王爾德認為這取決于“被男性關愛的女性應該如何處理現實問題”。[10]p137

因此，王爾德的每一部戲劇都分外關注女性如何以寬容的態度處理家庭矛盾，在他的五部喜劇中，每一部幾乎都是關于女性怎樣處理丈夫或戀人的過失，而每一個女性總能以寬容的態度原諒他們，使得家庭矛盾得以解除。因此，寬容的女性“成為促成戲劇成為真正喜劇的決定力量”。[5]p95

在《不可兒戲》中，兩位男子杰克和亞吉能假扮“任真”博取了兩位小姐關多琳和西西麗的愛，然而，他們的謊言在無意中被兩個女孩兒識破，作為受害者，女孩兒們會失望憤怒乃至終結這場戀愛。但是，在這出戲劇中，王爾德用了夸張的手法讓她們僅僅三言兩語便寬容地原諒了犯錯的男子。正是兩位小姐“有意掃開”男子的錯誤，才使得他們的愛情最終走向圓滿的結局。在這部描述未婚女性戀愛故事的戲劇中，王爾德認為“即使戀愛中的女人,待人處事也不能太嚴厲,應該懂得寬容,善于原宥一切人,否則,幸福的婚姻也許會化為泡影。”[10]p137

王爾德提倡女性寬容品質的獨特女性觀源于他對維多利亞道德觀和女性生存狀況而形成的觀察。維多利亞時期，家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重視。然而，當時的社會道德素以絕對的嚴肅認真著稱，它“常常是殘酷的,不留情的,苛求的,這三種性格,使其帶給人們許多痛苦。它對不聽命

令的小孩和犯了過失的大人,是毫不寬容的”[9]p57，這種過于嚴苛的道德觀使得許多家庭在遇到問題時變得危機重重，為解決這種危機，王爾德提出以女性的寬容化解一切矛盾。他的這種觀點也是基于當時社會女性的實際處境提出的。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盡管相對自由，但她們仍然沒有真正解放，大多數還沒有獨立的社會職業和固定的經濟收入，家庭仍是女性的人生歸宿和理想寄托，家庭的穩定對于女性而言至關重要。如果女性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脫離家庭，后果無非就像娜拉出走后的結局—“不是墮落，表示回來。”因此，基于對社會道德觀和女性實際處境的考慮，王爾德認為女性可以在那維護家庭穩固的過程中提高地位，實現價值。當如關多琳和西西麗一樣的“新女性”摒棄舊式的苛刻道德觀，而以寬容的態度面對愛人的錯誤時，一個穩定和諧的家庭便會存在的長久，這一方面使女性們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順應了社會道德的要求。正是通過對大度的女性的贊揚，王爾德強調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增強了女性的重要性。因此，在重視家庭道德而家庭又是女性理想歸宿的維多利亞時代，王爾德通過在劇中贊賞寬容的女性，突出她們維系家庭的關鍵作用，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體現了女性對社會道德的維護作用，進而也彰顯了女性在社會上的重要性，推動了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和她們的進一步獨立解放，有利于她們自我價值的實現，這與女權運動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對女性寬容的強調既是王爾德的唯美主張，同時也是他從實際出發形成的獨特女性觀。

通過對喜劇《不可兒戲》的解讀，可以得出，王爾德筆下的女性盡管沒有完全地脫離依附地位，但她們個個俏皮靈敏，個性突出，她們敢于表達自己的想法，熱情地追求心目中的美好愛情，王爾德塑造的這類“新女性”具有獨立的自我意識，能夠積極地致力于自我實現，這表達了他對女性自由獨立的支持，這契合了波伏娃對解放了的新女性的期待——“自己造就自身存在的…真正意義上的人”。 [6]p163-165

同時，王爾德又基于對現實社會的思考，在喜劇中突出了女性的寬容對維護家庭穩定的決定作用，從而以自己的方式提高了女性地位，促進女性的獨立和解放。因此，王爾德通過塑造這樣一群獨立自主又大度寬容的理想新女性，順應了時代對女性解放的要求，同時又支持了女性運動的發展，而這也正是他女性觀的超前與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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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scar Wilde’s View of Feminism—A Rea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Oscar Wilde’s portrait of daily life of Victorian women in his comedy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and explores Wilde’s view of feminism. From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t concludes that Wilde supported women’s independence and

appreciated their virtue of forgiveness. With Bourvoir’s feminist thoughts, This article also finds the

specialty and modernity of Wilde’s view of feminis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Victorian society.

Key words: Oscar Wilde; Feminism;Independence; Forgiv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