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化與無錫

2024年2月19日發(作者：白醋美容法)

吳文化與無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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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化起源于無錫。吳文化又跳出了無錫，成為吳地區域性文化，涵蓋古今的統稱。按照歷史發展進程，有著不同的地理內涵和不同的文化內涵，也具有不同的名稱，起著不同的作用。

一、無錫是吳文化的發祥地

吳文化的開創源自“江南始祖”吳泰伯及其弟仲雍。泰伯與弟仲雍為讓王位離開岐山，到吳山，最后來到長江以南、太湖之濱的無錫梅里，立國“勾吳”。帶來了中原地區的先進農業技術和手工業技術，使黃河流域文明與梅里土著文化相融合，推進了本地區的發展，逐步形成了“勾吳文化”。以后歷經越、楚、齊、魯等國頻繁的交戰、兼并過程，通過相互交融、整合，走向完善，形成了具有兼容并蓄的特性，又具有包孕吳越的本質。這種文化的整合，歷經春秋、戰國，直到六朝前期才真正完成，中華的文化中心開始南移。

無錫是吳文化發祥地。有關內容《江南始祖吳泰伯》一文已敘述，這里從略了。

二、什么是吳文化？

（一）吳文化的含義

1、吳文化一詞，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吳文化，只指先秦吳國的考古文化，即從商末泰伯建“勾吳”到公元前473年夫差的吳國被越國勾踐所滅，時間延續約650年。

泰伯奔吳至梅里（今無錫梅村一帶），建立的勾吳國延續到春秋

時期，被習慣地稱為吳國。后世人就以“吳”字作為這一地區的代稱或簡稱，也作為這一地區的文化符號。

“吳”是一個會意字，由“矢”和“口”兩個構件組成。大約到東漢以后，漢字規范化，“矢”部開始改成“天”。“吳”在《說文解字》中解釋成：“吳，大言也。從矢，口。”“口”表示呼喊、喊叫，“矢”系一個人在奔跑時不時回頭反顧。這就是早先居住在山西、陜西一帶狩獵者——吳人的原始意義。

上古“吳”字，是后世“吳”、“虞”兩字的原始文字。狩獵者為誘捕獵物，往往身披獸皮，或以獸皮為衣，吳字上也加上“虍 ”字頭作“虞”，故先秦以前，吳、虞兩字相通，《集韻》釋：“虞，古作‘吳’”，因此，吳人也可稱‘虞人’”。至今在山西、陜西一帶還留下許多以“吳”或“虞”命名的地名，如虞城、吳山等等。自東漢以后，吳、虞兩姓始分，唐宋以來至今，更是涇渭分明。

大約在炎黃之世，隨著炎黃部落的東擴，吳人也大規模東遷。到堯舜時，吳人已有許多支系遷徙到長江三角洲一帶，開始與江湖大海打交道了。泰伯奔吳到梅里，也學荊蠻文身。江南之俗，“刀耕火種，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隋書·地理書》）。在吳語中，“吳”與“魚”音義相同，掛起鉤來了。在金文里，“吳”字可通作“”字，有時也寫成“ ”，活脫脫的像一條魚。《吳地志》載：“吳國亦稱‘魚國’，那時，荊蠻人‘魚獵為生’，泰伯奔太湖之梅里以‘魚’為‘圖騰’（一說為‘蛇龍’），并建立‘吳（魚）國’。”從此，吳人由內陸山區的虞人、獵人變為水鄉澤國的漁人、農人，吳國的歷史由此揭開了序幕。

吳地先民“紋身斷發”、“雕題黑齒”“以像龍子”，以避水中蛟龍傷害。故考古專家張敏認為“吳國余昧墓內青銅器上的蛟龍與鳩的形象，都應為吳人圖騰崇拜之孑遺，和斷發文身的吳人形象一樣，

不僅說明了吳人曾以蛇龍和鳩作為圖騰，而且也說明了春秋晚期，吳國的社會形態與原始社會仍相去未遠”（《關于吳文化的幾個問題》）。“魚”為腹中之食，龍為蛇之化身，是吳人崇拜之神。

上世紀30年代中期，由吳稚暉、葉譽虎及衛聚賢三人發起，于1936年8月30日，在上海成立“吳越史地研究會”，同時陳列古物分陶器、石器及瓷器三大類，來自浙省古蕩、良渚，湖州錢山漾，江蘇棲霞山、金山、淹城、越城，間有山西、廈門者，供與會者觀賞。參加者有京滬杭鎮錫嘉等地社會要人與文化名人60余人，有于右任、王云五、鄭振鐸、沈鈞儒、馬敘倫、戴季陶、葉恭綽等。推舉出蔡元培為會長，衛聚賢為總干事。同時出版《吳越文化論叢》，旨在推動吳越文化研究。衛聚賢先生發表了《中國文化起源于東南發達于西北》的著名論題，接著提出了《泰伯之封在西吳》之說，影響深遠。這是中國第一個研究區域文化的學術團體，總部設在上海，江浙兩省成立分會，要求各縣設立支會，分別展出在江浙等地采集和挖掘到的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幾何印紋陶器等文物，顯示江南地區的早期文明，澄清當時流行的“江浙石器時代尚無人類”之胡說，回擊外國侵略者制造“中國文化外來說”的謊言。其中“著名的良渚文化是他們首次發現的，‘轟動全國耳目’，‘江南文化因此拉長了數千年……’，大膽地突破了中華古老文化黃河流域中心論的傳統觀念，粉碎了所謂‘江南無文化’的錯誤論調”（肖夢龍《吳文化研究回顧與思考》）。第一次提出了以族別命名的“吳越文化”這個新概念，這在全國區域文化研究中是領先的，居一定的歷史地位，其功績至今不可滅。但當時提出的“吳越文化”的概念，是“泛指古吳越地區的上古文化，包括新石器時代與整個青銅器時代”（董楚平《吳越文化初探》）。遺憾的是，首次掀起的吳越文化研究熱潮沒能持續多久，抗日戰爭爆發，吳越史地研究會的學術活動而輟止。

1951年，在江寧縣湖熟鎮首先發現一支受商周文化影響、獨具特色的地域性青銅文化，定名“湖熟文化”。六十年代初，南京博物院

的曾昭燏與尹煥章在《江蘇古代歷史上的兩個問題》一文認為：江南湖熟文化分布區寧鎮地區的土著居民為荊蠻，良渚文化分布區太湖流域的土著居民為越人。吳國是泰伯、仲雍南奔后同荊蠻族人共同建立起來的，這一論述為后來泰伯奔吳的“寧鎮說”埋下了伏筆。

1954年6月，鎮江丹徒縣大港煙墩山“宜侯夨簋”等一大批青銅器、原始青瓷等重要文物的發現，“宜侯夨簋”銘文達120余字，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揭開了解放后研究吳文化的序幕。陳邦懷先生首先釋讀，考定為周康王時物。唐蘭先生指出簋銘中的“虞”就是“吳”，作器者乃是吳君，給早期吳史提供了證據。郭沫若、陳夢家、岺仲勉、譚戒甫等著名學者均作了探討。據此，有些學者認為湖熟文化的分布區域，寧鎮及皖南地區應是吳文化的發祥地，今江寧縣一帶系吳國始建和發韌之地，也就有了泰伯奔吳的“寧鎮說”。對此，當代著名先秦史學專家李學勤先生在為我主編的《勾吳史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一書作序中說“前些年，我有《宜侯夨簋與吳國》（《文物》1985年第7期）、《宜侯夨簋的人與地》（《傳統文化研究》第2輯）兩小文，說明銘文封國‘厥川三百……’與蘇南一帶水道縱橫的地貌符合，從而推闡了唐先生的見解”。后又為我專著《泰伯遺跡志》（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作序：“推闡唐先生之說，并說簋銘地理與蘇南一帶地貌相合，由世系推定器主乃是柯相。”“柯相正好在康王時。因此，銘文中的虞公即武王所封的周章，父丁即周章之子熊遂。周章以下世系的可信，間接證明泰伯以來的傳流絕非子虛。”筆者以為“寧鎮說”缺少泰伯、仲雍時之實證，只能說是勾吳國擴大后分封之“吳君”所作。因而泰伯奔吳“寧鎮說”能否成立值得探討。

隨后，寧鎮地區200多處臺型聚落遺址和土墩墓的考古發現，及太湖地區眾多石室土墩建筑的考古發掘，均為吳文化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許多學術論著出臺。1980年9月，江蘇省博物館學會、考古學會在寧成立，由鎮江、蘇州、揚州等13個文博單位聯名提出“吳文化

研究”是江蘇特色區域文化重要學術課題。接著，先后建立了“吳文化研究組”及至“江蘇省吳文化學會”，多次舉辦學術研討會，出版吳文化研究論集，明確提出了“吳文化”這個先秦吳國考古學文化概念，把吳文化從“吳越文化”這個概念中分離出來，這就是狹義的吳文化概念。筆者以為：依照春秋時期諸國文化定名的慣例，稱之“勾吳文化”、或稱“古吳文化”、“春秋吳國文化”較為確切。

2、廣義的吳文化，如著名先秦史專家李學勤先生所述：“則泛指吳地的文化，把吳國文化前后的源流以至后世吳文化的蓬勃發展都概括在內。”換句話說，是指吳地自有人類開始，直至現今的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文化創造。

上世紀八十年代后，全國出現區域性文化研究熱潮，這跟當時國家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密切相關。計劃經濟體制的沖破，為實現地區經濟的自主發展，必然推動本地區的文化資源，使“文化力”轉化為“生產力”。當然，其意義還很深遠。吳地區域文化的研究也就成為江蘇社會科學的一個熱門課題，全國各地也有學者、專家參加進來，突破了以往考古學范疇，“提出了通史性的吳地大文化新課題，有學者亦簡稱謂之吳文化”（肖夢龍《吳文化研究淺議》）。這就把吳文化研究從內涵到形式，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那時，無錫民間學者高夑初先生等在堰橋西高山開辟吳文化公園，展示吳地文化。1991年5月又成立民辦“吳學研究所”，舉辦研討活動，出版專刊、叢書，第一次提出了“吳地區域性文化”的概念，他說：“我們所指的吳文化，是吳地文化，在時限上是通史范疇，上自吳地舊石器時代，……下至當代，凡屬在吳地人類活動創造的文化，都包括在內。……我們暫稱史前的為先吳文化，春秋時為吳國文化，以下為后吳文化”（《吳文化與吳文化公園》）。并運用前輩“經世致用”的指導思想，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即“學術走向民間，研究面對現實”，其目的是“為了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符合時代的內容，加以繼

承和發揚，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服務。”貫徹了毛澤東“雙百”方針中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精神。這就是廣義的吳文化概念。

通史性的吳文化概念的提出，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并非一帆風順。某些學者認為“吳文化”的概念早有定論，毋須另提。他們認為吳文化之作為一種文化的歷史形態，秦漢之后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讓位于規模更大、層次更高的漢文化。否定和不承認秦漢以后，再有地區性文化特質和傳統的存在。經過一番爭論，吳文化為吳地區域性文化的概念漸明，脈搏清楚，才逐步被眾多學者、專家所接受。

在此期間，無錫的吳學研究所、吳文化研究促進會，蘇州大學的吳文化研究室，江蘇省社科院吳文化研究中心等學術團體與專業研究機構相繼成立。《吳文化博覽》等相關刊物問世，學術研討會相繼召開，各種有關資料與研究論著紛紛出版。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起，筆者先后發往臺灣刊出有關泰伯與吳文化的文章十多篇，起到了海外吳氏宗親來大陸尋根問祖的“橋梁”作用。出版《吳泰伯的故事》、《至德泰伯》、《泰伯與梅里》、《泰伯遺跡志》等多部書稿。無錫吳學研究所編印的《吳文化知識叢書》、《吳文化資源研究與開發》、蘇州市的《蘇州文化叢書》、《吳文化知識叢書》，南大王友三主編的《吳文化史叢》、江蘇社科院徐采石主編的《吳文化論叢》二卷，潘力行等主編的《吳文化一萬年》等著作相繼出版。我們吳文化研究促進會編纂的《勾吳史集》于1998年5月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全書分世系、地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人物、銘文、年表、附錄等欄目，匯集了自《春秋》、《左傳》、《史記》等先秦以來的歷代古籍、地志及考古銘文有關吳國的資料，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吳國歷史情況，為研究吳國史提供了許多方便。當代著名先秦史專家李學勤先生特為之作序、首肯，受到了各地很多學者的歡迎與好評。

（二）吳文化的發展序列

1、吳文化原指先秦吳國的考古文化，如今成了吳地大吳文化的通稱。這樣，按照社會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將吳文化的發展序列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泰伯奔吳建“句吳”以前的史前文化，包括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的荊蠻地區土著居民創造的文化。人們通常稱為江南土著文化的遠古時期，也可稱之荊蠻文化，或稱先吳文化。

這一階段是吳文化的原創時期，始于三十萬年南京湯山猿人，一萬年前太湖地區發現古人類活動，即舊石器晚期的三山文化。歷經約七千年新石器時代的馬家浜文化，繼則松澤文化、良渚文化及馬橋文化。

吳地的史前文化，比之于中原地區也有個輝煌時期，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名聞中外。長江中下游成為稻作文化的重要發祥地，隨之有人工栽培成的秈稻與粳稻，并有一套較為先進的水稻種植技術與生產工具，這就大大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隨后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文化顯示了吳地先民的卓越智慧。大量出土的裝飾精致華麗的玉璧、玉琮、玉璜……及其達到一定程度的社會組織，表明吳地先民已駐立在國家文明的大門前，依據是浙江余杭反山、上海青浦福泉等良渚大墓和各地良渚中小型墓地及瑤山祭祀遺址。出土了大小不等、數量多寡、精致不一的隨葬品，有陶器、玉器，包括琮、鉞及其組合玉器，反映了社會階級分化，出現了少數顯貴與掌握軍事、宗教與世俗政治權力者。

漫長的先吳文化時期所創造的史前文明，對華夏文明產生了很大影響，為隨后而來的古吳國文化乃至整個吳地文化的發展與繁榮打下了良好基礎。

第二階段：泰伯立國至夫差失國為止，約公元前12世紀至公元前473年，前后650年左右。這段時期稱之勾吳文化（或稱古吳文化、春秋吳國文化）。

泰伯奔吳，立國梅里，筑吳城、立文臺、開伯瀆、唱吳歌，中原文化與江南土著文化始融合，共創勾吳文化，亦稱吳國文化。以后周章封吳，成為周國中央王朝的諸侯國，壽夢北上，巫臣來吳，季札出使，孫（武）伍（員）加盟，闔閭圖強，夫差爭霸，冶鑄業的發展，農墾、畜牧、漁業的增長，古吳文化的充實、影響擴大，開啟了東南文明，是為吳文化開創時期。

勾吳國從小到大，最終形成的疆域，成為后來以“吳”為名稱的吳地區域。勾吳國納入一統王朝的周國政體系統，吳地成為周國疆域之一部分，吳文化也就成了中國整塊版圖中的一種區域文化。

勾吳國的建立，古吳文化的形成，及之以后的發展，在中華文明與中國歷史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第三階段：春秋吳國滅亡后至今。越滅吳，楚滅越，秦始皇統一中國，吳地歸屬國家之郡縣，歷史進入吳地文化時期。這段時期內吳地人民創造的物質的、精神的文化，概稱后吳文化或吳中文化。這段時期長達2200多年，吳文化持續發展，從繁榮到鼎盛，走向轉折。新中國成立，吳地文化進入了現代化發展新階段。

2、吳地及吳文化的定名，取自泰伯奔江南后在今無錫梅里建立的勾吳國。泰伯建立的勾吳國，延續至春秋時期，被習慣地稱為吳國。因此，后世人們就以“吳”字作為這一地區的代稱，或簡稱，同時，也作為這一地區的文化符號。此后，太湖流域以無錫、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無論是勾吳國建立以前，還是勾吳國成立以后，都被人們習慣地稱之吳地了。冠“吳”字的甚多，在文獻和青銅器銘文中的叫法

有：吳、勾吳、虞、夨、工吳、攻吳、工敔、工等。又如秦設吳縣，三國時有吳國、亦稱東吳，隋唐設吳郡、吳州，五代時錢鏐稱吳越王，元末朱元墇與張士誠稱吳王。地名有吳地、吳都、吳中、吳興、吳江、吳淞口、吳塘門……文化上有吳語、吳歌、吳學、吳曲、吳俗、吳門畫派、吳文化等。著名姓氏有吳姓。

鴻山越國貴族墓被發現后，報載，有人提出，仍稱“吳越文化”，這就超出了上世紀三十年代衛聚賢等學者所提的“吳越文化”概念的含義，雖然“吳越二邦、同氣共俗”（《越絕書·卷七》），但畢竟“同中有異”，各有自身的特點。對此，江蘇學者徐采石認為：“吳文化和越文化固然在先秦時期曾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且有許多共同的文化特征，但是，它們畢竟是在不同的區域中形成的，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差異越來越顯著，個性特性越來越鮮明”（《吳文化研究的拓展與深入》《江海學刊》1999年第5期）。浙江學者楊成鑒指出：“吳與越由于種族血統、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的差異，以及吸收中原文化的程度不同，使吳文化和越文化各具有自己的個性和特色”（《吳越文化的分野》《寧波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故還是分別稱“越文化”、“吳文化”為好。吳文化奠定了吳地區域人群的文化底蘊，同時也培育了區域人群知識豐富、機敏、溫和的性格特征，對后世影響不可限量。當然，有時把吳、越兩地文化泛稱為通史性的“吳越文化”也未嘗不可，人們也是理解的。

也有人稱之“江南文化”，這就涉及到江南的區域界定與文化特征的論定了。

3、近年，蘇州學者按明清以來“昔日的冠詞‘吳’字，漸為‘蘇’字所取代”，“這一文化現象的出現已預示著文化序列中的‘吳地文化’正在緩慢地向‘蘇州文化’過渡”為依據，提出了“從辛亥革命直至今日，在蘇州市行政區域內所擁有的文化及其所呈現的、當代文化形態，就是蘇州文化”這一地域性的新概念，“蘇州文化即現、當

代的吳文化”、“完全是取其現、當代的意識，并以之與清代（含清代）以前的‘古代’加以區別”（《吳文化讀本》蘇州大學出版社

2003年6月第1版）。

原屬吳地區域的南京，南朝時成為六國古都。元朝時期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北方移民大量進入，文化面貌逐漸融入北方文化圈，稱之“六朝文化”或“金陵文化”。原屬吳地的揚州及鎮江部分地區，也逐漸融入淮揚文化。上海也屬吳地，早有“海派文化”之說。地處東海之濱、長江出口處的上海，很早對外通商，接受西方科技文化，自有他的新特點。無錫不落后，成近代民族工商業發祥地，有“小上海”之稱。上世紀70年代成為鄉鎮企業發祥地，傳統文化融進海外文化自有新的特色，無錫及至其它地區，近代以來，有沒有其它新的獨特的文化現象發生，要不要提出新的文化地域名稱，那是各地自行考慮、研究、商定的事了。

（三）吳文化的基本特征

1、對各族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兼收并蓄及其特有的開放性，應是吳文化的本質特征。

吳文化的發源地處在蠻、越、夷諸族的交界地帶，東臨大海，各族之間的往來交流早已養成了善于吸收、融合的開放性格。泰伯奔吳，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時期，主要是吸收中原的先進文化，促進了江南經濟的新發展，對海外主要是傳播。六朝時期，對日本、朝鮮、東南亞各國，貿易大為增加，唐代對外交往更加頻繁。吳地成為對外文化交流的前沿陣地，為發展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明代中葉開始，地處東南沿海的吳地逐漸變為愈來愈多地吸收海外文化。吳文化接受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消化融合，并向中原傳播。吳地經濟趕上并超過了中原及其它地區。

民國初期民族資本主義大發展，無錫、南通等地成為民族工業的重要發祥地，學習西方，吳地文化開始轉型，因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再次中斷。以上說明，吳地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是在起伏中漸進的，顯示了吳地文化兼收并蓄及其特有的開放性的本質特征。

2、按照生產力標準，可以作為吳文化代表性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

一是稻作文化。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吳地，河網稠密，湖蕩眾多，雨量充沛，氣候濕潤，是我國著名的水鄉，適合農業的發展，種植水稻的歷史十分悠久。據考古發掘證實，在距今六、七千年屬河姆渡文化類型的浙江桐鄉羅家角，是世界上目前發現的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區之一。同期屬馬家浜文化類型的江蘇吳縣草鞋山、無錫仙蠡墩等地，水稻種植已較普遍。距今四、五千年屬良渚文化類型的浙江湖州錢山漾、上海馬橋、無錫錫山等處，農業和手工業日益普及。

“稻為百谷之首，飯為百姓之命”，吳地稻作農業在我國稻作生產上作出很大貢獻。米市之盛，一直居南方各省之冠，無錫成了全國四大米市之一。

二是青銅文化。公元前六世紀吳地先民不僅掌握了出色的青銅冶煉與造劍技術，而且掌握了錘煉與鑄鐵技術，推動了吳地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江蘇境內的江寧、丹徒、武進、無錫和蘇州等地10多個地區出土的586件青銅器都可明證。

吳越兩國間以冶鑄業發達著稱，越之歐冶與吳之干將齊名，所鑄寶劍皆稱名于世。干將、莫邪夫婦“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精英”，用童男、童女三百人使皮囊鼓風，生火燒炭，進行冶煉，煉成的鐵劍比銅劍更為鋒利。古籍中有“棠鐵之甲”、“吳越之鋌（銅鐵合金

坯）”、“吳楚之鋌”的記載。所謂“吳王金戈越王劍”，舉世聞名。“肉試則斷牛馬，金鐵則截盤匜”（《戰國策·趙策》）。這種復合金屬工藝已大大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則到近代才開始掌握這一工藝。

三是工商文化。吳地先民適應當時的地理環境條件，很早就有水產漁業、蠶桑業、陶瓷業等較為發達的手工業生產。為了物物交換的需要，還產生了定點定時的原始集體貿易。如傳說中泰伯定都梅里，筑吳城，建有物物交換的集市“崇安場”。通過攤販、廟會、集市等多種方式帶來鄉村貿易的興盛，并逐漸形成了星羅棋布的集鎮，開設作坊，發展了運輸等行業，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勾吳古都梅村是很早形成的江南古鎮之一。

明清時期，市鎮經濟逐步形成，資本主義萌芽誕生，吳地一躍而成全國經濟文化最先進的地區。近代以來，民族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工商業最發達地區。上世紀70年代起，無錫首創鄉鎮企業，普及蘇南，影響全國，又一次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繁榮之區。

3、以水為本是吳文化的特色。

吳地集江、河、湖、海及運河于一體，呈典型的水生態文化特征。滾滾東流的長江，連接南北運河，三萬六千頃的太湖，匯集周邊涓涓溪流，洶涌澎湃的東海，廣納百川巨流。“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吳地人民祖祖輩輩生活在水環境之中，創造了獨特的水文化。

“水”對人們的生產、生活、體態以至性格特征等都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吳地先民創造稻作文化、船文化、漁文化、蠶桑文化、陶瓷文化等物質文化；也孕育和滋養了吳語文化、吳歌文化、吳俗文化、吳門畫派、昆曲、評彈、錫劇等精神文化。泰伯奔吳“斷發文身”，開“九涇一瀆”；伍子胥相水筑姑蘇城、開胥溪；夫差首開江南運河、

鑿邗溝；隋煬帝通南北大運河，歷代重視水利建設。在外交上，孫吳時東渡日本，明鄭和下西洋。近代以來，上海開埠，率先接受西方科技文化。生活在水鄉澤國的人民育成了機智勇敢、思想開放的性格和銳意創新的作風。水對吳文化的全部內容，產生著十分深刻和久遠的影響。從一定程度上說，沒有水就沒有吳文化，更沒有吳文化的昌盛發達，吳地文化因水而聞名天下。

（四）吳文化的歷史地位

吳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與作用是多方面的，這里著重指出的一點，即吳文化是構成中華文明重要要素之一。

限于過去的歷史條件、傳統的認識水平，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國外有種說法，即中國文明“來于西方”。而在中國史學界則認為中華文明起源于本土，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一元論”的說法較為普遍。1936年8月，上海“吳越史地研究會”成立，發期刊、出叢書，展示吳越出土文物，不僅回擊了中國文明的“西來說”，更為重要的，以具體史實證明了吳地是中華文明重要發源地之一，與長江流域的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其他地方的區域文化同是構成中華文明的要素之一，從而徹底打破了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流域“中心說”。文明的起源是多地的，是先后發生的，而且是相互影響的。

說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并不排斥、也不應抹煞中原文明的主導作用。因為中國最早建立的國家是在中原，而且長期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文化核心。中國最早建立的國家夏朝，大約距今5000至4500年之間肇始的，它是最先進入國家文明社會的。遍布全國各地的漢族人民與眾多兄弟民族，他的凝聚力、一致性，歷來著名于世的。

無錫是吳文化發祥地。早在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無錫已有先民活動。距今7-6000年新石器時代的馬家浜文化時期，無錫的彭祖墩

遺址、宜興的駱駝墩遺址、江陰的祁頭山遺址考古發現，均有先民的大型聚落，房屋遺址，留有大量的草木灰燼，以及炊器、陶釜殘片。距今6000至5300年的崧澤文化時期，宜興宜城鎮下灣遺址，發現房址、窖穴與水井，大型濠溝上的埠頭建筑遺存。無錫仙蠡墩遺址發現原始住宅基址、稻谷堆，確認五千年前無錫先民的原始聚落，最早揭開了環太湖地區稻作農業文明序幕。

江陰發現了距今5300—4200年的良渚文化時代的高城墩遺址，出土文物236件（組），隨葬品有玉琮、玉璧等禮器，由此提出了良渚文化多中心的問題，對探討長江下游古代文明的進程具有重要意義。江陰佘城遺址發現了江南地區早期的城址，年代屬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遺址中出土的銅錛、銅鏃和冶煉青銅塊，表明當時已進入青銅時代，為探索吳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隨后屬戰國早期無錫鴻山吳越貴族墓的發掘，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泰伯奔吳到梅里，開啟了東南文明。古吳國文化代表了吳地文化生成和發展的新階段。吳國在稻作文化、紡織、青銅冶煉、兵器制造、鑄鐵技術、運河開鑿、筑城、兵法等方面成果超然，是中國早期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吳文化造就了無錫的文明發展

經濟是基礎，文化是先導。科技的進步，促進社會的發展。歷史上的吳地，包括無錫在內，曾有過四次輝煌時期，具體表現在：

第一次輝煌時期，是泰伯立國梅里，道啟東南文明，顯示了先秦吳地國家文明發展的高峰。主要表現有：

春秋時期，吳國居民已能挖塘辟田，使用“火耕水褥”（《漢書·武帝紀》），進入早期稻作生產。農具有鐮、鋤、鎒等器物及銅犁。吳國后期已使用牛耕。闔閭當政時，積極推行伍子胥提出的“實倉廩”的主張，史料就有“民飽軍勇”、“倉廩以具”以及吳王夫差曾一次

供貸給越國稻谷“萬谷”的記載。吳地居民創造的稻作文化，遠比印度早2000年，對世界稻作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官府與民間畜牧業也有發展。

春秋后期到戰國時期，吳地普遍種桑麻或葛，紡紗織布，養蠶繅絲帛，織造水平高，產量大。吳王夫差一次賞給太宰嚭“雜繒四十匹”（《越絕書·卷十》）。造船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政府實行“貨物官市”，也有了私商，使用銅幣與黃金幣。天文歷法、醫藥、數理等均有發展。軍事理論更有《孫子兵法》、《伍子胥水戰法內經》等兵書盛名于世。

第二次輝煌，是歷經秦漢，尤其是永嘉、安史、靖康之亂，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吳地加速開發，至明清，經濟、文化呈現鼎盛之勢。

先秦兩漢時期，春申君黃歇治無錫湖，立無錫塘。西漢張勃治水無錫。東漢梁鴻、孟光疏導梁溪河。三國東吳陳勛屯田毗陵，疏通長廣溪。

農業普遍采用“火耕水褥”、鐵犁牛耕，稻麥兩熟。廣種葛麻，人們改穿葛布、夏布。無錫陸墟陽山形成“石臼”等石器市場。宜興成為南方早期青瓷的重要產地之一。

南北朝時發生“永嘉之亂”。北方南遷人口90萬，僑居蘇南26萬人，無錫人口激增。晉增設暨陽縣。帶來了先進的思想文化與先進的生產技術，大大加速了吳地的開發。無錫農村“雞犬之聲，阡陌相屬”，蘇南地區成為谷倉。手工業、造船業等的發展，促進了商業與城市的繁榮。對日本、朝鮮及南洋諸國的貿易大為增加。南北文化的再次交融，吳文化由粗獷轉而精雅，由尚武轉向崇文。科技文化取得卓越成就。名人有西漢后期的無錫人虞俊、東漢王關、高彪、高岱，東晉無錫人顧愷之，西晉暨陽周氏等。

隋時，南北大運河的開通。唐代江南水利興治，使無錫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人口大量增加，無錫、江陰相繼升為滿四千戶的望縣，無錫經濟成為全國經濟重心之一，也為京杭大運河線上的重鎮之一。

唐之安史之亂，北方人口又一次大量南遷，蘇州地區戶升40％，無錫比例更高。山地、圩田、沙田得到更多開發。唐朝政府財賦重心南移，“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這不是說當時江南經濟已超過北方，而是唐朝政府對北方藩鎮勢力無力控制，只得加重江南賦稅，直至宋時江南經濟進一步的發展，才逐漸超過北方，諺曰：“蘇湖足，天下足”。

宋時南方社會經濟文化繼續得到發展。無錫成南北貨運集散地，農村集鎮有洛社、甘露，江陰有申港，宜興有張渚、湖滏等。“靖康之亂”，北方人口再次大量南移，無錫人口從約10萬增至13萬多。江南土地得到深度開發，糧食產量居全國首位，中央財賦仰給東南。宋代“優待文士”，“重文輕武”成為基本國策，“人才之盛，遂甲天下”。社會經濟重心由北向南轉移，文化也隨之興盛。吳文化進入全面繁榮時期。

明代中葉，愈來愈多地吸收海外文化，吳文化接受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消化融合，并向中原傳播。吳地經濟超過了中原及其它地區。吳地的民風也從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上古“尚武”，中古“尚文”到“崇教”，以致后來的“崇教”、“崇經”，成為我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蘇南商品經濟的繁榮，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到清代市鎮經濟逐步形成，蘇南地區出現數以百計的市鎮，無錫始有布碼頭之稱。教育事業十分發達，產生了眾多的科技名家和文化巨匠。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是為吳地文化鼎盛時期。

鴉片戰爭后，吳地加快接受西方科技文化，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

與發展，加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上海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無錫躋身中國“六大工業城市”行列，工業產值位居全國第三，工人總數僅次于上海。1896年無錫楊氏首開業勤紗廠，周、榮、楊、唐、薛等實業家奮起。加上發達的杭嘉湖，東南成為富甲之地，涌現了許多文化名人，科技文化藝術、政治理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入民國后，工商實業更掀熱潮。新舊思想、風紀的撞擊，吳文化處于轉折階段，開創了吳地第三次輝煌。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全面建設開始。中途雖有曲折，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無錫鄉鎮企業在吳地掘起，“蘇南模式”的形成，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農村趨向城市化，無錫成為中國鄉鎮企業的發祥地。隨著改革開放、招商引資，城市體制的改革，外向型經濟得到全面發展，科技教育、文化體育衛生等有了新的成就，吳地兩院院士、大學教授人數最多，吳地成為全國繁華之區。無錫連續五次評為全國科技進步先進市，在長三角16城市綜合競爭力中排行第三，為爭創全省“兩個率先”先導區、示范區作出了成績。吳地文化進入了輝煌的現代化發展新階段。

文化是一個城市的命脈，是經濟社會賴以維系的根基。無錫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吳文化已成為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人文動力。在現今“十一五”期間，在新一輪的發展中，無錫將致力于建設“文化無錫”，打造文化大市，使吳文化的豐厚資源成為推動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