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著名書院

2023年12月24日發(作者：教育初心)

中國古代著名書院

書院之名起于唐開元六年（718）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集賢殿書院。置學士，掌刊刻經籍、征集遺書、辨明典章，以備顧問應對，是政府的秘書機關。

北宋有六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始于唐李賓客隱讀，盛于南宋朱熹復興，紹隆于明清，有千余年歷史，坐落于江西九江廬山五老峰南約 10公里處的后屏山南麓。原址江西廬山五老峰東南，原為李渤兄弟隱居讀書處。根據文獻記載，“渤養白鹿自娛，人稱白鹿先生”。后來李渤任江州刺史，舊地重游，于此修樓建亭，引泉植花，遂成為一處游覽勝地，取名白鹿洞。唐代（公元618-907年）時。白鹿洞書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完備的書院，與岳麓、雎陽、石鼓并稱“天下四大書院”，曾被譽為“海內書院第一”，“天下書院之首”。五代南唐升元年間，在此建立了“廬山國學”；宋（公元960-1127年）初擴建為書院，并正式定名為“白鹿洞書院”。太平興國二年（977）詔賜國子監刊“九經”。南宋朱熹為南康軍守，手訂學規，講學其中。明清仍為書院。西有左翼山，南有卓爾山，三山環臺，一水（貫道溪）中流，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白鹿洞書院有著幽靜的環境，寬敞的院舍，頗具實力的師資，求知若渴的生徒；它有完整的教規，有效的教學方法，以資生徒讀書的圖書，教學經費所需的學田。因此，在它興教以來，延續時間達1000余年，曾為封建社會培養出一批批人才。

石鼓書院：石鼓書院位于衡陽市北門外石鼓山。山似半島聳立于蒸水與湘水匯合處，海拔69米，面積4000平方米。宋至道三年（997）衡陽郡人李士真創建書院，景佑二年（公元1035），欽賜“石鼓書院”匾額，與當時的睢陽書院、白鹿書院齊名，成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集孔孟學說之大成的理學家、教育家朱熹在此講學，使石鼓又空前為之一振。還有政治家范成大、文天祥、軍事家、詞人辛棄疾，思想家王夫之等分別到紫游覽或講學，并吟成不朽的詩篇，鐫出不可磨滅的碑記，詳盡生動地描繪了石鼓的形勝。

岳麓書院：岳麓書院是我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約958年）智睿等二僧辦學。北宋開寶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辦學的基礎上，正式創立岳麓書院。嗣后，歷經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緒二十九年（1903）改為湖南高等學堂，爾后相繼改為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湖南工業專門學校，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至今，歷經千年，弦歌不絕，故世稱“千年學府”。

岳麓書院自創立伊始，即以其辦學和傳播學術文化而聞名于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見山長周式，頒書賜額，書院之名始聞于天下，有“瀟湘洙泗”之譽。南宋張式主教，朱熹兩度講學。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賜“敬一箴”，王陽明心學和東林學派在此傳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愛國主義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學，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別御賜“學達性天”和“道南正脈”額。

岳麓書院占地面積21000平方米，現存建筑大部分為明清遺物，主體建筑有頭門、二門、講堂、半學齋、教學齋、百泉軒、御書樓、湘水校經堂、文廟等，分為講學、藏書、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連接，合為整體，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建筑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

除建筑文物外，岳麓書院還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聞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書“岳麓書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學達性天”、“道南正脈”、清刻朱熹“忠孝廉潔碑”、歐陽正煥“整齊嚴肅碑”、王文清“岳麓書院學規碑”等等。

嵩陽書院：址河南登封太空山。原名嵩陽寺，在登封縣城北2．5公里嵩山腳下，創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年）。隋唐時名嵩陽觀，五代后周名太乙書院、宋初名太師書院，后改嵩陽書院，與睢陽

書院、岳麓書院、白鹿書院并稱我國“四大書院”。北宋理學家程領、程頤曾在此講學。院內有古柏三株，西漢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游嵩岳時，見三柏高大茂盛，封為“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三將軍”明末毀于火，今僅存兩株。“大將軍”周長約 6米，“二將軍”周長近15米，世所罕見。

在嵩陽書院門前有一通意地觀感應領碑刻，該碑刻于唐天寶三年（744年），雄偉壯觀。隸書端正工整，筆法俊逸遒勁，為唐隸中之佳品。書者徐浩為著名書法家，《新唐書》有傳。景日畛《說嵩》評云：“是碑為徐宣公浩古隸，筆法遒勁，姿態橫生”。撰文者唐大臣李林甫，以“口蜜腹劍”著稱。

應天書院，又名睢陽書院、南京書院。因為商丘在唐供稱為睢陽，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為南京，為當時四京之一。商丘瀕臨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輻輳，隋唐以來，已發展成為一方都會。宋代的就設立在商丘的繁華鬧市中。

應天書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時的后晉。當時有邑人楊愨“樂于教育”，在將軍趙直的支持下，聚徒講學。楊愨去世后，他的學生楚丘人戚同文繼承師業，繼續辦學，培養出諸如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范、王礪等后來都成為臺閣重臣的著名人物。北宋著名文學家、政治家范仲淹也出自這所學校。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戚同文病逝，學校一度關閉。宋真宗大中祥符初，應天府民曹誠實資雄厚，藏書豐富，慨然繼承戚同文的辦學事業。由他籌資三百萬，增建校舍一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大中祥府二年（1009），曹誠呈請朝廷，以學入官，得到了宋真宗的贊許，并正式賜匾額為“應天府書院”，以曹誠為書院助教。從此，應天府書院便由應天府幕職官直接“提舉”的官方書院。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學家晏殊出任應天知府，聘請著名學者王洙為書院“說書”，王洙博學多才，應天府書院在他主持下“其名聲著天下”。仁宗景祐二年（1035），應天府書院改為府學，晏殊又聘請因服喪而退居睢陽的范仲淹執教，任教期間，范仲淹撰寫《南京書院提名記》。當時的應天府書院，是中州的一大學府，據《宋史》記載：“自五代以來，天下學

校廢，興學自殊（晏殊）始。”從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間，應天府書院的學生“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

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應天府書院改為南京國子監，其地位也高于其他一般書院。宋哲宗時，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的幼弟曾肇知應天府，更是“積公帑之余，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才為多”。應天府書院歷經北宋一百余年而不衰，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茅山書院：處土候遺所建，在江蘇江寧，教授生徒兼飲食之。

南宋書院極盛，主要有四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為北宋原有，經朱熹、張拭等振興。 麗澤書院是呂伯恭講學之地，象山書院為陸九淵講學之地。

麗澤書院，原名麗澤堂，亦叫麗澤書堂。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呂祖謙（1137-1181，金華人）講學會友之所，設于宋乾道初（約1165-1166）。“其地在光孝觀側（清金華縣學后，今市內一覽亭東北），四方學者皆受業于此”（宋·樓鑰《東萊呂太史祠堂記》）。因屋前臨二湖，故取堂名為“麗澤”，人稱“麗澤書堂”。“麗澤”之名取于《周易》“兌封”象義：“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麗澤”意為兩澤相連。其水交流猶如君子朋友通過講會而交流知識、學說。呂祖謙這一講學會友之所，系其曾祖父東萊郡侯呂好問于建炎年間宋室南遷時攜全家自開封遷居金華時所借之官屋。后呂祖謙將此屋歸還官府，另置新居于城之北隅，而講學會友之所麗澤堂也隨之北移。宋孝宗乾道、淳熙時期，呂祖謙與朱熹、張栻齊名，被稱為“東南三賢”。 呂祖謙是金華學派的奠基人，并開南宋浙東學派之先聲。他除自己在麗澤書堂教授生徒、著書立說外，還先后邀請當時的著名學者朱熹、張栻、陸九淵、陸九齡、薛季宜、葉適、陳亮等前來講學，以探討學術、交流思想。呂祖謙為麗澤書堂制訂了學規，并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為基本準則，學生中如有“親在別居、親沒不葬、因喪婚聚、宗俟訟財、侵犯公財、喧噪場屋、游蕩不檢”等行為者，即令其退學。他還為書堂編著了《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近思錄》（十四卷）等教材。書院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教學采用個別鉆研、相互問答與集眾講解相結合的方法，切磋、研討之風甚盛。書院每月授課2-3次，一年舉行一次考試。呂祖謙的嫡傳弟子即有呂祖儉、葉邽、樓昉、喬行簡、王瀚、戚如琥、王深源、李大有等89人。至淳熙八年（1181）8月，呂祖謙謝世，麗澤書堂便由其弟呂祖儉主持。

象山書院，首創于南宋諄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當時稱作“象山精舍”。貴溪應天山“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陸九淵登而樂之，乃建精舍居焉。學生也悄悄結廬其旁。早晨鳴鼓“揖升講座”，從

容授學。講授五年，求學者超過數千人。當時已負盛名的理學家朱熹寫信給陸九淵說：“聞象山墾辟架鑿之功益有緒，來學者亦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攬勝”。

象山書院幾經風霜，幾經遷徙，直至清同治年間遷至縣城東重建書院，又因戰禍，蕩然無存。然而，它的影響始終存在。它為貴溪乃至相鄰各縣的文化發展、培養人才做出了突出貢獻。在宋、明時期，貴溪學子中進士者兩百余人。南宋嘉定至淳熙四十四年間，貴溪籍鄭天佑祖孫三代11人中進士。明嘉慶年間有被譽為“精忠貫日月，芳譽溢鄉間”的宰相夏言。有剛正廉潔，“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應天禮經考官江以朝。他被海瑞稱贊為：“江公百世師表，稱之天下不愧，世世不愧”。徐九思、徐貴明父子更是明嘉靖年間有名的為民興利除弊的水利專家。陸象山的哲學思想（包括他的教育思想）由于歷史的局限，固然有許多唯心主義成分。但是，他的“六經皆注我，我何注六經”的無畏精神；他反對的“自暴、自棄”，強調“自立、自重，不隨人腳跟，學人言語”的開創精神；他的“往哲之言，因時乘理”的深刻見解，不無可取之處。陸象山以他的博學卓識吸引學生，從而使象山書院成為當時全國著名書院之一。清代學者全祖望評價說：“岳麓、白鹿、麗澤、陸氏之象山，并起齊名，四家之徒遍天下”。

元代書院多由官辦，近于地方學校。

明代初年太祖曾設誅泗、尼山書院，不甚發達。后書院又四遭禁毀。明末東林書院最為著名，影響頗大。址江蘇無錫。

東林書院創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當時為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嫡傳高弟、知名學者楊時（號龜山）長期講學之地。后廢。“東林書院”名稱來歷與楊時游廬山時所寫“東林道上閑步”這首詩有關。南宋時,邑人建楊時祠堂于此。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僧月秋潭于其上建東林庵。直至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僧人信諒又加重修，百余年間，其地成為僧區。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被罷黜里居的顧憲成，偕弟允成，及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葉茂才、史孟麟、薛敷教、錢一本等人，為繼承楊時講學遺志，共同倡導儀捐款重建興復。 顧憲與高攀龍講學其中，以清議為武器，抨擊閹黨，被稱為東林黨。及興黨獄，詔毀全國書院，東林居其首。崇禎末年曾重修。抗日戰爭勝利后，無錫著名人士因東林書院歲入失修 ，集議恢復舊觀，發起重修。唐文治撰寫了碑文，“發明性理之根源”，并略述書院建置始末，“惟愿我鄉邦人士 ，景仰前徽，保氣節于將墜。”碑后列有發起人姓名。唐文治，祖籍太倉，國學大師，長期在錫地辦學，聲名卓著。碑今存無錫東林書院。

清代書院，就其教學內容的重點而論，可分為三類：

其一重視義理與經世之學，如李二曲之主講關中書院，主張“匡時”，還如顏元議漳南書院及晚清時康有為的萬木草堂。

漳南書院，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于成龍為直隸巡撫，在河北肥鄉縣興建義學。后郝文燦就原址擴建，改稱漳南書院。二十五年（1696年）顏元主持院事，設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書齋。旋因漳水泛溢，淹沒院舍，未及半年顏元即離去。后經修復，屢請顏元主其事，皆辭而不往。教育家顏元（1635—1704），號習齋，直隸博野（今河北博野）人。抨擊理學，強調實學，主講漳南書院，設文事、武備、經史、藝能諸科，改變宋儒“讀書靜坐”和侈談“心性命理”之風。其學生李土恭（1659—1733），字剛主，號恕谷，發揮師說，世稱“顏李學派”。后人將顏元《四存編》、李土恭《恕谷文集》等編為《顏李遣書》。

萬木草堂，出著名學者康有為于光緒十七年(1891)在廣州長興里創建。康有為出身子書香門第，自少淹博舊籍，并讀過一些家藏的西方書籍，從小就立有遠大的志向。十九歲時師從當時名儒朱次琦于禮山草堂，苦讀三年。后來歷游香港、上海，接觸到大量的西書，自稱“新識深思，妙悟精理，俯讀仰思，日新大進。”(《康南海自編年譜》)面對民族的深刻危機，他萌發了學習西方之長，實行維新變革，挽救民族危機的維新變革的思想。光緒十四年(1888)冬，康有為毅然進京上書變法，不但沒有任何結果，反而遭人譏諷。光緒十六年(1890)春，他舉家遷往廣州，并開始講學。由于他以布衣上書的名氣很大，致使當時正在學海堂書院讀書的陳千秋、梁啟超等人紛紛前來請益，并為他的學識所折服，愿為弟子。這時，青年學子也慕名聞風而來，康有為應陳、梁之請，便租賃長興里邱氏書屋，正式開辦學舍，創建萬木草堂。

萬木草堂創辦之初，康有為就主張“脫前人之窠臼，開獨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離有培植萬木、為國家培養棟梁之才的意思。1891年3月，康有為撰寫了《長興學記》作為萬木草堂學規，以《論語》“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為綱，對學生施以德、智、體教育。在德育方面，康有為提倡厲節、慎獨、主靜、養心、檢攝威儀、敦行孝梯、崇尚

任恤、同體饑溺等傳統道德修養，其中的內容仍然沒有脫離封建教育案臼，但他的目的則專在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從而發奮圖強。在智育方面，當時萬木草堂開設四種課程：義理之學、經世之學、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義理之學，包括孔學、佛學、周秦諸子之學、宋明理學、泰西哲學等；經世之學，包括有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政治應用學、群學等；考據之學，包括中國經學、史學、萬國史學、地理學、數學、格致學等；文字之學(詞章之學)，包括中國詞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這些課程，雖然還是以傳統的學術為主干，但與當時專學八股、帖括詞章的傳統學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正因為萬木草堂是以孔學、佛學、宋明理學為體，以心學、西學為用，所以它的講學也頗具特色。這表現在：一、中西學術結合。在講義理之學的同時，又講泰西哲學；在講考據經世、文字之學時，往往增講萬國史學、地理、數學、格致群學、外國語言文字等西學內容。二、重視體育。除規定上體育課之外，康有為又將體育與習禮結合起來，寓體育于禮儀音樂之中，并舉行兵操和射擊練習。三、推崇今文經學。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認為，歷代統治者所崇尚的古文經典都是“偽經”，是西漢末年劉歆偽造的，用以“飾經佐篡”，是替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提供理論依據，應稱之“新學”；“新學”謬托圣人而捏造的“偽經”，完全湮沒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和“托古改制”的原意。康有為借考辨今、古文經典的真偽，來攻擊清朝統治者所祟奉的古文經學，以動搖封建主義的理論基礎，打擊頑固派“恪守祖訓”的思想根源，為變法維新掃除思想障礙。四、重視陸五心學。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宋明理學時，著重講陸九淵和王守仁的心學，這也是萬木草堂講學的重要內容。梁啟超著草堂弟子籍時，曾向康有為請教“為學方針”，康有為即回答：首先教以陸王心學，而后講一些史學、西學。這是因為當時的士子，一無所志，又無所知，唯利是圖，“唯帖括之學”，思想受程朱理學的束縛。他講陸王心學，就是重精神，貫德育，強調發揮人的主觀精神作用，從而培養出了陳千秋、梁啟超、徐勤、韓文舉、曹泰、麥孟華等一批著名的維新變法人才。由于萬木草堂明確提出中體西用為辦學宗旨，而且采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內容。對當時的書院教學影響很大，后來梁啟超在湖南主講時務學堂時，基本上因襲了萬木草堂的辦學精神。

其二以考科舉業為主，一般書院多屬此。

其三以撲學精神倡導學術研究，不課八股舉也，如惠棟主講紫陽書院，阮元設于浙江的詁經精舍、設于廣東的學海堂。

紫陽書院，在武夷山五曲隱屏峰下。始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稱武夷精舍，南宋末年擴建，稱紫陽書院，明正統年間改稱朱文公祠。宋朝理學家朱熹曾在此講學達十年。初建時有仁智堂、隱求齋、寒棲館、晚對亭、鐵笛亭等建筑物。現僅存止宿和隱求室的部分建筑。書院各處石壁上，留有許多詩文手跡，尢以朱熹親筆題勒“游者如斯”和人陳省在曬布巖刻下的“壁立萬仞”為著。

詁經精舍，是清代嘉慶時期的著名書院。詁經精舍地處浙江杭州府治孤山之陽，左三忠祠，右照膽臺，面對西湖。它是由清代阮元于嘉慶六年(1801)正式創建。阮元字伯元，江蘇儀征人，是一位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生平著述宏富，著名的著作有《卜三經注疏并釋文校勘記》二百四十五卷，《經籍篡訪》百零六卷。嘉慶二年(1797)，阮元督學浙江，他遴選浙江能夠從事經學研究的人，構屋五十間，聚居于孤山之陽，編撰《經籍篡訪》一書。次年八月書成，阮元招兵部侍郎入都。不久，又奉命撫浙，于嘉慶六年(1801)正月，在原來修書舊地，建為書院，取名“訪經精舍”，招收歷年由浙江十一“郡所選拔的優秀生員來精舍讀書。同時又在西偏筑第一樓，為生徒游息之所。

阮元創辦詁經精舍，與當時浙江的敷文、紫陽兩書院以科舉考試為目的辦學原則不同，而是提倡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材為主，指導學生研究經義，旁及詞賦，多攻古體。精舍所署楹帖有云：“公羊傳經，司馬著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說明其辦學宗旨是崇尚漢學，培養經史學術人才。精舍設有掌教，亦稱主講、山長或院長，義或稱講教，般由巡撫聘任。下設監院，職長教課，亦稱學長，一般也是由巡撫委任。書院開創之初，主講者自阮元后，有王昶、孫星衍二人。王昶字德甫，號蘭泉，青浦人，著有《金石萃編》。孫星衍字伯淵，又字淵如，江蘇陽湖人，著作極富，有《尚書今古注疏》、《續古文苑》、《平津館藏書記》等。王昶和孫星衍都是乾嘉之際的著名漢學家。精舍主講、監院的任期，少則一年，多則十年，而俞樾擔承山長為時最久，竟蟬聯了三十一年。肄業生徒，初定三十二人，遴選十一郡諸生中經學修明，通于一藝者充之。道光十年(1830)，巡撫富呢揚阿改定額為三十六人，內外課各半。光緒三年(1877)，巡撫梅啟照又增其額，人數無考。其后又增至六十名，內外課亦各半。外課又有附課生，亦稱備課生，人無定，其名目亦不知始于何時。同治時，徐樹銘督浙江學政時，特置超等六人，以異內外課生。精舍的課試，每月一次，一般由主講命題。內容是問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此來考察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情況。書院又先后編刻課藝八集。初編由阮元手訂，

共十八卷，書名《詁經精舍文集》。以后由羅文俊、俞樾編訂至八集，其中共收經史、詞賦二干余篇，推動了當時的學術交流和文化的傳播。

詁經精舍在辦學期間，培養了大批著名學者，如黃以周、朱一新、章炳麟、陳澧等都是詁經精舍出來的佼佼者。李元度《阮文達公事略》說：“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不可殫述。東南人才，稱極盛焉。”清咸豐年間，詁經精舍毀于戰亂。直到清同治五年(1866)，才由布政使蔣益澧發起重建，山長俞樾撰有重建精舍記。光緒十二年(1886)十月，第一樓遭火災焚毀，次年改建許鄭祠，并于舊址增建式古堂，作為諸生講習之所。

光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巡撫廖壽豐奏將杭州的敷文、崇文、紫陽、詁經、學海、東城等六書院，改為專課中西實學之“求是書院”。當時詁經精舍辦學經費短缺，又因掌教俞樾辭聘而去。后來由譚獻、汪鳴鑾相繼主講，延至光緒三十年(1904)正式停辦。1901年所有書院分別改為大、中、小學堂，但書院形式并未廢止，又有中、西各式書院，近似近代學校。

學海堂書院，是清代道光時期的著名書院，是由乾嘉時期著名漢學家阮元繼杭州創建詁經精舍之后，于道光五年(1825)在廣州城北粵秀山創辦的又一個以專重經史訓詁為宗旨的書院。阮元不僅博學淹通，而且在當時的政界也身居要職，集封疆大吏與學術巨子于一身。《清史稿》稱他為“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斗焉”。阮元的治學提倡“崇尚漢學，實事求是”，主張通過音韻訓詁，弄清古代經書中的本來意義，從而探求圣賢之道。他創辦學海堂書，院時，要求學生：“或習經傳，尋疏義于宋齊；或解文字，考古訓于《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學海堂集序》)阮元的這篇序文也題刻在學海堂西面墻上，作為學海堂的辦學宗旨。阮元主持學海堂時間不長，但他親自授課，與學生講經析疑，“凡經義子史前賢諸集，下及選賦詩歌古文辭，莫不思與諸生求其程，歸于是，而示以從違取舍之途”。阮元還頒定了《學海堂章程》，確立了學長制、季課制和刊刻制，并個人捐贈白銀四千兩作為學海堂的辦學經費。在阮元的努力下，學海堂成為當時廣東文化學術的中心。

學海堂與其他書院不同。首先，它不設山長制，而實行學長制。據《學海堂章程》中規定：管理學海堂，本部堂酌派出學長吳蘭修、趙均、林伯桐、曾釗、徐榮、熊景星、馬福安、吳應逵共八人同司課事。其有出仕等事，再由七人公舉補額。永不設立山長，亦不允薦山長。學長的主要職責是出題評卷。書院內的大小事宜均由八位學長共同商議決定。每

年四課，每課設管課學長兩人，兼管日常事務。其次是實行季課制。《學海堂章程》規定：每一年分為四課，由學長出經題文筆，古今詩題。限日截卷，評定甲乙，分別散給膏火。所謂“季課”，也就是按季節考試。這與當時一般書院流行的月課形式差不多，但內容卻完全不一樣。一般書院的月課，如同科舉考試，學生黎明登堂，封門發題，當日交卷，不能繼燭。其題目般以四書文為主。學海堂則每一季度由書院出題征文，張榜于學海堂門外，各學長也各攜若干張，以便散發；在考題上標明截卷日期；學生們根據所出題，查閱經書，登堂向學長請教疑難，然后寫出課卷；課卷由八學長共同評定，分別優劣，對優秀的予以獎勵，并將課卷選入《學海堂全集》。再次是實行專課肄業生制度。為了提高教育質量，有利于學生學術研究的系統性，1834年，阮元的弟子錢儀吉來到廣州。阮元委托他與學海堂的學長們商量制定專經課士法，并請當時的兩廣總督盧坤下諭設立專課肄業生制度。專課肄業生制度的確立，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因為專課生的來源，是在乎日參加季課的學生中挑選，主要根據他們的品行、志向和學習成績，由八學長共同推薦錄取。專課生進堂后，可以在《十三經注疏》、《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文選》、《杜詩》、《朱子全集》等書中任選門肄業，導師則在八學長中任選一位。學生一旦確定專業后，按日看書，撰寫讀書心得。每逢季課時，便將這些平日所作心得呈交導師，由導師負責指導。專課肄業生每屆以三年為期限。1834年首次招收專課肄業生十名，其中有后來擔承菊坡精舍院長的陳溜，就是學海堂首屆肄業生之一。

由書院自行刊刻經籍，足學海堂書院有別于其他書院的另個重要特征。《學海堂章程》規定：堂側添建小閣庋藏書板，及將來到集工價均在經費節存內動支。學海堂刊刻的書籍主要有二種：一是重刊前人或他人的著述，是刊刻本書院師生的編撰之書。阮元曾組織師生，搜羅甄錄清代以來的各種解經書籍，酌定去取，匯輯成《學海堂經解》千四百卷。同時還匯編本書院師生的文章為《學海堂全集》、《學海堂課藝》等書。這對學海堂的教學與學術交流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學海堂書院每年還舉辦各種聚會。師生們在聚會上，促膝交談，交流學習心得。每年正月二十日是阮元的生日，書院舉行團拜。每年七月五日足漢代經學家鄭玄的生日，書院舉行祭禮儀式。其他如中秋月圓、重陽菊開、冬梅報春之時，也都是書院的雅集。這種生動活潑的教育方式，與當時以理學傳授為主的書院，形成了鮮明的又對比。

學海堂書院從1824年創建至1897年最后次招生，歷經七十余年，培養出眾多的著名學者和經世人才。作為舊式書院，學海堂書院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