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名人-法史-典故

2024年3月15日發(作者：血盆大口的意思)

法治人物

1、韓非

名句：法不阿貴

人物簡介：韓非（約公元前288年-前233年）是戰國后期政治理論家，法家思想集

大成者。其著述后人輯成《韓非子》一書。

主要法治思想:

一、“抱法處世則治”的法律思想。韓菲從法與勢結合的角度來論勢。一方面，他認為

“勢治”是“法治”的前提和依靠：“君執柄處勢，故令行禁止”，只有將“法”與權力結

合起來才能作到令行禁止，可見“法”離不開“勢”。另一方面，他又強調“勢”離不開“法”，

“勢治”離開了“法”便成了依靠“賢者”的“人治”。但賢者“千世而一出”，更何況現

實中大多數君主并非“賢者”，而是“上不即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的“中人之資”。如

果實行“法治”，這些只有中等才能的君主們只要“抱法處勢”就能把國家治理好了。

二、“法與時轉”的歷史進化觀。韓菲繼承了商鞅的歷史觀，從發展和進化的角度觀察，

描述社會的進程。認為社會在不斷的發展進步，國家的法制和統治方式也就要相應做出改

變，反對墨守成規，更反對復古倒退。

三、“法不阿貴”思想。韓非強調“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貴匹夫”、“不避尊貴、不就

卑賤”，認為要使賞罰必信，還必須注重公平，強調不分親疏貴賤，一律依法行施賞罰，提

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表現了法家執法的堅決和在適用法律上的平等要求。

四、“法治”勝于“禮治”。韓非指出，仁義禮治只是有名無實的空話，用它來治國，

“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因為“仁義”是以同情心為基礎的，表現為施舍貧困和

不忍行罰，這樣必然造成“無功者得賞”，“暴亂者不止”，以至“奸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

徒愈勝，不亡何待” 他認為，只有法令刑罰才最有效，“威勢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

亂”。結論是：“不務德而務法”。

2、商鞅

名句：圣王者不貴義而貴法

人物簡介：商鞅（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是戰國中期政治家、思想家、法家“法

治”理論的奠基者。其主要思想反映在《商君書》中。

主要法治思想:

一、圣王者不貴義而貴法”的思想。商鞅認為，法的作用大于仁義德化，是君主治國

的關鍵所在。他說，仁人能夠對人仁慈，卻不能使人們都仁慈；義士能夠愛人，卻不能使

人們都相愛。所以“仁義不足以治下下”，治天下只能靠法：“圣王者不貴義而貴法。”同時

提出，從仁義與法的關系來看，有了仁義并不能使人們都仁義，都守法令；但有了法卻可

能使人們即守法令，又仁義。商鞅認為儒家講求的“為人臣忠、為人子孝，少長有禮、男

女有別”等，只不過是確立了“法度”之后的必然結果。所以他認為，能夠破除戰勝私黨

與奸巧，制裁、取消私議，一切按照法令辦事，就能形成對親近的人不徇私，對所憎惡的

人不加害，人們互相監督、共同打擊惡人的“大治”景象，即“法任而國治”。

二、“不法古”、“不修令”的變法理論。商鞅以歷史進化觀點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

指出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禮法，法令制度都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他從“禮法以時而

定”、“利民不循其利”、“觀俗立法則治”等方面，說明“變法”、“更禮”的必然性。

三、“任法”、“重信”、“權勢獨制”。這里的法指以刑罰為主體的法令，信指賞罰的信

用，權指君主的權柄。(一）“任法”。商鞅指出實行“法治”首先要將法令公之于眾，同時

各級官吏都要認真學法，并設置專門的司法官員，其次他認為法的地位要高于君主個人，

君主本人也要服從法制，做到“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

不為也”，應該明確“公私之分”，公正地行施賞罰，“賞隨功，罰隨罪”，“不失疏遠，不避

親近”；（二）“重信”。在執法上，商鞅強調“任法而去私議”，“立法明分”，堅決執法；（三）

權勢獨制。商鞅認為，要使君主的法訟能夠順利推行，還必須“尊君”，由君主掌握一切權

力，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休。

3、慎到

名句：君道無為 反對身治

人物簡介：慎到（約公元前395年-前315年），趙國人，是法家中最早將“道”與“法”

結合起來的思想家。存世的著作主要是今本《慎子》。

主要法治思想:

一、“君道無為”，反對“身治”。慎到主張尊君集權，但并不贊成“專制”。他所反對

的“專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指“行私”、“任智”，即依靠個人的愛好和聰明才

智治理國家，其結果是有法而“其亂甚于無法”，有君則“其亂甚于無君”。二是指“身治”，

即事必親躬，什么都自己說了算；因為君主未必在智能、賢得方面就高于臣吏，在臣吏“人

多智廣”的情況下，如果“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實行“身治”，那么必然應接不暇，

力所不及，怎么能“以一人之識識天下”。

二、“立公棄私”的“公法”論思想。慎到把國家利益稱之為“公”，而將包括君主與

各級官吏在內的個人利益稱之為“私”。“公”是所有的人都應該遵守和維護的準則，表現

為法，所以又稱為“公法”；“私”是違背這種共同準則的行為，表現為對法令的破壞，即

“行私”。首先，慎到認為法是“至公”的準則。“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

也。”，只要掌握了“法度”這個公正的準則，就不必依賴或者等待“禹”那樣的圣賢，就

是一般的“中人”也能治理好國家。慎到認為“法”的功能在于禁止“行私”；“法之功莫

大于使私不行”，“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由此可見，慎到說的“公”，即不是“共同占

有”也不是“舍己為人”，而是人們共同遵循的原則或規范。慎到說的“私”，即非“私有”，

亦非“自私”，而是違背破壞法令的行為。慎到強調，對于包括君主在內的所有統治者來說，

都有一個“立公”還是“行私”的原則問題。一方面，“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

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這里“為天下”、“為國”就是“立公”；“為天子”、

“為君”便屬于“行私”。君主應該“立公棄私”，即拋棄個人利益，為天下、為國家效勞。

這種觀點可以說是劃時代的新論。

4、沈家本

名句：有其法者 尤貴有其人

人物簡介：沈家本（1840年-1913年）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法學家，是清末修律過程中

“法理派”的代表人物。

主要法治思想：

沈家本從修訂法律的需要出發，比較重視研究法理學。他說：“法之修也不可不審，

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審、法之明，不可不窮其理。”他從中外法學的比較中,發現“大抵中

說多出于經驗,西學多本于學理”，強調經驗與學理應該并重,互相結合。

修律應“參考古今，博稽中外”：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不僅表現為對法理學的探討，也

貫徹于修律的實踐當中。他全面闡明了修訂法律的根據，指出：法律應該伴隨今昔形勢的

不同，而為之損益，不能簡單襲用。特別是他把中國置于世界的范圍以內，進行考察，借

以說明海禁大開以后的中國，萬難固守祖宗成法而不變。否則“以一中國而與環球之國

抗”，優劣之勢，不言自明。

民主主義法律思想：沈家本認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為切要”，應以制定新刑律為

整個修律工作的起點。鑒于中外刑制“中重而西輕者為多”，遂以刑法“當改重為輕”為

首要步驟。為此，奏請廢除凌遲、梟首、戮尸、緣坐、刺字等酷刑；死刑一般用絞，只有

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才用斬刑；將戲殺、誤殺、擅殺3項虛擬死罪改

為流徙，以重名實而講實際。

5、史良(民國十大才女,中國第一個女部長)_

6、董必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