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必窮源”與“圓鑒區域”元好問與王士禛論詩絕句的啟示

2023年12月6日發(作者：生活中的一個小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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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2期（總第210期總第37卷）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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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dong

Youth

L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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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ScienceMarch,2021No.2 .210

Vol.37“鑒必窮源”與“圓鑒區域”：

元好問與王士禛論詩絕句的啟示李德強，王曉瑩（上海大學文學院，上海200444）摘要：元好問與王士禛所作的論詩絕句組詩，都是論詩絕句發展史的關鍵性作品之一。對元、王二

人論詩絕句進行綜合比較，可以發現二人不同的詩學主張，以及相同的詩學內涵：他們都針對時代文風

的弊端指出另一個可行的發展方向，又都對論詩絕句體裁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二人論詩絕句均以唐

詩為典范，元好問側重“誠”

“雅”之論，王士禛則秉持“神韻”主張，并分別體現出“鑒必窮源”與“圓鑒區

域”的詩學批評特質。同時，元好問與王士禛論詩絕句中的“詩史研究法”又不宥于歷史與歷時，包容差

異和對立，對當下傳統文化的建設亦具一定的啟示意義。關鍵詞：元好問；王士禛；論詩絕句；啟示意義中圖分類號：I206.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8329（

2021）02-0085-06自杜甫創作《戲為六絕句》后，論詩絕句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樣式，其本身也是一種文學體裁。作者

用詩歌敘寫批評思想的同時，其詩歌也成為被批評鑒賞的對象。論詩絕句所具有的文學批評與批評文學雙

重性質,恰恰便于我們在進行文本細讀的同時,對其內在的批評理論及意義進行分析,從論詩絕句的批評結

果中得出新的批評結果。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金人元好問與清人王世禛的論詩絕句，以其各自的批評鑒賞

眼光，為論詩絕句帶來了“鑒必窮源”與“圓鑒區域”的詩學批評特質與文化啟示。一、元好問論詩絕句的詩史脈絡及批評主張元好問論詩絕句［1］第一首云：“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

渾。”指出了作詩的原因，即用“正體”來使詩壇的“涇渭各清渾”，其后對詩史脈絡的論述，都服務于這個目

的。元好問闡述了其所崇尚的壯美與自然之風,又通過對宋代“雜體愈備”的模仿之風進行批評,突出其論

詩宗旨亦即批評主張——“誠”與“雅”,也就是“正體”。首先，元好問論詩絕句重視“誠”與“雅”的批評原則。元遺山為《小亨集》所作之序曾指出：唐詩所以絕出《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

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為一。情動于中而彳亍于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

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其是之謂本。［2］

此文作于元遺山六十歲時,其論詩宗旨始終以“誠”為本,論詩絕句中雖未直言“誠”之宗旨,卻隱現于自

然而絕無矯飾、發于心而純真的詩論中。第五首云：“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

出門一笑大江橫。”此借阮籍之真，言“誠”之宗旨。眾所周知，阮籍代表作《詠懷八十二首》吟詠幽懷，雖然

“阮旨遙深”，卻字字皆真，這種“真”恰是遺山所強調的“誠”之所在。元好問對詩歌“誠”的認識深化，并帶

來了對“雅”的重視。收稿日期：2020-10-26基金項目：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民國話體文學批評與研究”（15&ZDB079）；上海市哲社一般項目“海派文化與近代詩話轉型研究”

（2020BWY004）作者簡介：李德強（

1979—），男，山東東營人，講師，研究方向：明清近代文學；王曉瑩（1997—），女，福建南平人，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明清近代文學。?85?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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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好問論詩絕句第八首云：“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他盛贊陳子昂居功至偉，表達出提倡風雅的論詩宗旨。另一方面，第九首直言陸機、潘岳“斗靡夸多”、“布谷

瀾翻”；第十首指出“少陵自有連城璧”，而不滿元稹不識璧玉，吹捧“珷玞”的行為；第二十三首中指出“俳諧

怒罵”的詩壇乃是“除卻雅言都不知”的怪談等。可見，元好問認為對鋪排、俳諧之風皆都需要以溫柔敦厚規

之，以雅正含蓄引之。實際上，元好問對乖離風教之旨的作品一直是有保留的批評。郭紹虞《論詩三十首小

箋》曾指出：“元好問論詩雖無宗國興亡之盛，然就此詩言，知一般詩人之逃避現實、脫離現實者，固不為元氏

所許矣。”⑷抓住了元好問論詩組詩的核心問題之一。在他看來，詩歌對現實的反映折射作用，依然是詩歌更

本質、更不可少的作用。元好問在主張溫柔含蓄之外，絕不忽視詩歌的現實作用，正是對“雅”之內涵的解

讀。“誠”與“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元好問詩論的出發點和基石。其次,崇尚壯美與自然詩風，是對“誠”與“雅”批評主張的深化和實踐。其論詩第二首云：“曹劉坐嘯虎

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元好問從漢末建安始論，先以兩晉張華、陶潛

等人為標榜,提出所崇尚的壯美、自然之風,而后引出論詩宗旨,至此則將所提倡的“正體”概念立出。縱觀元好問論詩絕句第十首到第二十首，其中有九首論及唐代詩人詩作，是對“誠”與“雅”批評主張的

深化和實踐。一方面，元稹將排比鋪張誤作“連城璧”、學習前人卻陷入模擬剽竊的“東抹西涂手”等，都從反

面深化了詩歌正體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元好問以李賀“燈前山鬼”的器局,反襯李白的壯美自然；以孟郊

“詩囚”，反襯韓愈“潮陽筆”的壯美等,則在批評標準中提倡自然、壯美的風尚。進而，他又通過對盧仝的褒

揚，再一次肯定雅正之旨，同時對“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的晦澀詩風進行了批判，從而對風雅

失落的現狀進行否定。元好問對唐代詩風的評價，亦與兩晉時期的壯美與自然詩風相銜接，這不但清晰勾畫

出論詩絕句的理論脈絡，更使詩歌“史”的意義得到了充分體現。有唐一代完美展示了一個回歸風雅的過程

與結果，對元好問所處時代的風雅失落現狀極具榜樣作用。最后，對宋詩中“雜體愈備”現象的批評，是對“誠”與“雅”批評的側面烘托。元好問論詩絕句第二十一

首到第二十九首，由唐入宋，其詩史脈絡也逐漸梳理清晰。對宋詩評論所用篇幅與唐詩相近，這恰是在樹立

唐代榜樣作用后，特別需要注意的一個反向例證。論詩絕句第二十二首云：“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第

二十八首云：“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由詩可見,元好問對

蘇軾、黃庭堅并無嚴辭批評之意,而是認為他們在開創宋詩的求新求奇之風的同時,也使宋詩走上以才學為

詩,以議論為詩的刻意求奇之路。蘇軾天才高致，作詩重創新而臻于自然化境,所講究的自然之法也難以捉

摸。故順此路行模仿之事，容易走進另一個死胡同：恣意的創新便易訛濫。黃庭堅強調“奪胎換骨”或“點鐵

成金”

[4],其最終目的都是自成一家，而不是一味模仿。江西末流走上了盲目模擬的纖末之路,終究不能自成

一家，成為詩壇一大弊病。但元好問更在意的是，二人身后的影響。無論是“萬波隨”，還是“江西社里人”，

都是對蘇、黃的模擬，卻從形到神都未達到模擬的善境。這都是對“誠”與“雅”批評范式的側面烘托。結合上述論斷與論詩絕句之言，可以發現：元好問所構建的“詩史脈絡”從建安、兩晉南北朝，豪壯之張

華、劉琨等，及陶潛、謝靈運為標榜始，至唐代陳子昂、韋應物、柳宗元輩重歸風雅，有宋一代則“雜體愈備”，

然后“去風雅愈遠”，到金元之際，再次提倡風雅之旨，重新強調風雅“正體”。元好問論詩絕句中的詩史架

構，貫穿著“誠”與“雅”的批評主張，二者相輔相成,使其脈絡清晰且主體突出。這與王世禛的詩史觀有異曲

同工之妙。二、王士禛論詩絕句的詩史脈絡及批評主張作為清代詩人,王士禛論詩范圍從漢末一直貫穿至明末,其論詩絕句[5]則將“神韻”的批評原則貫穿于

詩史架構中。如果說，元好問“誠”與“雅”的批評主張是明確而直白的，王士禛的“神韻”主旨則更加委婉,

更具包容性,這恰恰也是“神韻”的意味所在。第一，從對漢末到唐代詩人的評價中，貫穿“神韻”的批評原則。王世禛論詩重視詩歌的創新，前兩首詩

即對曹氏兄弟與張華的獨創新語表示了肯定。從第三首到第十一首，均論唐代詩人創作，其中認為李白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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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代，又以其“才筆九州橫”使“六代淫哇”失聲，開辟了詩歌新風，這是對唐初詩人掃蕩六朝綺靡余風的肯

定,也使論詩絕句的“詩史架構”更加完整,并開啟了對“神韻”詩歌的脈絡建構。王世禛論詩絕句第四首云：“高情合受維摩詰，浣筆為圖寫孟公。”通過稱贊王維“浣筆為圖”，暗藏了對

孟浩然的欣賞。又第七首云：“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弦旨妙，柳州哪得并蘇州？”其

先對韋、柳“風懷澄澹”詩風的認可，又以客觀的眼光分析了韋詩的高妙之處，而不隨波逐流。王士禛對王、

孟、韋、柳的推崇，與其“神韻詩”的旨歸是一致的。正如其《鬲津草堂詩集序》所言：“昔司空表圣作《詩品》

凡二十四，有謂’沖淡’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希’；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謂’清奇’

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

[6]他贊賞“沖淡”、“自然”、“清奇”等詩風,恰可作為“神

韻”詩內涵的具體闡釋，當然，“神韻”詩亦不僅包含這些特征。“神韻”特征的不可捉摸，恰恰詮釋了它本身

的特征：“解識無聲弦旨妙”，不可說的妙處，便是神韻的妙處。而王士禛之所以否定柳宗元高于韋應物的說

法，恰是因為韋詩“解識無聲弦旨妙”是對“神韻”主張的一次正面表達。反之，王士禛論詩絕句第十首認為白居易詩是“沙中金屑苦難披”，留詩三千首，卻“獨愧文章替左司”，

寓詩不在多而在其質之意；第十一首指出李商隱“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用典過密，使詩歌淵

博深奧，難以解讀。其表達了王士禛反對的兩種傾向：濫于作詩、用典過密，這也從反面又一次印證了“神

韻”的理論主張。第二，對宋元詩歌正反兩面的評價中，強化“神韻”的理論主張。王世禛用五首論詩絕句來探討宋元詩

歌。其第十二首云：“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許傳衣躡后塵。卻笑兒孫媚初祖，強將配饗杜陵人。”第十四首又

云：“苦學昌黎未賞音，偶思螺蛤見公心。平生自負廬山作，才盡禪房花木深。”這兩首詩對江西詩派與歐陽

修提出批評，其主旨在于反對模擬，強調獨立創新，與第六首相呼應。對這一詩旨的理解，需要結合王士禛所

處的時代來看。清初反觀前代文學得失，其中明代文學一大弊病即是高舉復古而過度模擬，而站在新朝詩學

發展節點上回望，這一經驗教訓顯得尤為重要。同時，論詩絕句第十三首以“論古應從象罔求”贊賞王安石

的煉字功力。一字之差，關乎神韻，并與前后模擬成風形成了鮮明對比，其意在強調詩歌神韻來自刻苦的創

新。論及元代詩歌時，王世禛又表現出包容氣度。論詩絕句第十六首云：“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盡

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王士禛以欣賞的筆調對待楊維楨詩的豪放淋漓與吳萊詩的雄渾奇

肆,其意在指出除唐詩外,宋元詩也有可讀可賞之作，其中表現出包容宋元的氣度,也是對“神韻”包容性的

詩學批評闡釋。第三，對明代詩人的批評中，體現“神韻”詩旨的包容性。王世禛論詩絕句從第十七首到第二十八首，用

最多篇幅評論明代詩人作品。其中，有對具體詩人進行評價的詩論；有借褒貶闡發批評主張的詩論。在這樣

豐富的詩論層次中,盡可能展現了明代的詩壇生態,體現其論詩主旨的包容性。具體情況如下所示。對具體詩人進行評價時，如第十七首云：“論交獨直江西獄，不獨文場角兩雄。”贊賞李夢陽的詩格與人

品；第二十八首云：“九疑淚竹娥皇廟，字字《離騷》屈宋心。”把邙露比作屈宋，亦見其評價之高。從這里可

知,王世禛論詩并非執著于所謂大家或小家之高下,足見其包容性。他也借褒貶闡發批評主張,說明詩旨。

如第二十六首云：“楓落吳江妙如神，思君流水是天真。何因點竄澄江練，笑殺談詩謝茂秦。”借謝榛之事，主

張作詩追求“天真”,強化其追求自然的“神韻”詩旨。當然，王世禛論詩絕句為鄭善夫、何景明“翻案”時，更好地體現其“神韻”詩旨的包容性。如第十九首

云：“正德何如天寶年，寇侵三輔血成川。鄭公變雅非關杜,聽直應須辨古賢。”他認為鄭善夫的“變雅”之言,

并非所謂的無病呻吟。時逢動亂，隨時變而變，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十一首云：“接跡風人明月篇，何

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后賢。”王世禛把何景明《明月篇》看作“妙悟”之語，包含著個

人抒情特色，不應被誤認為是完全對“初唐四杰”的模擬之作，而其仿作《明月篇》，也不應完全以前代詩歌為

準繩。可見王世禛對兩人的詩學批評中，慎重考慮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現實趨向性。王世禛立足于創

作的時代,知人論世,從客觀出發為前人“翻案”,正是其論詩絕句的包容性所在。綜上而言，王士禛論詩絕句崇尚詩歌所呈現的“神韻”意味，進而提出創新、反對一味模擬，乃是“神韻”

風度的一種表現。王士禛對宋、元、明作家的批評，也使其論詩秉持著客觀立場，同樣契合了“神韻”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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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質。同時，王世禛論詩絕句從漢末到明代的詩史脈絡清晰有序，其中貫穿“神韻”之旨，又以其包容性為

“神韻”作了恰到好處的闡釋。雖目為戲仿之作,卻經過了深思熟慮,不并輸元遺山之論。三、元、王論詩絕句的詩史觀及其內涵通過對元好問與王士禛論詩絕句的詩史脈絡和批評主張的梳理，進而探究二人詩論的批評內涵。對比

元、王論詩絕句的詩史觀，可以發現以下兩方面的關聯。第一，殊方同致:二人在詩史構建中皆以唐詩為典范，而如何向典范過渡的作詩進徑又有所不同。在元

好問的詩史構建中，最終的詩旨是回歸風雅。而回歸風雅的最佳榜樣便是唐詩。從陳子昂提倡漢魏風骨開

始，唐詩便以其壯美、自然的詩風，在遺山所勾勒的詩史上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風雅回歸”。向這一典范靠近

的進徑,便是塑造壯美、自然的詩風,使其合于“誠”與“雅”的審美標準,最終完成向風雅之旨的過渡。與元好問論詩相同的是,王士禛所認可的最高典范也是唐詩,只不過劃定的范圍更具體——盛唐山水田

園詩風。但王士禛在靠近典范的進徑方面，沒有給出固定的答案，而對典范之外的詩歌，王士禛也予以相當

的肯定。如王世禛把對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的區別對待，以“神韻”為準的靈活轉化，更具詩學批評的包容性。第二,鑒往開來：二人的詩史觀都有開放樂觀的一面,不否定前代,而是用前代的經驗教訓示以后來者。

在詩史脈絡的勾勒中，二人都按時代更迭順序進行。從中不難發現，對于相距最近的朝代詩歌，二人均施以

更多筆墨，二人論詩均未有貴遠賤近,而是以更具審視意味的目光,考量相近的時代詩歌發展。若將其放在

詩史觀念的背景下進行考量，可以發現其詩史觀念的開放和樂觀。元、王二人對宋、明詩人相應批評的同時,

也肯定其存在價值。這種肯定所包含的是一種開放樂觀的詩史觀念：各時代的詩人詩作對后世均有價值，或

均有所警示。這種價值不僅是前代詩歌存在的意義，更是對后世繼續創新發展的一種展望。只有存在進一

步發展的可能，才更需要注重前代詩壇的經驗和教訓，并為未來詩風指明一條與時代脈搏相輔相成的發展方

向。當然,不管是對最高典范的樹立,還是指出的為詩進徑,抑或對前代詩人詩作的評價,都是以詩旨為指

導，提出批評觀點。要探究元、王二人論詩絕句的詩學內涵，應結合二人論詩史實為闡明詩旨這一現象，以及

各自的時代境況而言。第一,時代與功能:元、王二人詩學觀的批評范式。元好問《中州集》卷十曾記載：南渡以來，詩學為盛。后生輩一弄筆墨，岸然以風雅自名，高自標置，轉相販賣，少遭指摘，終死為敵。一時主文盟者，又皆泛愛多可，坐受愚弄，不為裁抑，且以激昂張大之語從臾之元好問提出其“誠”與“雅”的詩旨，希望對時代文風進行指引，實為其所處環境下的一條應時之路。從

內容看,其論詩絕句的指導思想是回歸風雅，以“誠”與“雅”為指導所勾勒出的詩史,在誕生過程中就以詩旨

為框架;從結果來看，其詩史確乎成為闡明詩旨而出現的產物。就論詩絕句這樣有針對性的文體而言，創作

必然有批評目的；批評目的反過來也會影響其所提倡之詩旨。顯然,王士禛《論詩絕句三十二首》貫穿的“神韻”說,也是應運而生，應時而生。《四庫全書總目》曾云：

蓋明詩摹擬之弊，極于太倉、歷城；纖佻之弊，極于公安、竟陵。物窮則變，故國初多以宋詩為宗。宋詩又弊，士禛乃持嚴羽余論，倡神韻之說以救之。故其推為極軌者，惟王、孟、韋、柳諸家。[8]王士禛“神韻”說不但能迎合清廷的文治武功，也能在嚴密文網中獲得生存時機，更能革除前代詩學弊

端,可謂有一石三鳥之能。清遠沖淡的“神韻”說,有兼容唐宋的包容性，以至“天下遂翕然和之” ,[9]同元好

問一樣,王士禛論詩絕句勾勒的詩史,也為“神韻”詩旨提供了可供耕耨的土壤。同樣,王世禛在論述詩史過

程中的安排，均以“神韻”為指導，勾勒出其獨有的詩史脈絡。不難發現，元好問與王士禛的論詩絕句皆立足于時代背景，欲以其詩旨為文風發展指引出一條更健康的

道路。元、王二人在打破舊有的、不合于時代發展的風氣時，又提出了自己認為可行的方案，使其論詩絕句更

好發揮破而后立,矯正時風的詩學功能。第二，詩學與體裁:元、王二人論詩絕句的批評效應。從杜甫《戲為六絕句》開創,經過宋代的短暫發展，論

詩絕句體裁的詩學價值依舊有限。至元好問時代，才真正迎來了詩學批評的轉折。它在清代的繁榮發展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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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士禛是一個重要承接點。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指出：“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

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效之。”[10]王士禛對元好問組詩的模仿，開啟了清人仿作論詩絕句的新風。據郭紹虞、錢仲聯等編《萬首論詩絕句》來看,“效仿某人論詩”有1164首，其中仿杜甫者有74首,仿效

元好問者有1002首，仿王士禛者有88首。毫無疑問，王士禛仿作的傳播之功實不可沒。就時代而言，根據

《萬首論詩絕句》可知，唐、宋、金、元、明諸朝，共收錄論詩絕句651首，而清代多達8621首，使之成為論詩絕

句創作的高峰時代。從論詩絕句發展史可以看出，元、王二人的論詩絕句不僅對時代和文壇產生了積極影

響,同時也對論詩絕句的自身發展產生了強力推進作用,自有不可替代的詩學批評意義。四、元、王“詩史研究法”的理論啟示：“鑒必窮源”與“圓鑒區域”通過上文對元好問與王士禛論詩絕句的詩史脈絡、詩史觀及詩學內涵的分析，從而探求元、王二人論詩絕

句所勾勒的詩史及借詩史所要達成的目標,以發現適于現狀的“詩史研究法”,即“鑒必窮源”與“圓鑒區域”。“鑒必窮源”與“圓鑒區域”是《文心雕龍?總術》中批評術語，并體現出與不同時期文學趨勢時期相適

應的批評立場。劉勰《文心雕龍?總術》有云：“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鑒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

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他把識“大體”作為先決條件，以全局觀來統籌。進而“鑒必窮源”，對各題文章

的規范和體式都要做充分和深入了解，通過有的放矢的全局觀來指導文章的方向。其又云：“夫不截盤根，

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

苑哉？”[11]只有深刻剖析文章的“奧秘”，乃成為通才的必備條件之一；而要成為通才，必須知道如何獲取文章

的“奧秘”，兩者是不可分割的。進而，作家才能根據不同的“區域”，采用靈活的寫作技巧，進行文學評判。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指出：“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然則彥和

之撰斯文,意在捉挈綱維，指陳樞要明矣。”

[12]則對元、王二人的詩史研究法同樣適用,同樣具有詩學批評指

導意義。因此，元、王二人面對著文壇現狀和時代環境的爭論與沖突，并在其詩旨的指導下，采用論詩絕句來論詩

史；從對詩史的追溯中，樹立具體的學習典范和指導方向，此乃“鑒必窮源”的詩史研究法；其論詩絕句自身

所帶有的包容彈性，又使指導方法更靈活、更溫和。因而在化解問題和爭端的同時，不是氣勢洶洶地與問題

對抗，而是以包容性和彈性方式化解問題爭端，此乃“圓鑒區域”的詩史研究法。正是對“鑒必窮源”與“圓鑒

區域”的理論啟示。從某種意義上說,元好問和王士禛用論詩絕句這一形式勾勒出他們眼中的“詩史”。因這一批評文體的

特性,使得其所論之“詩史”本身就有多種解讀可能,以及其所帶來的理解上的模糊。作者將觀點濃縮在論

詩短句中，讀者在接受過程中，也因主客體的差異而容易產生理解上的偏差。因為這種模糊性，也使得論詩

絕句有了更多的包容彈性。每一首詩都是獨立的個體，前后之間可以不需要連綴語詞，從而用以表達明確態

度的詞語成為非必需品。所以對同一個評論對象，可以解讀出更多種、多面的批評態度。而對作者的批評主

旨的把握,則需要連綴整體進行整體性把握。故而，這種文學批評也使之成為一種批評文學。對此的解讀有

更多的結果,或是感性解讀,或是理性解讀,都是其包容彈性的體現。進而言之,元好問與王士禛在各自的時代背景下,采用論詩絕句的批評形式,并通過對詩史的回溯,將所

要表達的詩旨蘊于其中，在詩史中樹立了典范。其后或指出向典范靠近的進徑，或以詩旨為指導包容萬法,

都是二人為化解時代問題而做出的相應詩學努力。從途徑上看，這是為合于時代的方法：即試圖從詩史和敘

述詩史中找到一條化解時代問題的康莊大道。通過對元、王二人“詩史研究法”的綜合探討，反觀當下文學批評所面臨的問題，這也帶來了一些重要啟

示。第一，改造與適應的問題啟示。進入現當代社會后，寫作狀態豐富多變，從寫作體裁到題材都發生了巨

大的改變，現代生活的一些新鮮事物以新體裁為載體，出現在現當代文學中。與此同時，在現當代文學創作

及文學批評實踐中，從西方吸收了相應的藝術手段與藝術經驗。文學創作、文學批評與時代性話語的結合,

使得中國文學與文學批評生發出許多問題。尤為注意的是時代背景下的審美主體、客體發生的時代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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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越發使得審美方式的改變成為一種必然。結合新時代的變化，我們需要明白，古代文學仍存在于現當代文學

大背景中，且仍有很強的生命力，如何對傳統文學批評中已有的理論闡釋體系進行時代性改造，使其適應現

當代的新變，或從中得到對現當代文學批評的啟示，是我們所面臨的時代問題。第二，包容與借鑒的問題啟示。同元好問與王士禛結合各自的時代背景，對文壇和時代問題作出清晰的

比較，并從詩史中得到相應經驗一樣，面對當下尚待解決的時代問題,應積極探究時代問題的根源，結合時代

各個方面外化表現特征及內在驅動力，從歷史中借鑒合于時代問題的經驗。同時，需要結合自身的經歷與經

驗,用包容態度運用于對當下問題的探討中。綜上而言，元、王二人以詩論詩的“詩史研究法”，既是二人探索方法的途徑，又是試圖解決問題的方法,

也是向世人說明解決方法所含權威性的經驗與根據。當然，身處時代潮流之下，已難以單純地用傳統文學批

評的理論體系對新生文學進行批評闡釋。當下文學批評范式應當結合自身來考量時代，不宥于歷史與歷時,

包容差異和對立，包容多種立場和解決途徑。參考文獻：[1

]吳世常.論詩絕句二十種輯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47-98.[2]

元好問，著，姚奠中，李正民，等，編.元好問全集?卷三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38.[3]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95-296.[4]

郭紹虞，等.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16.[5]

吳世常.論詩絕句二十種輯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

：142-202.[6]

李毓芙.王漁洋詩文選注[M].濟南：齊魯書社,1982：343.[7]

元好問，編,張靜校，注.中州集校注?卷十[M].北京沖華書局,2018:2791.[8]

永珞，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O[M].北京：中華書局，1965：1730.[9]

永珞，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三[M].北京：中華書局，1965：1522.[10]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1983：390.[11]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656-657.[12]

黃侃.文心雕龍記[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265.(責任編輯:翟瑞青)Between

the Poem

Commenting

Quatrains

of

Yuan

Haowen

and

Wang

Shizhen:

Stretching

Back

to

the

Provenance

and

All-inclusiveLI

De-qiang,WANG

Xiao-ying(School

of Arts,

Shanghai

L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

poem

commenting

quatrains

of

Yuan

Haowen

and

Wang

Shizhen

are

key

wor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etry.

We

can

know

that

they

had

stretched

back

the

history

of

poetry

and

described

it

by

studying

their

poem

commenting

had

took

Tang

poetry

as

the

model

and

put

their

theory

opinions

in

the

com-menting

quatrains

,Yuan

Haowen' s

theory

opinion

was

Cheng(

sincere)

and

Ya(

elegant)

, and

Shenyun

(

romantic

charm)

was

Wang

Shizhen's.

Different

theory

opinions

have

the

same

connotation,

they

had

come

up

with

the

fea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when

they

in

the

face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ime.

In

the

meantime

,they

had

contrib-uted

to

poem

commenting

quatrains

development.

Their

solutions

were

all-inclusive

besides

the

feature

of

stretching

back

to

the

provenance,

and

have

the

enlightenment

function

to

words:

Yuan

Haowen

；

Wang

Shizhen

；

poem

commenting

quatrains

；

comparative?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