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6日發(作者:腐熟肥)
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資料簡介的真實故事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起因與結果
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從1934年10月起,中國工農紅軍三支主力部隊先后被迫離開
原有的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大轉移,進行了長達兩年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軍隊、200架飛機, 自任總司令,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革
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并以50萬兵力,分兵四路,采取步步為營,碉堡推進的新戰略,從
四面八方對中央根據地進行包圍和殘酷的經濟封鎖,企圖先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和作戰物資,
然后尋找紅軍主力決戰,占領根據地。面對“圍剿”的嚴峻形勢,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
領導,一開始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所謂“御敵于國門之外”,1934年春當紅軍在廣昌戰役
中遭受很大損失后,他們又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轉為防御中的保守主義,實行“分兵把守”、“節
節抵御”、“短促突擊”,使中央紅軍完全陷入被動,遭到重大傷亡,根據地日益縮小,打破國民
黨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斷絕,突圍轉移成了惟一的出路。
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資料簡介的真實故事 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起因與結果
在中央紅軍主力不得不退出根據地之前,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進行
了一些準備工作。1934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鑒于廣昌失守后,國民黨軍隊日漸逼近中央
革命根據地腹地,紅軍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等情況,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實
行戰略轉移。隨即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準。不久,共產國際復電同意。夏季,為準備戰
略轉移,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籌劃,政治上博
古負責,軍事上李德做主,周恩來督促軍事計劃的實施。為配合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在軍事上
也作了一定的準備。1934年7月7日,根據中共中央的命令,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共
七千余人,在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的率領下,由江西瑞金出發東進,12日到達連城以
北,后繼進閩中。7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
布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指出:“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不辭一切艱難,以最大
決心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愿意同全中國的民眾與一切武裝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抗日”,并
提出了爭取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五項具體主張。紅七軍團轉戰至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于10月和
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師于德興的重溪。隨后,根據中共中央和的指示,兩軍合編為紅十
軍團,以方志敏為中央代表兼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劉疇西任軍團長,樂少華任政委,粟裕為
軍團參謀長,劉英為軍團政治部主任,全軍近1萬人,繼續擔任北上抗日先遣隊任務。11月,先
遣隊北上。1935年1月在通過懷玉山封鎖線時,被處于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包圍,彈盡糧絕,
方志敏在突圍中被捕(同年8月在南昌就義),部隊大部分犧牲,先遣隊失敗。余部在粟裕、劉英
率領下,堅持在閩浙地區進行游擊戰爭,成為后來新四軍的一部分。
北上抗日先遣隊出發不久,7月23日,中共書記處及中革訓令紅六軍團退出湘贛根據
地,渡過湘江,深入到中央蘇區西北之敵人后方,打擊敵人,在新化、溆浦一帶建立根據地。8
月7日,紅六軍團九千余人在任弼時、蕭克、王震等帶領下,從湘贛根據地突圍西征,快速突破
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于8月11日進到湖南桂東以南的寨前圩,并建立了紅六軍團領導機構,由
蕭克任軍團長,王震任政委,張子意任政治部主任,李達任參謀長。接著,部隊于9月4日在界
首地區渡過湘江,向黔東挺進。10月24日在黔東北與賀龍、關向應率領的紅三軍勝利會師。這
時,經中共中央批準,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由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任政委,合并組成
二、六軍團的統一指揮部,由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統一領導和指揮紅二、六軍團的行動。紅
二、六軍團會合后,在湘鄂川黔邊境開展游擊戰爭,創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以配合中央
紅軍的戰略轉移。
在紅六軍團西征后,1934年9月,中央派程子華到達鄂豫皖根據地。根據中央的指示,活動
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紅二十五軍決定進行戰略轉移。11月,紅二十五軍奉命改編,程子華任軍
長,徐海東任副軍長,吳煥先任政委。11月中旬,該軍三千余人從河南羅山地區出發,向鄂豫
陜進軍,并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紅二十五軍進入陜南后,
開辟了鄂豫陜游擊根據地。1935年9月,紅二十五軍到達陜北,與陜北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
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
但是,長征的所有準備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軍事的、非軍事的,都是秘密進行
的,只限于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成員知道。中央政治局對于這個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戰略問題沒
有提出討論,中央紅軍為什么要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是什么?要到何處去?始終沒有在干部和
廣大指戰員中進行解釋。在“五、六、七三個月戰略計劃上根本沒有提出”①。事實上,盡管在這
段時間里已作出了轉移的決定,但中共中央和中革主要領導人在戰略決斷上是處于猶豫和
矛盾狀態的,他們一方面做著撤離蘇區的準備工作,另方面則又企圖用一切力量捍衛中心區,
他們繼續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同優勢敵人拼消耗。在《八、九、十三個月戰略計劃》上,雖然
提出了轉移問題,并且開始了退出蘇區的直接準備工作,但新計劃的基本原則依然是同當時應
采取的戰略方針相反,“用一切力量捍衛中區來求得戰役上大的勝利”,“發展游擊戰爭,加強輔
助方向的活動,來求得戰略上情況的變更”。這種一方面預備突圍,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繼續捍
衛中區”的矛盾態度,不僅使部隊得不到必要的休整,不利于有生力量的保存,而且也使得準備
工作難以充分進行。正是在這種缺乏必要的政治思想宣傳動員和全面、充分準備的情勢
下,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領導人倉促決定,放棄中央蘇區,紅軍主力突圍轉移。
10月7日,命令各軍區地方兵團接替各線主力紅軍的防御任務,將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
五軍團、紅八軍團和紅九軍團從陣地上撤下來,向瑞金、于都、會昌地區集中。10月8日,中共
中央、中革發布關于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的“軍事與政治命令”。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主力連
同后方機關八萬多人從瑞金地區出發,向西轉移。
中央紅軍主力的突圍行動,“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
搬家式的行動”②。當時的計劃是從南線突破粵軍的封鎖線,然后沿著贛、粵、湘、桂邊境到達
湘西,會合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領導的紅二、六軍團,然后放下行李實行反攻,與二、六
軍團一起創造新的根據地。其具體部署是:將中央機關編成兩個縱隊,中央紅軍的幾個主力軍
團圍繞在中央縱隊的前后左右,進行護衛,力求對敵避戰,迅速奪路西進。這種大搬家式的部
署,實際上完全束縛了中央紅軍的手腳,“使行軍作戰受到極大的困難,使所有的戰斗部隊,都
成了掩護隊,使行動遲緩”③,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
蔣介石在得悉中央紅軍主力有突圍跡象后,即對紅軍的行動方向作了如下分析:(一)由贛南
信豐入廣東;(二)從贛南經粵湘邊入湘南;(三)進入湘南后出鄂皖蘇區再北進;(四)經湘西入黔、川,
再北進。在這幾個方案中,蔣介石心目中最害怕的是紅軍在湘南重建根據地,怕中央紅軍與賀
龍部會合,將來在湘鄂川黔建立一片蘇區。因此,蔣介石調集了數十萬大軍,在通往湘西的途
中設置了四道封鎖線,試圖用前堵后追的辦法消滅紅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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